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隱與令狐绹關系裂痕起因探析

   摘要：李商隱與令狐绹關系是李商隱生平研究中的焦點之一，二人關系出現過問題是共識，但裂痕之緣起究竟為何，二人各有多少責任，都需要仔細分析。本文指出；二人之裂痕并非因為李商隱娶王茂元女兒并入其幕府之結果，而是在過程中的失禮。

   關鍵詞:李商隱：令狐绹：裂痕

   李商隱研究尤其是生平研究，重點在當年“牛李黨爭”的政治局面以及李商隱本人的表現。關于李商隱與“牛李黨爭”的關系以及與令狐绹的矛盾糾葛，清初朱鶴齡在《箋注李義山詩集序》中有一段話，專門評述李商隱和令狐绹關系之裂痕的原因：

   夫令狐绹之惡義山，以其就王茂元、鄭亞之辟也。其惡茂元、鄭亞，以其為贊皇所善也。贊皇入相，薦自晉公，功流社稷，史家之論，每曲牛而直李。茂元諸人，皆一時翹楚，绹安得以私恩之故，牢籠義山，使終身不為之用乎？绹特以仇怨贊皇，惡及其黨，因并惡其黨贊皇之黨者，非有其憾于義山也。太牢與正士為仇，绹父楚比太牢而深結李宗閔、楊嗣復。绹之繼父，深險尤甚。①

   誠如朱鶴齡所言，李商隱一生人際關系的轉折點確實就是在開成初娶王茂元女兒為妻并入王茂元幕府以及在宣宗初年進入鄭亞幕府這兩件事上。但“非有其憾于義山也”的結論不準確，令狐绹對于李商隱是有憾恨的。但憾恨的原因不是娶王茂元女兒與入幕，而是半年多沒有去探望病重的令狐楚。這是很細微的事情，需要我們仔細斟酌揣摩。二人關系裂痕的起點就在開成二年。

一、令狐楚父子有大恩于李商隱

   開成二年，李商隱及第后的一些表現尤其是積極求婚王茂元的行為引起令狐绹以及牛僧孺黨人的不滿，說他“背恩”。乍看此事，好像令狐绹等人心胸過于狹窄。其實我們一定要還原當時的具體情況，還原的越接近真實越細致越便于我們看清楚事情的真相，也越容易理解各自的心情與做法的緣由。簡單概括說，雙方都有責任，但責任各有大小，性質也不一樣。

    李商隱在人生道路上遇到的第一位關鍵人物令狐楚對他有知遇之恩，而且終身不渝。令狐楚不但在今體文即駢文方面是他的老師，而且從生活到仕途都給他以很大的幫助。李商隱在十八歲的時候，便被令狐楚聘任為幕僚，是沒有任何出身的白衣巡官，所謂“將軍樽旁，一人衣白”。李商隱人生的第一官職是令狐楚給的，這對于任何人都是最重要的，是內心最為感激的，而對于九歲喪父的李商隱來說，在內心深處將恩師視為父親也是很自然的事，高山仰止，大恩深重，因此《奠相國令狐公文》才那樣飽含深情，血淚俱下。

    李商隱開成二年進士及第，也是令狐楚之子令狐绹鼎力推薦而成。令狐绹如此努力推薦李商隱，是否是令狐楚的暗示不可而知，但令狐绹身后如果沒有令狐楚這樣的靠山恐怕也難以成功。令狐楚、令狐绹父子對于李商隱確實恩重如山，這是沒有疑問的。李商隱也是非常清楚的，他大和六年到開成二年一組共七篇上令狐楚的狀文也將這種感激一再重復。[1]

    就在李商隱參加開成二年的考試前，還收到令狐楚送來的金錢，為其能夠體面地參加考試提供經濟資助。《上令狐相公狀之四》記載了這件事：

    伏奉月日榮示，兼及前件綃等。退省孱庸，久塵恩煦。致之華館，待以喜賓。德異顏回，簞瓢不稱於亞圣；行非劉實，薪水每累於主人。束帛是將，千里而遠。蘊袍十載，方見於改為；大雪丈馀，免虞於偃臥。下情無任捧戴感勵之至。[2]

     從“蘊袍十載，方見於改為；大雪丈馀，免虞於偃臥”兩句看，李商隱用這筆錢買件袍子，原來的破舊袍子已經穿了十年，參加考試時能夠體面一點。并且用“袁安臥雪”一典引出自己在大雪寒天可以出門活動，免得蜷縮在家里的情形。這樣寫不完全是夸張，北宋陳師道因為衣舊不耐寒，又不肯跟自己的連襟趙挺之相借，在參加重要活動中凍病，其后身亡，就是一例。這足以證明令狐楚的救濟確實為李商隱雪中送炭。且李商隱能夠金榜題名，完全仰仗令狐绹的推薦。這一點，李商隱非常清楚，而且絲毫不隱瞞。他在《與陶進士書》中說得很清楚：

    故自大和七年后，雖尚應舉，除吉兇書及人憑倩作箋啟銘表之外，不復作文。文尚不復作，況復能學人行卷耶？時獨令狐補闕最相厚，歲歲為寫出舊文納貢院。既得引試，會故人夏口主舉人，時素重令狐賢明，一日見之於朝，揖曰：“八郎之交誰最善？”绹直進曰：“李商隱”者。三道而退，亦不為薦托之辭，故夏口與及第。然此時實於文章懈退，不復細意經營述作，乃命合為夏口門人之一數耳。[3]

二、李商隱及第后首先向恩師報喜

    李商隱及第后，第一件事是立即向恩師令狐楚報告，《上令狐相公狀》道：

    今月二十四日禮部放榜，某徼幸成名，不任感慶。某材非秀異，文謝清華，幸忝科名，皆由獎飾。昔馬融立學，不聞薦彼門人；孔光當權，詎肯言其弟子？豈若四丈屈於公道，申以私恩，培樹孤株，騫騰短羽。自卵而翼，皆出於生成；碎首糜軀，莫知其報效。瞻望旌棨，無任戴恩隕涕之至。[4]

    興奮的心情和感恩的激動充滿了字里行間。本狀當是李商隱及第后寫的第一封信，劉學鍇、余恕誠兩位先生考定此文作于“開成二年正月二十四日稍后”的判斷很準確。兩個多月后，李商隱基本完成了新進士集體活動的各項程序，回濟源看望母親，臨行前再給令狐楚寫信告知行期以及解釋不能立即前去興元令狐楚幕的理由。《上令狐相公狀六》有所交待：

    前月七日過關試訖。伏以經年滯留，自春宴集，雖懷歸若無其長道，而適遠方俟於聚糧。即以今月二十七日東下。伏思自依門館，行將十年；久負梯媒，方沾一第。仍世之徽音免墜，平生之志業無虧。信其自強，亦未臻此。愿言丹慊，實誓朝暾。雖濟上漢中，風煙特異；而恩門故國，道里斯同。北堂之戀方深，東閣之知未謝。夙宵感激，去住彷徨。彼謝掾辭歸，系情於皋壤；楊朱下泣，結念於路歧。以方茲辰，未偕卑素。況自今歲，累蒙榮示，軫其飄泊，務以慰安。促曳裾之期，問改轅之日，五交辟而未盛，十從事而非賢。仰望輝光，不勝負荷。至中秋方遂專往起居未間。瞻望旌旄，如闊天地。伏惟俯賜照察。[5]

    將后兩封信涉及的日期歸納一下，便可以看出李商隱在開成二年整個春季的活動主線。即正月二十四發榜，二月初七到吏部進行關試，三月二十七回濟源。

    在李商隱興高采烈參加及第新進士的各種活動并給恩師連續寫兩封信的時候，令狐楚正在興元尹，充山南西道節度使任上。《舊唐書本傳》載：“開成元年上巳，賜百僚曲江亭宴。楚以新誅大臣，不宜賞宴，獨稱疾不赴，論者美之。以權在內官，累上疏乞解使務。其年四月，檢校左仆射、興元尹，充山南西道節度使。”[6] 可知令狐楚是在開成元年四月出任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的。此時到任已經一年，并曾幾次聘請李商隱為自己幕僚。但李商隱因為“北堂之戀方深”，因此“東閣之知未謝”，因惦念老母親，所以暫時不能到恩師那里去。從“況自今歲，累蒙榮示，軫其飄泊，務以慰安。促曳裾之期，問改轅之日，五交辟而未盛，十從事而非賢。仰望輝光，不勝負荷”幾句來看，可知在本年，令狐楚已經幾次邀請李商隱入幕，并曾經督促其盡快前去。令狐楚再度出任節度使，當然需要人才，而他對李商隱非常了解，感情很深，將近十年的師生之情，令狐楚對李商隱的期待和盼望是可以理解的。

    李商隱信中說得很清楚，及第后的各種應酬程序全部完成后他急于回濟源看望母親，因此暫時不能前去興元。“至中秋方遂專往起居未間”，到中秋時節有可能前去。這應該說沒有什么，于情于理都很正常。但不知什么原因，李商隱到秋天并沒有到興元去。在令狐楚病重之際急召李商隱，李商隱是從長安疾馳前去而不是從濟源。

三、李商隱回長安后亦沒去看望令狐楚

    李商隱是在春末回濟源省親，在家不會逗留很長時間。夏天便可回到長安，但他沒有去興元，而是一直留在長安進行社交活動，謀求婚姻與仕進。下面我們便從其詩文來考察其在開成二年進士及第到去興元看望令狐楚這段時間李商隱的行蹤。

    從其詩中可以考知，李商隱在本年發榜后回濟源之前曾經到韓瞻豪宅作客，并寫《寄惱韓同年時韓住蕭洞二首》：“簾外辛夷定已開，開時莫放艷陽回。年華若到經風雨，便是胡僧話劫灰。”“龍山風雨鳳樓霞，洞里迷人又幾家。我為傷春心自醉，不勞君勸石榴花。”[7]關于這兩首詩，注家說法不一，對于時間地點的看法都有不同意見。從內容和表達情感看，應作于《韓同年新居餞韓西迎家室戲贈》之前。如果這點成立，那么本詩之寫作當在李商隱春末回家之前。從“簾外辛夷定已開”詩句推斷，本詩寫作在二月間。當年正月二十四放榜，二月初七吏部關試完。本詩之作應在吏部關試之后，商隱回家之前這段時間比較合理。如果這樣，地點可能就是長安，是王茂元在長安城中為韓瞻建造的新居。

    因為如果在涇原的話，離長安畢竟有一定距離，據杜佑《通典·州郡三》“安定郡：去西京四百八十七里，去東京一千三百八十里。”[8] 涇原節度使王茂元幕府治所在涇州，即安定郡安定縣縣治，距離長安四百八十七里，每天按照百里計算，單程需要五天，往返則要十天以上。在新進士放榜后，活動非常頻繁，有許多活動是集體性質的，如送喜報、謝座主、拜宰相、杏園探花宴、大雁塔題名、曲江池歡慶大會等這些必須的節目，此外，還有許多宴會名目，大相識、次相識、小相識、聞喜、櫻桃、月燈、打球、牡丹、看佛牙、關宴等。前面五種活動是全部新進士都要參加的，后面十種活動一般也都要求參加。這么多活動一般要在兩個月左右時間完成，前后十五種活動，兩個月才六十天，平均四天左右就要有一次。可以知道，李商隱三月二十七離開長安到濟源去，那么本年的曲江池歡慶大會一定在此之前，應該是二十五日比較合適。所以韓瞻和李商隱在二月都不會離開長安到涇原去，因為根本不可能有十多天的時間，故這兩首詩在長安創此作為合理。

    我們再看《韓同年新居餞韓西迎家室戲贈》一詩：

    籍籍征西萬戶侯，新緣貴婿起朱樓。一名我漫居先甲，千騎君翻在上頭。云路招邀回彩鳳，天河迢遞笑牽牛。南朝禁臠無人近，瘦盡瓊枝詠四愁。[9]

    這首詩應該寫在初秋季節，“天河迢遞笑牽牛”雖屬于用典，但可能也與七夕這個時間有關。可以確定的是李商隱此時已經與王氏訂婚，與韓瞻連襟身份已定，而李商隱這種身份的確定便是在從家回來之后到寫作本詩之前。那么時間便只能是五六月份了。于是我們可以推測，這兩個月之間李商隱很可能隨韓瞻到王茂元幕府作客，受到王茂元的欣賞而訂下婚事。“一名我漫居先甲，千騎君翻在上頭。”在進士及第的榜文上，按照徐松《登科記考》開成二年的記錄，李商隱后面便是韓瞻。當然，也有這種可能，即徐松依據的就是李商隱這首詩。不過李商隱名次肯定在韓瞻之前則可以確定，而在成為王氏門婿方面韓瞻卻在他的上頭。這里的“在上頭”可以兼有二義：一是時間在前，從“西迎家室”四字看，韓瞻已完婚，故其結婚時間在李商隱前。二是位置也在我前面。即韓瞻之妻是李商隱妻的姐姐。這樣理解分析應該是可以的，而且也是最順暢的，因此本詩傳遞出李商隱剛剛訂婚而又盼望結婚的喜悅心情。如果李商隱在此時訂婚，他去過涇原節度使幕府是肯定的，從雙方看，都不可能在沒有見到本人之前確定婚姻大事，因為一方是新進士，一方是節度使千金。

    這樣，把這首詩和前兩詩綜合思考，便可以進一步確定《寄惱韓同年時韓住蕭洞二首》的寫作時間。“寄惱韓同年”說明李商隱已經進士及第，而當時沒有訂婚，但這首詩說明已經訂婚，《寄惱韓同年時韓住蕭洞二首》之詩的寫作時間便限定在及第之后到本詩之前這段時間了。而李商隱三月二十七回家，辛夷花開在二月，這樣幾個因素結合在一起，便可以確定該詩寫在二月關試之后的時間里。甚至就是關試過后不久的事情。關試過后，新進士則歸屬吏部，有入朝為官的資格，值得慶祝，故韓瞻約請李商隱到家作客，共同慶賀。當然更主要的是二人相互結交。

    另外，還有兩首詩值得注意，即《病中早訪招國李十將軍遇挈家游曲江》及《又一首》。為理解和說明問題的方便，我們將兩首詩錄下：“十頃平波溢岸清，病來唯夢此中行。相如未是真消渴，猶放沱江過錦城。”《又一首》“家近紅蕖曲水濱，全家羅襪起秋塵。莫將越客千絲網，網得西施別贈人。”[10]

從詩題可以知道李商隱在病中去拜訪李十將軍，正遇到李十將軍帶領全家去游曲江。關于這位李十將軍到底是誰，先達多有考證，但未能取得一致意見。劉學鍇、余恕誠二先生加按語說；“李十雖非執方，而‘急求作合’之解殆非妄測。詳味詩題及二詩，似李十有意于戚屬女子中為義山作合，義山此次往訪，或即因求偶及與此女子謀面。前詩囑己莫失良機，后詩囑李十莫‘別贈人’，其意固較然矣。馮系二詩于開成二年登第后，雖無確證，然以詩中病‘渴’之強烈觀之，或不大謬。”[11] 因此《集解》將本詩亦系于開成二年中。簡言之，從這兩首詩體會出李商隱求偶之心很切，則必在及第后就婚王氏之前，從“全家羅襪起秋塵”句看當是初秋季節。此亦關乎商隱當年行蹤之詩，尤其是可能與就婚王氏有關系，故要提及。

四、兩首感恩懷舊詩

    除了頻繁與韓瞻接觸以及可能到過涇原節度使幕府外，本年夏秋之際李商隱還寫了兩首值得注意的五言古詩，即《哭遂州蕭侍郎二十四韻》和《哭虔州楊侍郎虞卿》，因為這兩首詩所哭悼的人物都是所謂“牛李黨爭”中“牛黨”的重要人物，詩中表現出對二人深切的同情以及對施害者的忿恨。

    蕭浣和楊虞卿都不是本年去世，但從《哭虔州楊侍郎虞卿》中“楚水招魂遠，邙山卜宅孤”兩句詩看，是楊虞卿歸葬時所作。哭蕭浣詩與此詩是前后所作，《集解》將其編年在開成二年夏秋之際很可信。蕭浣之貶是受楊虞卿牽連，而楊虞卿之貶，則與大和九年朝廷激烈的政治斗爭有關。

    在文宗大和九年夏秋兩際，朝廷是“山雨欲來風滿樓”，內部斗爭極其尖銳，已經開始白熱化。文宗為削弱宦官的勢力，不加考慮而重用依靠李訓、鄭注齷齪之流與宦官勢力對抗。而李、鄭二人則大勢排斥異己，大批有資質的官員被排擠流放。與朝廷重臣李宗閔、李德裕有關系的官員也多被貶黜。史載：

    九月癸卯朔，奸臣李訓、鄭注用事，不附己者，即時貶黜，朝廷悚震，人不自安。是日，下詔曰：“朕承天之序，燭理未明，勞虛襟以求賢，勵寬德以容眾。頃者臺輔乖弼諧之道，而具僚扇朋此之風，翕然相從，實斁彝憲。致使薰蕕共器，賢不肖并馳，退跡者咸后時之夫，登門者有迎吠之客。繆盭之氣，堙郁未平，而望陰陽順時，疵癘不作，朝廷清肅，班列和安，自古及今，未嘗有也。今既再申朝典，一變澆風，掃清朋附之徒，匡飭貞廉之俗，凡百卿士，惟新令猷。如聞周行之中，尚蓄疑懼，或有妄相指目，令不自安，今茲曠然，明喻朕意。應與宗閔、德裕或新或故及門生舊吏等，除今日已前放黜之外，一切不問。”[12]

    這是九月初一下的詔書，可以想見當日朝廷人心惶惶之程度，圣旨中明確說“應與宗閔、德裕或新或故及門生舊吏等，除今日已前放黜之外，一切不問。”李宗閔、李德裕的新舊朋友以及門生故吏，在今日放逐貶黜之外，就不再貶黜。屬于安民告示，實際是安官告示。那么，言外之意就是已經貶謫的就維持原來狀態，而蕭浣與楊虞卿恰恰都是在圣旨發布前就被貶出。楊虞卿的被貶很殘酷，也很富有戲劇性。    

    六月乙亥朔，西市火。以前宣武軍節度使李程為河中節度使。庚寅夜，月掩歲。癸巳，以吏部尚書令狐楚為太常卿。丁酉，禮部尚書溫造卒。京兆尹楊虞卿家人出妖言，下御史臺。虞卿弟司封郎中漢公并男知進等八人撾登聞鼓稱冤，敕虞卿歸私第。己亥，以右神策大將軍劉沔為涇原節度使。壬辰，詔以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襄武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李宗閔貶明州刺史，時楊虞卿人皆以為冤誣，宗閔于上前極言論列，上怒，面數宗閔坐貶。[13]

    秋七月甲申朔，貶京兆尹楊虞卿為虔州司馬同正。……癸丑，以右司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舒元輿為御史中丞。貶吏部侍郎李漢為汾州刺史，刑部侍郎蕭浣為遂州刺史。（同前）[14]

    這里籠統說“京兆尹楊虞卿家人出妖言”，沒有說什么妖言和事情的前因后果，在《舊唐書》楊虞卿本傳記載：“九年四月，拜京兆尹。其年六月，京師訛言鄭注為上合金丹，須小兒心肝，密旨捕小兒無算。民間相告語，扃鎖小兒甚密，街肆洶洶。上聞之不悅，鄭注頗不自安。御史大夫李固言素嫉虞卿朋黨，乃奏曰：‘臣昨窮問其由，此語出于京兆尹從人，因此扇于都下。’上怒，即令收虞卿下獄。虞卿弟漢公并男知進等八人自系，撾鼓訴冤，詔虞卿歸私第。翌日，貶虔州司馬，再貶虔州司戶，卒于貶所。”[15]

    這段記載說鄭注給文宗醫病而得寵，與李訓共同把持大權，朝廷政治因此烏煙瘴氣。百姓怨恨鄭注，便傳言說鄭注正在給文宗煉合金丹，需要小兒心肝，有密旨秘密捕捉民間小兒很多。這種傳言擴散很快，人心惶惶。文宗大怒，楊虞卿政敵御史大夫李固言說這種謠言出自京兆尹的隨從，于是楊虞卿入獄。身為京兆尹的楊虞卿不可能在自己轄地散布這樣的謠言，很明顯是陷害。但楊終于也因此事被一再遠謫。

    至于蕭浣是受到楊虞卿的牽連，也都因為與李宗閔關系密切而再貶，最后死于貶所。李商隱對此非常清楚。因此對于當時存在黨爭，李商隱也非常清楚。在《哭遂州蕭侍郎二十四韻》中說：“初驚逐客議，旋駭黨人冤”。[16]當時的黨爭，并不是后世所謂的“牛李黨爭”，而是鄭注、李訓利用朋黨的借口排擠打擊李德裕、李宗閔兩個政治集團的成員。李宗閔與李德裕是“牛李黨爭”的黨魁，李宗閔和牛僧孺同黨，而牛僧孺名氣比李宗閔大，故一般都將牛僧孺與李德裕并提，否則便是二李黨爭了。因此在這次斗爭中，李德裕和李宗閔兩個人屬下的成員都是被排擠清洗的對象，性質與是非很明確，楊虞卿與蕭浣是冤枉的。對于這種情況，《集解》評價說：“蕭、楊雖非進步人士，然據史傳所載，亦無明顯劣跡穢行，與李逢吉、李宗閔等均有不同。且蕭、楊之被貶逐，確系鄭、李之黨冤誣所致，此事件本身，并非無是非可言，蕭、楊自有可同情之處，鄭、李亦自難逃輿論之譴責。而詩中所反映之現象，亦有助于認識當時政治之混亂與統治集團內部之矛盾傾軋。然義山同情蕭、楊，亦非純出于公心，其中感個人知遇之恩成分相當濃重，此固不必為之飾。”[17] 這種理解與評價可以接受。本文提及這兩首詩目的有兩點：一、李商隱對于黨爭是有認識的，并非是很單純的書生；二、李商隱是很重感情的，有報恩的愿望。從他對蕭浣的感情看，很深厚真誠。其時蕭浣已死，除了感激報恩外不可能有別的。而李商隱在大和四年曾經隨令狐绹進京陪伴令狐绹參加當年的進士考試，令狐绹就是那年及第的。而當年主考官便是蕭浣，李商隱肯定隨令狐绹拜見過蕭浣，蕭浣對李商隱應該很不錯，否則李商隱不會那么動情。或許蕭浣很賞識李商隱，可惜第二年即大和五年李商隱首次參加進士考試時，主考官就換成賈餗了，如果蕭浣繼續主考的話，李商隱完全有可能一舉中第。又蕭浣在大和七年為鄭州刺史時曾經幫助過李商隱，故李商隱對其很感激。從這兩首詩看，李商隱有強烈的是非觀念，有強烈的感恩情結，絕不是“背恩”之小人。

五、對于李商隱這段時間活動的梳理

    下面，我們將李商隱在開成二年及第后到開成三年博學宏詞被黜落前這一時間段的主要行蹤與表現再概括一下：開成二年正月二十四禮部發榜，李商隱進士及第，很快便給令狐楚寫信。其后緊鑼密鼓參加新進士各項活動。其間抽空接受韓瞻邀請，到韓瞻在長安新宅作客，創作《寄惱韓同年時韓住蕭洞二首》兩詩。三月二十七日回家省親。回家前給令狐楚寫第二封信。約在四月末五月初回到長安。但并沒有去興元，而是繼續在長安活動。五六月間去涇原幕府。六七月間曾拜訪李十將軍，可能有請托為媒之舉動。又參加韓瞻迎接家屬到長安的活動，并有詩作，可以確定此時已經與王氏訂婚。

     一直到令狐楚病危，來信催促，李商隱才急匆匆趕去。那么，從李商隱及第到接到急信催促前去興元，經歷了九個多月的時間。如果說前兩個月應酬活動多無法離開，然后先回家看望母親是天經地義的話，那么從家回到長安后，令狐楚又多次來信催促前去，李商隱就應該去興元。令狐楚當時是節度使，需要人才，急切催促邀請李商隱，而且隨著催促李商隱信件的發出，其病情也逐漸惡化，這樣盼望心情可想而知。但李商隱并沒有盡可能快點去，而是在長安逗留，這難免使令狐楚不愉快，而一直護理服侍令狐楚的令狐绹當然會有想法，這也是人之常情。應當說，令狐绹對于李商隱的不滿意，應當從這時開始。在令狐楚喪事辦完后，李商隱便到涇原王茂元幕府完婚并入幕。

    其實，令狐楚死后，李商隱就婚王氏并加入王茂元幕府，可能并不是李商隱和令狐绹矛盾隔閡的主要原因。因為令狐楚死后，便不可能招聘李商隱了，而令狐绹本人在當時也不可能出任節度使、觀察使或防御使，當然沒有招聘任用幕僚的權利，就沒有理由不讓李商隱進入他人幕府。至于婚姻，那是李商隱的自由，令狐绹可能也不會有太多的想法。令狐绹心胸肯定有點狹窄，但還不至于到這種程度。因此，令狐绹和李商隱隔膜的起因就是李商隱及第后，令狐楚多次催促他前去入幕，李商隱卻遲遲不動身，也沒有明確態度，尤其是令狐楚患病并不斷加重，而李商隱還遲遲不去，這確實令人生氣。假如李商隱娶的不是王茂元女兒，令狐绹可能也會生氣，故裂痕之產生在這里。李商隱娶王茂元之女可能是加重了這種裂痕的程度。

    至于令狐楚如何看待這期間李商隱的表現我們已無法知道了。但從令狐楚死前急召李商隱并讓他代替自己寫遺表的舉動看，令狐楚對李商隱感情很深，極其信任愛護，沒有絲毫嫌隙，這是肯定的。至于對李商隱遲遲不到，可能在盼望中也許會有一些不滿與怨艾，具體情形我們無法知道。李商隱后半生的人生機遇主要與令狐绹有關。

    令狐绹與李商隱年齡雖有一定差距，令狐绹比李商隱年長十八歲，《舊唐書》《令狐楚本傳附令狐绹本傳》“十三年，以本官為鳳翔尹、鳳翔隴節度使，進封趙國公，食邑三千戶，卒。”[18]又據《唐詩大辭典》吳在慶先生所撰“令狐绹條”云“七十八歲卒”。咸通十三年是872年，如果以七十八歲逆推，令狐绹生在794年，李商隱生在812年[19]，令狐绹則長李商隱十八歲，但畢竟屬于同輩人。是令狐楚一步步將李商隱培養起來，是令狐绹極力向主考高鍇推薦，李商隱才金榜題名。而李商隱及第后雖然也給令狐楚先后寫來兩封信，并說要來，但幾個月過去，卻一直也不見李商隱前來。從令狐绹立場來看，父親病重，盼李商隱到來望眼欲穿，直至病入膏肓時人方到。對于這一點，令狐绹應該很生氣，這可以理解。任何人都會不快，區別只是程度而已。至于后來李商隱“背恩”的說法，應該指這種情況，不是李商隱就婚王氏并加入王茂元幕府。如果用平常心來看待這件事，令狐绹的這種怨恨心理和看法也有一定道理。

    我們再從李商隱方面來看。筆者不是為李商隱辯護，也沒有必要辯護，而是要站在客觀的立場上，從李商隱一方來設想。李商隱在及第前一直很抑郁苦悶。場屋連續失利，愛情生活也沒有著落，“東風無力百花殘”。在大和九年到開成元年期間，李商隱簡直如同在煉獄，是人生最困難時期，無論科舉道路上還是個人愛情生活方面都感覺非常壓抑苦悶。所以及第后，這種壓抑之感得到完全的釋放，他需要入仕，更需要婚姻，因此在這兩個方面表現出積極的態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屬于人之常情。

    已經二十六歲的李商隱確實到了成婚年齡，而且家庭責任也很重，這樣他努力尋求解決婚姻問題便是很正常的。他及第以及要回家都給恩師令狐楚匯報，表明他對令狐楚的尊敬與熱愛。可能因為機會難得，故他抓緊時間搞定自己的婚事也沒有什么不對。問題是李商隱無論如何也想不到令狐楚身體狀況會那么糟糕，更想不到會很快就去世。如果能夠想到這一點的話，李商隱無論如何也會先去看望令狐楚的。從李商隱角度來想，恩師身體本無大礙，以后歲月漫長，自己還可以盡力報答老師的深恩。等他到達興元看到恩師彌留時，一切為時已晚，無論怎么后悔也來不及。歷史不能假設，如果令狐楚再活一些年，李商隱的人生道路可能就不會那么坎坷。令狐楚很快去世，實際等于加重了李商隱的錯誤，同時也失去了解釋和補救的機會。所以，如果我們能夠冷靜客觀看待這件事情，就會得出這樣的結論：李商隱沒有想到恩師的身體會那么糟糕，故延遲了去看望，雖然有一定原因，但還是很不妥當。可謂“欲報恩而師不待”，當時李商隱的處境，就是如此尷尬。

    但如果說李商隱“背恩”，“忘恩負義”則過于嚴重。李商隱從來沒有忘記令狐楚父子對自己的恩德，在諸多文章詩歌中都表露過，不必舉例。從令狐绹角度來看，父親病入膏肓，思念李商隱，而李商隱就是遲遲不到，他能夠理解父親盼望李商隱的心情，越理解便會對李商隱不滿，這種心情和情緒也是可以理解的。

    簡言之：令狐楚幾次召李商隱入幕，李商隱遲遲不到，令狐楚病重，李商隱還是遲遲不到，在半年多時間里都如此。這是令狐绹和李商隱感情隔閡的開端，也是誤會的緣起，后來發生的一切事情都與此有關系。尤其是李商隱在開成三年春參加博學宏詞考試，先被周墀、李回二先生錄取，后被一“中書長者”黜落，并說“此人不堪”，更直接源于此。關于此事，劉學鍇先生有不同看法，在《李商隱傳論》中明確說：

    這位中書長者，馮浩以為必令狐（绹）輩相厚之人，張采田也同意此說。這是因為馮、張都認為商隱入王茂元涇原幕、娶王氏女在先，試宏辭在后，故因入茂元幕娶其女遭到令狐绹及與令狐相厚的牛黨中人的嫉恨，將其黜落。而實際上，是商隱試宏辭在先（開成三年初春或仲春），入王茂元幕在后（暮春），娶王氏女則更在其后（詳下）。因此，馮、張的說法既無任何實據，亦與實際情況不符。中書長者究竟是誰，亦難考實。[20]

    如果從邏輯上推論，馮浩與張采田先生的觀點是可取的，劉學鍇先生的觀點則令人有很大困惑：先生強調李商隱博學宏詞考試在先，而娶妻王氏與入王茂元幕在后，故其被黜落與娶妻入幕沒有因果關系。也就是說，李商隱開成三年參加博學宏詞考試遇到的挫折與“牛李黨爭”沒有關系。如果這樣，那么那位中書長者到底因為什么說“此人不堪”？除娶妻與入幕外，李商隱還能有什么不堪？這個問題不解決，依然無法解釋。

    先生認為李商隱考試在前，而入幕與娶妻在后，如果從辦理手續上看可能是這樣。但沒有正式入幕和結婚不等于沒有進行這方面的工作，如前所述，李商隱在本年夏秋兩季，主要是求婚議婚于王氏，并可能到過王茂元幕府，故遲遲沒有到興元令狐楚幕府去。雖然沒有正式舉行婚禮和正式入幕，但到過王茂元幕府并有入幕意向，求婚并訂婚這些舉動，與令狐楚患病卻遲遲不見人影之行為相對照，這才是令狐绹生氣并疏遠李商隱的原因。因為有這種感情上的隔膜，令狐楚剛剛去世，令狐楚親朋故舊一定多去問候，令狐绹難免流露出一些不滿的情緒，才會出現中書長者的話和黜落的殘酷現實。

    可以確定，在開成三年春夏，李商隱娶妻王氏并加入王茂元幕府，這是沒有疑問的。但其訂婚議婚則是在開成二年夏秋之季，在李商隱趕赴興元看望令狐楚病之前，于是才會發生這種不愉快。也就是李商隱在開成二年夏秋之際積極求婚王氏與有意加入王茂元幕府而未能及時前去興元令狐楚幕府之行為與開成三年考博學宏詞被中書長者黜落有直接的因果關系，是李商隱與令狐绹裂痕的開端，也是李商隱“一生襟抱未曾開”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