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林語堂、梁實秋藝術風格之比較

　　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曾出現了以林語堂、梁實秋、廢名、鐘敬文等一批作家為代表的“言志派”。“言志派”散文強調“無意不可入，無言不可言”，取材極為廣泛，從社會批評、文明批評到生活瑣事，古今中外無所不談。散文創作以追求“興味”為志趣，極力推崇明代作家“獨抒靈性，不拘格套”的文學主張，無論敘事、說理、抒情、議論都浸在自己的性情里，用適宜的手法調理起來。從審美角度來看，言志派具有陰柔美，以“平和沖淡”的詩意美感染人心，從這派作家的寫作態度上看，擺脫正經狀態，追求灑脫、隨意，不作激烈斗爭，也不過多的介入政治領域。
　　而“言志派”散文作家中，成就尤以周作人、林語堂、梁實秋為最。然而他們的一生，都充滿著矛盾斗爭，充滿著爭議，他們中有過叛國，有過靜默，可是他們的很多作品卻經過了時間的沖刷，愈來愈顯示出它們的藝術魅力。周作人被稱為“小品散文之王”；林語堂是“幽默大師”；梁實秋也有他的“雅舍藝術”。下面，就分別談論他們各自的風格及成就。
　　小品散文之王——周作人
　　小品文的概念最早還是周作人提出的，他在《美文》中說：“有許多內容不能作為小說，又不適于作詩，不妨寫成散文。在現代的國語文學里，還不曾見過有這類文章，治新文學的人為什么不去試一試呢？”“給文學開辟出一塊新的土地來，豈不好么？”他所說的“散文”、“這類文章”、“新的土地”事實上就是他要提倡的小品文。它主要是指敘事或抒情的藝術性的散文，還包括“詩與散文中間的橋梁”——散文詩。周作人為新文學提出了一個新課題，那就是要開拓散文領域，要發展敘事或抒情的藝術性散文。
　　周作人的生平文章最大的審美追求就是平和沖淡，在這平和沖淡中體現他的審美追求，表現他的思想；這種平和沖淡往往表現出一種閑適的情趣，但又能在這閑適中使人感到它所寫的的確是生活的真實，使人感受到真實生活的美與丑；還有不少文章，盡管內容嚴肅、尖銳，而文章風格仍力求平和。周作人的其他文體入的雜感、文藝評論和文章隨筆也都有著心平氣和說理的特點，很少有劍拔弩張的句子。他的平淡閑適，以似乎使人感到他沒有用任何技巧，但其實并不是不用技巧，相反倒是匠心獨運，只是他已將這種技巧在無意間運用，且不露痕跡而已。
　　周作人的這種平淡閑適主要表現在他的小品文的題材平凡日常，結構的平淡無奇，詞章的樸實無華，文字節奏的舒徐閑適等。
　　對于喝茶這一生活中在平常不過的事，周作人卻能從中發現妙處，并將它寫入文中：“喝茶當于瓦屋紙窗下，清泉綠茶，用素雅的陶瓷家具，同二三人共飲、得半日之閑，又抵十年的塵夢。”“我在西四牌樓以南走過，望著異馥齋的丈許高的獨木招牌，不禁神往，因為這不但表示他是義和團以前的老店，那模糊陰暗的字跡，又引起我一種焚香靜坐的安閑而豐腴的生活的幻想。”“雨雖然細得望去都看不見，天色卻非常陰沉，使人十分悶氣。在這樣的時候，常引起一種空想，覺得如在江村小屋里，靠玻璃窗，烘著白炭火缽，喝清茶，同友人談閑話，那是頗愉快的事。”在品茶時表現出來的這種悠閑的心情，完全是中國文人的一種傳統的思想的反映，完全是一種所謂清高的名士的風度。周作人寫小品文是因為派遣自己內心的煩悶，比如寂寞空虛，而“在文學上尋求安慰”，他是完全為了自己的審美需要和審美體驗而進行創作，而很少考慮時代、社會等復雜的問題。在那充滿熱力、充滿斗爭的年代里，他自己卻能從容鎮靜，并寫出那樣輕飄幽默，那樣平和沖淡的小品文，與同時代的其他高唱啟蒙調子的作家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周作人早年因為同樣是很激進的，可后來為什么沉溺于花繁葉茂、凈潔幽雅的“苦雨齋”中過玩古董，吃苦茶，談狐話鬼的生活？也許是他經歷了文學革命的失敗后越來越對自己民族失去信心，害怕革命，甚至不敢發“牢騷”，因為他深深懂得發議論“容易有共黨朋友的嫌疑”，為“茍全性命于亂世”，周作人便做出了這樣的選擇。
　　周作人以平淡作為他孜孜追求的理想，然而，周作人的散文正如他本人一樣充滿著矛盾，正如他愿意將他自己介于“叛徒”與“隱士”之間一樣，他可能也更愿意使他的散文處在平淡和不能平淡之間，所以單單用一個“沖和”或同義的“平淡”、“平和沖淡”來概括周作人小品散文的風格特征，也是不甚準確的。周作人也多次申明他的文章不能閑適。事實上，平淡也許只是表層的現象，只是外在的形式而已，因為對現實的憂患，建立在對人生悲觀基礎上的“樂生主義”，都使他不能做到真正的平淡或閑適。例如：《故鄉的野菜》是他早期的一篇名文，全文充滿了對故鄉懷念的深情，可開頭一段卻極力申說對故鄉并無特別的情分：“我的故鄉不止一個，凡是我住過的地方都是故鄉，故鄉對于我并沒有什么情分，只因釣于斯游于斯的關系，朝夕會面，遂成相識，正如村里的鄰居一樣，雖然不是親戚，別后有時也要想念到他。我在浙東住過十幾年，南京東京都住過六年，這都是我的故鄉，現在住在北京，于是北京就成了我的家鄉了。”周作人真正要做的是在文章中極力淡化感情，將感情融化于文章的每一個細節。他的文章正如一杯清茶，初次品味，淡淡的沒有什么，可第二口第三可過后，就能漸漸嘗到這深埋的滋味了，他是在不經意間表達出感人的摯情。文中的一個“別后”“想念”不證實了他對故鄉的魂牽嗎？這種藕斷絲連的情感是作者想淡化也淡化不了的，想忘卻也忘卻不了的。
　　有時，周作人也用極力淡化感情的方法表現嚴重的事件，以造成強烈的反差效果。在《前門遇馬隊記》中便使用了這種強烈反差的方法：“那些人雖然騎在馬上，也應該還有自己的思想和主意，何至任憑馬匹來踐踏我們自己的人呢？我當時理應不要逃走，該和馬上的‘人’說話，諒他也一定和和善，懂得道理，能夠保護我們。”愈是多方寬解，愈見其不可寬解，愈說的平淡，愈是無可奈何的悲憤。文中并沒有劍拔弩張的字句，也沒有正面對敵人的批判和控訴，但作者愛什么憎什么都一目了然。
　　以上這段文字還流露出了周作人散文的另一個特點，即喜用風趣，字里行間流露出詼諧和幽默，這種流露很自然，絕不是那種矯揉造作的戲謔。周作人以平淡作為他孜孜追求的理想，他在幽默中也會自然地反映出這種平淡，所以，他的散文并不像一些雜文般辛辣干脆、針針見血，而是帶有名士的風范，種種反語只是以一種平和的筆墨表現出來。反動軍閥對請愿學生和教員“碰傷”；“記前門遇馬”，希望能和馬上人心平氣和的理論；要得好的死法，要離開壽終正寢而求新的“死法”……在這些散文中，周作人極盡反語揶揄之能事，對社會的種種作出自己的見解。除了這種富有諷刺意味的幽默外，他還有很多富有生活氣息的風趣，如《故鄉的野菜》中引述關于黃花麥果的兒歌：“黃花麥果韌結結，關得大門自要吃，半塊拿勿出，一塊字要吃。”極言黃花麥果的好吃，果子少了不好意思送人，而多了又舍不得送人，十分詼諧。
　　幽默大師——林語堂
　　林語堂與周作人有很多類似之處。其中最明顯的便是兩人選題都以身邊的瑣事為主，注重生活的細枝末節，別人不屑顧及的類似“蒼蠅之微”都成為他們樂于表達的內容，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在平實的事物中，林語堂還往往能生發出比爾想不到的新東西。在對細枝末節的描寫中，二人還都特別注重性靈，即對這種種細枝末節獨具匠心的微妙感受。比如說，西裝是常而又常的題目，難有新意，擅長經國大品者肯定會不以為然，大加責罰。而林語堂卻給西裝賦予新的現代意識。他在《論西裝》中說：“平心而論，西裝之所以成為一時風氣而為摩登士女所樂從者，惟一的理由是，一般入士震于西洋文物之名而好效顰；在倫理上，美感上，衛生上是決無立足根據的。”西裝“令人自由不得”，“間接影響呼吸之自由”。林語堂甚至說：“中西服裝之利弊如此顯然，不過時俗所趨，大家未曾著想，所以我想人之智愚賢不肖，大概可以從此窺出吧？”這確是“知微見著”，能在常人不以為然的細枝末節處發現新意，并自由的表達出來，極見靈性。
　　但是，恰恰正是在性靈的表現上，二人又各有各的特色。周作人的靈性在表達時總是伴隨著寧靜與冷漠，給人不起波瀾之感，知者謂之有，不知者謂之無。而林語堂小品文中的性靈卻顯得充盈、奔放、歡快、充滿激情，其相對應的表達方式也是浩浩蕩蕩，如江水滾滾。他曾寫道：“人謂性靈是什么，我曰不知。……大概昨夜睡酣夢甜，無人叫而自醒，晨其啜茗或啜咖啡，閱報無甚逆耳新聞，徐步入書房，明窗凈幾，惠風和暢——是時也，作文佳，作畫佳，作詩佳，題跋佳，寫尺牘佳：未執筆，題已至，既得題，句已至。”可見，與周作人一樣，寫文章也是為了自己內心情感的需要，不需故意雕琢或為表達某一主題而特意冥思苦想來作文。而不同之處在于，林語堂當性靈來，就文思泉涌，有筆墨不逮之感，在小品文的閑適筆調中又負有氣勢跌宕、韻律鏗鏘、節奏性強的特點。除此之外，林語堂小品文中除了長句和閑談文句，還有短促激昂的句子，使文意表達得思想跌宕，才情奔涌。林語堂這種在小品文中外顯的性靈與情趣氣質，是周作人所沒有的。
　　林語堂的小品文也不像周作人般“苦”、“冷”，而是歡悅的，用著抒情的筆調寫這個世界上的人和事，表達自己的一腔柔情。例如同樣是寫人生，周作人表現出來的是一種對人生的徹悟，在徹悟中，不禁又流露出人生空虛、悲涼之感。而林語堂就不同，他在《詩樣的人生》中，用詩化的筆調寫人的成長，雖然對世界人生也有本質的悲劇體驗，但他卻不沉溺不悲觀，而是熱愛人生，無論外在世界如何變化，他都能夠用和樂的心態將其審美化、詩化。
　　林語堂的這種不沉溺不悲觀，相反卻歡悅的風格又是通過他一生都在倡導的幽默來實現的。在幽默之中也蘊藏著寬容、大度，蘊藏著對人生的熱愛。我們知道，幽默一詞還是林語堂引進的呢，這也堪稱是他對中國文學的一大貢獻了。林語堂著重強調幽默與人生的關系，他曾反復講：“幽默本是人生之一部分”，“幽默到底是一種人生觀，一種對人生的批評”，“人生是永遠充滿幽默的，猶如人生是永遠充滿悲慘、性欲，與想象的。”可見，他認為社會人生中充滿著幽默，而且它是人類生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因而，他主張“凡寫此種幽默小品的人，于清淡之筆調之外，必先有獨特之見解及人生之觀察。”
　　然而現代作家中卻有很多人誤解或是錯用了幽默，而林語堂對幽默是有明確的解釋的：“新文學作品中的幽默，不是流為極端的滑稽，便是變成了冷嘲……幽默既不像滑稽那樣使人傻笑，也不是像冷嘲那樣使人在笑后而覺著辛辣。它是極適中的，使人在理知上，以后在情感上，感到會心的，甜蜜的，微笑的一種東西。”他認為，“幽默”的精髓在于寬容與誠懇，也就是如他所言的“謔而不虐”。這是說“幽默”之所以異于滑稽荒唐是在于同情所謔之對象。別人有弱點，可以戲謔，自己有弱點，亦應解嘲，但在這“戲謔”與“解嘲”的背后，卻是一種博大的胸襟，一種對世間萬物的終極關懷與仁愛。理解了這些，才是真正懂得幽默的意義。如果只是一味的尖酸刻薄，或嘩眾取寵，已是違背了幽默的真義了。
　　林語堂一生的創作，都是在努力實踐自己對于幽默的解釋的。比如，在《論西裝》中，林語堂反對盲目模仿亂穿西裝，但由于成功地運用了幽默，所以作品很是富有喜劇意味。作品寫道：“在一般青年，穿西裝是可以原諒的，尤其是在追逐異性之時期，因為穿西裝雖有種種不便，卻能處處受女子之青睞，風俗所趨，佳人所好，才子自然也未能免俗。”幽默給作品籠上輕松自如，歡樂痛快的情調。他并沒有對愛穿西裝的青年給與諷刺，相反，卻以一個長者的態度，將青年們看成是自己的晚輩，以平和的心態解釋為什么青年們愛模仿著穿西裝，給人的感覺就像是那些青年們似乎是一些善于模仿、喜愛新奇事物的孩子，而毫不令人生厭。而現代文學中的許多其他作家，已將幽默作為了戰斗的武器，用來對反動勢力進行辛辣的諷刺，這里面也包括周作人的部分文章。當然，我們不能說將幽默用作武器就不行，就違背了幽默的本真，這只是作家個人的喜好與風格而已，不存在著優劣之分。將幽默作為“謔而不虐”的手段，只是林語堂一己的偏愛與見解。事實上，林語堂將“humor”譯為“幽默”，已經突出其“幽隱”的一面，傾向于某種達觀的人生姿態，并努力以超脫的態度來看待人生和藝術。所以，與周作人的苦、冷、澀不同，林語堂更強調雅、健、達、醇、美，從而增強了小品文的通脫和開朗。
　　雅舍藝術——梁實秋
　　20世紀30年代后期，周作人和林語堂都逐漸由“叛徒”走向了“隱士”，由原先的批評社會，批評文明逐漸歸于冷寂，從談時事到少談時事直至不談時事而熱衷“閑適”，幾乎把全部注意力都轉移到寫草木蟲魚、風花雪月和趣聞軼事，“宇宙之大，蒼蠅之微，皆可取材”。后來，由于論語派分化，林語堂被迫辭去《論語》主編，之后全家寓居美國。同時魯迅又對小品文進行嚴厲批判，于是，以“言志”、“閑適”為特色的小品熱潮就日趨冷落了。
　　而梁實秋不同，他認為文學家并不含有固定的階級觀念，偉大的文學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他捍衛的是文學的純潔性和永恒性。所以，在他的小品散文中，雖然與周作人、林語堂一樣，不談政治，回避了社會的重大矛盾，但是沒有小知識分子的迷惘情緒。而是在對日常人生、社會世相的描繪中，去探求人生的真諦。
　　四十年代初，梁實秋在歷經坎坷，蟄居“雅舍”時，潛心小品散文的創作，并形成了獨具特色的“雅舍小品”現象，這也許是周作人、林語堂“言志”、“閑適”、“幽默”小品文日趨衰落時的一次頗為斑斕的回光返照。梁實秋以后的散文創作，也一直保留著“言志派”散文的流韻遺風。
　　梁實秋的《雅舍》更是“雅舍小品”的經典：一般房子的基本用途主要是遮風避雨，防止入侵，而雅舍卻“蓖墻不固，門窗不嚴”，“風來則洞若涼亭”，“雨來則滲如滴漏”。一位學術界的著名人士置身于這種陋室，正是帝國主義給我們民族造成深重災難的一幅縮影，但梁實秋并沒有像大多數的作家那樣，奮起高呼救亡圖存，對侵略者給以抨擊斥責。卻獨出心裁地選取了一個表現角度——從苦難中尋覓詩意。比如像“雅舍”地點荒涼，卻足見朋友之情誼，“雅舍”聚鼠成群，聚蚊成雷，作者卻安然處之。更有甚者，作者竟在大雨滂沱之際，由屋頂崩裂聯想到奇葩初綻。盡管有人可能會說梁實秋不關心民族危亡，還在那么惡劣的環境里怡然自得。但我從中看到的，是超越了世俗利害和民族狹隘而關乎整個人類的東西，就使人在逆境中所應采取的處世態度。也就是一種“游心于物外，不為世俗所累”的自我陶醉的處世哲學和超功利的審美心態。此后的不少散文，都是這種“雅舍”精神的延續。
　　與周作人和林語堂一樣，梁實秋也善于在生活中提取自己感興趣的小題目，內容包羅世態萬象：男人、女人、孩子、中年、老年；豬、狗、鳥；衣裳、汽車、手杖、書、醬菜；送行、散步、聽戲、洗澡、排隊、放風箏……然后，再從人性和文化層面切入來描寫。
　　同時，梁實秋在具體的寫人狀物時都對對象描寫得特別細致，他寫女人時就寫了女人的所有共性：女人的說謊，女人的善變，女人的善哭，女人的善談，女人的膽小，女人的聰明??????寫衣裳就通寫唐裝、洋裝、男裝、女裝、長袍、馬褂；講罵人就羅列十大藝術；論講價就歸納四大秘訣。總之，梁實秋的散文能綜觀人物、事件的各種特性，極盡細致的進行描述，使人猶若站在造物主的高度，俯瞰眾生，洞察世相百態，有一種居高臨下的氣勢。
　　梁實秋的散文雖然涉及面很廣，但他在篇幅上力求濃縮，絕不容忍多余的文字，他曾說：“散文的美妙多端，然而最高的理想也不過是‘簡單’二字而已”，而這恰恰與周作人和林語堂的寫作標準相吻合，周作人曾在《本色》中說過：“寫文章沒有別的訣竅，只有一個字曰‘簡單’”。林語堂也同樣談到過這個問題：“論文字，最要知味。平淡最醇最可愛，而最難。何以故？平淡與膚淺無味只有毫厘之差……好作家如楊貴妃之妹妹，雖不涂脂抹粉，亦可與皇帝見面，宮中其他美人要見皇帝非涂脂抹粉不可。作家敢以簡樸之文字者這么少，原因在此。”可見，三位作家都深黯“割愛”的藝術原則，力求為文“簡單”。他們的散文作品雖然看似都屬“閑談”，漫不經心，東拉西扯，但文中卻無一句是閑話，字字句句都是經過細心推敲的，只不過這表現得十分自然，于不經意間見真功罷了。
　　在中國文學史上，林語堂被成為幽默大師，梁實秋也追慕林語堂的幽默，但梁實秋的幽默，不同于林語堂的智者的關懷的幽默，也不同于周作人“湛然和藹，出諸反語”的幽默。梁實秋的幽默，是通過將信手拈來的一個又一個的例子貫穿于文章的始終來展現。而這些例子又都極富典型性，都機智閃爍，諧趣迭生。因此，在梁實秋的散文中，往往通篇都閃爍著智者的幽默，這更像是一種“閑談”式的幽默。
　　比如在說男人臟時，他寫道：“有些男人，西裝褲盡管挺直，他的耳后脖根，土壤肥沃，常常宜于種麥；襪子手絹不知隨時洗滌，常常日積月累，到處塞藏，等到無可使用時，再從那一堆污垢存貨當中揀選比較干凈的去應急。有些男人的手絹，拿出來硬像是灰面制的百果糕，黑糊糊粘成一團，而且內容豐富。男人的一雙腳，多半好像是天然的具有泡菜霉干菜再加糖蒜的味道……”這段簡短的文字就連舉了男人的“西褲”、“襪子”、“手絹”、“腳”四樣來些男人的“臟”，而且，在寫到襪子和手絹時，還又細分了幾種類型，可見舉例之豐富。而這些例子都來源于生活，卻又十分典型，關鍵在于，梁實秋善于發現生活中的這些典型，并用風趣的語言把它們表現出來。這種近乎是“堆砌”的材料的距離方式，目的就是讓讀者從中看到眾生相，也看到自己和處在自己周圍的人們的一種生活常態和心理感受，從而反省自己的日常行為，在達到幽默效果的同時，還能使讀者進行反思，糾正自己習以為常的錯誤。此外，可以看出，梁實秋在列舉這種日常生活的例子當中，還適當的增添了一點夸張，這就更加強了文章的幽默性，從上面的例子中就可看出。別處也不乏這樣的例子，比如說女人體力不濟，身子骨弱：“兩只腳放在被里一夜也暖不過來，雙手捧熱水袋，從八月捧起，捧到明年五月，還不忍釋手。”說下棋慢性的人：“見對方走當頭炮，便左思右想，不知是跳左邊的馬好，還是跳右邊的馬好，想了半個鐘頭而遲遲不決，急得對方拱手認輸。”說醫院旅館化：“最像旅館的一點，便是人聲嘈雜，四號病人快要咽氣，這并不妨礙五號病房客人的高談闊論，六號病人剛吞下安眠藥，這也不能阻止七號病房里扯著嗓子喊黃嫂。”雖然這些距離也極富夸張，但我們不認為它們荒誕，相反，這是為了藝術效果的需要。梁實秋正是使用這種富有夸張又合情合理的具有生活化的代表性的例子來展示幽默。這種幽默在文章中的分量以及表現手法都是周作人與林語堂所不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