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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東肇慶之役

     寒江讀舟 2012-07-24
    在廣西桂林、湖南衡州大捷之后,孫可望出于妒嫉心理,竭力限制李定國部的發展,甚至設計加以謀害。在這種情況下,李定國被迫改變戰略方向,決定由廣西向廣東進軍。這樣,既可以避免同駐守在貴州和湖南西部的孫可望發生摩擦,又可以指望與福建廈門一帶的鄭成功部和廣東抗清義師配合。

    我們已經指出,就總體而言南明的軍事力量并不像歷來史家想象的那么弱,只是由于無窮無盡的內訌削弱、抵消了自身的實力,大批將領倒戈投降,為清廷征服自己的同胞效力;即便矢志抗清,又往往各自為戰,從來沒有建立一個有權威的統一指揮中心,不能相互支援,給清軍提供了各個擊破的機會。

    孫可望一度改變了這種局面,抗清運動就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勝利。可惜好景不長,孫可望的跋扈自雄導致以原大西軍為主體的西南抗清力量分裂。

    李定國不愧是南明最杰出的軍事家,他不僅始終以反清復明為己任,還用卓越的戰略眼光分析全局。同孫可望并力恢復湖廣然后東進的計劃既不可能實現,就轉而另辟蹊徑,聯絡鄭成功共圖復興大業。他的戰略意圖是,同鄭成功會師,首先收復廣東,進而奪取福建、江西、浙江、江蘇等省。如果這一計劃實現,擁戴南明的各支抗清武裝就將控制整個江南,然后分路向北推進,全國形勢將大為改觀。然而,這一戰略目標能否實現很大程度上要看鄭成功的態度。

      關于李定國同鄭成功的關系,已有許多研究成果,由于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加上史料的缺乏和混亂,似難取得一致意見。

    參考各種史籍,也許可以說李定國更多地從抗清大局出發,而鄭成功卻往往把自己經營的閩海利益置于首位。

    事實上李定國在衡陽戰役后,完全可以憑借本部兵力控制廣西全境,威福自操,犯不上苦口婆心地乞援于鄭氏。他在率部退入廣西以后,一面委曲求全地防止同孫可望完全決裂,一面積極部署東征,希望得到鄭成功的全力支持,完全是以大局為重。

    《臺灣外紀》記載 1652年(順治九年)正月鄭成功在海澄縣接見周全斌時間以恢復進兵之策。周全斌回答道:“若以大勢論之,藩主志在勤王,必當先通廣西,達行在,會孫可望、李定國師,連粵東,出江西,從洞庭直取江南,是為上策。奈金聲桓、李成棟已沒,廣州新破,是粵西之路未得即通,徒自勞也。今且固守各島,上距舟山,以分北來之勢,下守南澳,以遏南邊之侵。興販洋道,以足糧餉。然后舉兵漳、泉,以為基業。陸由汀郡而進,水從福、興而入,則八閩可得矣。”鄭成功大加贊賞說:“此誠妙論!”①

    周全斌的意思是把勤王為宗旨,同孫可望、李定國會兵廣東然后北進為上策,只是在李成棟敗亡以后東西聯絡不易,才就閩海地區形勢提出眼前的作戰方案。鄭成功欣賞的僅限于后一部分。

    就在這年年底,李定國決策東攻廣東,對鄭成功寄于厚望。然而,鄭成功志不在此,一味遷延應付。他既不是看不到周全斌建議會合孫、李,連粵東是復興南明的上策,更不是鑒于李成棟的敗亡,不敢同廣東清軍作戰,而是擔心會師廣東之后,他的割據自雄的局面將難以維持下去。

    楊英在《先王實錄》中記載了許多次李定國和鄭成功書信往來的事實,只是有的語焉不詳,有的年月錯亂,給研究者帶來很大困難。其中一件寫于1653年(順治十年)的信件,是定國進攻肇慶尚未敗退之時要求鄭成功出兵相助的:“公誠念君德孔厚,父恨深長,則五羊(指廣州)赤海,佇睹揚帆,半壁長城,中心是貺。否則中興告成,京觀勝紀,而云臺香字,千載傳流,國姓不預,其何以仰副殊眷而慰此可為之時勢乎?予日望之,匆言,幸照。”①

    信中有一句話很值得注意: “知公疇昔之愆期,若有俟不谷今茲之少選,誠有待也。”表明定國在發動肇慶戰役以前已經同鄭成功約定了會師廣東的作戰計劃。

      1653 年(順治十年,永歷七年)二月,李定國率部從廣西賀縣出發,占領戰略要地梧州,②接著師出廣東。三月十四日經封川縣攻占開建和德慶州,③同月二十五日進抵肇慶城下。

    次日,定國親臨肇慶城外,指揮部隊從東、西、北三面強攻,同時分兵占領四會、廣寧①。李定國大軍入粵,使兩廣地區的抗清力量受到鼓舞,紛紛起而響應,配合作戰。

    如,廣西岑溪的宋國相、韋應登部出攻廣東羅定、東安、西寧;廣東沿海的抗清義師派出戰船二百余艘由新會、順德境內河流直入九江口,“偽爵鎮周金湯、葉標、施尚義、熊朝佐、王翰、鄧耀等兵稱數萬”②;韶州清遠山中的抗清力量也派使者同李定國聯系,準備由從化縣南攻廣州。

    特別是鎮守廣東東部與福建接境的潮州總兵郝尚久也再次豎起反清復明的旗幟。郝尚久原為李成棟部將,1648年隨成棟反正,1650年叛投清方。他自以為在廣州杜永和等未下之時先行降清,又有擊退鄭成功軍之功,會受到清政府的重視。可是,事與愿違,清朝當局對他的反復無常和桀驁不馴早已心懷戒意。1652年(順治九年)八月,清政府決定派南贛副將劉伯祿接任潮州總兵③,調郝尚久為廣東水師副將,不僅剝奪了他的兵權和地盤,官職也降了一級。郝尚久拒不遵調,已有一觸即發之勢。二月間,郝尚久就開始了反清的準備工作,清分巡嶺東道陸振芬密報,“近尚久深溝高壘,調集四面土官,勾引鄭寇入潮陽、揭陽二縣”④。

    李定國攻入廣東的消息傳來,郝尚久認為時機已到,立即起而響應。三月二十二日,他公開反清,“自稱新泰侯,改元永歷七年”,“勒令全城割辮裹網”。清巡道陸振芬、潮州知府薛信辰以及普寧、澄海、揭陽、饒平等縣的知縣都被拘捕①。郝尚久任命李信為潮州知府,還委任了其他地方官員②,并且派使者同李定國取得聯系。

    這樣,廣州地區的清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繼茂等就處于東、西交困的被動地位。但郝尚久兵力有限,東面受到相鄰的福建漳州清軍牽制;西面惠州總兵黃應杰又效忠于清朝,隔斷了郝軍西進廣州的去路;清總兵吳六奇駐兵于大埔、鎮平(今廣東蕉嶺縣)、程鄉(今廣東梅縣),從北面威脅著潮州。

    因此,郝尚久憑借本部兵力同李定國會師恢復廣東的可能性不大,他同李定國一樣事先派出密使請鄭成功出兵,只要鄭成功踐約遣主力西上,廣州清軍勢難兩顧,東西合擊收復全粵頗有把握。鄭成功的按兵不動,使這一計劃無從實現。

      肇慶戰役從三月二十六日開始。李定國親自指揮部隊架梯攻城。清肇慶總兵許爾顯據城頑抗,抽調一批精兵用繩索縋下城外,反擊攻城之兵,奪得攻城用的梯子一百多架。李定國見強攻無效,改用挖掘地道透入城中的戰術,命令將士用布袋盛土堆積為墻,栽木成柵,輔以挨牌作掩護,利用鳥槍狙擊清軍,暗中組織人力開挖地道。許爾顯察覺了明軍的意圖,就在城內挖掘一道同城墻平行的深溝,準備李部士卒開挖的地道一旦透入城內即可及時發覺,在深溝地道中展開肉搏戰。由于李軍勢大,許爾顯雖竭力防御,但難以持久,迫不及待地向廣州呼吁急派援兵。

      坐鎮廣州的清平南王尚可喜深知局勢危險,他分析了四面之敵,說道:“余無足慮者,破李定國即自相解散耳!”于是,他親自率領平南、靖南(耿繼茂)兩藩主力趕赴肇慶①。到達肇慶后,尚可喜登上城墻仔細觀察了雙方戰守形勢,對部下將領說:“吾所憂乃不在此。”意思是肇慶城墻堅固,易守難攻;他帶領的廣東清軍主力到達之后,雙方兵力對比懸殊的局面也已經改變,李定國軍攻下該城的可能性不大。

    但是,廣州清軍主力既然調到了肇慶,萬一李定國派人同潮州郝尚久聯絡,命郝部破釜沉舟趁虛西攻廣州,那么,他就將在肇慶重蹈孔友德桂林之戰的覆轍。因此,他通知留守廣州的耿繼茂派出鐵騎扼守三水縣西南面的木棉頭渡口,切斷李定國同郝尚久之間的聯系通道。耿兵到達指定位置后,果然遇到李定國遣往潮州聯絡的一支小部隊,清軍乘這支李軍渡河到一半的時候發起攻擊,格殺數百人,挫敗了李定國的戰略意圖。

    尚可喜解除了后顧之憂,即著手全力對付李定國軍。四月初八日,他下令從東、西炮臺各鑿一側門,出其不意地沖出城外奪取李軍所挖地道。為了鼓舞士氣,他高懸賞格:“有能出城奪賊地道者,人賞銀五十兩。”①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清軍士卒拼死賣命,蜂擁向前。盡管李軍“炮火如雨”,清軍以挨牌遮擋頭部,持刀奮進,奪取了李軍的地道口,隨即放火熏燎地道內隱藏的李軍,死者不知其數。李定國被迫離城五里下營。尚可喜初戰得勝,趁明軍立足未穩之際,派主力由西、南兩門出攻李定國設在龍頂岡的營壘。鑒于李軍作戰時用長幅布纏頭、棉被遮身,刀箭難以奏效,尚可喜給士卒配備了一丈五尺長的撓鉤長槍,終于突破了李軍陣地。

      李定國強攻肇慶既被擊退,原寄希望的鄭成功、郝尚久軍又杳無消息,他審時度勢決定主動撤回廣西。第一次進攻廣東的戰役就此結束。按清方記載,李定國在肇慶戰役中雖然未能得手,兵員損失并不多,每次戰敗捐軀者都只有幾百人。值得注意的是,尚可喜、耿繼茂在李定國開始進攻肇慶時膽戰心驚,惟恐落到孔有德的下場,向清廷請派援兵。五月,清廷命駐防江寧昂邦章京哈哈木為靖南將軍與梅勒章京噶來道噶率軍往廣東增援②。援軍到達時,肇慶戰役早已結束,遂轉用于鎮壓潮州郝尚久部。

      郝尚久獲悉李定國兵敗西撤后,自知力薄勢單,急忙派使者請鄭成功出兵相救。可是,鄭成功的行動卻頗為微妙。這年五月他在海澄、廈門地區擊敗清固山額真金礪的進攻,召集諸將議曰:“金酋殺敗班回,必有一番說話,虎不足慮矣。我欲興問罪之師于潮、揭(陽),一則使郝尚久不敢據郡歸清,二則鷗汀逆寨屢截糧 □,應當掃平也。”

    六月,成功“督師南下,先攻鷗汀逆寨”,結果因鷗汀寨建筑在水田當中,“雨田泥深,攻打又難”,未能得手。 “姑抽回入揭征助行糧,并移諭郝尚久令其固守城池,不可悖叛歸清”。七月,鄭成功所統主力駐于揭陽,“征輸行糧,各寨樂輸”。八月,他就返回廈門了。

    這段時間正是郝尚久生死存亡之際,鄭成功親統大軍進入潮州府境,籌集了糧食之后就揚帆滿載而歸,給郝尚久的只是一紙帶有命令口氣的空文。

    八月十三日,清靖南王耿繼茂、靖南將軍哈哈木和奉調來援的南贛兵孔國治部一千七百名在收取了潮州府屬各縣后包圍了府城①。經過一個月的拚死搏戰,清軍終于在九月十四日夜攻陷潮州,郝尚久和他的兒子郝堯自殺②。清軍“屠城,斬殺無算”③。

    有的史籍記載,鄭成功曾派兵援郝,如阮旻錫云:“八月,賜姓回廈門。九月,清兵攻潮州,郝尚久求援,遣陳六御率兵援之。尚久疑,不敢開城納兵。未幾,城破,尚久死,六御乃引還。”④江日升所記情節頗有出入,“陳六御舟師甫至南澳,聞潮已破,不敢進援而返”①,這很可能是為鄭成功見死不救進行開脫。

    鄭成功駐師揭陽時與潮州府城接壤,若有同郝尚久合力迎擊廣東清軍之意,何必在關鍵時刻撤回福建。楊英雖未明言成功在八月間匆忙返回廈門的原因,但緊接著敘述李德、周繼武持鄭芝龍手書到,同月成功即“令李德星馳赴京回報”②。可見,鄭成功的撤兵回廈主要原因是耽心救“明新泰侯”將影響和談。派陳六御援潮州不過是一種姿態,在成功麾下陳六御只是二等將領(北鎮),兵力根本不足以挽救郝尚久的覆敗。潮州一府是鄭軍糧食的主要補給基地,鄭成功受制于和談,只顧眼前撈一把,而缺乏長遠之計,這多少反映了他動搖于明、清之間的困惑。

    第二節 1654年李定國廣東新會之戰

    李定國在肇慶戰役失利后,并沒有氣餒。他正確地總結了第一次入粵作戰的經驗教訓,肯定東、西夾攻,恢復廣東是南明中興的最佳戰略。上年的受挫關鍵在于鄭成功迎戰金礪部清軍,無暇西顧。因此,他在醞釀再度發動廣東戰役之時,多次派使者前往廈門同鄭成功聯絡,詳盡商討了戰役部署和出兵時間。

      就當時形勢而言,李定國的決策是完全正確的。

    首先,奪取廣東將大大改變南明的地位,孫可望、李定國控制的云、貴、廣西,以原大順軍劉體純、李來亨等為主的夔東十三家控制的川鄂交界地區,鄭成功、張煌言控制的閩、浙沿海島嶼,都是生產比較落后,財賦收入不多、人才較為缺乏的地方,在明朝末年廣東一省的財賦大約相當于廣西的十倍,文化發展水準也是云、貴、桂三省所不能比擬的,換句話說,收復廣東對改善南明的物資、人才的匱乏狀態將起重要作用。李、鄭會師若能實現,西南和東南就將聯成一片,不僅將改變呼應不靈、各自為戰的被動局面,而且將為第二步收復福建、江西、湖南奠定基礎。

    其次,李定國的聯合鄭成功恢復廣東就可能性而言幾乎是穩操勝券的。1653年尚可喜、耿繼茂等擊敗李定國、郝尚久后,靖南將軍哈哈木所統滿洲援軍于十月十五日班師回京①,廣東駐防清軍相當單薄。尚、耿耽驚受怕,聯名向清廷訴苦,說可喜部下兵卒僅二千五百名,繼茂部下僅二千三百名,加上綠營兵也不過二萬之眾,“各處征戰不無損傷,難以招募,頂補率皆南人,皆游蕩之輩,俱非經戰之輩。連年西賊(指李定國軍)鴟張,兼土寇四處竊發,兵力多不可恃”。

    他們請求清廷抽調蒙古兵員三千發來廣東助戰。清帝交議政王、內大臣會議,答復是“邊外投順蒙古各有部長,不便調發,應請敕兵部自今以后凡外省解到蒙古,不得仍送理藩院,但查照送到數目,平分咨送兩王入伍效用”。這無異是一紙空文,經順治帝核準后下達②。這一文獻證明清朝兩廣總兵力(連同廣西原孔有德藩下兵將)不超過三萬人,何況“經戰之輩”不多,心懷觀望者不少。南明可以投入廣東的軍事力量要強大得多,李定國部約為四五萬人,其中許多將士參加過桂林、衡州戰役,既富作戰經驗,也無畏清若虎的心理壓力,足以為入廣作戰的主力。鄭成功自稱兵員數十萬,可能有所夸張,但在十萬以上殆無可疑,擁有大小戰艦船只上千艘,機動性很強,如果他肯派主力西征,李、鄭聯軍對廣東清軍無論在兵員數量上,還是在軍士素質、器械裝備上都占壓倒優勢。

    此外,清政府在廣東的統治并不穩固,尚可喜、耿繼茂吸取了孔有德分兵鎮守導致覆亡的教訓,兩藩兵力全部集中于廣州,其他各府、州則由綠營兵駐守。因此,廣東許多地方的擁明義師還相當活躍,他們憑借海島、港灣、山區等有利地勢堅持抗清。例如,在欽州、廉州(今屬廣西)有鄧耀、朱統■、周騰鳳、張孝起等部,鄧耀自順治七年正月起駐兵欽州的龍門島(今廣西龍門縣),這里“東界合浦,西界交阯,為欽、廉門戶,群山錯落七十有二,欽江諸水隨山而轉,彼此相通,亦七十二徑而注于海”,①形勢異常險要。明寧藩鎮國將軍朱統■、海北道周騰鳳和高、雷、廉、瓊四府巡撫張孝起也來到廉州地區同鄧耀相呼應,永歷帝因此授予鄧耀靖氛將軍封號。在廣東高州府石城縣(今廣東廉江縣)有永歷朝廷所封漳平伯周金湯部駐守。在廣東肇慶府陽江縣南面海陵島有李常榮部;恩平縣一帶有虎賁將軍王興部。在廣州府臺山縣南海中的上川山、下川山兩島中有凌海將軍陳奇策部。這些抗清武裝實力雖不雄厚,地域比較分散,但一般都接受永歷朝廷大學士郭之奇和兩廣總督連城璧的節制,他們熟悉當地情況,有的還擁有舟師,對于配合大軍作戰是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特別是由于他們兵力較弱,在強敵之下竭蹶圖存,迫切希望南明大軍入廣,借以擺脫困境。

    第三,還必須注意到明、清雙方爭奪廣東在后援兵力上的差異。明方除原在廣東的義師不必說,定國和成功的大軍都與廣東接境,主力可以在短期內集結,后方支援也比較容易;清方正好相反,清兵赴援往返動輒數月,像1653年肇慶之役,尚、耿緊急呼救,三月明軍已敗,五月清廷才令江寧駐防滿軍赴援,抵粵時只趕上收拾殘局。李定國致鄭成功的信中諄諄勸告萬勿“愆期”,原因正在于利用清方增援困難,以絕對優勢兵力速戰速決,一舉拿下廣東全省。

      以上說明了李定國用兵廣東的正確。南明復興的希望在1652年(順治九年,永歷六年)取決于孫、李合作全殲湖南屯齊所統清軍,由于可望妒賢忌能坐失良機;這以后的可能性就是李、鄭會師收復廣東和東西會師長江收取江南(見下述)。此機一失,南明再無復興之望。

    用兵如弈棋,關鍵一著失誤,全盤皆輸。李定國不愧是明清之際最杰出的軍事家,他的高瞻遠矚,實在是同時諸雄根本無法比擬的。李定國為實現這一重大戰略方針嘔心瀝血,作了極其周密的部署。

    早在1653年(順治十年)九月,即李定國在廣東肇慶受挫回師廣西五個月之后,永歷朝廷就派兵部職方司員外郎程邦俊攜帶詔敕前往廣東,向兩廣總督連城璧宣諭“藩臣定國,戮力效忠,誓復舊疆”,即將進軍廣東,命連城璧聯絡廣東義師準備接應。1654年正月連城璧回奏他接到敕書后“親詣鎮臣王興營,與之點算軍實,收合勇壯;知會鎮臣陳奇策,羅全斌等及各股官、義頭目,面定要約,以三月初二水陸畢會,以待王師。眾皆踴躍,又是一番朝氣矣”①。

    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連城璧疏中提到的三月初二會師日期,后來定國大軍入粵正是在三月初二日占領高州,證明至少在半年以前李定國就已經作出了第二次進軍廣東的具體計劃。定國進兵廣東主要寄希望于鄭成功率領主力來會,以收東西夾擊之效。既然把會師日期早在半年以前就通知了連城璧預作準備,絕不可能不通知鄭成功。

    由于南明文書大量被銷毀和楊英等鄭系官員記載“藩主”事跡多有諱忌,導致李、鄭信使往來的準確情況難以弄清。但是不應忘記廣東義師多在海濱、島嶼,同鄭成功一樣擁有舟師,海上聯絡并不困難。定國在1654年致成功的一件書信中說 “遣使帆海,……擬閱月可得旋”②,前此已多次通使,說明一個月左右使者即可往返,若僅以朝命調兵,僅需半月。定國信內摘引成功來書中語常不見《先王實錄》等書,足知楊英等有難言之隱。

    總之,李定國廣東戰役方案可說是萬事俱備,只欠東風。東風就是鄭成功的主力,來與不來,大致決定廣東戰役的成敗,更與南明能否復興直接相關。

      1654年(順治十一年,永歷八年)二月,李定國從廣西柳州領兵數萬(其中有兵數千),配備了大象和銃炮,南下橫州(今廣西橫縣),經廣東靈山(今屬廣西)攻廉州府(今廣西合浦),清總兵郭虎逃走。定國軍至高州(今廣東茂名市),清高州守將張月和平南王藩下副將陳武、李之珍督兵至石城青頭營扼守,被明軍擊敗,李之珍逃往電白縣,張月遣使者迎降,陳武被砍死,高州遂為明軍占領①。接著,清雷州總兵先啟玉也以城歸降。

    高、雷既定,李定國在三月初三日親至高州,廣東各處義師群起響應;清平、靖二藩和督撫標兵不敢迎戰,集中兵力防守廣州地區,向清廷緊急呼救。

    李定國一面派使者前往廈門再次督促鄭成功率主力來粵,他考慮到鄭軍在水上的優勢,從海道來助可以不受潮州、惠州清軍的阻擊,因此確定兩軍會師地點為廣州南面的新會。

    同時他派自己的軍隊會合廣東義師王興等部向新會進發。定國未能親統大軍東征,是因為他在四月間患病,直到八月間才治愈②。主帥沒有親臨前線,缺乏堅強的指揮核心;鄭成功又未能按期出兵,新會戰役的前一階段自然難以奏捷。

    據清方報告,定國部署的新會戰役從六月二十九日開始,“老本賊(即定國所遣本部兵馬)約有一千余,皆有盔甲,馬約二百余匹,象二只。余賊皆系繡花針(王興綽號)及各處土寇”①。

    定國在養病期間仍積極作大戰準備,一方面在高州地區籌集糧餉和作戰物資,《高州府志》云:“定國入高州,改舊府署僭營王殿,重征疊派,每米一石納扉、履及鉛、鐵等物,民甚苦之”②。定國以高州府署為住所當系事實,但說他“營”建王殿,似乎在大興土木,則顯為誣蔑之詞,因為定國志在復廣再圖進取,不可能有久居高州之意。從征派的物資看,門扇為盾牌之用、鞋為軍士所需,鉛、鐵乃制造兵器必備之物。

    另一方面,定國在四月間和大約八月間一再派使者赴廈門催促鄭成功出兵,要求成功告知準確師期,以便發起決戰。

    楊英書中收錄的定國致成功信是一分極其重要的文件,書曰:孟夏(四月)遣使帆海,詣鈐閣,悉機務,并候興居,擬閱月可得旋。不圖至今尚棲遲貴壁。今差員李景至,始知前此籧使林祚者,固不知所下落也。不谷駐師高、涼,秣勵養銳,惟候貴爵芳信,即會轡長驅,以成合擊;蓋不欲俾虜有只蹄□遁耳。乃七月中旬又接皇上敕書,切切以恢東為計。君命不俟駕,寧敢遲遲吾行哉!爰遣水陸二師,齊發新(興)、肇(慶),托祉有初,兩見成績。蓋殄虜于長洋,敗李酋(指清兩廣總督李率泰)于端水(即肇慶)。而會城兩虜(指清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繼茂)恃海攖城,尚稽戎索。茲不谷已駐興邑(指廣東新興縣),刻日直搗五羊。然逆虜以新會為鎖鑰樞牖,儲糗攸資,是用悉所精神,援餉不絕。不谷之意,欲就其地以芟除,庶省城可不勞而下,故亦合力于斯。在彼望風屏息,遵陸知難,遂恃長舸艦,堵我舟師。非藉貴爵星言發夕,其誰收此一捷也。企慕甚殷,宜有關切。至于粵東水師官兵抗虜、降虜者,莫不密遣告勞。然詳所舉止,多倫觀望。不思羊城底定后,雖頻年抗節,而不千里勤王,亦何夙績之足道哉!惟貴爵為宣此意,以慫恿各部,則五等上下,庶知國恩祗報在茲,而不謂不谷之功罪可混也。至援虜之來,向亦各聞其概,然通盤策虜,再無敬謹(指被李軍擊斃的清敬謹親王尼堪)之強且精者,今安在哉!誠來,當盡縛以報知己。其楚、豫之間,偵使頻繁,大略粵事諧而閩、浙、直爭傳一檄。所謂張侯爵(指明定西侯張名振)鼓楫而前,要知亦緩于今日發粵之舉。時乘其所急,名高于易收,執事寧忍置之?差員稱:貴爵從潮、惠脂車,則當以初冬為的,其水部必以速臨新邑(指新會)為限。均希相要旦旦,足仞至誠,云臺虛左,不谷實厚冀于公也。暫復,不備。①

    這封信說明,李定國三月間揮師入粵,占領高州府屬之后,沒有得到鄭成功出兵夾攻的消息,故在四月再派使者致書成功,商談會兵“機務”,由于軍事緊急,李定國原定一月之內回報。使者到達廈門時,由于鄭成功正同清方“和議”,惟恐定國使者返回后洩漏消息,將來使稽留于廈門,拖了一段時間才派李景攜來書信復命。鄭成功的回信未見,但從定國的信中可以推知其主要內容:一為聲稱已派部將隨張名振北上江、浙;①二是應允遣水、陸師入廣攻潮、惠,似乎連出師日期也未坦誠相告。②

    鄭成功的態度模棱,說明他無意于同定國會師。李定國對此深表不滿,正如他在信中所說:“惟侯貴爵芳信,即會轡長驅,以成合擊”,不啻望眼欲穿。從四月等到八月,鄭成功的使者才姍姍遲來,帶來的意見又含糊其辭。

    所以,定國在信中透徹地分析了戰局態勢,指出攻克廣東全局皆活,福建、浙江、南直隸(指江蘇、安徽)可勢如破竹,從此中興有望,這是就戰略而言。從戰役而言,恢復廣東關鍵在于攻克新會,即所說“逆虜以新會為鎖鑰樞牖”,“不谷之意,欲就其地以芟除,庶省城可不勞而下,故亦合力于斯”。但新會地區水道縱橫,是廣州南面重鎮,定國雖有廣東義師水軍接應,卻沒有把握在該地擊潰廣東清軍,乘勢攻克廣州,只要成功率主力相助,即可大功告成。

    定國信中有時婉轉、有時直接地批評了鄭成功,如說自己接永歷帝敕書后,“君命不俟駕,寧敢遲遲吾行哉!”暗示成功不應虛戴永歷名號,不以君命為意;說粵東義軍水師“多倫觀望”,并不是事實,而是隱喻成功。至于“所謂張侯爵鼓楫而前,要知亦緩于今日發粵之舉”;“不思羊城底定后,雖頻年抗節而不千里勤王,亦何夙績之足道哉!”直截了當地指責鄭成功自詡之功績對復明大業無足輕重。

    以當時二人的關系和習慣用語而言,定國的急于會師,解除成功的猶豫和借口,可說是情見于詞了。在這封信發出后,定國仍不放心,又以極其懇切的言語寫了一篇短箋:“圣蹕艱危,不可言喻。敕中愴怛之語,不谷讀之痛心。五月至今,所待貴爵相應耳。倘確不能來,即示以的。不谷便另議舟師,以圖進取。甚(慎)勿然諾浮沉,致貽耽閣。要知十月望后,恐無濟于機宜矣。”①應該承認,李定國在信中把會師的戰略意義、會師地點和日期都說得再清楚不過了。同時也可看出他對鄭成功雖寄于厚望,但已經估計到對方缺乏誠意,準備孤注一擲了。

      新會戰役從六月開始一直打到十二月中旬,長達半年之久。清平南王尚可喜也看出新會的得失直接關系著省會廣州的安全,在五月間先后派參將由云龍、右翼總兵吳進忠率部入城協助防守②。六月至九月的攻城,是李定國派部將吳子圣等會合廣東義師進行的。八月間,陳奇策帶領所部水師入西江,攻占江門(今江門市),擊斃清廣東水師總兵蓋一鵬,不僅控制了廣州地區的出海口,也切斷了廣州同新會之間的通道。尚可喜、耿繼茂見形勢危急,親自帶領官兵于九月十二日前往江門,加強廣州南面和西面的防務,但仍不敢同李定國主力決戰①。十月初三日起,李定國親統大軍號稱二十萬猛攻新會②。明軍先后采取挖掘地道、大炮轟城、伐木填濠等戰術進行強攻,都因守城清軍負隅頑抗,未能得手。十一月初十日,清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繼茂再次統兵從廣州來援,卻頓兵于三水,等待清廷所遣滿洲軍隊。

      新會被圍困日久,糧食告罄,城中清軍竟然屠殺居民為食。《新會縣志》記載:“而圍城之內,自五月防兵一至,悉處民舍,官給月糧,為其私有;日用供需,責之居停。貧民日設酒饌餉兵,辦芻豆餉馬,少不豐贍,鞭撻隨之,仍以糗糧不給為辭,搜粟民家,子女玉帛,恣其卷掠。自是民皆絕食,掘鼠羅雀,食及浮萍草履。至臘月初,兵又略人為臘,殘骼委地,不啻萬余。舉人莫芝蓮、貢生李齡昌、生員余浩、魯鰲、李炅登等皆為砧上肉。知縣黃之正莫敢誰何,撫膺大慟而已。十有四日,援兵解圍,城中馬有余粟,兵有遺糧,所遺民雞骨不支。督院李率泰慰將士,存恤百姓,為之流涕曰:'諸將雖有全城之功,亦有肝人之罪。此諸將所以自損其功也。’而悍卒不顧,猶勒城中子女質取金帛;不能辦者盡俘以去。李督院數為力言,始覈一二還民;至于靖藩所掠,概留不遣。蓋自被圍半載,饑死者半,殺食者半,子女被掠者半。天降喪亂,未有如是之慘者也。”①十二月初十日,清廷委派的靖南將軍朱馬喇等率滿、漢兵長途跋涉到達三洲時,新會已危在旦夕。朱馬喇部休整三天后,即在十四日會同平、靖二藩軍隊在新會城外向明軍發起總攻,經過四天激烈戰斗,到十八日定國的軍隊抵敵不住,全線潰敗②。清軍趁勝追擊,李定國所統明軍主力在二十四日退到高州,二十六日晨撤回廣西③;留部將靳統武領兵數千鎮守羅定州(今廣東省羅定縣),阻滯清軍,到次年正月也被迫撤回廣西 ④。明軍收復的廣東州縣和部分廣西地方重新淪入清方之手。李定國精心籌畫的恢復廣東、進取江南戰略完全失敗,這以后他再也沒有力量和機會進入廣東了,南明復興的希望從此化作泡影。

      總結李定國兩次入粵之戰,戰略方針是完全正確的。廣東清軍主力當時全部集中在廣州,定國的用兵不是直攻該城,而是把廣州南面近海的新會選擇為主攻方向,證明他始終盼望鄭成功海上之師能夠在決戰之前到達,東西會合,兵力和士氣倍增,廣東的局勢必將大為改觀,可以穩操勝券。無奈鄭成功私心自用,一味拖延,空言應付,致使定國所云“許大機宜”功虧一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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