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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本文利用兵書、史傳和出土簡牘等材料，簡略介紹了兵家主要代表人物的法律思想，著重分析了兵家學派法律思想的演變、基本內容與特點、認識基礎及與儒法二家的關系等共同性問題。文章認為兵家具有較為深入和系統的法律思想，對以法治軍中的主要問題均有獨到的見解，對法家思想有深刻影響，從而對先秦法治理論和軍事法基本原理的形成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關鍵詞：先秦史 法律思想 兵家 軍法 一、導言 先秦兵家以研究軍事問題為中心。《孫子兵法》被世界公認為古代兵學經典，與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并稱為東西方兵學代表作。兵家在軍事學上的意義已被人們認識，但他們的法律思想尚未引起學者們的充分注意。我國自漢唐以來研究先秦法律思想史的專家們都沒有將兵家作為一個學派去專門研究。人們講到先秦法律思想時，幾乎眾口一辭指稱儒法道墨四大家，極少有人提到兵家。這方面最典型的例證是梁啟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和張國華的《中國法律思想史綱》。近年來，有人對名家、雜家、陰陽家的法律思想進行了研究[1]，也有人對兵家個別人物（主要是孫武）的法律思想進行了研究[2]，但還未見到有人將兵家作為一個學派去專門研究。 現存大量史料證明，兵家有著豐富的法律思想。它對軍法的認識具有獨創性；它對德教與賞罰、將威與法治、法令與人心、賞罰與形勢以及軍法與國法等種種關系都有較深刻的認識。它將法治的正義性與現實操作策略很好地結合起來，既少空談，又少偏頗，最適合于實踐中的運用。它在發展中受到儒法兩家的許多影響，同時又對它們兩家尤其是法家產生了很深的影響。因此，對兵家的法律思想進行專門研究，無論對我們更好地了解先秦法律思想史，還是理解軍事法一般原理的形成都有著很重要的學術意義。本人多年來致力于軍事法的研究，千慮一得，貢獻給大家，希望能對深入了解此問題有所幫助。 要了解兵家的法律思想，先要對兵家、兵書和兵學有一個初步的認識。 兵家是我國古代、尤其是春秋戰國至西漢初年研究軍事及與之相關的各種問題的學術流派，是諸子百家中的一家。兵家一詞最早見于春秋末年的《吳孫子·計篇》：“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兵家具有相對獨立的思想體系，其基本框架和主要特點，在《吳孫子》中都已具備。該書的問世，可作為兵家在歷史舞臺上正式出現的標志。[3] 兵家思想的主要載體是兵書，其內容以軍事學為主，但又不僅限于此。兵書有些由兵家人物本人（至少其主要部分由本人）著述，如《吳孫子》，有些由其后學或其他人整理而成，如《吳子》、《司馬法》。西漢初年，張良、韓信對先秦兵書進行了整理，共得182家，經刪取，選定了35家。成帝時任宏將兵家的著述分為四類：權謀、形勢、陰陽、技巧。哀帝時劉歆作《七略》，將圖書分為六類，兵書為其一。東漢時班固依劉歆《七略》撰《漢書·藝文志》，著錄了兵書53家，790篇，圖43卷。這些書或因年代久遠而亡失，或經后人增修而纂改，或散失后經后人偽造，因而，流傳至今而可信的著作并不多。今存先秦漢初兵書主要有列入《武經七書》的《吳孫子》、《司馬法》、《吳子》、《六韜》、《尉繚子》、《三略》及竹簡本《孫臏兵法》即《齊孫子》等。 兵學即古代的軍事學，研究戰爭、作戰、治軍、后勤及兵器制造使用等問題。兵家和兵書研究的中心問題是兵學，但研究兵學的不只是兵家和兵書，先秦諸子研究兵學者大有人在，其著述中也不乏對兵學的精彩見解。如《墨子》中的非攻、備城門、號令、雜守等十三篇，《老子》中的儉武、偃武，《管子》中的兵法、為兵之數、地圖等，《荀子》中的議兵以及《商君書》中的戰法、兵守等。這些書中都有對軍事問題的專門研究，劉歆編《七略》時甚至將它們中的許多書列入兵書類。 本文探討先秦兵家的法律思想，研究對象僅限于春秋戰國時期的兵家主要人物，一般不涉及三代及漢初。[4]所據材料主要為前述先秦兵書。關于這些著作的年代、作者、真偽等問題，學術界作過許多詳細的考證工作，讀者可參看腳注中的介紹。此外，其他文獻和文物中有關兵家人物的言論和事跡也是本文的重要參考資料。[5]諸子言兵的主要觀點也不在本文研究范圍之內，只在必要的時候進行一些比較性的觀察。在寫作上，本文采用分論和總論的結構。前者分別敘述兵家代表人物及其著述中的法律思想，簡單分析其各自的特點，以敘為主，議論次之。后者綜合分析兵家法律思想的流變、主要內容及特點、認識基礎、與儒法兩家的關系、在先秦法律思想史上的地位及其對軍事法學原理的貢獻等。 二、分論：兵家代表人物的法律思想 兵家人物在先秦主要有孫武、司馬穰苴、孫臏、吳起、尉繚等。[6]他們多數是軍事家兼政治家，既持國又治軍。其思考的問題以軍事為主，但又不僅限于軍事，而是包括了經濟、政治、法制、文化等各方面的內容，對人生哲學與政治哲學也有廣泛而深刻的見解。考慮到活動時期、思想特點和史料狀況等因素，本文將兵家人物大致分為前后兩期，即春秋末年戰國前期的孫武、吳起和戰國中后期的孫臏、尉繚。本文將對有傳世著述的人物中的法律思想作一分析。因篇幅所限，在此僅介紹他們最主要的觀點，詳細內容可參見筆者的相關論文及文中所提及的學界其他研究成果。[7] （一）孫武和《孫子》 《孫子》即《漢書·藝文志》所載的《吳孫子》，是我國現存最早的軍事名著，相傳為春秋末期孫武所作。[8]《孫子》全文使用法字有多處，其意義各有不同，如作戰、謀攻、形、勢、軍爭、九變、九地中的“用兵之法”，軍爭中的“軍爭之法”、“用眾之法”，形、勢中的“兵法，一曰度……”。法在這些地方多數當做方法、規律講，即統率軍隊、指揮作戰的法則，但也有一些是法制或紀律的意思。同時，有些名詞雖沒有以法字出現，但卻含有法的意思，如《史記》本傳中所記的“約束”。孫子在這些文字論述和實踐活動中所表達的法律思想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 1、法為經國理軍“五事七計”之一 《計》認為對戰爭要“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并且根據“……法令孰行?……賞罰孰明?……”等比較就可以知道戰爭的勝負。《形》也認為：“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為勝敗之政。” 在這里，孫武把法作為與政治(上下同心共生死)、天侯、地形、統帥同樣的因素相提并論。“曲制”一說為軍隊的組織編制；“官道”為軍隊官員的職責；“主用”指管理軍隊的各種用度，包括軍費、糧秣、車馬、器械等（見曹操注）。此處他說了法制的幾種外延或法制的幾個主要方面，但未說明法的內涵。聯系下面緊接著講的“法令孰行”(根據全段話上下文對應的關系看，“法令”與“法”有相同的意思)，法在此處可以理解為各種制度要具備和物資要充足。“修道保法”即要政治上一致和軍事上有法制，這是戰爭勝負的根本因素[dd1] 之一。這種對軍隊的官兵組織、軍用物資供應都要納入法的軌道，并用嚴明的賞罰保證法令必行的思想，可說是最早的依法治軍的思想。 2、軍中要有“分數形名”，即要設范立制 軍隊要作戰，就要內部協調一致，孫武認為這要用“分數形名”來達到。《勢》指出組織部隊作戰的辦法：“凡治眾如治寡，分數是也；斗眾如斗寡，形名是也。”分數指軍隊的組織編制或戰斗編組。形名指古時軍隊使用的旌旗、金鼓等指揮工具，在這里可引申為指揮。[9]全句的意思是說治軍用兵必要注意組織編制和通信指揮的問題。形名或金鼓旌旗的目的是什么呢?《軍爭》說：“……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能獨退，此用眾之法也。”即使全體戰斗員行動一致。法令行、陣形整才能“犯(使用)三軍之眾，若使一人”(《九地》)，才能取得作戰的勝利。 3、軍中要賞罰嚴明，保證法令通行 此意在保證“分數形名”的整齊暢通。賞罰之要有五： 一是嚴明有信。《計》：“將者，智信仁勇嚴也”，即指統帥要賞罰有信，軍紀嚴格。因為“將弱不嚴，教道不明……曰亂。凡此六者，敗之道也”(《地形》)；將“威行于眾，嚴行于吏，三軍信其將畏(威)者，乘其適(敵)”(漢簡《見吳王》)；“賞罰孰明”是關系到戰爭勝敗的大事，因此不能不講求。 二是宣傳在先。分數形名確定以后就要對士兵反復宣傳，使其明了。孫武在吳宮試兵，“約束既布，乃設斧鉞，即三令五申之……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史記》本傳)。 三是賞賤罰貴(吏)。據簡文：“孫子乃召其司馬與輿司空而告之曰：兵法曰：弗令弗聞，君將之罪也；已令已申，卒長之罪也。兵法曰：賞善始賤，罰……囗請謝之。”罰什么人，簡文缺脫。按上下文推測，罰惡始吏或始貴可能是缺文的意思。根據是簡文有“囗孫子曰：唯君王之所欲，以貴者可也，賤者可也，婦人可也”；“囗囗囗之孫子曰：外內貴賤得矣”(均見《見吳王》)。從以上用語看，貴賤是其對應語。另《史記》本傳記孫武吳宮殺姬之事也可作佐證，所殺的國王寵姬可為貴人也。 四是特殊情況行特別重賞。《九地》講到有時要“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這是指在深入敵國重地、處于危急境況時的特殊處理。無法指與平常制度所不同的指令措施。為什么在這種情況下要有非常之賞呢?因為在身陷絕境的情況下需要特別重賞以激勵士氣(下面有詳細分析)。 五是不濫賞濫罰。《行軍》：“數賞者，窘也；數罰者，困也；先暴而后畏其眾者，不精之至也。”根據上下文，此處講得是觀察敵情、了解敵方軍心的一種方法，同時孫子也表達了自己對賞罰作用的一種態度(以下還要講到這個道理)。 4、“令文齊武”，賞罰與德愛相結合 孫子治軍的特點是重視賞罰但又不主張以刑罰威眾，而是強調教育、愛兵在先，把賞罰只當成使法令實行的一種手段，另一個重要手段是德愛，此即“令文齊武”。他認為，“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令素行者，與眾相得也”(《行軍》)；又說“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蹊；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愛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亂而不能治，譬如驕子，不可用也”(《地形》)。文在這里含有道義教育和仁愛關懷等意思，武指軍紀軍法；令文齊武即教育在先，強制在后。這樣做的原因在于：罰的目的是使士兵親附、心服，因為不心服就不能自覺服從命令；親附、心服的條件在于“令素行”，而“令素行”則來自于“眾相得”(即互相團結)；做到“眾相得”的辦法一是教育(教道明)，二是愛護、厚養及特殊情況下的“無法之賞”。這種強調“眾相得”的思想與《計》五事之一的“道”的“令民與上同意，故可以與之死，可以與之生，而不畏危”的觀點是一致的。 孫子還從士兵的心理方面闡述了賞罰的作用和原因，這是非常有特色的。首先，他認為士兵處險地總能自覺服從命令。“兵之情，圍則御，不得已則斗，過則從”(在險地行軍就會自覺服從命令)；“凡為客之道，深入則專……兵士甚陷則不懼……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約而親，不令而信。……故善用兵者，攜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聚三軍之眾投之于險……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九地》)。這里提到了兵之情、人情之理。《九地》講的是死地作戰的原則，即為客之道。此段說明兵在深入敵境，非死戰不可時將領不必太重罰，也不必擔心其不服從命令，而要施無法之賞即特別的賞賜，激勵士兵拼死搏殺。其次，士兵處“勢”則自然勇于作戰而不怯敵。“治亂，數也；勇怯，勢也；強弱，形也。……故善戰者，求之于勢，不責于人，故能擇人而任勢。……故善戰人之執勢，如轉圓石于千仞之山者，勢也”(《勢》)。這說明士兵勇敢的心理來自于己方所處的有利態勢，反之，重罰、濫罰均無法使怯者勇敢，無法挽救危局。因此善于指揮作戰者治軍應努力創造“勢”，而不應責備士兵不勇敢，對士兵重罰、濫罰。 5、將權獨立 孫子主張戰時將權的相對獨立，不受君命限制：“凡用兵之法，將受命于君，合軍聚眾……，君命有所不受”(《九變》)。另外，《史記》本傳關于孫武吳宮殺姬的記載也表明了他的“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的思想。 這種主張的根據主要有二：首先，這是由將本身的素質和職任決定的。《孫子》全文以統率為中心，故極為重視將領的能力、責任和修養。在他看來，將領簡直是危急時和戰時的國君，故應享有全權。“將者，智信仁勇嚴”，他與“道天地法”同等重要，為五事之一(《計》)；“知兵之將，生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謀攻》)。其次，軍事活動的復雜性和難以預料性也要求將領有強大的戰場機動權。“戰道必勝，主曰勿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地形》)；“君令有反此四變(指上文中的途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者，則弗行也”(漢簡《四變》)。這就是說為了取得作戰的勝利，將領應有充分的權力作主而不必服從君主的命令。 孫武是較早將法律與軍事活動聯系在一起思考的思想家。他講到法是關乎戰爭勝敗五大要素之一，講到治理部隊的方法是制定“分數形名”和“令文齊武”，要把軍中約束對士兵三令五申，繼之以嚴明的賞罰，以此保證軍隊的行動一致。這些方法無疑非常有效，但他并未詳盡說明采取這些原則和方法的道理。后來的吳起、孫臏、尉繚、韓非等對這些問題循著不同的思路進行了較深入的探討。 （二）吳起與《吳子》 吳起為戰國初年的衛國人，在魏國和楚國主持過變法。相傳吳起著有兵書《吳子》，在戰國末年和漢初非常普及。[10]在先秦兵家中，吳起最為鮮明地提出了軍隊“以治為勝”的思想，并對如何達到治提出了詳盡的看法。 1、兵以治為勝 《治兵》篇里有一段吳起與武侯問對的話：“武侯問曰：‘兵以何為勝？’起對曰：‘以治為勝。’又問曰：‘不在眾寡？’對曰：‘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何益于用？’”他把這種嚴格依法行事的狀況和手段叫做“治”，這個概念的提出是一個很大的發明。 2、立法要約省 同其他戰國早期軍事家一樣，吳起主張軍中法要簡明扼要。他提出軍中之法要“約”：“約者，法令省而不煩（《論將》）”。《吳子》全書中記其軍令只有一條：“先（與秦）戰一日，吳起令三軍曰：‘諸吏士當從受敵。車騎與徒（都聽著）：若車不得車，騎不得騎，徒不得徒，雖破軍皆無功。’故戰之日，其令不煩而威震天下。”（《勵士》） 3、執法要嚴明 吳起主張軍中執法必須嚴格、守信，要做到“進有重賞，退有嚴刑，行之以信”（《治兵》）。他還強調軍事行動的一致性，認為只有全軍整齊行動，才能取得勝利。《尉繚子·武議》曾記載一則事例：“吳起與秦戰，未合，一夫不勝其勇，前獲雙首而還，吳起立斬之。軍吏諫曰：‘此材士也，不可斬。’起曰：‘材士則是矣，非吾令也，斬之。’” 4、重視德愛的作用 雖然吳起堅持嚴格執法，但他并不主張一味以嚴刑威嚇部屬，而以愛兵、勵士等辦法調動士氣，讓士兵甘愿奮勇作戰建立功業。《史記》本傳說他“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還記載了一則他愛兵的小故事：“起之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為？’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于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勵士》篇記他與武侯答問一段話更能表明他的想法：“武侯問曰：‘嚴明刑賞，足以勝乎？’起對曰：‘嚴明之事，臣不能悉。雖然，非所恃也。夫發號布令而人樂聞，興師動眾而人樂戰，交兵接刃而人樂死。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此外，他還認為那些急切想立軍功的人會有拼死戰斗的渴望，應充分調動和發揮這種士氣：“人有短長，氣有盛衰。……今使一死賊伏于曠野，千人追之，莫不梟視狼顧。何者？忌其暴起而害己。是以一人投命，足懼千夫。今臣以五萬之眾，而為一死賊，率以討之，固難敵矣。”后來他果然大破秦軍，威震天下。 （三）孫臏與竹簡《孫臏兵法》 孫臏是戰國中期齊國將領，相傳是孫武的后世子孫，著有兵法，而且“世傳其兵法”。《孫臏兵法》主要論述有關兵略、作戰、陣法以及軍隊建設等方面的問題，其中蘊涵著較豐富的法律思想。[11] 1、道義戰爭觀 孫臏的法律思想依賴于他對戰爭的認識。與孫武一樣，他也認為只有符合“道”、“義”的目的，符合民心，才可以舉兵。什么是道呢?他說：“知道者，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內得其民之心，外知敵之請(情)，陣則知八陣之經”(《八陣》)；“恒不勝有五：不知道，不勝；……恒勝有五:……知道，勝……”(《篡卒》)；“兵之勝……其德在于道……”(《篡卒》)。他認為齊國君臣知兵而不知道，是很危險的。“威王問九，田忌問七，幾知兵矣，而未達于道也。吾聞素信者昌，立義用兵，無備者傷，窮兵者亡，齊三世其憂矣”(《威王問》)。在這里，道的含義和內容很廣，大致包括得民心、講信義、有儲備、不好戰以及懂天文、地理、敵情、陣法等內容。 基于此，孫臏主張慎戰，即不得已時才發動戰爭。“ ……兵者不可不察。然夫樂兵者亡，而利勝者辱。兵非所樂也，而勝非所利也，事備而后動。……故曰：德不若五帝，而能不及三王，智不若周公，曰我將欲責仁義，式禮樂，垂衣裳，以禁爭奪，此堯舜非弗欲也，不可得，故舉兵繩之”(《見威王》)；“間于天地之間，莫貴于人。戰囗囗囗囗不單，天時、地利、人和，三者不得，雖勝有央，是以必付與而囗戰，不得已而后戰”(《月戰》)。因此，他堅決反對窮兵、利勝、樂兵，反對不顧民力、民心而發動戰爭。 2、軍中執法思想 （1）將軍令在軍中要有最高的權威。他說：“恒勝有五：得主專制，勝……，恒不勝有五：御將，不勝”(《篡卒》)；“……而不御，君令不入軍門，將軍之恒也。入軍……將不兩生，軍不兩存，將軍……”(《將德》)。因為將軍“令不行則軍不專，軍不專則無名”(《將觀》)。 （2）令要穩定必行。他對軍令的論述不多，但切中要害。首先，他認為“其(指兵)勇在于制”(指教令)，因而必須重視軍令。軍令的重要作用是統一部隊，“令不行，眾不一，可敗也”(《將失》)；即要求軍令必行，全軍行動一致。其次，他認為軍令必須穩定，“令數變，眾偷，可敗也”(《將失》)；令變化太快，部隊就會松散懈怠，導致失敗。 （3）治軍要以信為本。孫臏于此最為重視，論述最多。在他看來信是最重要的，“將軍不可以不信，不信則令不行，令不行則軍不專，軍不專則無名”(《將觀》)，即將領無信用，軍令就無法貫徹，部隊就要散亂。因此他特別強調信，“素信者昌”；“兵之勝在于篡卒，其勇在于制，其巧在于勢，其利在于信，其德在于道……”(《篡卒》)；“將敗……十曰寡信……”(《將敗》)；這說明信在專軍權、行軍令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信的內容是嚴格管理并示之以利。孫臏講的信與賞相聯系，“信者，兵囗之明賞也”(《篡卒》)。有一段話最能說明這個意思：“威王問：令民素聽，奈何?孫子曰：素信。……田忌曰：行陣已定，動而令焉必聽，奈何？孫子曰：嚴而視(示)之利”(《威王問》)。此處嚴而視(示)之以利是對信的解釋。為什么要示之以利?因為求利是民之本性。違背這個本性，賞罰不會起作用。他對此有深刻的認識。“使民唯(雖)不利，進死而不旋踵，孟賁之所難也，而責之民，是使水逆留(流)也。……故行水得其理，剽石折舟。用其生(性)則令行如留(流)”(奇正)。 在其他的地方，信也是和賞相聯的。“勝在盡囗(忠)，明賞，撰卒，乘敵之囗，是胃(謂)泰武之葆”(篡卒)。“囗囗令，一曰信，二曰忠，三曰敢。安忠，忠王；安信，信賞；安敢，敢去不善。不忠于王，不敢用其兵，不信于賞，百生(姓)弗德，不敢去不善，百生(姓)弗畏”(《篡卒》)。 （4）重賞罰又不惟賞罰。孫臏認為賞罰對貫徹軍令具有重要的作用。他說：“夫賞者，所以喜人，令士忘死也；罰者，所以正亂，令民畏上也；……”(《威王問》)。他又說：“不信于賞，百生(姓)弗德。不敢去不善，百生(姓)弗畏”(《篡卒》)。因此他很重視賞罰。但他并不認為賞罰是最重要的事情。田忌曾問他：“賞罰者，兵之急者邪?”他回答說：“非。……可以益勝，非其急者也”(《威王問》)。[12]賞罰只能使士兵忘死畏上而勇于作戰，但并不是取得勝利的最重要的因素。 （5）關于賞罰的原則。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信用。這是最重要的，如前面已經提到的“信者，兵囗(之)明賞也”；“不信于賞，百生(姓)弗德”；“不信則令不從”。又如：“明爵祿而……殺士則士必……知士可信，勿令人離之”(《殺士》)。 第二，公正。孫臏把公正看作治軍之道。他說:“用兵移民之道，權衡也。權衡，所以篡賢良也。……正衡再囗暨忠(即中)是胃(謂)不窮”(《行篡》)。另外，前文提到的“信”里也含有公正的意思。 第三，快速。孫臏強調：“賞不逾日，罰不還面……”(《將德》)，此即軍中賞罰務速，讓民速見利害的意思。 第四，罰惡不避權貴。他認為軍中賞罰應“不維其人，不何(阿)外辰(臣)，此將軍之德也”(《將德》)；要敢“去不善”，否則士兵就會不敬畏將軍(《篡卒》)。 3、賞罰只有在一定的條件下才起作用 孫臏之所以不把賞罰看成最重要的因素，是因為他看到賞罰只有在一定條件下才能起作用，因此不是特別強調賞罰，尤其是罰。首先，他認為軍令要順民心，民要愿意自覺地執行。“賞未行，罰未用，而民聽令者，其令民之所能行也。賞高罰下，而民不聽其令者，其令民之所不能行也。使民唯(雖)不利，進死而不旋踵，孟賁之所難也，而責之民，是使水逆留(流)也。”民不愿執行的令硬要其執行，等于是“使水逆流”，自然不可行。“故行水得其理，剽石折舟。用其生(性)，則令行如留(流)”(《奇正》)。這與《管子·牧民》：“下令于(如)流水之原(源)者，令順民心也”的思想是一致的。其次，他認為士兵的勇怯來自于自己的處境，將領要努力創造有利的態勢，而不應該責備士兵不勇敢。他說：“退敢物(刎)頸，進不敢距敵，其故何也?勢不便地不利也。勢便地利，則民自囗……。所胃(謂)善戰者，便勢利地者也”(《客主人分》)。只有在兵民愿意執行，也有可能執行的情況下，軍令才能順利地執行。正由于此，他不主張重罰，而重視“得眾”，“得民心”。他認為將領在軍中“得眾勝；左右和勝”；要對“勝者益之，敗者代之，勞者息之，饑者食之”；這樣就能“令行如留(流)”，士兵們“進死而不旋踵”。這種認識是難能可貴的，比起那種只靠重刑威懾使人服的見解高明多了。 （四）司馬穰苴與《司馬法》 司馬穰苴是春秋晚期齊景公時的名將，相傳對兵法很熟悉，善于治兵。《司馬法》是一本流傳很廣的兵書，大約開始寫作于戰國初期的齊國，經后人屢次增刪整理，最后成書于西漢中期。據《史記·司馬穰苴列傳》記載：“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13]該書以仁禮為本，認為刑殺法制均為不得已而設，但又不能不深加重視。這種思想貫穿全文，具有濃厚的儒家色彩。 1、“興甲兵以討不義”（《仁本》） 法字在本文中出現過9次，如“禮樂法度”、“戰法”、“在軍法”、“人生之宜謂之法”，“立法……二曰法”，“與下畏法曰法”，“不服則法”，“約法省罰”，“禮與法表里也”等。法在這里是個多義詞，有兵法、法制、立法、執法等多種含義，也有效法、取法、強制等意思。此外有些詞如刑、禁、正、政、教、教詔等，雖然沒用法這個字，卻也有法律規范的意義。盡管本書作者沒有給出一個明確的法的概念，卻從不同角度表明了他對法的看法。概括而言有以下內容： （1）禮法同質。理想的國家是以仁為本的禮治國家，而法以禮為基本原則。這種觀點雖然沒有明文表達，但可以推論出來。第一，全文的中心是維護禮治，講法度、刑殺、征伐都是為了維護禮治的秩序，因而法的目的是禮；第二，文中均為禮樂法度并提，如“賢王制禮樂法度”，“王霸之所以治諸侯者六……以政令……，以禮信……，以禮力……，以兵革……”（《仁本》）；第三，在講到國容、軍容關系時，明確提出“禮與法表里也，文與武左右也”（《天子之義》）的觀點。因此可以說只有合乎于禮的法才是真正的法。 （2）刑兵一體。按照仁禮為本的天下觀，對凡違背禮樂法度而教之不聽者都要制裁，都要強制其服從。違者是掌握地方權力的諸侯，就要用甲兵討伐；違者是平民或官員個人，就要用刑殺懲罰。因此，刑與兵是同質的東西，都是正義的。義戰就要堅持武德，這體現在整個選擇作戰對象、作戰過程和戰后處理中。如選擇作戰時機要“不違(農)時，不歷民病(不挑疾病流行之時)”、“冬夏不興師，以兼愛其民”等；作戰中“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作戰中 “入罪人之地，無暴圣祗，無行田獵，無毀土功，無燔墻屋，無伐林木，無取六畜、禾黍、器械，見其老幼，奉歸勿傷。雖遇壯者，不校勿敵，敵若傷之，醫藥歸之”等（《仁本》）。以上論述表明了《司馬法》作者以正義戰爭作為強制執行“法度”的手段的思想，是其法律觀中較有特色的一部分。 （3）法律強制與道德引導并重。《司馬法》基于仁本禮治和“興甲兵以討不義”的觀念，自然引申出德禮為先，注重教化的思想。 在對法令壓制和教育引導兩種方法的比較上，他有一句流傳很廣的名言：“教約人輕死，道約人死正。”（《嚴位》）意思為，用法令約束人只能使人不怕死；用道義感動人才能使人為正義而獻身。經過這些比較，他認為治軍要綜合運用各種辦法：“凡民，以仁教，以義戰，以智決，以勇斗，以信專，以利勸，以功勝”（《嚴位》），即要用仁義的道理去教育，用智謀和勇敢去戰斗，用威信使士兵服從，用物質獎勵和建功立業鼓舞他們去取得勝利。 2、軍中法制 《司馬法》雖然主張德禮建軍、治軍，但并不放棄用法、刑、禁令等強制手段，因此也重視用法去治軍。這部分的內容可分軍法制定和軍法執行兩個方面。 （1）軍法制定。包括以下內容：第一，軍中要有法。他指出“……居國和，在軍法，刃上察”（《定爵》），提出了治軍要以法的主張。軍中之法大致包括“定爵位，著功罪，收游士，申教詔”等，含有今日所謂軍隊編制、獎懲辦法、各種條令等內容。第二，軍中法有不同于一般法的特點。書中在兩處提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的主張，并進一步解說軍容、國容的含義和二者的區別：“軍容入國則民德廢；國容入軍則民德弱。故在國言文而語溫，在朝恭以遜，修己以待人，不召不至，不問不言，難進易退；在軍抗而立，在行遂而果，介者不拜，兵車不式，城不上趨，危事不齒。故禮與法表里也，文與武左右也。”（《天子之義》）容字何意?本書未直接說明。從上下文看，它有禮儀法度之意，即平民講禮讓，軍隊尚武勇，軍隊要有自己的一套規矩。第三，軍中法的原則。這方面內容較多，分述如下： 首先，法之定要符合士兵的心理，要來自實踐。對此，他有一段精彩的論述：“凡人之形(通型，即規矩)，由眾之求。試以名行(討諸實踐)，必善行之。若行不行，身以將之。若行而行，因使勿忘，三乃成章。人生之宜，謂之法。”（《定爵》）這段話包含以下幾層意思:(1)各種具體規定要符合眾人的要求，即人生之宜；(2)規定要名行一致，即能在實踐中執行；(3)將帥要帶頭做到，“身以將之”；(4)反復實踐證明此規定可行，就固定成規章制度；(5)符合人的心理要求和實際能力的規矩才能叫做法。 其次，法要有威嚴。“凡戰之道，位欲嚴，政欲栗……”《（嚴位》），即士兵的作戰位置要嚴格規定，號令要森嚴。但部隊管理中的壓制要得當，過多過少都不好。“師多務威則民詘(壓抑)，少威則民不勝(不能克敵制勝)。”（《天子之義》） 其三，法要簡單，罰條要盡可能少。“凡戰，……約法，省罰……。”（《定爵》）這與其重德教、不高壓、法合眾心的思想一致。 （2）軍法執行。主要內容如下： 第一，執法權集中在將軍，士兵們必須服從命令，否則就要強制。“凡軍，使法在己曰專(將軍專斷)，與下畏法曰法。”“凡戰，正(正常的命令)不行則事專，不服則法。”（《定爵》） 第二，軍中執法靠得是正確的賞罰，但賞罰是德衰的表現，最好的境界是不賞罰。“古者賢王，明民之德，盡民之善，故無廢德(敗壞道德)，無簡民(怠慢法度之人)，賞無所生，罰無所試。有虞氏不賞不罰，而民可用，至德也；夏賞而不罰，至教也；殷罰而不賞，至威也。周以賞罰，德衰也。”賞罰的目的是勸人行善遠惡。“賞不逾時，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罰不遷列，欲民速見為不善之害也。”（《天子之義》。這種勸善懲惡是通過人內心的變化而實現的，因而重心服，通過心服而達到遵守法紀的目的。“榮利恥死，是謂四守。容色積威，不過改意(讓人改變態度)。”處罰只是一種教育的手段。又如，罰要簡省，但要從小處開始。“約法省罰。小罪乃殺。小罪勝，大罪因。”（《定爵》）意為小罪就要制止，犯小罪如果得逞，大罪也就跟著來了。賞罰務速，即“賞不逾時，罰不遷列”，讓人速見為善之利和為惡之害，以便調整自己的行動等。 （五）尉繚與《尉繚子》 尉繚是戰國晚期人（另一說為戰國初期人）。《尉繚子》是戰國后期兵家代表著述，記載尉繚的言論，具有濃厚的綜合各家學說的傾向和軍事專業性色彩。[14]要點如下： 1、法治與農戰相結合 在治國的問題上，尉繚主張以農戰為本，勵行法治，認為欲致富國強兵首先要使農戰成為民眾的唯一致富出路。他說：“修吾號令，明吾刑賞，使天下非農無所得食，非戰無所得爵。使民揚臂爭出農戰，而天下無敵矣。”（《制談》）其次，國家的各項具體措施都要有利于民眾的親附和發揮生產積極性，增強綜合國力：“明乎禁舍開塞，民流者親之，民不任者任之。夫土廣而任則國富，民眾而治則國治。富治者，車不發軔，甲不出橐，而威制天下。故曰，兵勝于朝廷。”（《兵談》）再次，設官分職，依法各司其事：“……守法稽斷，臣下之節也。明法稽念，主上之操也。明主守，等輕重，臣主之權也。明賞賚，嚴誅責，止奸之術。審開塞，守一道，為政之要也。”（《原官》）這種制、法、權、術的思想是典型的法家思想。 2、以制治軍 《尉繚子》在先秦諸子中以重“制”而著稱，書中有“制談”專篇講制度對戰爭勝利的重要作用，其他篇中對制的各方面內容進行了較為詳細的闡述。 （1）制必先定 他明確指出：“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則士不亂，士不亂，則刑乃明。”軍隊才能有戰斗力，“天下莫能當其戰矣”。制的作用就是使由多人組成的軍隊具有統一的紀律和指揮系統，從而統一行動，即“明其制，一人勝之，則十人亦以勝之也，十人勝之，則百千萬人亦以勝之也。”（《制談》） （2）制的作用是“明乎禁、舍、開、塞” 禁，禁止；舍，容許；開，打開；塞，關閉。“明乎禁舍開塞”即在軍中建立各種制度和獎懲辦法。他認為，昔日孫武提三萬之眾而天下莫當，而“今天下諸國士，所率無不及二十萬之眾者，然不能濟功名者，不明乎禁、舍、開、塞也。”（《制談》）這是從反面說明法制是軍隊作戰勝利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3）制的具體內容 本書指出了國君應掌握十二條必勝之道，其名目為:連刑、地禁、全車、開塞、分限、號別、五章、全曲、金鼓、陳車、死士和力卒，這十二條多數為設范立制的性質，可以說是軍制的總則（原文為“此十二者教成，犯令不舍”《兵教下》）。書中設重刑令、伍制令、分塞令、束伍令、經卒令、勒卒令、將令、踵軍令、兵教(上下)和兵令(上下)諸篇分別闡述軍制的具體內容，對軍隊組織編制、訓練、管理和作戰編組及戰場紀律各方面都作了詳細規定。 （4）制的執行要靠嚴格的賞罰 他認為：“戰勝在乎立威，立威在乎戮力，戮力在乎正罰。正罰者，所以明賞也。令民背國門之限，決死生之分，教之死而不疑者，有以也。”（《兵教上》）“審法制，明賞罰，使民有必戰之心，此威勝也。”（《戰威》）即只有明正賞罰才能使全軍將士同心協力，生死關頭毫不猶豫，樹立軍威，戰勝敵人。 3、賞與罰、教與罰、愛與威的關系 一般說來，尉繚并不否認禮義教化的作用，提出過“善將者，愛與威而已”（《威權》）。不過，尉繚更傾向于以殺立威。他說：“臣聞古之善用兵者，能殺卒之半，其次殺其十三，其下殺其十一。能殺其半者，威加海內。殺十三者，力加諸侯。殺十一者，令行士卒。”（《兵令下》）這段話流傳很廣，很能說明尉繚的以殺取威、執法嚴厲的思想。[15] 為什么要誅殺士卒以樹立將威，或說為什么要士卒畏懼將帥呢?這來自于他的“內畏則外堅”的理論。他說：“使民內畏重刑，則外輕敵。……刑重則內畏，內畏則外堅矣”（《重刑令》）；又說：“卒畏將甚于敵者勝，卒畏敵甚于將者敗。所以知勝敗者，稱將于敵也，敵與將猶權衡焉。”（《兵令上》）意思是要讓士兵知道，與敵人作戰要死，畏懼敵人貪生怕死也要被將處死。目的是讓士兵不存生念，寧可死于敵手，也不愿死于將手。比較一下士卒對于敵人和自己的將領哪一個更害怕就可預知戰斗的勝負了。《尉繚子》所記的重刑體現在戰時和軍中的執法中，其具體表現在罪名多、刑罰重、株連廣泛和戰場誅殺從簡從快等方面。 關于刑罰原則，《尉繚子》也有很多論述： （１）嚴格執行。軍中“百人一卒，千人一司馬，萬人一將，（這是）以少誅（督責、管轄）眾，以弱誅強”，將領怎樣才能使眾人服從，“足使三軍之眾”？只能靠嚴格公正執法。“此十二者教成(指各項制度確立)，犯令不舍。”（《兵教下》）“陳之斧鉞，飾之旗章，有功必賞，犯令必死。”（《兵令上》）“賞如日月，信如四時，令如斧鉞，制如干將，士卒不用命者，未之有也。”（《兵令下》） （２）要“中”，即公正。因為刑罰的目的是讓人畏服，故要公正，他認為“……刑賞不中，則眾不畏。”（《戰威》）眾不畏就收不到立威的效果。 （３）“刑上究、賞下流”。這是從公正引申出的必然要求，也是立將威的需要。“凡誅者，所以明武也(即整肅軍威)。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殺一人而萬人喜者，殺之。殺之貴大，賞之貴小。當殺而雖貴重，必殺之，是刑上究也；賞及牛童馬圉者，是賞下流也。夫能刑上究，賞下流，此將之武也，故人主重將。”（《武議》）這種看法與孫武殺吳姬、司馬穰苴殺莊賈的作法是一致的。[16] （４）無私。即要秉公執法，這也是公正的要求。“凡將，理官也，萬物之主也，不私于一人。夫能無私于一人，故萬物至而制之，萬物至而命之（制、命者是處理之意）。”尤其是不記私仇，“雖鉤矢射之，弗追也。”（《將理》） （5）嚴明的賞罰要從平時訓練中作起。“凡明刑罰，正勸賞，必在乎兵教之法。”在平時訓練中就要“習戰以成其節，乃為之賞罰”（《兵教上》）。只有這樣，作戰中才能有嚴格的紀律。 與其他兵書明顯不同的是，《尉繚子》不光議論義理，而且還設計了細致周到的方案，對士卒著裝、標記、旗號等細節均有規定。本書的中心主旨是“重制”。尉繚把制當做自己的“治軍之術”獻給君主，從不同方面論述了制在治軍中的必要性、制的基本內容和具體方案、制的貫徹方法和在實行中要處理的各種關系等，形成了一個完整的“制論”。這是此書精華所在。 本文發表于《法學研究》2000年第5期上。本文在寫作過程中，得到了吳建璠、劉慶、高恒、馬小紅、李力等教授的指點，謹致謝意。
[2] 參見樸民：《本世紀孫子研究概述》，《中國史研究動態》1998年第8期。 [3] 兵家能否算作一家，古時曾有不同看法。司馬談作《論六家要旨》、劉歆作《七略》和班固作《漢書·藝文志》，均未將兵家計入其內。但《韓非子?五蠹》將稱先王、言仁義的儒家之學、言治者的商管法家之學與言兵者的孫吳之學相提并論。西漢《淮南子要略》將諸家之學按產生的先后排列，將“太公之謀”列在首位，以下依次為儒、墨、管、晏、縱橫、刑名、法、劉氏之書。后世多承認兵家為一家。參看沈福林主編：《兵家思想研究》，軍事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 [4] 本文研究先秦兵家的思想，不包括漢初人物。但現存先秦文獻多系漢初人士整理，故客觀上雜入許多漢初人的想法，對此望讀者注意。 [5] 能反映先秦兵家思想的原始材料有三種，其一是傳世子書，如《吳孫子》、《尉繚子》等，其二是其他文獻中對他們的事跡和思想的記載，如《史記》、《韓非子》，其三是出土文物的材料，如《竹簡孫臏兵法》、《銀雀山漢簡》等。三者相比，兵書最為重要。但它們能否做為兵家人物思想的基本材料使用有很多問題。因為先秦文獻流傳至今者都有一個真偽問題。最主要的原因有二：一是子書大多為當時思想家的弟子們記述而成，口耳相傳已有失真；二則文獻經秦火劫難，余者甚少，漢初即已真偽雜揉，經西漢以來許多人的整理，則又融入了許多的人的看法在內，很難說清哪些是先秦思想家本人的東西。對此，我的看法是，要把兵書中的論述和其他文獻、文物中的材料聯系在一起進行觀察和分析，得到盡可能客觀的結論。更重要的是，我們的研究目的是通過對兵書的研究，弄清那個時代里圍繞某個人、某種觀念的一批人的想法及其社會根源是什么。因此，對先秦人物思想的研究不要過分拘泥于材料是否真的反映了被研究者本人的真實想法上。 [6] 鬼谷子、龐涓、魏公子無忌、樂毅、白起、王翦等名將也可算作兵家人物，他們的事跡在史書中都有記載。 [7] 對先秦兵家主要代表人物的法律思想，前人寫過一些文章，筆者也曾做過系列的研究，可參看：《孫子法律思想述略》，《法學》1997年第4期；《竹簡孫臏兵法法律思想述略》，《中外法學》1997年第5期；《司馬法法律思想述略》，《求是學刊》1997年第5期；《吳起法律思想述略》，《法學》2000年第7期和《尉繚子法律思想述略》，《中外法學》2000年第5期（以上作者署名為達知）。前人的研究成果在以上文章中多有介紹，可參看。 [8] 《孫子》全書共十三篇，即：計、作戰、謀攻、形、勢、虛實、軍爭、九變、行軍、地形、九地、火攻、用間。在《史記·孫子吳起列傳》等篇章和山東臨沂銀雀山漢簡等文物材料中也有一些關于孫武的思想和活動的記載。參見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61年影印《宋本十一家注孫子》；簡文出自《孫子兵法·銀雀山漢墓竹簡》，竹簡整理小組編，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史記》為中華書局點校本。 [9] 另說形名為陣形與名稱，與曹注略異，實則一樣，旗鼓的目的亦在保持陣形。 [10] 《韓非子·五蠹》：“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史記》本傳：“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漢書·藝文志》著錄有《吳起》四十八篇。今本《吳子》分圖國、料敵、治兵、論將、應變、勵士六篇，為宋《武經七書》本。但許多學者認為吳子是偽書，不可靠。本文只采《吳子》中可與其他文獻印證的部分。關于《吳子》的作者、成書年代等問題的爭論，詳細請見王式金、李碩之：《吳子淺說》，解放軍出版社1986年版。 [11] 《漢書·藝文志》的兵書略著錄“齊孫子八十九篇”，但早已失傳。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出土的漢簡中有《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兩書。關于《孫臏兵法》的名稱和作者，尤其是下編的歸屬，學界有不同看法。本人認為將下編認定為反映孫臏思想的觀點有一定道理，其根據是文物出版社1975年銀雀山漢簡整理小組編定的原簡影印釋文注釋本。另可參考張震澤：《孫臏兵法校理》，中華書局1984年版。 [12] 他還認為權、勢、謀、詐于兵也很重要，但也不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最重要的，由于簡文缺損，無法見到直接的答案。在同篇的簡文里只有“……孫子曰：……必攻不守，兵之急者也。”通觀孫臏全文，可知道、義、信、委(蓄積)、不窮兵等才是兵事里最重要的。 [13] 據《漢書·藝文志》記載，漢時《司馬法》共一百五十五卷，入于《軍禮》類中。對《司馬法》作者與成書年代，學界說法不一。因其內容龐雜、屢有自相沖突之處，清代有學者疑此書為偽書，但現代人一般認為其根據不足。筆者認為此書中心在論述兵事，屬兵書，為兵儒合流的產物。本文依據宋本，參見中國軍事史編寫組編：《武經七書注釋》，解放軍出版社1986年版。真偽之爭詳見蘭永蔚：《春秋時期的步兵·〈司馬法〉書考》，中華書局出版。該書今存五篇，為仁本、天子之義、定爵、嚴位、用眾，記載了遠古至戰國時的作戰原則和方法，論述了戰爭問題及與此有關的政治、經濟、法制等各方面的問題。軍事學界人士認為，本書的內容反映了“古者司馬兵法”即西周時的一些情況，反映了春秋晚期田穰苴的某些見解，還反映了戰國時人即齊大夫的某些思想。筆者同意這種看法，但傾向于本書既出于戰國人之手，當更多地反映戰國人的思想，故在本文中將其作為戰國時的兵書使用。 [14]《尉繚子》今傳本為五卷二十四篇。銀雀山漢墓竹簡中有與今本《尉繚子》相合的竹書六篇。本書內容龐雜，大致可分兩大部分，前十二篇泛論治國、戰爭、法制、用將、攻守戰等方面的策略，后十二篇專論治軍之道，包括軍制、軍令、軍法等事宜。對《尉繚子》一書，歷來爭論很多，主要集中在本書作者、成書年代和學派歸屬上。《漢書·藝文志》著錄雜家《尉繚》二十九篇，下注“六國時”三字，另著兵形勢家《尉繚》三十一篇，都與今本《尉繚子》二十四篇不合。另本書中有“梁惠王問尉繚子曰”句，而《史記·秦始皇本紀》中又記載秦始皇時有個叫尉繚的人。關于本書的學術論爭可參考前引10中國軍事史編寫組編的《武經七書注釋》和徐勇：《尉繚子淺說》，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版。本文依據宋刻武經七書本《尉繚子》，輔之以《群書治要》和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注釋的簡本《尉繚子》。主要參考書為《尉繚子淺說》。此外，有學者推測，銀雀山漢簡《守法守令十三篇》與《尉繚子》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有可能是尉繚遺作之一部分。因證據不充足，本文未取。見徐勇：《＜尉繚子＞逸文蠡測》，《歷史研究》1997年第2期。 [15] 對本文中殺的意思歷來解釋不一。據《匯解·直解》，作誅殺解，意指嚴法重刑，另一種解釋，以殺為犧牲，引申為士卒甘愿去戰死的意思。今人徐勇認為此處的殺字應作削減或裁減講，而不是誅殺，見其《淺說》。根據《尉繚子》全書中對重刑的其他論述，筆者認為前一種解釋比較切近原意。 [16] 莊賈是齊景公派到司馬穰苴軍中的監軍，因到軍營報到延誤時間，被司馬穰苴以軍法斬首。齊景公派專使來講情，也未能阻止。事見《史記·司馬穰苴列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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