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最有影響力的33部書籍：29 文人無行群丑畢現——《儒林外史》

29 文人無行群丑畢現——《儒林外史》

　　吳敬梓的《儒林外史》是我國的諷刺文學杰作，正如魯迅所說：“迨吳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時弊，機鋒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諧，婉而多諷：于是說部中乃始有足稱諷刺之書。”

　　“男兒快意貧亦好”

　　吳敬梓（1701—1754），字敏軒，一字文木，號粒民，安徽全椒人。出身大官僚大地主家庭。吳家在明清之際曾有50年光景的“家門鼎盛”時期。

　　曾祖輩五人，有四人是進士。曾祖吳國對是順治年間的探花，先后典試福建，提督順天學政，再加上他擅長書法，聲名更是顯赫，其門下多有顯達之士。

　　吳敬梓祖輩也多顯達。但到父輩，已開始衰落。生父吳雯延，僅是秀才；嗣父吳霖起是拔貢，曾在蘇北做過教諭，最后罷官歸家，抑郁而死。

　　早年，吳敬梓曾隨嗣父宦游。他32歲時，嗣父去世，成為他生活上的一大轉折。父逝后他獨撐門戶，族人欺他是嗣子，又是兩代單傳，蓄意侵奪他的財產，引起了他的極大憤慨和厭惡。同時，他也從親族身上深切體驗到人情的虛偽和世態的炎涼。他把對現實的反抗用極端的形式表現出來：族人視財如命，他就揮金如土；族人虛偽狡詐，他就放誕任性。友人曾說他：“邇來憤激恣豪侈，千金一擲買醉酣。”“去年賣田今賣宅，長老苦口譏喃喃。”

　　他則以為“男兒快意貧亦好”。表面上，他成了放浪子弟，“鄉里傳為子弟戒”。

　　33歲那年，他懷著決絕的心情，毅然離開家鄉，移居南京。生計更為艱難，他只得靠賣文、賣書、典當生活，有時甚至斷炊挨餓。冬夜無火御寒，他就邀幾個窮朋友繞城走數十里，謂之“暖足”。這么困苦的生活，更加深了他對人情世態的認識，成為他后來創作《儒林外史》的深層動機。

　　同時，在與朋友交游中，他也接觸到當時的先進思想，成為他批判社會的理論武器。他的好友程廷祚，是顏（元）李（塨）學派在南方的代表。他批判程朱理學和八股科舉，提倡禮樂兵農，主張培養博學而有實踐能力的“通儒”，吳敬梓正是根據這一理想，塑造了《儒林外史》中的正面形象。

　　隨著年齡的增長和閱歷的豐富，吳敬梓由個人的遭遇轉向對社會的思考，進一步認識到社會的黑暗。1736年，他沒有應薦到北京參加博學鴻詞科考試。他崇尚放任自由的生活，學習阮籍、嵇康，希望超塵脫俗，他還把“治經”作為“人生立命處”，以對抗八股科舉。他向往儒家“禮治”，在他40歲那年，為了倡捐修復泰伯祠，他賣掉了最后的一點財產——全椒老屋。死前七天，他在揚州遇到趨于破產的好友程晉芳，說：“子亦到我地位，此境不易處也，奈何！”這位社會的受害者、叛逆者，懷著無可奈何的凄涼心情，離開了人間。

　　《儒林外史》是吳敬梓晚年的作品，那是他飽經人世滄桑之后，痛苦思考和敏銳觀察的結晶。封建宗法制溫情脈脈的面紗一揭開，底下的虛偽、奸詐、可卑、可笑的丑態便暴露無遺。尤其是儒者，一向被認為是社會道德的典范，但在吳敬梓那里，他們可恨、可笑、可憎、可憐。吳敬梓用藝術之筆，為他們留下了一幅幅諷刺性畫像。他們自私自利、庸俗虛偽、附庸風雅，以做八股為業，其余一概不懂。更有甚者，以八股為敲門磚，一旦高中，便仗勢欺人。但吳敬梓身處文網嚴密的年代，所謂康乾盛世時的許多文字獄，他是耳聞目睹的。因此，他把時代從清推到明，借明代說清代。書中的時間盡管標以明代，但所描寫的科舉活動和官職名稱，都是清朝的。其中許多人物事件都是以作家的親族朋友及其所做所為為原型描寫的，如莊紹光原型為程廷祚，馬二先生原型為馮粹中，杜慎卿原型為吳檠，杜少卿乃吳敬梓自況。

　　作家把這些真實人物及事跡典型化，使之成為當時社會上某類人的代表。

　　機鋒所向尤在士林

　　誠如前人早已指出的，《儒林外史》“以功名富貴為一篇之骨，有心艷功名富貴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貴而驕人傲人者；有假托無意功名富貴，自以為高，被人看破恥笑者；終乃以辭卻功名富貴，品地最上一層，為中流砥柱。”通過人物對功名富貴的態度，作家寫出了人生世相，也表現了自己的理想。

　　《儒林外史》中描寫最多的是形形色色的“科舉迷”，即“心艷功名富貴者”。

　　作家對這類人物，有一定的同情，但更多的是諷刺和鞭撻。六十多歲的周進，因沒有進學，處處被人嘲笑、挖苦，連個教館之職也保不住，只好替商人記賬。當他有幸進入貢院，一見號板，禁不住萬感俱發，一頭撞去，哭得死去活來。聽到商人們要湊錢替他捐個監生時，他竟爬在地上磕頭說：“若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進變驢變馬，也要報效。”又如范進，是個連考二十余次的老童生，屢考不中，家境貧寒，經常被丈人胡屠戶挖苦、唾罵。當送捷報的人到他家時，他正窮得在市場賣雞；鄰居找到他，告訴他喜訊時，他起初根本不相信，仍在賣雞；后來，被鄰居強拖回家。當他看到屋子中間早已掛起來的報貼時，他“看了一遍，又念一遍”，竟高興瘋了，丑態百出，直到被丈人胡屠戶打了一個耳光，才醒轉過來。

　　圍繞著這兩個人的命運變化，作家進一步描繪了廣泛的人生世相。周進未考中時，遭到新進學的梅玖的嘲笑、挖苦，前科新中的王舉人吃完飯，周進掃了一早晨雞骨頭、鴨翅膀、魚刺、瓜子殼，一旦高中，“不是親的也來認親，不相與的也來認相與”，人的勢利、趨炎附勢竟如此可卑、可笑。范進剛進學時，還遭到丈人胡屠戶的訓斥。他與胡屠戶商量參加鄉試時，被胡屠戶大罵一頓，什么“癩蛤蟆想吃天鵝肉”，什么“尖嘴猴腮”，什么“不三不四，就想天鵝屁吃”，把他罵了個狗血噴頭。可是一旦高中，胡屠戶馬上改口，叫范進“賢婿老爺”，還說：“我每常說，我的這個賢婿，才學又高，品貌又好，就是城里頭張府、周府那些老爺，也沒有我女婿這樣一個體面的相貌。”人情的勢利、虛偽由此可見。

　　作品還刻畫了“倚仗功名富貴而驕人傲人者”。這些人多是由科舉得功名的人。王惠當了南昌太守，一到任就問“地方人情，可有什么出產？詞訟里可也略有些什么通融？”湯知縣為了一鳴驚人，表示清廉，竟枷死向他行賄50斤牛肉的回教老師父。嚴貢生橫行鄉里，自己毫無羞恥地涂脂抹粉，自命高雅，實則是鄉間一霸。他強圈別人的豬；沒借給別人錢，卻訛詐利息；霸占弟弟的產業等。從這里，我們也可以看到，所謂儒者都是些什么東西。

　　作家諷刺的第三種人是“假托無意功名富貴而自以為高”的人物。他們科舉失敗，無奈之際，便以風流名士自居，胡謅幾句歪詩，沽名釣譽。

　　在鞭撻這三種人時，作家也力圖塑造正面形象，以表現自己的理想。如杜少卿，雖是貴公子，卻慷慨好施，鄙視功名富貴，崇尚“逍遙自在”的生活。他不顧別人的譏笑，敢于同妻子一起游山，體現了一種新的思想觀念。

　　還有如虞育德、莊紹光和遲衡山，他們都講究文行出處，輕視舉業，從某一方面體現了作家的理想。但作家將這類形象過于理想化，因此，塑造得并不成功。

　　我們讀過《儒林外史》，印象最深的是那些被諷刺的形象，或許正因為這個原因，《儒林外史》才被稱為諷刺小說。

　　無一貶詞情偽畢露《儒林外史》的諷刺藝術是非常高超的。首先，諷刺離不開夸張。適度的夸張往往遺形取神，獲得令人驚嘆的藝術效果。《儒林外史》中許多著名的細節都是因夸張的適度運用而讓人過目不忘的。周進撞號板，當然有夸張。

　　范進中舉，歡喜瘋了，也有夸張。還有著名的嚴監生之死，同樣運用了夸張。

　　嚴監生臨死，遲遲不能咽氣，老伸著兩個指頭，眾人猜來猜去，都猜不透是什么意思，最后他妻子說：“爺，只有我能知道你的心事，你是為那盞燈里點的是兩莖燈草，不放心，恐費了油。我如今挑掉一莖就是了。”他妻子忙去挑掉一莖，“眾人看嚴監生時，點一點頭，把手垂下，登時就沒了氣。”

　　這一細節出人意料，卻又在情理之中，收到了很好的藝術效果。若用平常細節來表現，決不會給人如此深刻的印象。現在，只要一提到嚴監生，一提到吝嗇鬼，我們馬上就想到“兩莖燈草”。這細節何等有力。

　　其次，諷刺更需要寫實。魯迅多次說，諷刺的生命在于真實，非寫實決不能謂之諷刺。還說，有許多現象，可卑、可笑、甚至可惡，但人們見怪不怪，習以為常，往往也不覺得什么，現在經文學家這么一點，就動人。這其實是諷刺文學的更高境界。如胡屠戶對范進中舉前后判若兩人的態度，就完全是通過對人物言行的描寫表現出來的。又如，范進到湯知縣處打秋風時，因“遵制丁憂”，不用銀鑲杯箸，換了一個磁杯，一雙象牙箸來，仍不肯動，隨即換了一雙白顏色竹筷來，方才罷了。“知縣疑惑他居喪如此盡禮，倘或不用葷酒，卻是不曾備辦。落后看見他在燕窩碗里揀了一個大蝦元子送在嘴里，方才放心……。”這里，作家既沒有夸張，也沒有議論，完全是如實描寫，把諷刺寓于冷靜客觀的寫實之中，讓讀者自己品味，以收到意在言外的效果，把他居喪盡禮的虛偽性揭露無余，真是“無一貶詞，而情偽畢露”。

　　雖云長篇頗同短制《儒林外史》的結構獨樹一幟。全書沒有貫穿始終的人物和線索，似乎有許多各不相干的故事組成。實際上，全書卻有一條極為明確的思想線索，把這些繁富復雜的故事統攝起來，構成一部結構嚴謹的作品，以達到更廣闊地反映社會人生世相的目的。作品可分為楔子、主體、尾聲三部分，第一回和末一回在全書結構中起著尤其重要的作用。

　　第一回是全書的楔子，作家說得很明白：說楔子敷陳大義，借名流隱括全文。

　　明確指出第一回具有統領全文、燭照全書的作用。王冕的故事與全書沒有直接聯系，思想上卻不可分割。它通過描寫王冕多才多藝，卻不慕名利，自甘淡泊的高雅脫俗的生活情趣，為全書樹立了一個正面理想的典型，成為

　　全書的一盞明燈；又通過王冕對明初頒行的八股科舉制度的否定，和“一代文人有厄”的預言，引出正文。

　　中間53回正文，從周進在山東汶上縣薛家集教館，到南京來賓樓妓女王聘娘削發為尼，前后一百多年，有名有姓的人物一百七十多個。他們的職業各種各樣，儒林中人、上下官吏、醫卜星相，娼妓竊盜、農工兵商、市井小民，幾乎無所不包。地域北到北京、南到廣州、西到四川、東到大海。作家企圖以小說的形式，反映時間如此之長、空間如此之廣的豐富生活，反映廣泛的社會世相，一般的長篇小說結構是難以奏效的，于是作家采取了這種“雖云長篇，頗同短制”，或稱“連環短篇”的獨特形式。這是把《水滸傳》的“連環傳記體”，與短篇小說片斷傳神的特點相結合而創造的新形式，也是實現作家創作目的的最佳形式。其中各色各樣的人生世相都被反映在作品中，如儒林丑態、名士風流、官僚跋扈、小市民的勢利等，無所不備。這些故事彼此相對獨立，主次分明，又前后勾聯，有一定聯系。如作品開始，從薛家集辦館請先生引出周進；由周進高中，到廣東學道主管考試，引出老童生范進；由范進高中，到湯知縣處打秋風，引出嚴貢生、嚴監生兄弟……。

　　每個人物在此回是主要人物，在下回又是次要人物。圍繞主要人物，作家又刻畫了眾多的次要人物。為了使結構更加緊湊，作家還安排了一些過渡人物和過渡事件，使作品似斷實連。

　　末一回是尾聲。開首說：“南京的名士都已漸漸銷磨盡了。……那知市井中間又出了幾個奇人。”與楔子一樣，這幾個“奇人”與正文無直接聯系，卻與楔子遙相呼應。他們與王冕一樣，多才多藝，不慕名利，過著悠然自得的生活，這與正文中各色人物形成鮮明的對照，又升華了全書的境界，表現了作家的理想，從而使整個作品成為完滿和諧的整體。

　　比之我國其他幾部古典名著，《儒林外史》流傳的范圍相對來說是比較狹窄的。因為它描寫的主要是封建文人的生活，一般人比較隔膜，而作品本身既沒有傳奇故事，又沒有纏綿的愛情。因此，一般人興趣不大。另外，作品的諷刺筆法過于含蓄，許多地方，恐怕連一般知識分子也很難看出來；對一般讀者來說，就更莫名其妙了。如第四回寫張靜齋、范進、湯知縣驢唇不對馬嘴地胡扯劉基的故事，前人評論說：“三人侃侃而談，毫無愧色，閱者不問而知此三人為極不通之品。”但如果不看注釋，現在的一般知識分子也看不出其中有刺，因為我們今天對劉基其人的了解，一般恐怕不比張、范、湯三人更多。

　　承前啟后繼往開來但《儒林外史》對知識分子和后代文學創作的影響是巨大的。前人曾評論道：“慎勿讀《儒林外史》，讀之乃覺身世應酬之間，無往而非《儒林外史》。”《儒林外史》對人情世相的卓越描繪和犀利解剖，那高超的諷刺筆法，直接啟發了晚清譴責小說，成為本世紀初影響最大的小說派別。當時幾部最著名的作品，如《官場現形記》、《文明小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老殘游記》、《孽海花》等，無論思想上還是藝術上，無不受《儒林外史》的影響。新文學運動興起后，中國舊文學幾乎都被否定，只有極少數幾部古典小說大受推崇，《儒林外史》就是其中之一。當時曾作為白話文學的范本加以標點、重印。茅盾在為青年人推薦可以幫助他們提高藝術修養

　　的舊小說時，首先提到的是《儒林外史》。他認為《儒林外史》對于現在我們的用處比《紅樓夢》大得多。魯迅對《儒林外史》的推崇更是人所共知的。

　　他不僅對《儒林外史》有獨特的見解，在雜文中也經常引用《儒林外史》的有關故事。在談諷刺時，他多次引用《儒林外史》，并作為諷刺藝術的范例。

　　他的諷刺小說《肥皂》、《高老夫子》，他的《離婚》、《阿Q 正傳》中的一些諷刺性片斷，尤其是他的“無一貶詞，而情偽畢露”的含蓄風格，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儒林外史》。錢鐘書的名著《圍城》，被公認為“現代《儒林外史》”。

　　在所有古典小說中，《儒林外史》對現代小說的影響是首屈一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