圓形監獄——PANOPTICON

邊沁自己把圓形監獄描述為“一種新形式的通用力量 ”（a new mode of obtaining power of mind over mind, in a quantity hitherto without example）。按照邊沁的說法和設計：圓形監獄由一個中央塔樓和四周環形的囚室組成，環形監獄的中心，是一個了望塔，所有囚室對著中央監視塔，每一個囚室有一前一后兩扇窗戶，一扇朝著中央塔樓，一扇背對著中央塔樓，作為通光之用。

這樣的設計使得處在中央塔樓的監視者可以便利地觀察到囚室里的罪犯的一舉一動，對犯人卻了如指掌。同時監視塔有百葉窗，囚徒不知是否被監視以及何時被監視，因此囚徒不敢輕舉妄動，從心理上感覺到自己始終處在被監視的狀態，時時刻刻迫使自己循規蹈矩。這就實現了“自我監禁”——監禁無所不在地潛藏進了他們的內心。在這樣結構的監獄中，就是獄卒不在，由于始終感覺有一雙監視的眼睛，犯人們也不會任意胡鬧，他們會變得相當的守紀律，相當的自覺。

本瑟姆聲稱他的這個發現是一個“哥倫布之蛋”，因為他找到了“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們一直尋找的東西——權力技術。

邊沁從一所巴黎的軍事學校中得到啟發，這所學校被設計得易于管理。而邊沁的弟弟塞繆爾（Samuel）想出了這個方案的原型，但是他希望解決復雜的人是關系。于是邊沁這在這個方案中加入了一些契約的技巧，那是與相互信任相違背的技巧。基于成本的考慮管理者們總想付出的更少，而圓形監獄則被設計為當時最便宜的監獄，它需要的職員更少。

當邊沁被一個委員會要求參與改良刑法時，他說：“如果允許我建立這樣一個監獄，你將會看到監獄不需要付錢，監獄將不會花費國家一分錢。”由于監視者不會被看到，他們不需要一直執勤。而犯人也被要求做一些體力勞動，他們要在一個大輪上走，以驅動織布機或者是水車。這樣監獄也將有一定的收入。

在邊沁之后，米歇爾·福柯開始了對圓形監獄的哲學思考，在福柯的眼里，圓形監獄不僅僅有一種物質形態的權力意義，更有一種形而上的意義。如果我們把宇宙看作是像穿過手指間的空氣那樣空靈，那么，我們人類建立起來的如此恢弘的歷史、文明、文化……就像是天空之城。

  圓形監獄(Panopticon)理論，是引申自英國法學大師邊沁(Jeremy Bentham)根據可視性原則設計的圓形監獄。在邊沁的圓形監獄設計圖中（如上圖所示）我們可以看到，整個監獄是一個像圓環狀的建筑，在其中央造一個塔樓，上面開很大觀察窗面對圓環的內側，四周是一系列按層次劃分的牢房。每個牢房中有兩個窗戶:一個讓光線照進來，另一個面對塔樓，塔樓通過這個大觀察窗可以對牢房內部進行監視。于是牢房“變成了一個小劇院，每個演員都是單獨的，即被完全個體化了又是時時可見的”。犯人不僅對監視者來說是可見的，且只為監視者所看見而不與之發生任何接觸。任何在恰當的位置上的人都可能操作這種建筑機器，而任何人都可能受其管制。監視者很容易觀察一個罪犯、學童或妻子。這種建筑如此完善，以至于在監視者不存在的情況下其監督機制仍能有效地運作。“犯人看不見監視者是否在塔樓里，因此犯人必須循規蹈矩——仿佛監視是永久性和總體性的。如果犯人不能肯定他是被監視的，他就變成了自己的監視者。”邊沁聲稱他的這個發現是一個“哥倫布之蛋”，因為他找到了“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們一直尋找的東西——權力技術。 

        整個圓形監獄的圓環建筑是一個封閉式的建筑群，它自成體系。塔樓是在這一建筑群中央的高樓，這使得它既是這一體系內部的組成部分，又因為是塔樓而比其他的建筑高。它處于圓環的中央，與圓環上的其他建筑群相分離，保持一定的距離。塔樓最主要的作用在于透過它的大觀察窗，對圓環上的牢房進行監視。為了擴大監視的視野，保證監視的效果，只有采取高一層的塔樓監視低一層的監獄，而不應該由同一層的塔樓來監視同一層的監獄。這一體系本身的布局，決定了監視者和犯人是相互獨立的，他們分處于不同的建筑中，所以他們之間的監督與被監督關系是通過一種“遙控”的過程而建立起來的。監督者不需要時時工作而其監督作用卻時時存在。這種“遙控”的工具可能是特定的法律法規，也可能是某種技術層面的東西。圓形監獄最大的好處在于即使花很少的成本，也能達到很好的成效，這是一種完美的權力實施技術。

        在邊沁之后，米歇爾?福柯開始了對圓形監獄的哲學思考，他認為，圓形監獄不僅有物質形態的權力意義，更有一種形而上的意義。換言之，傅柯認為邊沁圓形監獄當中展現的監視者與受監視者的特殊關系，活生生的上演于現代社會當中。有紀律的社會，便是以監控作為手段，滲透、侵入社會各個層面進行無時無刻的徹底監視。福柯認為是權力使人類構建起恢宏而透明的人類社會，“一個透明的社會……一個沒有任何黑暗區域的社會……每一個人，無論其地位如何，都能洞察整個社會，人的心靈可溝通，他們的視覺不受任何阻礙，公眾的觀點相互作用”[2]這透明既是哈貝馬斯構筑公共空間所提到的溝通和交流的條件，又意味著監視。正如被塔樓監視的牢房，在這樣的狀態里，監視必然會導致不同程度的自律，而用以框就自己的紀律、規范就是“權力”的物理微觀形態，這些規范所體現的并非什么中立的真理，而是權力意志。于是，權力對個體的監視順理成章地參與了這個個體的生成，并且擁有了最基本的現實基礎。監視是“權力”得以實現的基本方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