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舊事（四）【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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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六、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經緯——中國境內一個獨立自主的小王國 

  奚玉書

筆者自一九三二年起，至一九四一年離開上海赴重慶參加國民政府抗戰工作爲止，曾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任華人委員及華人董事之一達十年之久。這十年的歲月，正是筆者三十而立到四十而不惑的壯年時期，也是列強侵華勢力消長、日本軍國主義稱王稱霸的年代，其間上海一地，就經歷「一、二八事變」和「八、一三抗戰」的日軍血腥屠殺，迫使大批難民同胞湧入公共租界，以致租界人口惡性膨脹，加重了工部局華人董事爲難民同胞解決困難的責任。當時，余係年齡較青之董事，兼任董事會轄下各組委員會工作最多，義不容辭，自應負起重任，共濟時艱。差強人意者，由於英美在華利益，面臨日帝獨佔威脅，反映在工部局由各國組成的董事會上，中英美三方董事，往往協調聯爲一綫，使日董陷於孤立，以致余在華董任期中，尚勉能得心應手，有所主張，對國家民族稍盡國民天職。

如今事過境遷，上海租界於抗戰勝利後早已收回，作爲統治機構的工部局亦成爲歷史名詞了。然而歷史是一面鏡子，鑒往可以知來。餘以愛國愛鄉的心情，把上海租界工部局的史實寫下來，替歷史作個見證。

上海「政府中的政府」

衆所周知，在一九四九年以前，位於南京路、廣西路轉角處的一幢紅磚建築物，是「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市政廳」的衙門，是統治租界區內中外居民的最高行政機關（聽說現巳改建爲廣州飯店），它歷來不受中國政府管轄，自成體系，在中國境內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小王國，是大上海市政府中的政府。

這個小王國的政府工部局，是何時建立的？可以說：中英鴉片戰爭締結的「南京條約」（又稱江寧條約）種其因，開闢上海租界結其果。它脫胎於一八四八年組成的「道路碼頭公會」，這時英美租界已開始建築道路、碼頭和船塢。

一八五四年（咸豐四年）七月八日，英國領事阿利國、美國領事麥非、法國領事愛棠爲擴張租界的權利，片面擬定上海英美法租界「地皮新章」十四欵，未經滿清政府上海道臺的同意就公佈了。復於七月十一日在英領署召開「租地人會議」，到會三國領事及租地人四十九人，由英領阿利國任主席，正式通過地皮新章程。按該章程規定，解散原有的「道路碼頭公會」，另行組織統治三國公共租界的市政機關——工部局。同時，選出工部局董事五人，組成董事會，爲最高權力機關。繼於七月十七日，工部局舉行第一次董事會議，決定設立若干委員會，其中以「防衛委員會」成爲工部局專政的武力支柱。由此工部局便正式建立而成爲上海「政府中的政府」了。

工部局董事會權力人

工部局的組織，由簡而繁，不斷擴大，最高的權力集中于董事會，董事人數最初只有五人，後來陸續增加，華人也取得董事的席位。到一九三○年以後，董事名額增加到十四人。董事會下設警務、財政、銓敘、工務、火政、衛生、公用、教育、圖書、勞工、交通等十一個小組（亦稱委員會），由董事分別兼任組長，必要時還由董事組織特別委員會，處理特殊的事務。

最初按章程規定，有權選舉董事的人，只限於住在租界內的外國人，而且要具備「所執產業地價在五百両（白銀）以上，付房地捐十両以上，或賃住房屋每年租金在五百両以上而付捐者」，才有選舉權。至於董事候選人的資格，則要「付房地捐每年五十両以上（執照費不在內），或貨住房屋租金一千二百両而付捐者」。這說明選舉權與候選權都操縱在大小資本家手裹，而且排除華人。

這些具有選舉權的「納稅外人」，每年舉行會議一次，除選舉工部局董事外，凡徵收捐稅、預算、決算以及市政設施等等，都有權討論、通過或否決。借用大陸上的術語，這叫做「資產階級民主」。

華人參政是紙上談兵

至於華人參政與華人董事的產生，過程非常曲折，由一八五四年成立工部局董事會至一九一九年「五四」愛國運動期間，一直排除華人干政，「資產階級的民主」權利，也不讓租界華人享受，比香港華人待遇不如（香港亦係「南京條約」割讓給英國），因此引起中外公正人士的非議。最初在一八六四年（同治三年）駐北京各國公使會議，議決改組上海租界的五原則方案，就主張「市政制度中，須有中國代表，凡一切有關中國居民利益之措施，須先諮詢，得其同意。」次年（一八六五年）七月十二日．駐滬各國領事在英領署舉行的會議中，根據各國公使會議議決案，決定「由租界中國居民代表三人組成一部，以便對於捐稅、維持秩序等有關華人的事情，爲工部局顧問商酌之用。」可是這個議決案，並未實行，如同泡影歸於幻滅了。

一八七三年（清同治十二年）八月廿七日，上海「申報」以香港華人參政爲例，發表「上海租界應設華重」的擬議，並擧出三點理由呼籲租界當局實行。結果是紙上談兵，不起作用。

一九○五年（光緒卅一年）十二月八日，「大鬧公堂案」發生後（詳情見後），上海華人羣情激憤，籌組上海租界「華商公議會」，爭取華人爲董事的權利，當時工部局爲緩和華人反抗情緒，同意「華商公議會」舉出代表參政；但到次年三月十三日，工部局一九○六年（光緒卅二年）的納稅人年會中，卻又否決這項承諾。於是由華人紳商組成的「華商公議會」，參政的願望又落空了。

參政權得來至爲不易

此後，工部局因擴充租界遭到中國官民的反對，乃提出「華顧問會」的名義，給與華人參政權利爲誘餌，作爲擴充租界的條件；但華人頗識大體，不爲所誘。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我國北洋政府特派交涉員楊晟與駐滬外國領事團擬訂的「擴充租界協定草案」規定「華顧問會」的設立，終因北京公使團不批準，自然「華顧問會」的設立亦未實現。

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五四運動」爆發，喊出「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的口號，全中國人都覺醒了，全國各地都響應這一愛國運動，上海各界於六月五日與學生採取一致行動，租界華人亦受鼓舞，抗拒工部局的增捐措施，爭取參政的權利。由租界二十四條馬路商界代表正式向工部局提出「華商與各國僑商予以平等待遇，華商方面添舉華董」的要求。跟著各馬路商界代表組成爲「各路商界總聯合會」，與原有的「總商會」同氣連枝，參與修改「地皮章程」，力爭華人參政權。奈何工部局冥頑不歟?晃鍛涎櫻?掠幸瘓哦?鵡輳?駠?拍輳┤A人第二次抗捐行動，終於迫使洋人讓步，正式成立「納稅華人會」與工部局「華人顧問委員會」，雖然打開了華人參參政的禁區，但缺乏實際權力，聊備一格而已！

工部局正式添設華人董事，獲得實際的參政權力，又經過一九二五年的「五卅慘案」風暴，直而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四月，才產生華董三人進入工部局的最高權力機關。這中間的經過，另文敘述．由此可見華董的席位，得來不易，這段史實，可作爲列強侵華史的縮影。

領事裁判權侵犯主權

所謂「會審公廨」，是列強在上海租界設立的司法審判機關，是侵犯中國司法主權的標誌。在英國脅迫滿清政府訂立的「南京條約」中，取得「領事裁判權」，即是英人在中國犯了罪，或成爲民事訴訟的被告時，可以不由中國官廳審訊，不受中國法律制裁，而是由英國領事自行審判。其他各國根據這個惡例，也都取得這種特權。而且租界內的中國居民，卻要受外國法律約束。

一八五三年（咸豐三年），當「小刀會」起義佔領上海縣城後，英、美等國領事乘機奪取租界內的司法權，擅自審理華人的民刑案件。一八五四年租界工部局成立後，由工部局董事「輪流審案，每人一周」。一八五五年二月，「小刀會」在中外聯合圍攻下消滅，滿清政府仍然不能在租界內直接執行對華人的司法權，凡中國居民的民刑案件，都須先交「領署公堂」預審，然後解往縣署中國衙門覆審。一八六二年（同治元年）七月，英國領事給上海道臺公函說：

「歷年以來，本領事與貴官廳早經諒解，凡貴國官廳對於居住租界內之華人行使管轄權時，須先得本領事同意。」

這是明目張膽地侵犯中國司法權，喧賓奪主，把「租界」當作「」看待。

法律之前華洋不平等

一八六四年（同治三年），在中國官紳力爭交涉下，上海道臺派員到外灘的英國領事館，與英國領事組織一個法庭，稱爲「洋涇濱北首理事衙門」，由中外官吏會同審理租界內有關華人的民刑案件，開始廷立了「會審」制度。

中國出席會審的法官葉做「讞員」，洋人稱爲「陪審官」。洋陪審官的權威，駕凌中國讞員之上。主謇判案要經陪審同意，甚至洋陪審官在判決中寫上「我的意見中國委員亦表同意」等語，或加簽「批準」兩字。這種「反客爲主」的會審，令人啼笑皆非！

一八六九年（同治八年），英國領事和上海道臺議定擴大「洋涇濱北首理事衙門」權力，擬訂「洋涇濱設官會審章程」十條公佈，由此將「理事衙門」改稱爲「會審公廨」（地址在工部局市政廳的斜對面），這是它正式命名的由來。

新訂的「會審章程」雖然堂堂皇皇，司法的「會審公廨」雖稱公平正直，但對華洋糾紛的民刑案件，仍是洋人得利，華人吃虧；法律之前，絕不平等。上海領事團給「會審公廨」曾有暗示：「凡與外國個人、外人團體、或外國商人有關的案件，判決都必須於外國人有利。」這不僅是袒護洋人，甚至連入了外國籍的華人，也可以得到庇護。例如：當時美國駐華代辦衛三畏在給國務卿西華德的報告中說：

「已經發生了許多外人對中國人的嚴重兇殺案，甚至故意兇殺案，在這些案件中犯案的外國人，不是罰輕微的欵項了事，就是僅以驅逐出境或幾日拘役結案。」

這是庇護洋人的自白。

然而對華人的刑罰卻苛刻得很，例如：在一八九七年（光緒廿三年）八月，有四名華人因在自來火（煤氣）公司門前與兩個巡捕發生口角，引起鬥毆，被拘送到「會審公廨」審訊，結果，將四名華人分別判刑「荷枷一月」和二百大板。至於由上海道臺派到「會審公廨」的「讞員」，對案件雖作依法判決，往往被洋陪審官推翻。由於這樣司法不公正，華人胸中的憤怒之火，終於爆發了「大鬧會審公廨」事件（又稱「大鬧公堂」案）。

大鬧公堂案燃起怒火

所謂「大鬧會審公廨」事件，是指一九○五年（光緒卅一年）以「黎黃氏案」爲導火線而爆發的。事緣有一位四川已故官員黎某的妻子——黎黃氏，攜帶大批行囊和年青婦女乘長江班輪，於一九○五年十二月八日來滬，準備回她廣東原籍。工部局捕房將她拘捕，控以「犯拐騙罪」送交「會審公廨」審判。由中國「讞員」關烱之、金紹成與英國副領事德韋門會同審訊。當時關烱之認爲主控案情證據不足，準備依照慣例將黎黃氏暫時押在公廨女所候訊。若按「會審章程」第二條所訂，華人之間的訴訟，由中國「讞員」主理，洋陪審員不得越俎代庖。然而德韋門卻不以爲然，竟命令捕頭將黎黃氏帶回捕房，關押「西牢」。爲此華洋雙方發生爭執，德韋門惱羞成怒，大肆咆哮說：「本人不知有上海道臺，只遵守領事的命令。」這樣專橫跋扈、侮辱中國的言行，當堂引起華人的抗議，而巡捕又仗勢行兇，毆打差役和觀審的華人，終於將人犯裝入囚車，帶往捕房。

上海各界受此喪權辱國的刺激，大起公憤，從第二天（十二月九日）開始，紛紛集會，醞釀罷工罷市，以示抗議。上海廣肇公所召開旅滬粵人同鄉大會，對黎黃氏表示聲援；商務公所也集會決議，要求撤換德韋門等。上海道臺在羣衆壓力下，決定公廨停訊，並提出撤換德韋門、斥革捕頭莫突森、以及撤回在公廨監視的巡捕等要求；但英方拒不接受，事體越鬧越僵。而長期積壓在上海人民心頭反侵畧的怒火，於同月十八日，進而一發燎原了！

商民以暴力對抗暴力

從上午九時起，南京路一帶的商店宣告罷市，憤怒的華人聚合在老閘捕房周圍和工部局市政廳的門前，舉行示威；而英方採取野蠻鎮壓手段，命令巡捕竟對手無寸鐵的羣衆，開放排槍，當塲打死三人，打傷多人，其他地方也發生死傷。總計這一天，十一名中國人被打死，二十多人被打傷。但示威羣衆亦不甘示弱，冒著槍林彈雨，拾起磚瓦石塊回擊，將巡捕打得頭破血流，還放火燒巡捕房，衝工部局，以暴力對抗暴力，使洋人駭得發抖，最後出動「萬國商團」武力和海軍陸戰隊，才把這次暴動平息下來。

而此案結果，乃是英方鑒於民氣激昂，勢不可侮，遂被迫將副領事德韋門調到鎮江任事，離開上海，以平民忿。復將黎黃氏由西牢送回會審公廨，總算符合了章程，也算是華方勝利了。但各界因抗議而遭受之損失，尤其犧牲之人命或傷殘之無辜，仍得不到合理之賠償，反而由上海道賠償工部局白銀五萬両，以彌補其被摧毀之損失。這就是，尤其是次人民一貫的遭遇。誰叫你們的國家任由外國人開闢租界呢！

到了一九一一年（清宣統三年），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滿清之際，列強趁火打劫，於同年十一月十日，由領事團發出通告，按管會審公廨，從此便成爲工部局的附屬機關。一直到一九二五年發生「五卅」慘案以後，由於中國民氣大張，國民革命軍北伐勝利，才迫使上海租界摘下「會審公廨」這塊爛招牌，換上「臨時法院」的新牌子；其實換湯不換藥，外人控制租界司法權的本質並沒有改變。

上海自清末迄民國以來，不僅是全國金融中心，亦是政治興革的溫床，尤其租界爲精華之區，藏龍臥虎，人文薈萃。歷屆選出之工部局董事華委，多一時之俊彥，若非財經領袖或社會名流，當不可能獲得提名當選，而且非年高德劭者，亦難孚衆望。余生也晚，亦不具備上述條件，然能破格當選爲華委、華董，寧非異數！不免深自惶恐，益加兢兢業業，以期勿負委託。

獲選納稅華人會代表

一九三一年三月，時余執業會計師兼任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八仙橋分行經理，適逢納稅華人會年度改選，歷來選舉代表，大家競選熱烈，余亦受友好恿慫，參加本屆的代表競選，僅屬湊湊熱鬧的陪襯性質，絕無勝算把握。伹事有出人意料之外者，余因職業上之間係，以及平素對人處世忠厚爲善的本性，一向人緣尚佳，尤其與各路商界聯合會的員工，情誼頗深，這次承他們熱忱相助，獲選爲納稅華人會代表，再經代表大會（八十一名）互選，余又被選爲納稅華人會的執行委員（執委共二十七名）。這是我後來參加工部局的初階。

任華委首先改革交通

次年，余又被選爲出席工部局的華人委員，參加警務、交通兩小組的委員，獲得參政權之後，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運用份內的職責，首先在公共交通方面，提出改革不合理的舊章陋規，以求便民利民。

例如：三馬路（即漢口路）的交通管制，原規定爲單程行車。不僅對市民造成諸多不便，亦影響該馬路商業繁榮，以致空置房屋甚多，華商居民，均以爲苦。以前納稅華人會雖曾函請工部局，要求恢復該路雙程交通，以蘇民困；無奈局方洋人主管，對華人夙懷成見，相應不理，莫可如何。余爲此親往三馬路作實地調查，點驗車輛通過情形，徵詢商民改革意見，掌握恢復雙程交通可行性之充份理由後，乃列爲專案辦理，主張廢除該馬路現行單程交通陋規，恢復雙程行車辦法；並詳述利害得失，提交董事會審核，終於獲得通過，解決了此一懸而未決的交通問題，商民莫不稱便。

余爲此事大費周章，並非譁衆取寵，旨在便民利民，盡我職責而已。該馬路商界聯合會竟贈余「市民喉舌」匾額，並蒙當時華人領袖虞洽卿氏當面嘉許，以「年輕有爲」相勉勵；雖屬溢美之詞，但由此可見公道自在人心，公理可以戰勝強權也。

當選爲五位華董之一

一九三四年（民國廿三年），餘又僥倖當選爲華人董事，確係出人意料，當之有愧。論資歷，余係「白領」階級（當時執業會計師兼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秘書及稽核主任），任華董亦僅一年；論年齡，余祇三十二歲耳。而本屆其他四位華董，則爲虞洽卿（六十八歲）、徐新六（四十五歲）、郭順（五十四歲）、江一平（三十九歲）諸氏，均係當時工商巨子、社會名人，且虞、徐兩氏係華董元老，余勿能相比也，鄉黨敘齒，均係余父兄輩份。余能破格當選，固屬納稅華人會諸代表投票所致，然虞氏代爲吹噓，助力甚大，足見其古道熱腸，獎掖後進之厚意。

當時，工部局董事會的董事名額爲十四人，按名額分配，計有：華董五人，英董五人，美董二人，日董二人。歷來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總董例由英董或美董擔任，總董投票作兩票計。從董事名額分配來看，表面上中、日董事名額佔七席，英、美董事名額亦佔七席，東方（中、日）和西方（英、美）半斤八両，選舉權是平等的，同意或否決權也是平等的。但事實上不是這麼一回事。由於總董有兩票特權，即或東方團結一致，還是西方多佔一特權票；何況中、日兩國長期敵對，中、日董事各爲本國利益，自然也難以合作。因此，在董事會中，一切立法大權，凡百庶政，歷來多由英、美董事當家作主，自然易於操縱。

而且以前各屆華董，多善於明哲保身，寧做太平董事，不作鬥牛勇士，每於出席工部局董事會議時，多聽報告，少發議論，對西董意見與提案，合理者固然贊同，不合理者亦少抗辯；即或有事交涉，祇與總董私人談判，甚少作出正式提案，聊盡人事而已。故此西董趾高氣揚，唯我獨尊，並不重視華董地位，亦不尊重華董意見，這是令人難堪的事！例如取銷音樂隊一案，恢復三馬路雙程交通案，經過多年拖延才得實現。

致力爭取單人各權益

筆者就職華董後，立願不辭艱苦，力圖爭取公應有權益擬，以公理和工作表現來挽回應得之平待遇，而虞洽卿氏以次各華董，對此力表同情，相機支持，遂不覺勇氣增加，少所畏縮與顧忌了。

按照常例，在董事會分設的十一個小組中（計有：警務、財政、銓敘、工務、火政、衛生、公用、教育、圖書、勞工、交通等組），由當任董事擔任一至二個小組委員，主持該組政務事宜。所有提案或擬訂的文件，須經各有關小組委員會通過後，裝入公文皮包分送各董事核閱（每位董事都有鑰匙啟開公文包），經簽字之後，即可實施。（按：董事會每二星期舉行常會一次，會期爲星期三，平日重要文件及會議紀錄，亦分送各董事核閱。）時余破例擔任警務、財政、銓敘、教育四組委員。因余在中外全體董事中，年齡較輕，似能勝任繁重工作；余亦當仁不讓，以「多做工夫、少嘆世界」爲職志，不以爲苦。

董事會設有總辦一人，副總辦二人，會辦四人（二名西人，一名華人，一名日人），總辦例由西人擔任，主持局內行政事務。余任銓敘委員，主管總辦以下職員任免升調，爲執行人事法規，往往對總辦提出之人事任用或升級，不予批準，即或依照規章允予所請，亦告誡該職員須奉公守法，對華人要有禮貌。旨在折煞西人驕傲自大之氣，爲國人爭取人權。因此總辦對我猜忌，希望我第二年不再選任銓敘委員，以免損害他的權威。然而次年我仍兼銓委，而該總辦因一部日人選票遺在票櫃內沒有取出計數，遭受日人攻擊辭職，由一位副總辦遞升總辦，擬另聘一位副總辦補其遺缺。余乃乘機提議此一副總辦遺缺，應由華人會辦或日人會辦升任，並通知華人會辦何德奎告知日人會辦，促請日董提出一致主張，爭取中、日人事權利，結果獲得董事會通過。中、日兩會辦均升任副總辦。

又有一次，英人警務處長，因年老退休，例由副處長升任處長，另一副處長專任政治部主管副，所遺處長一缺，余主張由華人助理處長姚震謨升任，並說明警局處理案件，以華人案件最多，且有衆多華人巡捕，爲調和華洋隔闕，便於施政管理，理應由華人副處長（又稱副總巡）承乏其職務，體現實事求是精神。結果亦獲通過。由此華人得以掌握高層警政權。

改善教育俾洋爲中用

教育是百年樹人的大事，由租界當局所主辦的學校，旨在培養學生崇洋思想，作爲買辦階級的接班人，爲帝國主義侵華利益而作長治久安之計。余幼年會考入由工部局主辦的「華童中學」，受洋化教育（該校創於一九○四年，即清光緒卅年），肄業期滿的那一年，我國爆發「五四運動」，時余任該校學生會會長，並當選爲出席上海學生聯合會代表；爲響應此一愛國運動，不顧學校當局阻撓，寧願放棄行將到手的畢業文憑，憤而離校貫澈愛國初衷。勉效「臨大節而不茍」之古訓，不向洋人奴化教育勢力折腰。後來餘子先生在其所著「掌故漫談」一書中，於「租界文化孕育的人物」文內，曾談到本人此事過節，謬承讚許，可見是非自有定評（該書於一九七○年承香港大華出版社印行）。因此，余在工部局教育委員任內，以過去親身的體驗，對租界教育設施，特別爲華人學生著想，俾能洋爲中用，爲祖國培植人材。當時特聘爲教育委員者，計有劉湛恩（滬江大學校長）、歐元懷（大夏大學校長）、林庚侯（前清秀才、會任華董）等先生，均係飽學時賢，爲教育界之翹楚。每於出席教育會議時，劉、歐兩氏爲華人教育問題，常與西董展開爭論，尤其歐氏堅持原則，雄辯不休，爭得面紅耳赤，表現擇善固執的學者風度！林氏不說英語，言必中肯；而余則發言溫和，委婉陳詞，以免中西鬧成僵局。有時華委意見雖被教育小組委員會否決，但余必設法代爲翻案，重新提交董事會覆議，往往反敗爲勝。因余與總董及英、美董事感情融洽，當準備翻案之前，先打電話與總董疏通意見，再請其他西董贊助。這種幕後交易，煞費周章，爲達目的，也就義不容辭了。故此常獲劉、歐兩氏嘉許，說余工於設計，爲華人爭光不少；長者爲我面上貼金，確有受寵若驚之感。

有時余亦用「拖」字訣，對華人不利案件，以「尚未研究清楚」爲詞，使其議而不決，一味拖延時間，設法挽回逆勢，所謂謀事在人，常能轉化不利有利。

爭取法權要迂迴曲折

向租界爭取華人法權，必須採取迂迴曲折和分進合擊的戰術，厚植華人勢力。爲此，余一面向西董「拉交情」，進行外交策畧，盡力引進愛國有爲之士，滲入工部局各部門擔任工作，大家同心合力，爲華人利益而奮鬥。其間，經余私人保舉而任職或兼職各小組委員會者，計有：

（一）奚福泉任工務組劃則師。

（二）趙傳鼎任公用組律師。

（三）徐次生任衛生組會計師。

（四）經易門（華安公司副總經理）任電影審查委員。

（五）孫曉樓（東吳大學法學院教務長）任教育組教育委員（接替劉湛恩氏）。

（六）章友三（復旦大學副校長）任教育補助費委員。

（七）王孝英女士（務本女校校長）任教育補助費委員。

（八）沈有乾（沈信卿先生公子，後在聯合國任人事處主任）任華人教育處副處長（接替陳選善）。

以上所述，是余當選華董以後爭權的概況，因租界由西人大權獨攬，統治絕大多數華人的不合理現象，乃是歷史遺下的惡果。余非革命家，自不能以革命手段奪權，而收回租界洗雪歷史恥辱的壯舉，應由我國政府發奮圖強才能實現；故余當時祇能利用環境，改良現實，爭得一分權力，爲同胞多做一分福利工作而已。一切譭譽，不足計也。

「虞洽卿路」命名經過

一九三六年（民國廿五年）浙江寧波同鄉會，發起向工部局要求將該同鄉會會舘所在地的西藏路改名爲「虞洽卿路」，作爲慶祝虞氏七十大壽的獻禮，以資紀念其一生事功。當時虞氏仍蟬聯華董，且爲華董元老，其經營之企業與財富，可謂雄甲一方，其社會地位，朝野咸欽，真是年高德劭，當之無愧。然工部局認爲用人名作路名者，應用於逝世蓋棺論定之後，在生前不甚相宜，乃不允所請。

余與虞洽卿係忘年交（他長我三十五歲），當余初任工部局華委時，即與虞氏同在警務委員會工作，承他獎勵愛護，次年當選華董，得其吹噓之力甚大，並一同蟬聯華董於今，彼此肝膽相照，情誼深厚；且灤知其人其事，雖從上海租界買辦起家，伹富於愛國心而絕不媚外，雖多金而有高等社會地位，不但急公好義而且待人謙和，並非爲富不仁之流。因此，余於公誼私情，必須設法促成其事。於是採取會（董事會）外活動的辦法，宴請英董凱雲克、密契爾二人洽商，始允將虹口區海寧路改名。爲求達成以西藏路改名的原議，再行交涉，委婉陳詞說：「既然接納輿情，允將海寧路改名，爲何不做個順水人情，讓寧波同鄉會會館所在的西藏路改名呢？只有這樣，才能使「洽老」及其事波同鄉皆大歡喜，也才是通情達理的善舉。」但英董又提出意見，謂「改西藏路爲虞洽卿路名，須登報公告西藏路商民，徵求改路名之意見，如在三個月內無人提出反對者，始可改名。」余乃通知西藏路商界聯合會各負責人，籲請玉成其事，由全體商家聯名蓋章，備文呈請工部局，同意將西藏路改爲「虞洽卿路」，於是將此議案提交董事會討論時，始得無異議通過。此係上海公共租界以華人姓名作爲路名的創舉。（上海法租界也有一條「朱葆三」，是紀念華人朱葆三的。）

從此余與虞氏交情更親切，後經八年抗戰、同赴重慶、同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以至於一九四五年逝世爲止。在此大動亂的十餘年間，我倆幾乎形影不離，憂患與共，忘年之交，亦人生之奇緣也。茲爲懷念故人，將其一生行誼作一簡介，並非爲其寫年譜、立傅記也。

虞洽卿一生行誼簡介

虞洽卿又名和德，一八六七年出身於浙江省寧波府鎮海縣，從小家境貧苦，雖讀書聰敏而無力升學；十五歲時，即由其族人虞鵬九寫信介紹他到上海四馬路望平街一家名叫「瑞康顏料店」當學徒。他尚未成年，遠離家鄉，初次乘船登上上海碼頭，已是腰無分文，身無長物，僅有蔽體的農服和穿著他母親手製的一雙布鞋。當他從碼頭沿著信上地址走向四馬路時，恰巧大雨傾盆，他愛惜母製的新布鞋，脫下來挾在腋下，赤著腳，冒著雨，東問西問才找到那家顏料店，從此才有安身之所。（後來虞氏飛黃騰達，大家都說起他赤腳進店的故事，稱他爲「赤腳財神」，虞氏不以爲侮。）

由學徒做到洋行買辦

這家瑞康顏料店，原是蘇州富紳奚萼銜的父親奚潤如所開設，資本只有八百銀兩，老板連職工只有三人，虞氏以學徒薪酬微薄，全年只得鞋襪津貼費十二銀元；但他安份克己，辛勤工作，頗受東主器重，不久就升做「跑街」職務，推銷貨品很有成績，那年該店就賺了二萬多元。東主奚潤如認爲虞氏小小年紀，表現成績如此優異，是商界難得的人材，前途無可限量，特別提出年獎二百元，還請他以此投資，參加爲股東，這是當時上海商界未來的特例。

虞氏初出茅廬，即露頭角，由學徒至股東的商業生活，經過十一年的勤懇學習和工作，已非「吳下阿蒙」；至一八九三年他二十六歲時，便脫穎而出，當上德商魯麟洋行的買辦，經營顏料和西藥進口，收購我國大豆、桐油和絲、茶出口，獲取百分之十左右的傭金。每年由他經手的進出口貨品數量驚人，給他個人傭金的財源滾滾而來；他又省吃儉用，青年就成爲富翁了。

獲荷蘭女皇頒贈勳章

一九○二年他三十五歲時，改任道勝洋行買辦。次年（一九○三年）二月十一日，荷蘭銀行在上海南京路外灘沙遜大廈開張以後，他獨具慧眼，改任該銀行買辦，從此他與該銀行結了不解之緣，一直到一九四○年他離開上海赴重慶任國民參政員爲止，才與荷蘭銀行脫離關係。

本來荷蘭銀行在上海創辦之初，實力並不雄厚，除了推銷鈔票換取銀元以外，做些乳品、藥材進出口生意；但因虞氏任買辦以後。以其個人信用和商界地位爲號召，由該銀行發行現金「銀票」和「遠期本票」，每天單由虞氏經手兌換的銀子，就有三萬両至五萬両之鉅，這對於該銀行擴展業務，起了重大作用。因此在他擔任荷蘭銀行買辦二十五周年的時候，除由該行贈給他一隻銀杯作紀念外，還由荷蘭女皇頒給他一顆「寶星勳章」爲獎品。

開設「寧紹輪船公司」

虞氏任買辦時，正當青壯之年，他眼光遠大，雄心勃勃，愛國愛鄉，關注民生問題，乃創辦「四明銀行」，調劑金融；又感到我國沒有純民營的航業，而國營的招商局作風落後，於是毅然開設「寧紹輪船公司」，專輪航行寧波、上海，爲家鄉水上交通服務，票價僅定銀洋一元。業務興盛，便影響到原來外商航業的生意，因而招忌。外商輪船票價降低爲銀洋五角。和他競爭乘客；但一班寧紹同鄉對他頗爲愛戴擁護，大家聯合起來，勸告鄉親旅客不搭外國的廉價船，寧願多付五角船費搭虞氏的「寧紹」船，以示對同鄉事業衷心支持。

是我國早期的「船王」

虞氏受此嘉惠，不僅挽救了航業危機，更激發他對航業的信心，於是又投資二十萬元，創辦「三北輪船公司」，購置三艘新式輪船，開闢滬（上海）漢（漢口）航綫，逐漸擴展業務，船隻增至三十二艘，噸位達到四萬多噸，沿長江各大商埠都有碼頭、躉棧，成爲長江航運業的後起之秀，與「民生輪船公司」先後輝映，打擊外商航運業務，伸張民族資本的權利；尤其在對內與共軍作戰對外與日軍作戰時，對於國府軍事運輸貢獻甚大。同時，他又代理寧興、新事興等輪船七艘，郵船五艘，或爲我國早期的一位民營「航業大王」。由於他發達以後，不忘鄉土之情，輪船公司都是以他家鄉地名而命名，所以他屬下航經員工，都是三北人、舟山人（都屬寧波府轄），成爲航運界「寧波幫」的派系。如今執香港航業之牛老的「金山輪船公司」與「環球輪船公司」，其主持人董浩雲與包玉剛，享有世界七大船王之名（計希臘三人，美國二人，中國二人），他倆都算是寧波府人（董籍舟山、包籍鄞縣），而「寧波幫」在航運界有此空前的成就，這和虞氏當年致力於航運事業創下的風氣，可能大有關係。所謂「惠被蒼生，勳流後葉。」庶乎近之。

對民族大義節操無虧

虞氏雖充任洋行買辦，但對愛國運動熱心支持，民族大義節操無虧。例如：一九○五年上海租界發生的「大鬧公廨案」，他曾出面力爭；他曾贊助南洋勸業會，贊助辛亥革命運動，響應「五四」愛國運動，支持「五卅慘案」的反帝運動（他當時任上海總商會會長），支持納稅華人抗捐運動；尤其爲爭取工部局的華董席位，不遺餘力；對「一二八事變」、「八一三」淞滬戰爭，都大力贊助國軍。最後脫離日本魔掌，投奔重慶參加抗戰工作。凡此無不顯出他的愛國情操與民族氣節。是以餘子先生在其所著「掌故漫談」書中，談到「租界文化孕育的人物」一章中，稱虞氏爲「不忘鄉邦的愛國志士」，可作爲他蓋棺論定的評語。

對社會公益出錢出力

虞氏於民族大節無虧，對社會公益及慈善事業，亦樂意出錢出力，熱心參加，因此人緣甚佳，頗得衆望。他爲人也很風趣，常咬文嚼字，妙語如珠；酒色不禁，「契女」甚多，鷥鶯燕燕，圍繞膝下，但樂而不淫。於是平輩稱他爲「阿德哥」，晚輩稱他爲「虞洽老」，以示對他的親切與敬重，他樂而受之。他歷任上海總商會會長、寧波同鄉會會長、工部局華董、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以及無數社團的首長，這都不是偶然倖致的。故此衆友好爲他努力改西藏路爲「虞洽卿路」之獲成功，更非倖致。如今說明區區在這個順水人情中的經過，絕非表功；寫此簡介，亦非溢美。事實如是，以見交情，以誌追思而已。

 

 

    二十七、張愛玲為什么突然去了香港和美國  

張愛玲是上個世紀四十年代上海灘最紅火的高產作家。解放后，她卻突然去了香港和美國，從此再也沒有回來。這究竟是為什么？  

張愛玲注視著解放后的新上海，但她始終徘徊在中國大陸的門檻外。當時曾與張愛玲幾度合作過的龔之方等人約請張愛玲為他們的《亦報》寫稿。這樣，張愛玲便以“梁京”為筆名，在1950年3月至1951年2月的《亦報》上連載了小說《十八春》，這部描述城市中上層舊家庭的小說引起巨大轟動。  

1950年七八月間，在夏衍的安排下，張愛玲隨上海文藝代表團到蘇北農村參加土改工作。這兩個月的深入生活，是她和中國大眾距離最近的一段歷程，但也是距離“她自己”最遠的一個時期，因而也是她感到最尷尬和苦惱的一個時期。她所看到的“貧窮落后”、“過火斗爭”與當時要求的“寫英雄”、“歌頌土改”相去甚遠，她在寫、不寫、寫什么之間困惑不已。有朋友問她：“無產階級的故事你會寫么？”她說：“不會。”她承認：“一般所說時代'紀念碑’式的作品，我是寫不來的，也不打算嘗試。”這就出現了時代要求與自身狀況之間的難以克服的矛盾。于是，她去意萌生。  

張愛玲離開上海最直接的動因，是抗戰時期的報紙上曾登過她去日本參加“第三屆大東亞文學家大會”的消息，她說：“我自己從來沒想到需要辯白，但是一年來常常被議論到，似乎被列為文化漢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所寫的文章從未涉及政治，也沒拿過任何津貼。還有人說她曾和漢奸胡蘭成結過婚，和”漢奸無二“；《海派》報紙干脆說她因為窮困做了美國兵的”吉普女郎“……這些議論使張愛玲感到人言的可畏和來自政治方面的威脅。  

夏衍很賞識張愛玲的才華，指名讓她參加了上海市第一屆文代會。別人都穿著列寧裝，只有她穿著旗袍，很不合群。她感到與新社會格格不入，但又不想改變自己；考慮到寫作和政治上的諸多因素，她惟一的選擇便是“離開”。夏衍曾委托龔之方去勸她留下來，同時婉轉地撮合她與著名導演桑弧的“親密關系”，但張愛玲只是搖頭，說：“恐怕這兩件事都不大可能了。”她去意已決。  

她當時對外公布的理由是“繼續因戰事而中斷的學業”。1952年7月，32歲的張愛玲只身離開大陸去了香港。

 

二十八、十九路軍死難將士公墓表  （一九三三年十月）  

 

民國二十一年一月，倭寇上海，十九路軍總指揮蔣光鼐、軍長蔡廷鍇不及俟命，率所部二萬人迎擊，倭大創，增援者再，戰幾四十日，寇死五六千人，我軍死傷亦稱是。功雖未就，自中國與海外諸國戰斗以來，未有殺敵致果如是役者也。十九路軍所部多廣東子弟，死即槁葬上海，不得返其故。二十二年九月，度地廣州黃花岡之南，以為公墓，遷而堋之。黃花岡者，清末志士倡義死葬其地者也，以二十一年上海之役與比，功足相副。昔明遺臣張煌言死難，遺言立墓岳、于二公間，蓋生以毅烈相附，死以塋兆相連，其義固然。今之遷葬，非徒飾美觀，侈功伐，亦欲推其事類，以興來者。自黃花岡事訖，僅半載，武昌倡義，卒以仆清，固其氣足以震蕩之。后繼十九路軍而成大業者，其必如武昌倡義故事，以加于倭，然后前者為不徒死爾! 蓋功大者不賞，業盛者不能以筆札稱揚，故略舉死者之事，以俟后之終之者。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月，余杭章炳麟撰并書。 附：章太炎（1869---1936）,名炳麟，字枚叔，因仰慕顧炎武（初名的絳，入清后改炎武）為人，更名絳，號太炎，浙江余杭人。

 

 

不去臺灣：蔣介石拿我當夜壺

　　杜月笙晚年曾說：“蔣介石拿我當夜壺，用過了就塞到床底下。”這一形象比喻，既是這位大亨對蔣介石怨恨的發泄，又是失寵后凄楚處境的哀嘆。

　　杜月笙是近代上海青幫中最著名的人物，原名月生，后改名鏞，號月笙，出生于江蘇川沙（現上海市浦東新區）高橋南杜家宅。四歲以前，母父相繼去世，先后由其繼母和舅父養育。后拜青幫陳世昌為老頭子。陳世昌是小東門一帶的流氓頭子，綽號“套簽于福生”，在青幫中屬“通”字輩，杜月笙按序排在“悟”字輩。由于陳世昌等人的關系，杜月笙獲得機會進入黃金榮公館，很快獲得黃金榮的賞識，成為其親信。

　　1927年4月，杜月笙與黃金榮、張嘯林組織中華共進會，為蔣介石鎮壓革命運動。4月11日晚，他設計騙殺了上海工人運動領袖汪壽華，隨后又指使流氓鎮壓工人糾察隊。他因此獲得蔣介石的支持。

　　南京政府成立后，杜月笙擔任陸海空總司令部顧問，軍事委員會少將參議和行政院參議，雖是虛銜，但有助于提高社會地位。同年9月，任法租界公董局臨時華董顧問，1929年任公董局華董，這是華人在法租界最高的位置。

　　抗戰后，杜月笙想趁蔣介石論功行賞的機會，撈個有影響的職位，他把目光定格在上海市市長，起碼當個副市長。他把這一想法透給了軍統局長戴笠，由戴笠轉達給蔣介石。

　　1945年8月底，杜月笙回到上海。始料不及，走到半路，傳來消息，蔣介石已任命錢大鈞為上海市市長、吳紹澍為副市長，負責接收上海全權。

　　令杜月笙沮喪的事還在后頭：火車快到上海時，門徒上車報告，市政府已通知取消原定的歡迎儀式，連本已搭起的牌樓也已拆除，北火車站還貼出了“杜月笙是黑勢力的代表”、“打倒杜月笙”等標語。杜月笙為避免難堪，臨時改在上海西站下車。靠站時，竟沒有一個要員迎接。

　　1946年夏，蔣介石為體現“民主政治”，下令“民選”上海市參議會議員。杜月笙信以為真，有意競選議長席位，于是組織門徒大張旗鼓活動，擺出種種理由宣揚議長一職非杜月笙莫屬，又不惜大把花錢拉票。哪知就在勝券在握時，傳來蔣介石的口信：議長一席，希望由潘公展擔任。杜月笙無奈何作了識時務的俊杰，在選舉結果他當選議長后，馬上宣讀了一份辭職呈文：“上海系通都大邑，議長責任重大，本人為多病之人，不能擔此重任，辜負諸公厚意，多請原諒，再予改選。”主持選舉大會的市長吳國楨立即表示接受聽從本意，另行重選。于是第二次投票，選出潘公展為議長。

　　這些事情杜月笙與蔣介石的矛盾日益加深。

　　三大戰役結束，內外交困中的蔣介石被迫下野。杜月笙知道蔣家王朝氣數已盡，開始謀慮去從。為退路辦了三件事：賣了杜美路上的一處公館，得款六十萬美元；改任意揮霍為量入支出，裁減雇員，緊縮開支；去了香港一次，物色準備購買的住宅。

　　1949年3月下旬，杜月笙一回到上海，就被蔣介石請去南京，對他說：“上海看來是難以守住的了，杜先生應有所準備，必要時攜家小去臺灣，協助黨國共圖復興大業。”

　　杜月笙說：“我是準備放棄上海以后的退步了。”

　　蔣介石曾聽說，中共方面委托黃炎培等，勸杜月笙留在上海，他無論如何不愿杜月笙被“統戰”過去，便說：“杜先生與中央合作有年，民國16年清黨時，為鏟除共黨鼎定上海立下大功，也因此與共黨結怨甚深。共黨是講階級講斗爭的，他們決不會放過你，切不可有絲毫的僥幸，以早日去臺灣最好。”

　　杜月笙說：“總裁放心，我對共產黨絕無僥幸之心。”蔣介石聽了當然不滿意，雙方不歡而散，但蔣并不就此罷休，還要設法爭取，把杜月笙逼去臺灣。

血債累累不留大陸

　　國共兩黨1949年進行最后決戰。杜月笙觀察著形勢，知道必須再作一次重大選擇了。

　　以“會做人”而發跡的杜月笙信奉“事不做絕兩面光”的處世信條，多年來，他積極助蔣反共，同時又跟共產黨結下“紅色情緣”。1947年，杜月笙應中共要求，收到上海活動的共產黨員、演員金山為“關山門弟子”，為其工作提供幫助。他還掩護過周恩來的堂弟周恩霪。到1949年春，國民黨在大陸垮臺已成定局，國共雙方加強了對社會上實力派人士的爭奪，杜月笙已無法再兩面騎墻。解放軍兵臨江南之時，杜月笙跟黃炎培、章士釗、史良、張瀾等著名人士頻繁接觸，商討時局，黃炎培等都力勸他留下。據杜月笙說，周恩來還通過黃炎培想約他面談。上海灘另一“大亨”、輩分在杜月笙之上的黃金榮，已決定留在上海。在此情況下，杜月笙也考慮過留下。

　　然而，他有沉重的歷史包袱：1927年4月11日夜，他誘捕共產黨員、上海市總工會委員長汪壽華，將其活埋于龍華荒野；在第二天的“4·12”大屠殺中，他部署徒眾殺害三百多名共產黨員和工人。杜月笙不相信共產黨會不計如此深仇大恨，如果留下，前景實在難測。

　　與蔣介石嫌隙既生，孑然一身去臺灣，還不是寄人籬下？杜月笙選擇了去號稱自由港的香港。1949年5月1日，辭別黃金榮后，杜月笙舉家登上了擁擠的荷蘭寶樹云號客輪，駛往香港。

 

一代梟雄客死香江

　　抵達香港的杜月笙住進朋友為他選定的堅尼地18號，這里成為最后一個杜公館。

　　此時杜月笙的哮喘病愈加嚴重，治療方法是中西并重，藥石兼投，經常來為他把脈開方的醫生有中醫四位、西醫三名，在香港個個都有名望。另外，今天張三介紹一位醫師，明日李四貢獻一個偏方，杜月笙醫生越請越多，用藥越來越雜，身體卻不見起色。幾個月下來，他自嘲說：“如今我是拿藥當飯吃，拿飯當藥吃了！”

　　因為跟法租界打過多年交道，杜月笙一直對法國感到親切，他想遷居法國，徹底遠離政治是非。仆傭除外，杜月笙全家和追隨他的顧嘉棠、萬墨林兩家，遷法共需27張護照；杜月笙向臺灣的國民政府提出申請，結果臺灣方面要收取“護照費”15萬美元。杜月笙的產業全留在大陸，轉移出來的只有出售一處房產的三十萬美金，供應幾十號人在香港的龐大開支，這筆護照費杜月笙已支付不起！遷法由此遇阻。

　　晚年的杜月笙在香港惟一帶喜氣的事，是和著名京劇演員孟小冬結婚。孟小冬是杜月笙的第五房太太，也是最后一房。

　　進入1951年夏，杜月笙已經病入膏肓，該立遺囑處置遺產了，外人均很好奇這位最盛時僅為其一人服務的仆人就達97名的“大亨”到底有多少財產留給家人，結果杜月笙報了數：11萬美元。這筆錢原為十萬美元，是他早先寄存于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處，宋子良代為投資，略有盈余，現在這11萬美元就是曾經揮金如土、鐘鳴鼎食的杜月笙的全部遺產。據其女杜美如回憶，分配大致如下：每個太太拿一萬，長子拿一萬，沒出嫁的女兒拿六千，出嫁的拿四千。在此前，杜月笙銷毀了歷年別人寫給他的所有借據，他對子女說：“我不希望我死后你們到處要債。”

　　分配完遺產，杜月笙把所有事務都交給得意門生陸京士處理，自己安心等死。1951年8月16日下午，63歲的杜月笙咽下了最后一口氣。他的骨灰葬在臺灣，而他的遺愿是在故鄉浦東高橋入土，至今沒有實現。

 

 三十、舞女風潮

周信芳情戀風波 真愛受阻 1928年，時年不到30歲、藝名“麒麟童”的周信芳正活躍在上海京劇舞臺上。當時上海一個大戶人家的愛女、芳齡18的裘麗琳在看戲時，愛上了周信芳。裘麗琳的外祖父是蘇格蘭人，因此她身上有四分之一外國血統。兩人的自由戀愛很快成為小報競相追逐的花邊新聞。但是縱然“麒麟童”名聲再大，在上流社會看來，他終究不過是一個“戲子”，況且周已有了妻室，更使得裘家對最為寵愛的小女兒“三小姐”嚴加訓斥，強行看管，不許出門。裘麗琳兄長裘劍飛的“老頭子”是黑社會大佬張境湖。為此他邀請了二十有人說，三千年看西安，五百年看北京，一百年看上海。上海的歷史文化資源不及西安、北京那么悠久，但它畢竟是中國近代社會變化發展的縮影，因此值得好好收藏、整理、研究。《上海珍檔》的出版，傳遞出了一些人們希望了解的半個世紀以前上海歷史文化風貌的信息，盡管是一鱗半爪，但顯示出了多角度、多層次的閱讀價值。

　　老上海跳舞業的流變

　　交際舞隨僑民傳入上海

　　跳舞是指交際舞，又稱“舞廳舞”（ballroomdance），一種西方人喜愛的社會交誼手段，它是隨著僑民一起進入上海的。早期被上海人譯為“跳戲”，后來才改稱“跳舞”，上海人只把它當作一種蠻滑稽的“西洋鏡”，是只看勿白相的。

　　外灘2號的英商上海總會建成于1864年，里面就有跳舞廳。1872年《申報》載《滬上西人竹枝詞》多首，其中有描述西人跳舞的：“玻杯互勸酒休辭，擊鼓淵淵節奏遲。入抱回身歡已極，八音筒里寫相似（思）。”

　　上海是中國最早對外開放的城市之一，但是，西方的跳舞一開始很難被上海人接受。這一方面因中國傳統禮教嚴禁婦女參加社會活動，更在于跳舞是一種奔放的、激烈的全身運動，“三寸金蓮”的小腳女子根本難以適應。

　　“百樂門”上海灘獨領風騷

　　辛亥革命后，新政權把纏足當作對婦女迫害的陋習給予禁止和取締，不過放足的女子依然是“小腳女人”，行動依然不便，上海跳舞業須待未纏足幼女成年后才會興旺發達起來。

　　據記載，1922年英商開設的大華飯店（舊址在今江寧路美琪大戲院一帶，1927年12月1日，蔣介石與宋美齡的世俗婚禮在此地舉行，并舉行盛大舞會。原建筑于1930年左右拆除）設立營業性舞廳，成了上海乃至全國出現的第一家商業性公共舞廳。但是由于當時會跳舞的中國人少得可憐，所以營業情況并不理想。1923年，總部設在天津的中國影戲公司為了搶占上海電影放映市場，在派克路（今黃河路）創建卡爾登大戲院（今長江劇場），為吸引觀眾，戲院還附設卡爾登舞廳和卡爾登咖啡館，它成為中國人創辦的最早的商業性舞廳。

　　據1928年《上海指南》記錄，當時上海有大中華、巴黎、桃花宮、遠東、爵祿（西藏路）、月宮、鳳凰、、大東、東亞、新新（南京路）、嫦娥（天主堂街）等十數家舞廳，大部分集中在西藏路、南京路、北四川路一帶。

　　進入20世紀30年代，上海城市人口和城市面積迅速增大，上海人的跳舞也蔚然成風，商業性舞廳業得到了較大發展。1932年，中國商人顧聯承投資70萬兩白銀在靜安寺興建ParamountHaII，中文名為“百樂門”。“百樂門”舞池地板為框架整體結構，下面用許多汽車彈簧支撐，即所謂的 “彈簧地板”，當眾人共舞時，會產生震動或傾斜，造成一種興奮的感覺；中池和小池一般提供集團包租；習舞池則配有專職教練員，無償為初習者服務。

　　“百樂門”首創上海娛樂業的簽單制度，有一定身價的熟客可以簽單消費。據說，一次新沙遜洋行老板沙遜到“百樂門”白相，他準備簽單時，恰遇一位不認識沙遜的服務生而被拒絕簽單：“你假如真的是沙遜，何不自己去開一爿跳舞廳，省得來此地被人家軋進軋出。”沙遜十分惱火，后來果真造了“仙樂斯舞廳”。

　　“彈性女郎”與“舞女風潮”

　　那時，跳舞是一項時髦的娛樂活動，但會跳舞的人不多，敢在公共場合男女相擁跳舞的更少，于是跳舞學校、跳舞養成所等紛紛開設，專教要時髦、不懂舞術的青年們。當時，愿意在舞廳跳舞的男性較多，而敢于去舞廳跳舞的女性很少，于是舞女就作為一種職業產生了。

　　舞女，英文叫作dancinggirl，上海的“洋涇浜英語”謔之為“彈性女郎”。“彈性女郎”往往主宰了舞廳的命運，為此“百樂門”訂立了嚴格的陪舞制度，規定只有經過考核并發給伴舞證的“彈性女郎”才能進入“百樂門”伴舞，這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彈性女郎”和跳舞者的利益和安全。據說， “百樂門”一位優秀“彈性女郎”的收入可達“百樂門”中級職員的10倍以上。“彈性女郎”隊伍的發展，刺激和促進了上海舞廳業的發展。

　　跳舞業在舊上海被列為“特種商業”，舞廳秩序直接關聯社會治安，所以，租界和華界先后多次制訂和公布《管理舞場條例》、《舞女規則》、《取締舞女營業規則》，對舞廳及舞女的營業方式和約束舞女行為作出規定和限制。

　　1947年7月，國民黨政府頒布“勘亂建國總動員令”，9月9日，上海市政府為配合“總動員令”，落實“厲行節約”措施，下達“禁舞令”，限 9月底前關閉全部營業性舞廳。當時上海依賴舞廳生活的職工達2．7萬人，此令一下，立即遭到反對，“彈性女郎”們立即組織起來，沖進社會局，把平日頤指氣使的官僚們嚇得屁滾尿流，狼狽鼠竄，政府只得下令暫緩推行“禁舞令”。此事在上海史上叫作“舞女風潮”。

　　1949年解放后，上海采取措施妥善安排舞女出路，逐步關閉舞廳。1956年，上海的營業性舞廳基本關閉，替而代之者是“蘇聯老大哥”帶來的“交誼舞”、“集體舞”。□薛理勇文

　　周信芳情戀風波真愛受阻

　　1928年，時年不到30歲、藝名“麒麟童”的周信芳正活躍在上海京劇舞臺上。當時上海一個大戶人家的愛女、芳齡18的裘麗琳在看戲時，愛上了周信芳。裘麗琳的外祖父是蘇格蘭人，因此她身上有四分之一外國血統。兩人的自由戀愛很快成為小報競相追逐的花邊新聞。但是縱然“麒麟童”名聲再大，在上流社會看來，他終究不過是一個“戲子”，況且周已有了妻室，更使得裘家對最為寵愛的小女兒“三小姐”嚴加訓斥，強行看管，不許出門。

　　裘麗琳兄長裘劍飛的“老頭子”是黑社會大佬張境湖。為此他邀請了二十多位小報記者赴一品香飯店，一則派發紅包，一則暗示大家“識相”。果然煞住了小報炒作周裘相戀的風頭。

　　控制輿論之后，裘劍飛派人警告周信芳：與裘麗琳斷絕來往，否則將他趕出上海，還要向他“借只腳用用”。同時，裘劍飛雇了眼線日夜盯梢周信芳，不讓他有自由活動的空隙。

　　私奔出走

　　外部壓制的力量強大，但熱戀情人更加矢志不渝。裘麗琳在家里寫信托人外出時投入郵筒，周信芳收到信后則派跟班到裘麗琳窗下的街道上來回走幾趟，裘麗琳便知道信已為周郎收到。

　　這時，一位出身官宦、留英回國接掌龐大家產的年輕人進入裘家視線。裘母當即應下這門婚事，派人到天津把裘麗琳的庚帖送去，然后帶回男家定禮———一對金鑲翡翠手鐲和一只8克拉鉆戒。

　　但就在這個時候，裘麗琳乘家人看管懈怠，穿著睡衣拖鞋伺機逃出了家門！然而她不敢去找周信芳，而是坐上黃包車先去了圣貞德女校一位要好的中國同學家中。這位同學便前往通知周信芳。周信芳覺得，現在裘麗琳只有離開上海，先暫避到蘇州去。于是他當即去火車站買票。當天黃昏，周裘兩人便到達了蘇州。周信芳在閶門外找了一個僻靜干凈的小客棧將裘麗琳安頓下來，登記時用的是假名，兩人以兄妹相稱。然后周信芳當夜又趕回上海，因為次日還有他的戲碼。臨走時他再三叮囑裘麗琳把門鎖好，絕對不要走出房間。

　　其時，裘家早已發現“三小姐”不見了，等到裘劍飛攜****帶人直撲周信芳家時，周已不知去向。四處追尋之下，在火車站問到一個“黑帽子”（票務人員），他漏嘴道：因為自己是京戲迷，剛剛才將周信芳領到去蘇州的火車座位上。裘劍飛立即帶著人馬連夜趕往蘇州，在各大旅館逐一搜索，一無所獲。

　　裘家勃然大怒。他們登報公開譴責裘麗琳，并聲明和她脫離關系。

　　裘麗琳只好給母親寫了好幾封請求寬恕的信，但是毫無回音。在受到人身威脅之下，裘麗琳只得以法律進行自我保護。于是，上海的好幾家大報在同一天登出了某著名律師啟事：本律師受聘于裘麗琳小姐擔任其法律顧問，本律師的當事人已經成年，依法享有公民權利，任何人無權限制其人身自由和侵犯其合法權益，否則本律師將依法提起訴訟云云。

　　回歸上海

　　在當時的上海，法律也許可以暫時保護裘麗琳的人身自由，但是無法排解周裘兩人所遭到的各種勢力的壓迫。于是，“麒麟童”和上海灘上“大人家”的小姐裘麗琳不得不離開上海。但是兩人恩愛廝守，周信芳時常在外埠跑碼頭唱戲，裘麗琳則始終陪伴在他身邊。

　　多年后，事情終于有了轉機并且終究獲得美滿的結果。也許是因為以下幾方面的原因：

　　首先，周信芳在這段時間里，辦妥了與前任妻子的離婚事宜。這就使得與裘麗琳的關系以及社會對他們的接納具有了合法性的基礎。而周裘兩人的事實婚姻木已成舟，時過境遷，怨憤漸漸疏淡，骨肉親情又漸漸重新萌生。其次，裘麗琳非常聰明。當時上海灘的戲班背后都有黑社會勢力，這時，她背著周信芳，私下里跑去給黑社會的老大磕頭賠罪。這個方法果然奏效，在黑社會“諒解”以后，周、裘一家重返上海的麻煩也就得到了結。

　　而更為重要的原因應該是，當時上海的社會風氣已經十分開放。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上海地方經由法律認定的自主婚姻和自主離婚，在全國的比例是最高的。

　　回到上海后，周信芳和裘麗琳在一家最著名的酒店舉辦了一場隆重的婚禮。而這個時候，他們已經是3個孩子的母親和父親了。

 

照片右六為周信芳之子周少麟，右三為其夫人黃敏珍。（為紀念已故京劇藝術家周信芳九十誕辰，周信芳之子周少麟自美來滬參加紀念演出后與滬江大學校友會校友的合影，黃敏珍是滬江五三級的校友。）攝于1985年7月。

上海的咖啡香從“磕肥”到咖啡

　　咖啡是舶來品，剛傳入上海灘時，趕時髦的新派人物喝了，往往叫苦不迭，沒想到竟像咳嗽藥水一樣難喝。慢慢地隨著西餐在上海灘的推廣和普及，咖啡也逐漸為人們所接受，所喜愛。朱文炳的《海上竹枝詞》（1909年）中，已有描寫咖啡的詩句，同年上海基督教會出版的《造洋飯書》中也提到了咖啡。

　　早年咖啡的譯名五花八門，甚至還有“磕肥”的譯法。以咖啡能減肥這一點觀之，倒也頗為形象貼切。清末毛元征《新艷詩》中有“飲歡加非茶，忘卻調牛乳。牛乳如歡談，加非似依苦”之說；民初“鴛蝴派大家周瘦鵑《生查子》詞中也有“更啜苦加非，絕似相思味”，這就又把咖啡與相思、悲苦、離愁等中國文學中的傳統意象聯系在一起了。

　　咖啡館在上海灘的出現自然要晚一些。不過，當時英法租界里眾多西餐館兼具咖啡館的功能，同樣能品嘗上好的咖啡，也是不爭的事實，在陳定山的《春申舊聞》等老上海“經典”中就有具體的描繪。但咖啡館如雨后春筍般在上海灘大量涌現，大概是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事情，詩人林庚白寫于 1933年的《浣溪紗?霞飛路咖啡座上》云：“雨了殘霞分外明，柏油路畔綠盈盈，往來長日汽車聲。破睡咖啡無限意，墜香茉莉可憐生，夜歸依舊一燈瑩。”就是極為鮮明的寫照。

　　作家與咖啡店

　　田漢1921年創作的獨幕話劇《咖啡店之一夜》，是最早在新文學作品中抒發“咖啡館情調”的。此劇雖寫于日本，背景恰恰是老上海的咖啡館。《咖啡店之一夜》展示的是個性的覺醒、自由的渴望和“新浪漫主義”的體驗和感傷，把咖啡館和文學的現代性訴求聯系在一起了。到了20世紀20年代末，北四川路上有名的“上海咖啡”的開張，更釀成了一場影響不小的新文壇公案，催生了魯迅一再諷刺過的創作“三角戀愛”小說的高手張資平。

　　說到與文學關系密切的老上海咖啡館，同樣坐落在北四川路上的公啡咖啡館也不可不提。這是當年魯迅與“左聯”領導成員和中共地下黨代表秘密接頭商談的一個場所，魯迅日記上有多次去“公啡”啜飲咖啡的記載，盡管魯迅并不喜歡喝咖啡。“公啡”的地位是如此重要。

　　日本尾崎秀樹在《三十年代上海》一書中討論上海左翼文化時也專門提到它。遺憾的是，“公啡”已不復存在，而今見到的“公啡”則是不折不扣的“假古董”。邵洵美、曹聚仁常光顧“俄商復興館”，葉靈鳳、施蟄存等經常光顧華盛頓咖啡館，則又是另外的生動有趣佳話了。

　　文學中的咖啡

　　作家馬國亮曾在《咖啡》一文中寫道，他在當時上海一家咖啡館里無意中聽到兩位女人談話，“她們談的是文藝，國民黨，政治，什么都談，她們說完了郭沫若，又說魯迅、郁達夫、汪精衛、蔣介石”，馬國亮對此頗感意外。其實這是咖啡館文化的題中應有之義。咖啡館不是單純喝咖啡的地方，而是現代都市中的一個“公共空間”。西諺有云：“咖啡館是新倫敦之母。”對老上海的咖啡館雖不能這樣評估，但馬國亮的這段記載，也從一個小小的側面告訴當年上海的咖啡館文化是多元的，是值得探究的。

　　如果要問當年有哪些新文學作家寫過上海的咖啡館，那可以開一份長長的令人眼花繚亂的名單。徐訐的《吉卜賽的誘惑》、林徽音《花廳夫人》、溫梓川《咖啡店的侍女》等等都是。張若谷干脆以《咖啡座談》作為自己的散文集的書名。孫了紅有名的“俠盜羅平探案”系列也有不少曲折的驚險故事發生在咖啡館里。至于后來曹聚仁的《文藝復興館》、史火覃（周楞伽）的《文藝咖啡》、董樂山的《舊上海的西餐館和咖啡館》等回憶錄，更是研究老上海咖啡館文化的珍貴文獻了。

　　時光飛逝，滄海桑田。20世紀20至40年代上海南京路、霞飛路、北四川路、亞爾培路上各具特色的咖啡館而今安在﹖差不多都成了歷史的陳跡，有的連斷墻殘壁都未能留下，我們今天只能在作家文人的作品和回憶錄中來尋覓它們，想象它們了。

 

 

國民黨上海特別市第四區執行委員會訓令

宣字第三十七號

令各區分部宣傳委員

 

為密令飭遵事：案奉市宣傳部密令行字第十二號內開：“案奉中央宣傳部密令，飭為查禁大眾文藝編輯、上海四馬路現代書局發行之《大眾文藝新興文學專號》及上海新月書店出版之《人權論集》兩刊物等因，奉此。除呈復并分令外，仰該員切實遵照查禁為要”，等因，奉此。除分令外，令仰該員遵照查禁為要。此令。

中華民國十九年五月三日

宣傳委員 趙少彝

 

國民黨上海市黨部致新月書店公函

 

徑啟者：本部頃奉中央宣傳部密令，內開：“為密令飭遵事：查最近在上海出版之《新月》第二卷第六、七期載有胡適作之《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的及羅隆基作之《告壓迫言論自由者》二文，詆（讠其）本黨，肆行反動，應由該部密查當地各書店有無該書出售，若有發現，即行設法沒收焚毀。除分行外，合亟密令仰該部遵照嚴密執行具復為要”，等因，奉此。查該刊累載反動文字，早經本部查禁有案，茲奉前因，相應備函轉達，即希貴局勿為代售，致干禁令，為要。此致

新月書店

中國國民黨上海特別市執行委員會宣傳部

[一九三○年]二月五日

 

 

張群曾做過上海市長，四川省主席，行政院長；但他和張大千的私人關系卻很好。

張大千是一位經歷非凡的傳奇人物。他馳騁畫壇六十余年，讀萬卷書（畫），行萬里路，踏遍名山大川，結交了上百成千的朋友。在這些友人中，有前清遺老遺少，文人墨客；有書畫名流，詩詞高手；有金石家、古董商、金融家、裱畫匠、飯莊掌柜、畫店伙計；有戲曲藝人、報館記者、寺院方丈，乃至算命先生、幫會袍哥；更有政界巨頭、軍界要人……真是三教九流、無類不有。  

 

在他的友人中，若論交往之深、情誼之厚，當推著名政治家張群為首選。  

 

張群，號岳軍。一八八九年生，比張大千年長十歲；四川華陽人，與張大千是同宗同鄉。張大千稱他為老長兄、老鄉長。  

 

人們也許會感到奇怪，一個畢生從事藝術創作的，沒有參與任何政治黨派，自己又再聲稱“只動手（作畫），不動口（講演），”不愿過問政治的藝術家，為什么會與一個畢業從事政治活動的老牌政客結為深交呢？究竟是什么力量，把這兩顆似乎分屬不同軌道運行的行星，連接得如此緊密而融洽的？  

 

話還得從二十年代后期，他倆在上海相識談起。那時，張大千還是一位不到而立之年的青年畫家。他客居上海多年，發憤治藝，躋身于上海畫壇，以賣畫為業。青年時代的張大千，正醉心于石濤、石谷、八大、金冬心。  

 

他刻苦臨摹這些畫家的作品，學到了一手造假畫的真本領。他仿石濤的畫可以亂真，竟然能瞞過當時的收藏石濤最富、鑒賞石濤畫最精的名收藏家—羅振玉、黃賓虹以及陳半丁。張大千作假石濤，開始有游戲筆墨，僅僅是想試探一下自己作假畫的本領，戲弄一下以鑒賞石濤權威自居的名家。當這一步取得成功后，才以此為業—把造假畫作為營生，或以假石濤換取真石濤的一種手段。由此，張大千在上海畫壇和畫商中名聲大噪，他的名字幾乎與石濤混在一起，成了收藏、鑒賞石濤及制作假石濤的專家。  

 

二十年代后期，在湖北身居要職的張群已經對書畫古玩產生興趣并開始收藏，尤其喜好收藏石濤、八大的書畫。他風聞上海畫壇上有位造假石濤的張大千，揮筆擬石濤筆意寫了一幅山水，并題詩一首，詩曰：  

 

奇峰高突在風雷，荒柳疏松任剪裁。

我更參禪文字外，毫端喚出石公來。  

 

上款題“岳軍仁兄法正”，下款署“丁卯（一九二七年）三月大千張爰”。  

 

張群拿到這幅扇面一看，甚加喜愛，又求購了一幅“冬心筆意”的花卉扇面。正是這兩幅扇面，使張群與張大千結下了書畫因緣。  

 

過了二年，張群調任上海市長。張大千得悉自己的“父母官”嗜好收藏書畫，尤嗜石濤、八大，為了觀賞張群收藏的苦瓜、雪箇，他在一位忘年交的畫友兼學者莊蘊寬的家里，結識了莊蘊寬的親戚—張群的秘書馮若飛。馮若飛是一位能詩能畫的幕僚，在馮若飛的引薦下，張大千登門拜訪了這位同宗同鄉的“父母官”。  

 

關于這段交往，張大千后來在一篇序文中這樣寫道：“庚午、壬申（一九三○至一九三二年），予居上海。華陽張岳軍兄適為市長，相見甚歡。二人同嗜石濤八大書畫，每有所得，輒相夸示。岳軍得石濤《寫杜詩冊》、楷書《道德經》及八大寫東坡《朝云軸》，頗以自矜。予得石濤《寫陶詩冊》、真書《千字大人頌》、寶掌和尚畫像；八大畫山水人物冊，意欲勝之。蓋石濤八大并以山水花卉著稱，人物獨少見。予此二冊，一卷一軸，以為絕無僅有者也。爾時好事爭奇，以此為笑樂。最后岳軍得石濤所繪《通景屏風》十二幅，先師李文潔題為'天下第一大滌子者，生平所見實以此為專’，予逎折服”（見《張岳軍先生印治石濤通景屏風序》）。  

 

這段文字生動地描述了青年時代的張大千與張群在一場“石濤作品收藏戰”中爭奇斗勝的趣聞。  

 

看來張大千折服張群的，倒還不全是張群能夠不惜重金，以三千六百元大洋的巨款從破了產的地產大王程霖生手中購下了這部“天下第一大滌子”；而是贊賞張群并沒有將這部珍品秘諸笥箱，束之高閣，卻將其影印，贈諸友好，公之于世。所以張大千發出這樣的感慨：“且物聚于所好，有所聚必有所散。予數十年之收藏，海內外友人謬許以為精富。然兵火劫余，柴米見易。今居荒村，更于何有？三年前曾影印存者數冊，其用意正與岳軍同。今數冊所載，亦多散失。暇時偶復展視，未嘗不念石濤八大，每念石濤八大，未嘗不念岳軍。”這也是張大千為張群印治石濤《通景屏風》作序的主旨。  

 

張大千對張群待人的態度也頗欽佩。一次，他在臺灣與友人談到收藏字畫的趣事，講到一本石濤冊頁，他沉思了一會，頗有感觸地說：“岳軍先生從政，我對他政治上的成就倒不是最佩服，但他的為人真了不起！”  

 

那是抗戰前發生的一件事。張群拿了八張石濤冊頁給張大千看，并詢問他的意見。張大千說：“這本是假的，真的在我這兒。”  

 

張群的反應是一聲“哦？”張大千告訴張群：“不過你這本題款是真的，至于真畫在我這里。”張群聽了，便爽快地把冊頁交給了張大千，竟然連問都沒有問一句為什么會出現假畫真題款的情形。  

 

事情原來是這樣的：這本假石濤冊頁是張大千的老師李梅庵的三弟——三老師李筠庵做的手腳，因為李筠庵造假畫的本領不高，只好把真的石濤冊頁的題款挖下來，貼到他描摹的假畫上，而真畫上面則蒙著寫一個假題款。這樣一來，既不容易被識破，而且兩張都可以取信于人——這也是當時畫壇上做假畫最起碼的伎倆。  

 

張大千還說：“談起收藏，岳軍的眼力不見得比別人好，但是他手頭收藏假的東西很少，因為他信任朋友的判斷。”  

 

二張之交，延綿半個多世紀，從張大千方面來說，也許是出于對張群為人的推重和敬佩；而在張群方面來說，可能更多地是出于愛才，愛張大千的畫，愛張大千超人的藝術才華。  

 

張群在《大千居士繪事》一文中說：“繪畫一事，雖云天才功力相濟為用，惟天才不世出，功力則常人所能至。曠觀畫史，作者如林，有能領袖一代而為后世法者，殆不可多數。蓋才之大小，又因得之于天者而異。如大千居士者，實我畫苑數百年所未有。”  

 

張大千曾被人推許為“五百年來一大千”，張群也認為張大千是數百年所未有。張大千是從石濤起家的，而石濤卻是明清五百年來一大家。那末，石濤和張大千可有高下之分？對這個問題，張群認為：“我國畫苑，自宋以后，大抵囿于前人法度，使境界窘迫，日趨衰退，其間僅有八大石濤，能橫絕千古，獨辟新徑”；同時又指出：“今大千之成就，又非八大石濤所能躋矣”。也就是說，張大千的成就已經超過了八大石濤，于此足見張群對張大千評價之高。為什么這么說呢？張群認為其原因是張大千不止于臨摹石濤的真品，而且能追本溯源，所謂“始由八大石濤而上窺宋元，出入各家，自成風格。猶精進不已，西去敦煌，寢饋于鳴沙石室者，數載之久。于是三唐六代之秘，曹衣吳帶之奇，大千皆挹之于筆端，昔宋元人夢想所不及者，大千則振而興之”。  

 

此外，張群認為還有另一個重要原因，即近四十年來，張大千“周游西方諸國，覽其山川，考其文物，胸襟眼界之廣闊，更非昔賢（當然包括八大石濤）所能比擬，而畫風又為之一變”。  

 

確實，張大千在藝術上不斷求新創新，他的畫風一生中有二次丕變，四十年代赴敦煌臨摹，是他創作人物畫的一次丕變；六十年代由“潑墨”到“潑彩”，是他山水畫創作上的又一次丕變。也正是張大千畫風的不斷丕變，使他超越了乃祖師石濤的藝術成就。  

 

在多年交往中，張群發現張大千在日常生活中，幾乎都以書畫為中心，與書畫沒有直接關系的，他大多不加理會。就拿印章來說，他雖然藏印數百方，而幾乎都是平常的印石。凡是刻印、藏印的人，都喜歡搜求田黃、雞血，張大千卻沒有，而且一點也不在乎。張群曾經帶著自嘲的口氣對人說過：“比起大千來，我就太雜了，我喜歡書畫，可是也喜好銅器、玉器。大千雖然搜集奇木、奇石，但都是為了長期觀察、寫生入畫；至于一般古玩，再貴重值錢的，他都不放在眼里。  

 

張群贊許張大千研摩畫法的專心，一再引證他在敦煌面壁三年潛心苦練的例子，認為他在這三年所下的功夫，得益極大。他在《民族藝術生活之改進與六朝畫》一文中曾寫道：“張大千君自抗戰以來，轉入后方，年來在西北艱勤研究，臨摹敦煌壁畫，直接對于六朝畫、唐五代畫、宋畫為最大之努力，犧牲一切，奮斗艱難，此種勇往邁進精神，實堪傾佩，而其成績之表現，殆有出乎吾人意外者。所成之作品，線條之整肅，設色之精益求精湛、逼真古人，一絲不拘，恐為近數百年來所未有。”

 

張群與張大千討論過明代佛像名畫家丁云鵬的藝事，張大千評為“不行”。

 

張群問：“為什么？”

 

張大千答：“畫人物的線條交代不清楚。”

 

張群又問：“為什么會這樣？”

 

張大千答：“勾勒不行。”  

 

張群認為，張大千的勾勒筆法是十分精到的，而這一功夫，又得自臨摹敦煌壁畫最多。他曾在張大千的一幅長卷白描《九歌圖》的跋文中題道：“大千鑒賞之博，游蹤之廣，為古人所不能及，故其畫藝之精，一空前史；此圖乃其游敦煌后所作，其勾勒筆法師承壁畫，信為神品。”

 

在舊中國，也確有這樣一些達官貴人、軍閥政客，他們出于附庸風雅，好名“招賢”，結交或豢養了一批文人學士，畫家藝人，為他們“幫閑”。但是，張群與張大千的關系似乎不是或不完全是這種關系。正如張群所說：“大千和我最初相識于上海，抗戰期間又同在四川，當時我的先后職位是上海市長和四川省主席，大千不大喜歡接近官員，我們相處熟而不親。那一時期，我所得的大千書畫，都是購買的。”譬如《仿李龍眠三高圖》，那是張大千在一九四三年所畫，張群購得后，請著名書法家沈尹默加題；直到一九八二年中秋節，張大千才把原作上宋徽宗之子鄞王所題的詩句補題在畫卷上。  

 

另一幅《鐘秀毓靈》，是早在四十年前，張群主持四川省政時，張大千畫的峨嵋金頂。當時想贈給張群，連題詩都已作成：

 

千里雪嶺棲靈鷺，一片銀濤護寶航。

五岳歸來恣坐臥，忽驚神秀在西方。  

 

但是，張大千為了避免攀附之嫌，如他筆下所形容的“一再逡巡”，直到一九八二年張群九十四壽辰，他才把這幅舊作，連詩帶畫，一起相贈，“以代杯酒之敬”。  

 

四十年代，張群主持四川省政之時，張大千在畫業上多次得到他的關照、幫助。一九四三年五月，張大千攜帶敦煌臨摹作品從西北返川，歸途中因有張群與何應欽的電令手諭，才免遭關卡層層檢查，使臨摹作品得以完好地保存。張大千在成都和重慶兩地舉辦名震中外的“敦煌臨摹作品展”，也是在四川美協名譽主席張群的贊助下，讓當時任四川教育廳廳長郭有守撥款五萬元作畫展借用資金。抗戰勝利后，張大千與十多名學生子侄在成都郊外租居的作畫處——金牛壩，也是張群委托他的弟弟張達泗代為選擇的。但是，張大千竟然無一幅字畫相贈，難怪張群要發出這樣的感慨：“這就是大千之所以為大千！”  

 

五十年代后，張群去臺灣，張大千僑居海外，雖然遠隔重洋，但張群對張大千仍十分關心。當他從友人處得悉張大千在巴西患目疾并久治不愈，便深感不安，于張大千六十八歲生日前夕，寫了一封祝壽信，信中寫道：  

 

年來音問疏闕，然人遙心通，未嘗不時時神馳左右也。日前目寒兄轉到兄重為石濤通景題簽，彌所感謝。時入清和，因憶華誕之期瞬屆，重洋遠隔，深以不克摳衣趨賀為憾，……吾兄藝事名滿環宇，誠已臻于從心所欲之化境，蔚為我國之國寶，至希加意攝生，益自珍衛。  

 

張大千在復函中寫道：

 

昨奉華翰，欣慰與慚感交并，遠隔重洋，故人厚我，不忘賤辰，兼辱雅教。弟久客南荒，雖年齒稚弱于兄，人皆以老大見視，友朋日少，不聞興德之言，承娓娓清詞，示以進修之道，深感不遺在遠，贈人以言之惠。  

 

一九七八年初，張大千在張群的安排下，從美國舊金山回到祖國臺灣，定居摩耶精舍，結束了他長達三十年的海外僑居生活。此時的二張，都已進入耄耋之年，張群也早已不是張大千的“父母官”，而純粹是同宗同鄉的知已故交。至此，張群對張大千的關懷就更加無微不至，幾乎達到形影不離。  

 

當張大千晚年創作他的最后一幅巨作《廬山圖》時，張群聯想到張大千的身體健康，作了二首詩贈給張大千，詩曰：

 

髯張畫筆信無前，脫腕丹青萬戶傳。

環宇同知一老在，藝文命脈此身肩。

年來時得影形俱，萬里東歸德未孤。

好節塵勞慎飲食，愿君善保千金軀。  

 

張群深知張大千重情感，喜交游，不避塵勞，不辭應酬，所以寫了這首詩，親自送到摩耶精舍，當面給他。還告誡道：“大千，你的生活、習慣和嗜好，須要注意調整，我比你年長十歲，因為我注意修養，健康情況比較好，你再不好好的將息，愛護你自己，說不定你比我先走，還要我來為你辦喪事。” 張大千聽后，兩眼掉下淚來，張群也忍不住流下了老淚。  

 

張群的這段話果然不幸言中，一年多后，八十五歲的張大千果然比九十五歲的張群先走了，而年長十歲的張群果然要為老弟張大千主辦喪事。痛定思痛，張群又忍著縱橫老淚揮筆為張大千書寫了一副挽聯：

 

半世紀，知交莫逆。憂患共賞，藝文共賞，倉皇成永訣，空余涕淚對梅丘。

五百年，國畫大師。閱覽之博，造詣之深，規范軼群倫，無沗邦家稱瑰寶。

 

 

 

 

張大千（1899～1983），1899年(光緒二十五年己亥)5月10日（農歷四月初一），他出生在四川省內江縣城郊安良里象鼻嘴堰塘灣的一個書香門第的家庭。原名張正權，又名爰，字季爰，號大千，別號大千居士，四川省內江市人。傳說其母在其降生之前夜夢一老翁送一小猿入宅，所以在他二十一歲的時候改名猨，又名爰、季爰。后因為出家為僧，法號大千，所以世人也稱其為"大千居士"。其二哥張正蘭，即是著名的畫虎大師張善子。他們的畫室名“大風堂”。張大千的一生，才華橫溢，極富傳奇，建樹甚偉，貢獻極巨，聲名遐邇。

        張大千1983年4月2日病逝，享年85歲。

 

張群（1889.5.8——1991.12.14）字岳軍，四川華陽（今四川省-成都市）人。保定軍官學校肄業，日本陸軍學校畢業。

 

1908年在日本加入同盟會。

 

1911年返國參加光復上海之戰。滬軍都督府成立，任軍務處軍械科長。后任蔣介石組織的第二十三師參謀。

 

1913年參加反袁戰斗，失敗，走日本。

 

1915年回國，任浙江省督署參謀。

 

1917年任孫中山大元帥府參軍。

 

1924年參加國民革命軍第二軍，任河南省警務處處長兼開封市警察廳廳長。

 

1926年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總參議兼軍事委員會委員。自1928年起，歷任國民革命軍總參議、國民黨軍政部常務次長兼兵工署長，同濟大學校長，上海特別市長等職。

 

1933年至1939年歷任鄂豫皖“剿匪”總司令部黨政委員會委員兼政務指導委員會常務委員、湖北省政府主席、外交部部長、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秘書長兼外交專門委員會主任委員、軍事委員會參謀長、行政院副院長、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長等職。

 

1940年至1945年任成都行轅主任兼四川省政府主席。

 

1945年以政府代表身份參加國共重慶談判與軍事調處。

 

1947年3月任行政院院長。

 

1948年5月轉任總統府資政。同年當選第一屆國大代表。

 

1949年2月任重慶綏靖公署主任，后任西南軍政長官。同年底從香港去臺，任國民黨革命實踐研究院主任。

 

1950年任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委員。

 

1951年兼任臺灣當局“行政院設計委員會”委員。

 

1954年5月至1972年5月任臺灣當局“總統府秘書長”，1957年兼任臺灣當局“國防會議”秘書長。離職后被聘為“總統府資政”。

 

1989年退休 。

 

1990年12月14日上午，張群在臺北病逝，終年101歲。張群去世后，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楊尚昆于15日發去唁電，表示哀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