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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自由黨計劃的成本 勞埃德·喬治先生在承諾中明確表示，自由黨計劃的實施將不會帶來額外的稅收負擔。當然，他也承認這一計劃不可能是毫無代價的；但是他相信，計劃的未來收益將是相當可觀的，僅是其中的三項收益——某些其他方面的節省、政府歲入的增加以及諸如軍備支出的削減——就足以補償計劃所需耗費的資金。 也許正是承諾的這一部分引起了那些怯懦分子的猛烈抨擊。但是這些非難者事實上并不具備發言權，他們對計劃的成本根本沒有一個明確的概念。其實，勞埃德·喬治先生本可以很有把握地許諾更低的成本，他實際的做法只不過是為自己留有更大的余地而已。 下面我們試從一組非常不利于勞埃德·喬治先生的假定（近乎于極端化的假定）出發，看一看即使在最糟糕的情況下，計劃所需的成本。這些假定依次為：（1）計劃在實施完畢之前需要耗費3億英鎊；（2）計劃中任何一個項目的最終收益均為零；（3）僅僅從最狹義的方面考慮由此造成的預算得失，而不考慮國民收入與福利的得失。此外，我們進一步假定，在計劃所需貸款的利息和償債基金方面，每年必須支付本金的6％。 以上的假定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因為三年內支出3億英鎊最終竟然一個便士也賺不回來，天下實在是沒有這樣的好事。不過我們暫且就這樣假定。根據這些假定，每年給預算帶來的費用是1800萬英鎊。 這筆費用大約是目前政府歲入的25％。如果就業增加5％能夠使目前的稅收收入增加1．5％，如果軍備支出能夠削減7．5％，那么這筆費用無疑是可以獲得補償的。 當然，根據這些假定所估算的費用，肯定會遠遠超出勞埃德·喬治先生承諾的計劃成本。實際上，他的計劃需要耗費的資金大大少于1800萬英鎊。 首先，公路發展計劃的必需資金完全可以由改造后公路之“增值”和現有公路基金的專項撥款提供，因此它不會給預算造成任何負擔。 其次，住宅建設計劃，作為自由黨計劃中耗資最大的一個項目，的確需要資金援助，但它將來可以以租金的形式逐漸收回投資。E．D．西蒙先生指出，相比于保守黨每年新建10萬套住房的計劃，自由黨計劃的20萬套雖然規模比較大，但所需資金的主要部分是可以通過出租住宅的方式自我籌集，因此它給預算帶來的費用每年僅是120萬英鎊，三年累計為360萬英鎊。此外，這一計劃每年必須支付60萬英鎊的利息，三年累計則是180萬英鎊，加上前面的支出，所需費用共計540萬英鎊。另一方面，住宅計劃將提供15萬個就業機會。 最后，自由黨計劃中眾多種類不一的項目，例如電話通訊和商業輔助貸款，基本上可以做到自給自足。 根據失業部的統計，為了滿足計劃中需要財政援助項目的資金要求，預算每年要增加250萬英鎊的支出；鑒于計劃的實施期限為三年，總計而言，750萬英鎊（當然是可以收回的）將是綽綽有余了。 另一方面，政府無須為每年250萬英鎊的預算支出感到擔憂，由這一計劃帶來的政府歲入的增加與軍備支出的削減將足以為財政帶來相應的收入，相比于計劃的未來收益，這筆費用完全是微不足道的。當然，我們希望自由黨當權的政府能在這個基礎上更進一步。畢竟，250萬英鎊只相當于政府歲入的0．33％和軍備支出的3％弱。 但是這一計劃的收益遠不止上述的那些。我們還沒有考慮由于失業減少而帶來的失業基金方面的收益。嚴格地說，失業基金是獨立于預算的國家專用資金，因此這方面的收益并不會直接地有助于預算狀況的好轉。但是，它對預算有間接的幫助，因為失業基金的赤字遲早得由預算來承擔。 如果失業減少50萬人，失業基金每年可節省2500萬英鎊。讀者稍加計算就可以看出，相比于以上估計的計劃每年給預算帶來的費用，這一數字是多么巨大，具體地說，后者是前者的10倍。而且我們還沒有考慮由此節省的實現濟貧法方面的支出，當然，還有各項基金的利息支付。 由此可見，這一計劃每年所需資本費用的1／4可以由失業基金方面的收益于當年之內彌補。 此外，由于國民收入增加而帶來的政府歲入的提高部分，或許可以于當年或下一年內抵消其中的1／8。 由此可見，計劃所需資本費用的近一半左右完全可以即時得到補償。因此我們可以說，這一計劃并不會給國家造成任何明顯的損失，即使平均而言，每年5％的成本還能帶來一半，也就是2．5％的收益。 到現在為止，我們的考慮范圍僅僅局限于國家財政方面，而絲毫沒有涉及到國民福利方面。如果我們試圖進一步估算失業人員由于重新就業而獲得的持久利益以及整個國家的利益，當然衡量的標準不是直接的現金收入，而是諸如運輸系統改造后的高效率和國民住宅的健康舒適等方面的自然增殖，那么可以肯定的是，計劃的未來總收益之高將是無法估量的。 有些人的觀點未免過于悲觀了，在他們看來，計劃的成本之高、風險之大無論如何都是令人難以接受的，而且由此可能獲得的收益相對而言卻微小得令人難以置信。現在看來，他們的確是有些杞人憂天了。 八、自由黨計劃難道就是社會主義嗎？ 面對當前的發展趨勢，人們不禁要問，為什么政府要在經濟事務中扮演角色？為什么提供給私營企業的鼓勵和扶持總是不夠充分？ 關于這些問題的答案，人們可以在“自由黨黃皮書”（即《英國工業前景》）中找到。凡是擁有大量資本的經濟實體，其中絕大部分已經完全處于政府部門的影響和控制之中。這是一個不可避免的趨勢，無論哪一個政黨執政，都無法阻止。 目前在運輸系統、公用事業和國家住宅建設方面，資本擴張的速度主要取決于財政部和當今執政者的政策；不管我們愿意與否，這都是一個無法回避的事實。 如果政府及其有關部門采取限制和縮減政策，我們將一事無成。如果他們聽其自然、放任自流，我們將落伍于時代的步伐。相反如果他們采取鼓勵和扶持的政策，國家實力將迅速提高。至于選擇的是設備精良的、最新式的、領先的工廠，還是高效的國有工廠，則完全取決于政府的意愿和政策。 因此，問題并不在于選擇私營企業或是國營事業來解決當前的問題。事實上，這一決定已經作出了。在許多方面——雖然不是全部——問題在于政府是親自介入經濟領域還是袖手旁觀、放任自流。 公路、造林、墾荒、排水、電氣、貧民窟清除和城鎮規劃，以及運河、碼頭和海港的建設，目前均需要大量的資本注入，因此政府當局的支援是不可或缺的。 在論證國家參與經濟生活之必要性的同時，自由黨計劃也對許多以援助私營企業為目的的重要項目提出了建議，其中包括振興農業、資助鐵路系統實現機車及必要設備的現代化、擴大商業輔助法案的某些規則以便為私營企業融通資金等。這幾項計劃的重要意義，絲毫不亞于政府當局著手實施的那些方案。 自由黨計劃本身的目的并不是發展國有企業，而是試圖借助于現有的和易于控制的組織機構的媒介作用，來發展和增強國家的實力。 因此，自由黨計劃并不具有社會主義特征。關于這一點，某些堅定的反社會主義人士曾在他們的機關刊物《投資者大事記和金融市場評論》——這是一份在中產階級投資者圈子內頗受好評的金融周報——上予以著重說明。具體的評論文章刊登在1929年4月13日的那一期上，原文援引如下： 選舉策略 在大選運動中，很難指望有什么公正精確的政治評論。但像《泰晤士報》發表的名為“失業的解決辦法”的標題文章那樣，傾向性如此之明顯，也是頗為令人驚奇的。這篇文章旨在強調自由黨的計劃與社會主義勞工團體的主張別無二致，因為兩者都建議“通過政府機構來為失業人員尋找工作”。有時，在外來壓力下，有道理的觀點也會走向徹底的謬誤，這篇文章所表現出來的是不是正是這樣一個極好的例子呢？社會主義勞工團體的主張是放棄私營企業的“生產、分配和交換”，代之以國家控制，從而為每個人都提供（或維持）就業機會；而自由黨計劃則是在緊急情況下協助政府，國有企業的經營也僅限于那些在性質上不可能由私營企業經營的行業。比如，公路的建設和維護，如果不由公共機構利用公共基金來承擔，誰又會來承擔呢？私營企業當然不能勝任這種任務，因為設立收費站的日子早已一去不復返了。 九、難道自由黨計劃僅僅是轉移就業嗎？ 近來頗為常見的一種反對意見認為，政府為資助生產性計劃而籌集資金勢必會減少正常工業使用的資本供應。如果情況的確如此，國家發展政策就不可能真正增加就業機會，因為這樣做無非是以國家計劃下的就業替代了正常情況下的就業而已。而且反對者宣稱，要么出現這種情況，要么就必然導致通貨膨脹。由此看來，政府在失業問題上的努力幾乎不會有什么成效，甚至可以說完全無濟于事。當前的問題是無法解決的，我們只有聽天由命。 這就是我們的財政大臣在其預算報告中所持的論點。他向下院說：“一般言之，政府舉債和政府支出，無論它們在政治上或社會上有何幫助，幾乎不可能增加實際的就業機會，即使由此能夠促進就業，這個現象事實上也是不能持久的，這就是財政部傳統的信條，是我們長期以來一貫遵守的。”最終他的結論是，某些政府支出確實是不可避免的，但這類支出，就其本身而言，即使是非常明智合理的，也無法解決失業問題。 根據當前的實際情況，我們認為，支持這個論點的依據是根本不成立的。 首先，并沒有充足的理由表明這個論點只適用于國家創辦的企事業。如果確有根據證明這個論點適用于國營事業，那么它必然同樣適用于任何涉及到資本支出的新工程或新企業。倘若某些工業巨頭決定開創新事業，準備斥巨資（比方說1億英鎊）用于興建工廠，我們就一定會預料到就業形勢由此將大為改觀。當然，這樣的預期肯定是不會錯的。但是財政大臣的論點如果是正確的話，我們的想法就是有問題的。根據他的論點，我們只能做出這樣的結論，即這些富于創業精神的企業家僅僅是把用于其他目的的資金轉移到他們興辦的企業中，結果對就業并沒有實質性的貢獻。事實上還不止是這樣，我們也許不得不進一步作出更加驚世駭俗的結論，不得不由此斷言，無論使用什么方法（除非是不可思議的通貨膨脹）都無法解決當前的失業問題，我們前進道路上的障礙不是別的，只是資本不足。然而這一結論又令我們非常疑惑，因為誰都知道，英國的剩余資金是非常巨大的，它每年出借國外的資金通常都在1億英鎊以上。 由此看來，財政大臣的論點肯定不是從常識中得來的。近年來住宅建設計劃使許多人獲得了就業機會，這是一個事實。如果有人認為，即使沒有這一計劃，也同樣會有同樣多的就業機會，我想任何一個有判斷能力的普通人決不會相信這種不實事求是的說法。同樣的道理，如果采用了勞埃德·喬治先生的就業計劃，勢必會有更多的人找到工作，這一點對大多數人來說，是不言而喻的。 財政大臣的論點不僅表面上是不可信的，而且事實證明它的確是錯誤的。新投資所以能夠提供就業凈增量，是出于以下三個來源。 第一個來源是儲蓄，這正是我們現在用以支付失業津貼的資金來源。 第二個來源還是儲蓄，由于缺乏適當的信用媒介，這項資金基本上被消耗殆盡了。 第三個來源則是對外出借資金凈額的減少。 下面我們將依次分析這三個來源，首先從第一個說起。所謂個人儲蓄，意思就是說某些人所生產的超過了他們所消費的。這個剩余額可以用來、也應當用來增進資本設備。但不幸的是，這并不是利用儲蓄的唯一方式，它也可以用來使其他人的消費超過他們的生產。 當出現失業現象時，情形正是這樣。這時我們是把儲蓄用來救濟失業人員，而不是用來為國家增加設備。勞埃德·喬治先生計劃下所要使用的儲蓄，并不是挪用其他資本設備項下的資金，而是部分取之于失業項下的救濟金。單就失業津貼一項來說，我們每年就得支出5000萬英鎊，而這還不是用以援助失業者的全部費用。 我們再來看一看第二個來源。應當說明的是，個人儲蓄轉化為投資并不一定是必然的。用于資本改良的投資量，一方面取決于英格蘭銀行信用創造的規模；另一方面取決于企業家的投資欲望，而政府本身——正如我們所看到的——現在已成為一個重要的投資主體。在這些因素的支配之下，投資總量并不一定相等于儲蓄總量，兩者實際上經常有所偏差，而正是兩者之間的不平衡形成了許多困擾我們的難題。 投資大于儲蓄的結果是經濟的繁榮、高度的就業，同時伴隨著通貨膨脹；投資小于儲蓄的結果則是經濟的蕭條、不正常的失業，這也正是我們當前面臨的處境。 關于信用擴張，往往存在一種反對意見，認為由此勢必造成通貨膨脹。但并不是所有的信用創造都意味著通貨膨脹。只有當我們每個人都有工作可做，儲蓄已經完全耗盡；而我們仍在繼續實行擴張政策時，就像我們在戰時和戰后一段時期內所做的那樣，才會發生通貨膨脹。 有人認為資本支出政策將造成通貨膨脹，除非同時從正常工業中挪用一部分資本。如果是在經濟繁榮時期，這種說法無疑是正確的；如果資本支出政策的實施規模過于龐大，造成對儲蓄的需求大于供給，這時上述說法也是符合實際的。但是事實上我們目前的情況還遠遠沒有達到這種境地。我們現在首先需要對付的是嚴重的通貨緊縮，是經濟蕭條；至于由國家發展政策而引起的通貨膨脹，其危害性實在是微乎其微，以至于可以完全忽略。在目前的情況下，以通貨膨脹這個可怕的惡魔作為反對資本支出的理由，就好比是對一個身患癆病、面黃肌瘦的人警告說“過度肥胖是危險的”一樣。 迄今為止，英格蘭銀行一直不敢實行大膽的信用擴張政策，究其原因，可能是害怕信用擴張會引起黃金流失，而該行認為他們還不具備充足的黃金儲備以應付這一后果。 英格蘭銀行如果為了緩解國內企業的疲軟態勢而擴大信用量，對這項新增的信用量，能否由國內企業按當時的利率加以吸收，是沒有確切把握的。由于市場利率將隨著信用擴張而下降，這時新增的信用量，也許有很大一部分會流到國外借入者那里，結果銀行的黃金將外流。因此，除非英格蘭銀行能夠事先確定，在當時的利率水平下國內的借入者愿意吸收貸款，否則貿然擴大信用是有一定風險的。 自由黨計劃之所以能夠非常適應目前形勢下的基本情況，原因就在這里。它提供了保證擴大信用安全的必要條件。 當然，英格蘭銀行對政府的資本支出計劃必須抱有忠實無間的合作態度，竭盡所能，輔助計劃得以順利地實施。因為英格蘭銀行的職權足以決定這一計劃的成敗。如果它為了防止銀行信用的擴張而實行通貨緊縮政策，那么已經安置妥當的各項政府計劃勢必受到沖擊，財政部為資助計劃的資金支出也只能是以犧牲其他企業為代價，這種結果是我們都不愿看到的。 因此我們同意麥肯納先生的觀點，認為在目前形勢下解決問題的關鍵在于信用擴張。但是我們如果不為信用在國內的具體用途提供條件，而只是單純地擴大信用，那我們就難免會起疑心，害怕新增信用量的絕大部分會流到國外借入者手中，從而攜走我們的儲備黃金。由此我們得出的結論是，銀行信用的擴大也許是促進就業的一個必要條件；與此同時，實施一項吸收新增信用量的國內投資發展計劃卻是安全擴大信用的一個必要條件。 自由黨政策所需資金的第三個來源是對外出借凈額的減少。 目前我們儲蓄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投資于國外發行的各類證券。假定龐大的國家發展政策所需的資金，全部取之于對失業救濟的現有支出和現在被浪費掉的儲蓄這兩個部分還不夠，再假定為了滿足政府的資金需求，勢必會有其他借入者無法獲得貸款；但我們并沒有理由認為，在這種情況下這些借入者就一定是英國的企業家。因為倫敦目前向國外的政府或國外的地方當局提供了相當大規模的貸款，通過資本市場的運作技巧，完全有可能收回一部分這方面的貸款而用于政府的支出計劃。因此英國政府的貸款行為將主要影響債券市場。 目前英格蘭銀行由于自身的緣故，對于凡是能減少對外投資量的任何事物，都表示歡迎。外匯的形勢總體來說是令人擔憂的，最近銀行利率的上調就是一個明證。但是對外投資量若能有所縮減，外匯的不穩定局面將會趨于緩和。正是由于這個原因，英格蘭銀行在一兩年前，對外投資還實行半官方的禁令。當然，禁令是一種比較粗暴的手段，只宜做短期內的嘗試，我們認為最好不要恢復這種禁令。然而目前的形勢雖稍有緩和，但依然嚴峻，因此，仍舊存在著實施禁令的可能性。現在我們在對外貿易方面處于逆差地位，這時對外投資的增長將是非常危險的。對外投資之所以會發展到如此嚴重的地步，部分原因就在于儲蓄在國內缺乏出路。 由此可見，資本支出政策的結果，不僅可以消除通貨緊縮下的蕭條現象，而且可以使現在向國外尋找出路的儲蓄，大部分轉移到國內以求發展。這一結果是值得歡迎的，也是符合英格蘭銀行自身利益的。 有人反對這種樂觀的看法，認為對外投資的減少勢必會造成出口業的不景氣。我們實在是不明白這種反對意見的理由何在。正如我們所指出的那樣，對外出借凈額的減少將減輕英格蘭銀行在黃金儲備方面的壓力。它的主要影響，最終不會導致出口的減少，而會造成進口的增加。因為新計劃的實施必然需要一定數量的進口原料，同時現在的失業人員，一旦有了工作，自然會消費更多的進口食品。 這就是我們反對那種無所作為的消極觀點的理由所在。勞埃德·喬治先生計劃所需的資金并不是從其他資本設備項下挪移而來的，而是部分出自失業項下的救濟金；還有一部分來源于儲蓄，這部分資金現在由于缺乏適當的信用媒介正在無形中浪費掉了。新政策將促進經濟走向繁榮，在這一過程中，會出現某些新事物；而借助于對外出借的縮減，我們仍可以保持局勢的平穩。 新政策的實施將使目前的整個失業大軍重新獲得就業機會，從而會進一步增加國民財富。有一種觀點認為這種做法勢必對財政造成災難性的后果，按照“安全第一”的原則，我們應當保持一部分人處于失業狀態，這種看法對任何有頭腦的人來說，簡直是聳人聽聞的奇談怪論。 我們之所以實施新投資計劃，就是為了利用這些閑置的生產資源。 我們的論點簡單明確，顯然是不容置疑的。在吸收閑置勞動力從事生產活動的過程中，也許會出現某些實際困難，但無論如何，我們都會設法避免占用其他利用形式下的資源。 這一結論對我們自己、對勞埃德·喬治先生以及他的顧問們來說，并沒有什么特別之處；其間涉及的理論問題也并不生僻難解。近些年來，經濟學家們普遍爭論的一個問題就是，政府資助的資本發展計劃是否能夠真正促進就業。爭論的結果證明本章所做的結論是正確的、合理的，而所謂的財政部信條純屬無稽之談。例如——援引某些才識過人的權威人士的見解——我們上述的論點與庇古教授的論證結果非常接近，他在最近撰寫的《工業波動》一書中（第二部分，第十章），詳細闡述了財政部信條，并明確無誤地指出它的謬誤所在；庇古教授的這一論點得到了喬賽亞·斯坦普先生的贊同；與此同時，麥肯納先生也積極地支持這一見解（參閱他在1927年對股東們發表的演講稿，后來再版于《戰后的銀行政策》，第118頁），作為世界上最大的銀行的總裁，他毫不猶豫地堅持擴大投資于企業活動的資金量，在他看來，這種做法并不一定會引發通貨膨脹。 事實上，對上述論點，除了財政部圈子內的某些人士以外，還沒有一位有名望的權威經濟學家發表過反對意見。鮑爾文先生、丘吉爾先生和拉明·沃辛頓-埃文斯爵士堅持認為政府舉債勢必會減少供私營企業使用的資源，認為勞埃德·喬治先生反對他們時所玩的不過是一種似是而非的鬼把戲；如果公眾相信他們所說的是完善的正統經濟理論，那就大錯特錯了。勞埃德·喬治先生的反對恰恰是正確的。構成自由黨政策的基礎理論，是專家們再三權衡之下才決定的。 十、現任政府的消極政策 近些年來，財政部主要關注的是其轄屬的各部門的戰債轉化問題，而我們的整個經濟政策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出臺問世的。財政部認為，政府舉債越少，把戰債轉化為利率較低的債款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為了有利于戰債的轉化，他們盡其所能削減一切公共借款和政府的資本支出，而不管這類支出本身是怎樣地有利于生產，怎樣地有價值。這種做法究竟會造成怎樣巨大而持久、廣泛而深遠的影響，恐怕公眾還一無所知。 對于一切有利于發展、有利于企業的周詳計劃，他們（只要事實上做得到）總是以“否”的答復而拒人于千里之外。事實上，縮減資本支出，對政府債款利率的降低，的確會產生一些作用；但同樣的事實也表明，它會擴大失業，使國家的必要設施停留在戰前的水平。 即使是從預算的觀點來看，財政部的做法似乎也是得不償失的。如果有人以這種做法有可取之處而表示贊同，那實在是不可取的。資本市場是一個國際市場，對金邊證券利息率起決定性作用的各種各樣的因素，是處于我們控制范圍之外的；英國政府通過削減或擴大資本支出對這方面所能引起的影響是有限度的。假定在最極端的情況下，利率由此可以降低0.25％。鑒于等待轉化的戰債是20億英鎊，則這一數字所體現的是每年債務負擔將相差500萬英鎊。試將這個數字與去年的失業基金支出對照一下吧——后者高達5000萬英鎊以上。 應當說明的是，在今后的10年里（比方說），形勢很有可能會發生變化——這種變化在戰前是經常會發生的——由于某些國際因素的作用，利率將降低到令人不可思議的地步，甚至比財政部在世界市場利率非常之高的不利環境下千方百計希望達到的水平還要低得多。這時才是順利實施轉化計劃的大好時機。因此財政部目前即使能在比現有市場利率低0.25％或0．5％的水平上實現戰債的轉化，結果也許會證明是極不劃算的。如果為了得到一時的微不足道的便宜而過早地實施轉化計劃，我們最終將為此付出巨大的代價。我們應當沉著冷靜，等待條件的成熟。一旦時機來臨，財政大臣自然會大有所獲。 但是除了預算方面的利弊得失的考慮之外，還有一種阻礙國家資本發展的因素，那就是我們當中存在著根深蒂固的思想混亂。利率的下降，是由兩個原因造成的，而這兩個原因是相互對立的。當儲蓄供給過多，即可供投資利用的資金過剩時，它會下降；或者當投資需求不足，即花費儲蓄的動機欠缺時，它也會下降。如果它的下降是由第一個原因造成的，毫無疑問是非常有利于國家的；但如果它的下降是由于我們故意限制投資出路而造成的，那無疑是使我們陷于貧困的自我毀滅的舉動。 個人不把其收入全部用于當前的消費只是一種節儉行為，單單依靠這樣的消極行為，國家是決不會走向富裕的。國家的富裕必須有賴于另一方面的積極行為，要利用這些儲蓄來提高國家資本設備的裝備水平。 富裕的人不是守財奴，而是那些能夠把錢用于有效投資的人。 我們勸告人們厲行節儉的目的是為了能夠修建房屋、改造公路等等。因此，那種憑借停止資本改良的強制手段來壓低利率，從而堵塞了儲蓄的出路，使儲蓄失去意義的政策，簡直是自殺行徑。像這樣的政策，即使在表面上吹得天花亂墜，也不會有人支持。然而，在過去的若干年內，財政部所一貫遵行的，事實上就是這個政策。有時來自公眾輿論或政府其他部門或地方當局的壓力使他們感到難以抵擋，但是當他們的力量能夠扼殺反對意見時，他們就一如既往地我行我素。 這種政策，既缺乏健全的理論依據，在實踐中又是無效的，關于這一點，事實最終得到了證明，證據就在于它甚至沒有做到使利率下降。因為，我們已經指出，如果投資在國內的出路被堵塞，儲蓄將出現外流，而且外流的規模與我們的貿易順差極不相稱，結果造成英格蘭銀行出現黃金外流的趨勢。為了消除這一趨勢，銀行利率就不得不提高。 在一系列的錯誤政策引導下，我們的處境糟糕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由于沒能徹底地更新資本設備，我們現在在這方面已處于落后地位。企業利潤少得可憐，結果是政府所得稅收入連年下降，這使財政大臣非常失望；在這種情況下，他既不能減輕納稅人的負擔，也無法實施社會改革計劃。失業情況越來越嚴重。繁榮的缺乏實際上降低了儲蓄利率，因此我們最初想降低利率的目的也無法達到。畢竟，當前的利率有些過高。我們遭受了如此多的苦難，但得到的補償卻僅僅是保守黨下臺，這無疑是杯水車薪，于事無補。 十一、生命活力的勃發 我們面臨的困難處境并不是偶然的，這是保守黨政府的理論觀點體現的必然結果。他們說： “你不可過早推行電話通訊或電力事業，因為這會導致利率上升。” “你不可急于進行公路和住宅建設，因為這將耗盡我們將來也許需要的就業機會。” “你不可使每個人都獲得就業，因為這將引發通貨膨脹。” “你不可投資，因為你怎么能肯定這樣做就必然有利可圖呢？” “你不可做任何事情，因為除了以上這些事情以外再沒有值得可做的了。” “安全第一啊！支援100萬失業人員的政策已經實行了8年，也沒有出現什么問題。為什么要冒險改變政策呢？” “除我們能夠做到的以外，我們決不輕易許諾。因此我們什么也不許諾。” 這就是他們一直向我們灌輸的奇談怪論。 這是象征著蕭條和腐朽的教條，所體現的正是一個日薄西山的行政組織的怯懦、愚笨和阻礙時代進步的絆腳石。 消極、限制、懈怠——這些就是政府信守的至理名言。在他們的領導下，我們被迫勒緊褲帶，過著省吃儉用的苦日子。恐慌、猜忌充斥著我們的頭腦，我們就像一個憂郁癥患者一樣，對待任何事物都畏首畏尾，最后只好把自己關在屋子里，不問世事。然而我們并不是行將就木之人，我們正處于心智健全、精力充沛的成長階段，我們需要的是生命活力的激發，在我們面前沒有什么值得可怕的。相反，未來為我們準備的是大量的物質財富、和諧的經濟自由和幸福的個人生活，這比以往任何時候我們享有的要多得多。 我們沒有任何理由讓自己縮手縮腳，我們應當更加果敢、更加開放地采取行動，努力創造我們的美好未來。橫亙在我們前進道路上的，只是少數道貌岸然、頑固不化的老頭子，對待他們無須過于激憤，只消一絲善意的蔑視，就足以使他們像九柱球一般整排倒下。 很有可能的是，當他們從激動的情緒中冷靜下來時，他們自己也會感到愉快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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