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高官貴族為何不愿面對“刀筆吏”

    為什么漢代的王侯將相在違法犯罪或者蒙冤入獄之后寧愿選擇自殺而不愿意直面刀筆吏？除了漢代人崇尚“士可殺而不可辱”的凜然氣節和強烈的自尊意識外，與高官貴族對國家執法隊伍的重要成員刀筆吏深深的蔑視和恐懼也有著密切的關系。

秦漢時代強烈的自尊意識

    秦漢時人講氣節，重自尊，輕生死，將維護自尊看作比維護自己珍貴的生命更重要，這種強烈的自尊意識在官僚貴族中尤為盛行，留下了許許多多特立獨行的故事。如秦末身為右丞相的馮去疾和將軍馮劫在被秦二世、趙高下獄時，二人認為“將相不辱”，雙雙自殺。原為齊國舊貴族的田橫認為屈節降漢是對自己一種深深的侮辱，在被迫由海島赴洛陽的途中自殺，手下留居海島的五百門客聞訊后竟紛紛飲劍自剄，無一茍活，震動了整個朝野。劉邦北征匈奴失敗回歸途中路經趙國，他的女婿張敖刻意逢迎，執禮甚恭，但劉邦卻態度傲慢無禮，趙王張敖并不在意，但他的臣下貫高、趙午卻感到蒙受了奇恥大辱，義憤填膺，相與密謀要殺掉這個傲慢無禮的皇帝，還主公一個“公道”，于是便發生了欲行刺劉邦于廁中的“柏人”事件。即使一個偶然的原因而認為蒙受了深深的恥辱最后導致自殺或者嘔血而亡的現象也經常發生。如漢武帝登泰山舉行封禪大典時，沒有叫因病留居洛陽的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隨行，這本來是再平常不過的事情，司馬談卻認為自己身為太史令卻不能見證記錄這一所謂“偉大”的時刻而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羞辱，發憤而卒。

    這種重自尊、輕生死的意識，在面臨牢獄之災時表現得尤為強烈。無論是證據確鑿還是蒙受不白之冤，被逮捕下獄在秦漢時人心里都被認為是最大的屈辱，所以寧愿選擇自殺也不愿入獄面對如狼似虎的刀筆吏。漢昭帝時陽成侯、大司農田延年在為皇帝修陵墓的過程中私吞錢財三千萬，雖然被揭發但硬著脖子不認賬，百般抵賴，但當聽到外面廷尉府派來的逮捕人的鼓聲（類似于現代的警笛），即長嘆一聲說：“我何面目入牢獄，使眾人指笑我，卒徒唾吾背。”當場自刎而死。如果沒有自殺而入獄，不僅要受到眾人的鄙夷，更要忍受暗無天日的牢獄生活和難以言狀的羞辱，這是秦漢時人內心深處斷斷不能接受的。太史公司馬遷因為要留下余生續寫史記，蒙受極大的心里屈辱入獄接受宮刑，司馬遷認為自己是“刑余之人”偷生于世，屈辱的陰影一生揮之不去，他在《報任安書》中用“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如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描述自己心里的恥辱與悲憤。

    秦漢時人甚至形成了“義不受辱”、“義不受刑”的社會共識和精神風貌。如果有哪一個貴族官僚在入獄前沒有選擇自殺，不僅社會輿論感到詫異和鄙視，而且使官僚貴族集團感到有失尊嚴和“面子”，往往采取極端的措施，集體逼其自殺。漢文帝的親舅舅薄昭因為殺了皇帝的使者，其罪當死，文帝想讓其自行了斷，但薄昭并不識趣，不想了結自己的生命，文帝便派遣公卿大臣輪番到薄昭府上喝酒，勸告薄昭自殺，薄昭就是不干。文帝無奈，又派這些公卿大臣們穿上喪服，帶上白孝，成群結伙到薄昭府“吊喪”，這下薄昭再也招架不住了，只得自殺。從此以后，將相列侯有罪自殺即為成例故事。

高官貴族對刀筆吏的蔑視

    在中國古代社會，雖然“官”與“吏”同屬國家“公務員”，但在秦漢時人的眼里，“官”與“吏”是有著明顯差別的。就政治身份而言，官由中央政府統一任命，屬于“國家干部”，吏可以由官員自行辟除雇用，屬于“官府”中的“辦事員”、“服役人員”，其地位待遇與官不可同日而語；就手中權力而言，官可以根據國家規章制度和個人施政理念發號施令，管轄一方，而吏只能根據自己的專業技術或者個人特長貫徹落實官員意圖，服務上司，仰人鼻息。所以大凡出身稍微高貴的官場人物都瞧不起吏，鄙視吏。“史圣”司馬遷在敘述西漢開國第一功臣蕭何的出身經歷時，也用了一句“（蕭何）于秦時為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即使刀筆吏以后因受到君主的賞識重用而位至三公九卿，但仍然為人們瞧不起。如有人對西漢的開國元勛、御史大夫周昌建議說：您的部下、掌符璽御史趙堯雖然年紀輕輕但有奇才，說不定以后就要接您的班呢，您一定要重用提拔他。周昌聽了不屑地說：“趙堯雖然年輕有為，但不過是刀筆吏出身，怎么能當此大任呢？”漢武帝時汲黯曾當面罵時為廷尉的張湯道：“天下人都說刀筆吏絕不能居公卿之位，果然如此！”

    在這種病態的社會歧視下，一些刀筆吏痛感身份低微，生存維艱，發誓要通過個人努力改變這種身份，躋身于官的階層。如李斯年輕時為家鄉上蔡縣刀筆吏，痛切感受到自己的生存狀況猶如“廁中之鼠”，食物骯臟，體瘦毛長，一見到人便如狗倉皇逃竄，每日生活在饑餓與恐懼中，發誓要成為身居高堂華屋、吃得油光水滑的“倉中之鼠”，最后終于通過個人奮斗身居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高位，成為一只碩大的“倉中之鼠”。但即使位至三公九卿，刀筆吏的出身仍然是他們心目中終生揮之不去的政治陰影。如后來蒙冤的張湯在自殺前上疏漢武帝說自己出身刀筆吏，只因為受到陛下賞識才得以位至三公。

    正是出于這種“官”與“吏”的高低貴賤之別和對于刀筆吏的深深的蔑視，所以一些官僚貴族們在得知自己將要被下獄之時，寧愿自己結束自己的生命，也不能讓這些“小人物”決定自己的生死命運。而那些對生命充滿了強烈的依戀、寄希望于皇帝網開一面的官僚貴族在下獄之后，也往往為他們過去對刀筆吏的鄙視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如周勃在被下入大牢之后，被屬于刀筆吏之列的獄吏百般凌辱，被迫讓家人拿出千兩黃金賄賂獄吏，不僅改變了自己受凌辱的命運，而且這些獄吏還給他撰寫無罪供詞并上呈皇帝，最后才得以出獄并恢復爵位。周勃出獄之后猶心有余悸地說：“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

    令人吃驚的是，這種高官貴族鄙視刀筆吏、行政官員瞧不起執法隊伍的現象在今天的法治社會里仍然有所表現。如2010年2月各大媒體報道，浙江省仙居縣人民法院在審判臺州市國土資源局原局長劉長春受賄案時，劉長春的辯護律師竟然在法庭上聲稱：被告人原是正處級領導，仙居縣人民法院哪怕一個院長的級別也低于被告人的級別，只是副處級，不能審判劉長春這個正處級“領導”。這種官大于法、行政官與執法官論高低貴賤之別的荒唐言論，其實在骨子里與漢代的官員貴族一樣，鄙視國家法律，歧視國家執法官員隊伍。而這種辯護詞竟然出自通曉法律的律師之口，就更具雷人之力了。

高官貴族對刀筆吏的恐懼

    秦始皇曾下令“以吏為師”，其吏治的刻酷、刑罰的殘暴給漢代人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漢承秦制，吏員隊伍龐大，出身頗為繁雜，執法行事也頗無章法，統治者曾給各種吏員們提出了“吏服雅訓”的自身修養和崗位職責要求，但僅僅是一種期盼和理想而已。特別是刀筆吏作為皇帝的鷹犬和奴仆，作為國家執法隊伍的底層人員，往往是“一朝權在手，就把令來行”，對那些逮捕入獄的犯人，他們狐假虎威，嚴刑拷打，極盡欺侮凌辱之能事，給整個社會留下了如虎如狼的恐怖印象。

    刀筆吏舞文弄法，任意出入人罪，是漢代高官貴族恐懼刀筆吏的首要原因。漢初鑒于《約法三章》“不足以御奸”，由蕭何負責制定了《九章律》。漢武帝時又認為《九章律》太過簡約，法網疏漏，便不斷增加律令條文，以至于后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漢書·刑法志》）如此繁多苛細的法律，造成了兩個后果，一是集行政司法于一身的各部門、各郡縣長官難以熟悉法律、遍覽條文，“文書盈于幾閣，典者不能遍睹”；二是斷獄問案時又遇到法令條文相互抵牾，難以為據，這就給那些專職司法的刀筆吏留下了營私舞弊、制造冤假錯案的巨大空間，“奸吏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傅（附）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議者咸冤傷之”。國家法律體系的紊亂使這些刀筆吏在斷獄判案時幾乎到了指鹿為馬、為所欲為的地步，連周勃在這些刀筆吏面前也戰戰兢兢，“不知置辭”，其他人可想而知。

    刀筆吏口含天憲，秉承皇帝的意志辦事，使一些高官貴族感覺到天威難測，與其任人宰割，不如自行了斷。如漢武帝時的酷吏張湯在治獄時如果遇到皇帝要重治其罪者，便使盡渾身解數，嚴劾深治；如遇到皇帝要稍示懲戒以彰龍威者時，便引誘恫嚇交替，高高舉起，輕輕落下。另一酷吏杜周以寡言陰險、用法深刻而著名，為廷尉時屢起大獄，僅以詔獄為由關押的人犯就達近七萬人，而且多為高官貴族，并公然揚言說：“國家三尺法令是什么？前代君主肯定的就是法，當今之主肯定的就是令，只要符合皇帝的意思，還管什么古代法律不法律！”也就是說皇帝讓誰死誰就必須死，皇帝讓誰活誰就能活。高官貴族可以蔑視這些刀筆吏，但絕對沒有膽量對抗這些刀筆吏所代表的皇權，只能以自殺表示內心深處的冤屈和抗議。

    刀筆吏刑訊逼供，任意捏造罪名，鍛煉成獄，使高官貴族們畏之如豺狼虎豹。“厚重少文”的周勃入獄之后受到刀筆吏們百般欺辱，最后以千兩黃金行賄才僥幸出獄。周勃的次子、大將軍周亞夫平定吳楚七國之亂，功高蓋世，其子為了孝順父親，買了五百件鎧甲、盾牌以備一生好兵的周亞夫死后殉葬的明器，因沒有給搬運工付錢而被人以私用皇家殉葬用品之罪告發，牽連到周亞夫被捕下獄。刀筆吏將所謂的罪名書之于冊，逐條按問，周亞夫自然不服，拒不答話。最后由國家最高司法長官廷尉親自審問此案，廷尉厲聲責問周亞夫為何大逆不道要造反，周亞夫辯解道：“我所買的器物都是殉葬品，怎么能說是造反呢？”廷尉道：“君侯即使不造反于地上，也準備造反于地下！”原來在入獄之前就要自殺而受夫人勸阻未能付諸行動的周亞夫當即氣得口吐鮮血，憤而絕食，五日之后死于獄中。像周亞夫這樣自認冤枉而入獄以求在審訊時為自己討要清白的高官貴族們常常事與愿違，受盡屈辱最后冤死獄中者不計其數。漢武帝時代的著名酷吏王溫舒專任刑罰，酷虐非常，只要被他逮捕下獄的往往受盡酷刑，難以生還，另一酷吏樊曄也是“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獄”。

    官僚貴族與刀筆吏的相互對峙與詆毀，實質上反映了漢代法家思想與儒家思想的沖突，也就是“霸道”與“王道”的沖突，霸道也就是法家主張的嚴刑峻法，由刀筆吏付諸于司法實踐；王道也就是儒家主張的禮義廉恥，由儒生官僚倡導于政治教化。自漢武帝采納了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后，儒家思想與法家思想開始由沖突走向融合，在政治風格上也大力提倡“吏服雅馴，儒通文法”，實際上是要求刀筆吏明習儒家思想，提高自身修養，減少國家刑罰的暴戾之氣；支持儒生步入刀筆吏隊伍，以儒家的“仁愛”思想指導司法判案，增強國家法律的人性色彩。到了昭宣時代，這一融合已初見成效，刀筆吏成分大為改觀，官僚貴族的自殺率有所降低，國家司法實踐也就實現了宣帝所說的“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