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年，1898)，以康有為為代表的資產階級維新派發動了資產階級政治改良運動。
中日甲午戰爭后，民族危機空前嚴重，民族資本主義獲得初步發展，以康有為等為首的維新派，代表著民族資產階級上層和開明士紳的政治要求走上 歷史舞臺，主張對中國傳統的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進行資產階級性質的改革，把中國引向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以挽救民族危機，使國家臻于富強。康有為 (1858?D1927)，原名祖詒，字廣廈，號長素。廣東南海人。地主官僚家庭出身。18歲時受業于江南名儒朱次琦，但不囿于師說，能獨立思考，喜好陸 (象山)、王(陽明)，而鄙棄程(頤)、朱(熹)。21歲游歷香港，接觸到西方資本主義文明，以為“西人治國有法度，不得以古舊之夷狄視之”，購買西書， 大倡西學，走上了從西方探求救國真理的道路。光緒十年中法戰爭爆發，他目睹外侮憑陵，清廷腐敗，大受刺激，激發了變法維新思想。十四年乘赴京參加順天鄉試 之機，第一次上書清帝，提出“變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策，要求光緒帝纖尊降貴，引咎罪己，求言圖治。當時頑固派把持朝政，予以阻格，難以上達，且以狂 生見斥。康意識到變法尚非其時，遂南返。十七年春起，在廣州開辦萬木草堂，培養變法維新人才。得弟子梁啟超等人。二十一年春，康偕梁赴京會試，適值清政府 在甲午戰爭中敗于日本，簽訂空前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消息傳至北京，應試舉人群情憤激，奔走相告。康有為、梁啟超聯絡18省舉人1300余人聯名上書 清帝，反對簽訂《馬關條約》，提出“拒和?遷都?練兵?變法”的主張。上書雖遭清廷拒絕，但它的內容輾轉傳抄，在社會上激起廣泛影響。這次上書標志著資產 階級維新派正式登上歷史舞臺，醞釀多年的資產階級維新思潮開始變為實際的政治運動。此后，康有為以“變法圖強”為號召，先后在北京、上海組織強學會，發行 《萬國公報》(后改為《中外紀聞》)和《強學報》，宣傳變法維新、救亡圖存，提倡西學，考察各國強弱之源，反映了維新派對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傾慕，因 而遭到封建頑固派的忌恨。二十一年末，北京、上海強學會先后被封禁，《中外紀聞》、《強學報》被迫停刊。但是維新變法已成為一種時代思潮，它不會因封建統 治者逞虐施狂而沉寂下去。二十二年，梁啟超等在上海創辦《時務報》，發表梁著《變法通議》等重要論文；二十三年嚴復在天津創辦《國聞報》，連載嚴譯《天演 論》和《原強》等重要論文；二十四年譚嗣同、唐才常等又在湖南創辦《湘報》。這些報刊以達爾文進化論為思想武器，敲起民族危亡的警鐘，呼吁“救亡以圖 存”，論述變法維新的必要性與合理性；揭露封建專制制度為中國衰弱落后的根源，大力鼓吹資產階級民權思想；批判封建主義舊思想、舊文化，大力提倡新學，影 響遍及全國。與此同時，維新派又在各地組織學會，創辦學堂。據不完全統計，光緒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間，維新派創辦學會、學堂、報館等共50余所，出版報刊 30余種，為維新運動高潮的到來，做了輿論準備，培養了人才。其時，帝黨在與后黨爭奪統治實權的斗爭中處于弱勢，急需尋找社會力量的支持。甲午戰后，部分 帝黨逐漸傾向變法，企圖借助維新派的改革才能和勇氣，輔助光緒帝通過變法從后黨手中奪取統治實權，達到救亡圖強的目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這時尚未形成獨立 的政治力量，維新派也迫切尋求政治靠山以為奧援。于是，甲午戰爭后，帝黨與維新派逐漸結合。強學會的成立是其結合的標志。光緒二十三年冬，德國強占膠州灣，其它帝國主義紛起效尤，掀起了在中國強占租借地、劃分勢力范圍的高潮，中國面臨被瓜分的危機。康有為再次 從南方趕到北京，于當年十一月十二日(12月5日)呈遞《上清帝第五書》，提出變法 的上、中、下三策以供采擇。上策是“采法俄、日以定國是”；中策是“大集群才而謀變政”；下策是“聽信疆臣各自變法”。并提出“自茲國事付國會議行”， “采擇萬國律例，定憲法公私之分”等內容，涉及了清朝中央政權體制的改革，體現了維新派追求資產階級民權制度的政治理想。這次上書，因言辭激烈，被頑固派 阻格，未能上達。光緒帝本欲召見康有為，亦為頑固派所阻。光緒二十四年正月初三(1月24日)，光緒帝命王大臣于總署西花廳接見康有為，詢問變法事宜，繼 命康條陳所見。正月初八康有為上《大誓臣工開制度新政局折》(即《上清帝第六書》)，提出變法綱領:一、“大誓群臣以革舊維新，而采天下輿論，取萬國之良 法”；二、“開制度局于宮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為參與，將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三、“設待詔所，許天下人上書”。其核心是第二款。按照康有為的設想， 制度局是一個指導全國變法的中樞機構，其職能是負責立法和議政；另立法律、稅計、學校、農商、工務、礦政、鐵路、郵政、造幣、游歷、社會、武備等十二專 局，作為行政機構，具體執行制度局所議定之新政事宜。三月，康有為在北京發起成立御侮救亡團體保國會，刊布《保國會章程》30條，以“保國、保種、保教” 為宗旨，又規定了總會和分會的組織系統、權限和職責、入會手續、會員權利和義務，已略具資產階級政黨規模。在保國會的推動下，各地紛紛建立御侮救亡性質的 愛國團體，“維新變法”、“救亡圖存”已匯聚成為強大的時代潮流。四月初十，反對變法、位尊權重的恭親王奕？病逝，變法的有利時機到來，康有為積極聯絡帝 黨，促成光緒帝立即變法。二十三日光緒帝接受維新派建議，毅然發布“明定國是詔”，宣布變法維新，號召大小諸臣努力向上，發憤為雄，“以圣賢義理之學植其 根本”，“博采西學之切于時務者實力講求”，切實舉辦新政，“不得敷衍因循”。自此，至八月初六慈禧重新宣布訓政為止，共103天，光緒帝引用維新人士， 黜斥守舊派，頒布維新法令，推行變法新政，史稱“百日維新”。變法新政的內容主要包括:一、經濟方面:保護獎勵農、工、商業，在北京設立農工商總局、鐵路 礦務總局，提倡實業，鼓勵私人投資，令各省設立商務局(或農工商分局)；命各省地方官兼采中西各法，切實振興農業；獎勵科學著作發明，頒布《振興工藝給獎 章程》12款，規定對士民著新書、創新法、制新器者，賞給官職或給予專利；在京師及各通商口岸，廣設郵政分局、裁撤驛站；編制國家預、決算，由戶部按月公 布；取消滿人寄生特權，準其自謀生計。二、政治方面:令各衙門刪改則例；中央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祿寺等閑散衙門，外省裁撤湖北、廣東、云南三省(此三 省督撫同城)巡撫、東河總督等重疊機構；廣開言路，允許官民上書言事，嚴禁官吏阻格。三、軍事方面:裁汰舊軍，令八旗及各省軍隊一律改練洋操；籌辦兵工 廠，籌造兵輪，添練海軍；力行保甲，實行團練。四、文教方面:改革科舉，廢除八股取士制度，改試策論；設立學堂，提倡西學，首先開辦京師大學堂，令各省、 府、廳、州、縣，將現有大小書院一律改為兼習中西學的學堂；設立譯書局，翻譯外國新書；允許開設報館，舉辦學會；派人出國游歷、游學等等。盡管維新派與帝 黨相結合所進行的改革相當溫和，但它涉及到政治、經濟、軍事和思想文化各個領域，是一次影響深遠的資產階級性質的社會改革。在短短的百日之內，中國人民取 得了一定程度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民族資本主義工業第一次獲得法律上的承認；封建主義舊思想舊文化受到沉重打擊，資產階級思想得以廣泛傳播。 特別是在維新變法運動深入發展過程中，維新派大力鼓吹資產階級民權思想；康有為在第二至第五次上書中提出的立憲法、設議院的政治主張；以及百日維新中提出 的開制度局、要求資產階級參預政權等等，具有反對封建專制主義的資產階級啟蒙意義，是中國人民反對封建主義斗爭歷程上的一個里程碑。
百日維新反映了新興資產階級的利益，引起了封建頑固派的拼死抵抗。剛毅、徐桐等頑固大臣宣稱“寧可亡 國，不可變法”，多次要求慈禧太后鎮壓維新派，制裁光緒帝。慈禧作為清朝實際上的最高統治者并不死死地站在頑固派一邊，她的統治權力建立在頑固派與洋務派 互相牽制與平衡的基礎之上。面對外患日亟，社會上要求變法救亡的呼聲高漲的情況，只要變法不出洋務派“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范圍，她可以暫時容忍，以顯 示其俯順輿情，“改弦更張”之意，達到緩和階級矛盾和新舊沖突的目的。她的方針是決不能動搖其從中央到地方的軍政實權，決不容許光緒排斥她的親信，更不容 許他在朝廷內結成自己的黨羽。一旦光緒帝越此雷池一步，她將隨時準備發動政變。為此，在百日維新開始后幾天，她即黜退翁同？，剪除光緒羽翼；任命后黨骨干 榮祿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統率北洋三軍；又命二品以上大臣接受新職時要到太后前謝恩，以控制光緒的人事任免權，防止他破格提拔維新派；此外，還派她的親 信黨羽掌管北京城內的軍事指揮權和警衛權，為后黨隨時發動政變做好了準備。這等于告訴大臣們，權力仍牢牢地掌握在她的手中，他們可以放手抵制新政。正因 此，除湖南巡撫陳寶箴認真舉辦新政外，絕大多數督撫不以光緒帝的詔書為然，他們的賭注仍押在慈禧太后身上。因此百日維新中，盡管頒布了180余道新政上 諭，實際成效甚微。頑固派還不斷地直接向維新派發起攻擊，光緒帝曾大膽地給予反擊。五月初二，帝黨御史宋伯魯、楊深秀因禮部尚書許應？阻撓疏請廢八股之 議，奏劾許“守舊迂謬，阻撓新政”。光緒帝遂命許應？明白回奏。許百般掩飾，借機攻擊康有為“搖惑人心，混淆國是”，請將其“驅逐回籍”。遭到光緒帝申 斥。五月二十日后黨御史文悌嚴參康有為“遍結言官，把持國是”。光緒帝怒將文悌斥回原衙門行走。七月十九日，禮部尚書懷塔布、許應？、侍郎？岫、徐會灃、 溥？、曾廣漢以阻撓主事王照上書言事，被光緒帝革職。次日，光緒帝又賞譚嗣同、楊銳、劉光第、林旭四人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上行走，參預新政事宜。這幾件 大事極大地激怒了后黨頑固派，新、舊兩黨矛盾迅速激化，后黨大臣榮祿、剛毅、懷塔布等紛紛活動，加緊策動政變。康有為等維新派早有以“尊君權”、“去太后”為目的的軍事政變計劃，看到后黨頑固派加緊政變準備，亦多方努力促成軍事政變計劃之實施。他 們拉攏袁世凱，企圖借助其兵力誅殺榮祿，包圍頤和園，劫持西太后，保護光緒帝，捍衛變法新政。光緒帝不知維新派計謀，但召見袁世凱，破格賞其侍郎頭銜，以 備緩急可恃；且孤注一擲，大量提拔維新人士，擬開懋勤殿以議制度；又定于八月初五召見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維新派和帝黨官員亦頻頻接觸伊藤，上折請聘其為 新政顧問官。這兩件事更引起后黨集團極大疑忌，他們最害怕帝黨掌握武裝，最擔心維新派與外國勢力結合，促使帝國主義扶植光緒帝從慈禧手中奪權。于是慈禧決 定搶先在光緒接見伊藤之前發動政變。八月初三，后黨御史楊崇伊向慈禧上密折，請太后“即日訓政”。后黨主將榮祿于同日調兵遣將，為發動政變預作軍事部署。 維新派亦加緊行動，譚嗣同于當日夜訪袁世凱，策動袁執行“殺(榮)祿錮后”計劃。袁佯作應允，但借詞延緩執行。初四，慈禧突然從頤和園回宮，發動政變，幽 禁光緒。初五，光緒在慈禧嚴密監視下，處理了兩件原先預定的政務，一是召見袁世凱“請訓”，二是召見伊藤博文。初六，慈禧假光緒帝名義，發布吁請太后訓政 的詔書，宣布第三次臨朝訓政，下令逮捕康有為和康廣仁。袁世凱于初五“請訓”后回 津，立即向榮祿告密，榮沉吟良久，得悉政變“已自內先發”的訊息后，始將袁告密內容密報慈禧。初九，慈禧下令逮捕譚嗣同、楊銳、劉光第、林旭、楊深秀。十 三日此五人與康廣仁一起被殺于北京菜市口，史稱“戊戌六君子”。康有為、梁啟超逃亡日本。支持變法維新的官員陳寶箴、江標、黃遵憲、李端？、張蔭桓等數十 人或被捕系獄，或罷官，或遣成邊陲。除京師大學堂和通商、惠工、重農、育才等洋務項目外，廢除全部新政，戊戌變法失敗。
戊戌維新運動是19世紀末中華民族同帝國主義矛盾激化的產物，是一場旨在挽救祖國危亡的愛國運動；又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思想啟蒙運動。它 是中國人民在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反帝反封建斗爭的一個驛站，有著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但是由于二千年封建主義經濟基礎的牢固，封建主義政治力量的強大、封 建主義思想影響的根深蒂固，非初登歷史舞臺的幼弱的資產階級所能抵敵，戊戌變法的失敗帶有必然性。兼之當時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還沒有成為獨立的階級力量，和 封建勢力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維新派又嚴重脫離人民群眾，缺乏與封建主義徹底決裂的勇氣，對帝國主義懷抱不切實際的幻想，充其量，他們只能發動一場軟弱的 資產階級政治改良運動，而不能使改革派掌握政權。就在維新上諭如雪片般飛舞之際，軍政實權仍牢牢地掌握在封建頑固派手中。沒有政權的改革必然遭致失敗。戊 戌變法的歷史證明，在半半封建的中國，自上而下的維新改良，只是幼弱的民族資產階級不切實際的幻想，它必然讓位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二）變法的意義：
中國近代社會發展的首要問題是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維護民族獨立，維新派雖然沒有正面提出反對帝國主義的口號，但是他們鼓吹變法的首要目的卻 是為了救亡圖存。康有為在歷次上書中，不厭其詳地說明只有變法才能御侮、圖存。光緒皇帝進行變法，也主要是因為外強的侵逼。在慈禧太后發動政變那一天，她 當面指斥光緒：“變亂祖法……背祖宗而行康（有為）法，何昏憒至此”！光緒戰戰兢兢地回答：“是固自己胡涂，洋人逼迫太急，欲保存國脈，通融試用西法，并 不敢聽信康有為之法也。”① 在慌亂中的光緒皇帝仍然說明了列強的侵逼和變法的關系。雖然，短暫的戊戌變法沒能達到自強御侮的目的，但它仍具有重要的愛國救亡意義，它把民族救亡意識提 高到一個新水平。戊戌變法也是資產階級領導的一次政治改革運動，它不是洋務運動的簡單繼續，而是有質的飛躍。洋務運動是為了維護和加強封建制度，而戊戌變法則是要逐步變封建專制制度為資本主義民主制度，這在中國歷史上是破天荒的，它符合中國近代社會發展的大趨勢。
戊戌變法也是一次思想啟蒙運動。維新派提倡新學，批判舊學，著重宣傳“興民權”，大大地提高了全社會的民主意識和參政意識。從此，民主主義 成為洶涌的社會思潮，極大地改變了中國思想文化界的面貌。正規他說，中國資產階級新文化也是在戊戌維新運動時期和稍后幾年初步建立起來的。資產階級的新學 術，哲學、歷史學、經濟學、文學理論等已經萌生，“詩界革命”、“文體革命”、“小說界革命”、“戲劇改良”等相繼而起，資產階級的新文化，無論在內容 上，還是形式上，開始成為中國近代文化的主流。（三）結果：失敗
（四）失敗的根本原因：戊戌變法是民族危機下的急就產物，它過早的登上了歷史的前臺，失敗也是歷史的必然。
（一）自從甲午中日戰爭失敗以來，中國的民族危機一天比一天嚴重，到1897年11月德國強占膠州灣后，帝國主義列強紛紛在中國劃分勢力范圍，強 占租借地，國土大面積被割占，而此時軟弱的清政府卻任憑帝國主義列強宰割。正在此時，康有為再次上書光緒帝指出：“瓜分大禍，迫在眉睫，必須當機立斷，迅 速維新變法，否則皇上與諸臣求長安布衣而不可得矣！”（1）哀求光緒帝行新政，光緒鑒于民族危機也不的不考慮如何使中國富強進而抵抗外國侵略，免除亡國滅 種的危機。以維護自己的統治地位。一場變法運動在民族危機的刺激下被推上了歷史的舞臺。 歷史證明，無論是改革還是革命，都需要有一定的雄厚的經濟及階級來支持，但由于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基礎薄弱，階級力量弱小，戊戌變法卻缺乏雄厚的經濟及階 級來支持，中國當時存在五種經濟成分，外國資本主義經濟 、地主經濟、小農經濟、官僚資本主義經濟，。其中最弱小的是民族資本主義經濟，雖然中國在明朝中后期便出現了資本主義的萌芽，但由于中國的封建勢力以及階 級力量和政治勢力十分強大，中國的資本主義一直都沒有發展成為一股強大的新興的經濟及階級力量，鴉片戰爭的爆發，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中國原有的資本主義 經濟被扼殺，只有在洋務運動興起后，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才逐漸興起。但是他們的力量一直都很弱小，根據統計，從洋務運動到戊戌變法前，中國總共只擁有商辦 企業100多家，其中有50家是1895年甲午戰爭后才建立的。（2）頁這100多家商辦企業雖然具有資本主義性質，但是在一個有兩千多年的封建經濟大國 中，只能是九牛一毛而已，況且還有50家企業是甲午戰爭后才建立的，短短的三年時間內，它的力量能夠發展到什么程度，是可以想象到的。再者，中國民族資本 主義工業產生于19世紀70年代，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民族資本主義便開始有了初步的發展。據資料統計，1895年到1900年創辦的資本萬元 以上的企業共有104家，資本總額估計為2300 萬元。這6年興辦的廠礦數相當于甲午戰前20年的總和， 其資本總額已超過了官辦或官督商辦的企業，占據了我國工業的主要地。（3）但自19世紀70年代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產生以來，他們備受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主 義的雙重壓榨，為了生存他們不的不或者依附帝國主義或者攀附本國的封建勢力，這就決定了民族資產階級一產生便帶有雙重性：一方面，它受到外國資本主義和本 國封建勢力的壓迫，具有反侵略、反封建性，具有革命的要求；另一方面，它同外國資本主義和本國的封建勢力又保持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缺乏徹底的反侵略，反封 建的精神，具有妥協性，如果讓帶有雙重性的資本主義力量來對抗強大的牢固的封建體制，失敗是一種必然，如果我們把時間向后推移到二十實際初，我們再看一下 中國民族資主義的發展狀況，“1901到1911年，民間設廠礦386家，資本總額為8。8348億元。十年間超過此前三十年的設立的廠礦、資本額總數二 倍以上。”（4）到這時，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才真正成為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
（二）戊戌維新的領導人基本上是一批缺乏政治斗爭經驗的書生，他們大多飽讀詩書，憂國憂民，學問淵博，具有政治熱情抱負，卻缺少謀略和政治經驗及才干。先看一下戊戌變法領導人康有為。
康有為生于廣東南海“世以理學傳家”（5）的官僚地主家庭。幼年隨其祖父學習四書五經，后來師從于廣東理學家朱次琦，1879年結識編修張 鼎華，“盡知京朝風氣，近時人才，及各種新書，道咸同三朝掌故”，（6）開闊了眼界。康有為生活的年代，正當清王朝統治處于風雨飄搖之際，作為一名有強烈 愛國思想的知識分子，為了救亡圖存，發起和領導了資產階級維新變法運動，他在七次上書和幾十道奏折以及當時的著作中全面系統地提出了他的變法維新的思想。 1888年，康有為第二次到北京應鄉試，極感時事多艱，他發憤上書萬言，“極言時危，請及時變法”。這是他第一次上書，提出了“變成法，通下情，慎左右” 的主張，強調只要“變成法”，“十年之內，富強可致，至二十年，久道化成，以恢屬地而雪恥不難矣”。（7）這是康有為第一次比較系統地發表其維新變法思 想，反映了新興的資產階級關心時政的要求。 甲午戰敗以后，1895年4月， 清政府與日本政府簽訂了割地賠款的《馬關條約》。此時，康有為正在參加會試。得訊后，非常激憤，他與弟子梁啟超等聯合各省在京會試的舉人聯名上書，反對賣 國條約，這是第二次上書，即歷史上著名的“公車上書”。上書提出了“拒和、遷都、變法”的主張，這次上書雖未能上達，但對于當時的一切愛國人士尤其是知識 分子產生了重要的啟蒙作用，在全社會引起了強烈的反響，成為戊戌思潮發韌的起點。 不久，他又將“公車上書”中有關變法部分以個人名義單獨上書，提出“富國、舉民、教士、練兵”之策，主張發展資本主義經濟，保護民族工商業。光緒帝看到這 次上書后，表示贊許。之后，他又上第四書，正式提出了“設議院以通下情”的主張，在不改變清朝統治的條件下，實行君主立憲制度，這次上書由于頑固派的阻 遞，未能上呈。 1897年，德國強占膠州灣，康有為聽到消息后，再度進京上書，指出：“外國蔑視，海內離心，職憂憤迫切，謬陳大計及時變法，……如再徘徊遲疑，茍且度 日，因循守舊，坐失事機，則外患內訌，間不容發……”（8）他提出了“采法俄、日以定國是”，“大集群才而謀變政”，“聽任疆臣各自變法”的三點具體計 劃，希望光緒帝能“下發憤之詔”，“一意維新”。但由于頑固派的阻撓，光緒帝未能及時看到這個上書。 1898年1月，康有為奉命上第六書，即《應詔統籌全書折》。 在這次上書中，康全面闡述了變法的建議和主張，強調依靠光緒帝的權力來推行新政，走日本明治維新的道路。他指出：“觀萬國之勢，能變則全，不變則亡，全變 則強，小變仍亡。”（9）并提出設立制度局的主張，認為制度局是實行變法的重要步驟。不久，他又最后一次上書，提出“中國變法，莫如法俄，以君權變法，莫 如采法彼得。”（10）從他的出身、經歷、地位尤其是他所處的時代決定了他在向西方尋求真理進而構建自己的思想體系時，必將直根于中華民族文化深厚土壤 中，受到中華民族特有的心理素質、民族性格和文化傳統的影響，所以，以康有為為首的維新派，在理論指導上有局限性。康有為借發揮孔子政治思想，利用傳統的 儒學權威來宣傳變法的道理，他的兩部書：《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前一部書把封建主義者歷來認為神圣不可侵犯某些經典宣布為偽造文獻。后一部書， 把本來偏于保守的孔子打扮滿懷進取精神提倡盡可能平等思想觀念，康有為等人從維護封建制度的傳統思想中尋找理論依據來反對封建制度，沒有完全拋棄儒家的傳 統理論。充分體現了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和妥協性。這兩部書都沒有充分的、有說服力的證據，不用說守舊派反對，當時的一些開明人士也不贊成。維新派某些激 進的宣傳也增加社會阻力。另外，康有為是開明的地主富商要求轉化為資產階級的帶言人，是介于頑固派和革命派的半封建資本主義政治團體的代表人物。從康有為 的階級屬性來分析他正處在從地主階級轉化的過程中，他的思想也正處在從傳統的封建思想向西方近代資產階級思想轉化的過程中，他主張進行資產階級性質的改 革，因此他們害怕群眾甚至敵視群眾。他們主張變法，但卻反對革命。康有為認為“凡君主專制、立憲、民主三法，必當一一循序行之，若紊其序，則必大亂。”他 把革命描寫得十分殘暴嚇人；“臣讀各國史，至法國革命之際，君民爭禍之劇，未嘗不掩卷而流涕也。流血遍全國，巴黎百日而伏尸百二十九萬，變革三次，君主再 復，而綿禍八十年。”（11）正是基于這種認識，康有為在戊戍變法以后還死抱住保皇的主張不放，堅決反對革命，最后成了阻礙歷史前進的絆腳石。梁啟超和他的老師康有為一樣，既想實行一些改革，又極端害怕人民，因此，他們雖然常把“民權”掛到嘴上，但這只是一張空頭支票，至于民權的 實現在梁啟超等人看來那是很遙遠的事。他說：“西國之所以能立民政者，以民智既開，民力既厚也。人人有自主之權，雖屬公議，然當孩提之是時，則不難不籍父 母之保護。今中國尚孩提也，孩提而強使自主，是曰助長，非徒無益，將又害之。故今日倡民政于中國，徒取亂耳。”基于這種認識，梁啟超和整個改良派所倡導的 變法，就是要依靠皇帝，依靠王公大臣實行自上而下的改革。
譚嗣同很有信心，以為“國事大有可為”。其實他想錯了。正當他們不辭辛勞銳意變革的時候，頑固派也在磨刀霍霍，準備利用10月在天津閱兵的 機會，廢掉光緒皇帝，徹底摧垮變法運動。形勢越來越緊迫，9月，光緒皇帝在給康有為、譚嗣同的密詔中說：“今朕位幾不保，汝康有為、楊銳、林旭、譚嗣同、 劉光第等，可妥速密籌，設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勝企望之至。”譚嗣同等跪讀詔書，不禁失聲痛哭，但又一籌莫展。最后想到袁世凱，想利用袁世凱編練的新軍 來援救皇帝。他們建議皇帝召見袁世凱并賞以官職，以便拉攏。9月18日夜，譚嗣同只身前往袁的住所法華寺，勸袁運用手中的兵力，殺掉那拉氏的親信榮祿，保 護光緒皇帝。 康有為等人以為，只要抓住了皇帝好象就能無事不成，其實，光緒皇帝只不過是個空架子，實權完全掌握在頑固派那拉氏等人手里。光緒皇帝采納康有為、梁啟超的 變法圖強主張，頒發了“明定國是”詔書，積極策劃新政。那拉氏也急忙部署政變，破壞變法運動。正當康有為等躊躇滿志的時候，頑固派一個反撲，就把改良派打 了下去。光緒皇帝被囚禁，譚嗣同等人被殺，康有為、染啟超逃亡國外。戊戍變法運動，前后不過百天，就這樣失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