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溫的團體動力學

勒溫的團體動力學是當代西方社會心理學發展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它發端于本世紀40年代，成為整個社會科學界所關注的中心，雖然它作為一種自覺的運動至70年代已趨于低潮，但它的內在活力，它的理論、方法和心理觀，仍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當代西方社會心理學的研究和發展。

一、團體動力學的產生

庫爾特·勒溫在1939年發表的“社會空間實驗”一文中首次使用了“團體動力學”這個概念，借以標明他要對團體中各種潛在動力的交互作用，團體對個體行為的影響，團體成員間的相互依存關系等去作一種本質性的探索。1945年勒溫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創辦了“團體動力學研究中心”，團體動力學作為一種專業和學科得以建立。在其后的二十年間，團體動力學得到了迅速發展，其影響幾乎涉及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

(一)關于團體動力學的定義

從歷史的角度來反觀團體動力學，它本身具有三個層次的意義。①屬于一種意識形態，即關于團體應如何組織和管理的方法和態度。在這種意義上，團體動力學十分強調民主領導的重要性，強調成員參與決策以及團體內合作氣氛的意義。②關于一套管理技術，如角色表現，團體過程中的觀察和反饋等。在這種意義上，團體動力學被廣泛應用于人際交往培訓，領導干部培訓，以及工廠、企業、學校和政府部門的管理。③一種對團體本質的心理學研究，旨在探索團體發展的規律，團體的內在動力，團體與個體、其他團體以及整個社會的關系等。這第三種意義是團體動力學的真正的心理學的意義，也是勒溫及大部分團體動力學家一致贊同的對團體動力學的定義。它并不依賴于前兩種意義，事實上，為意識形態和管理實踐提供一個更好的科學基礎，正是團體動力學的基本目標之一，但科學地理解團體生活的本質，卻是團體動力學的根本目的。

(二)團體動力學產生的歷史背景

如欲理解或改進人類的行為，改進人類的生活，那么必然要對團體及團體的本質有一個充分的了解。因為人生活在家庭、學校、工廠、機關以及各種正式與非正式的社會組織之內，也就是無時不處于一種團體生活之中。事實上，人類關于團體的思想由來已久。柏拉圖的《理想國》可為一例證。亞里士多德把人定義為“政治的動物”，也足見他已知其中的某種道理。近代的哲人學者更是對團體各抒己見，這里面有“烏托邦”，也有“美麗的新世界”。但是把團體作為一種科學的研究，還只有20世紀的產物。

團體動力學產生于40年代的美國，當時那里已具備了一個促使這一新學科出現的社會環境。30年代前后，美國的工業生產得到迅速發展，這是以富爾敦、愛迪生等人創造發明的具體應用為標志的。它使人們看到了科學、文化和教育的巨大力量，知識與技術從而被賦予了極高的價值。同時，由于世界大戰和與西方工業發展結伴而行的經濟蕭條，使得美國的一些社會問題，如移民問題、黑人問題、青少年犯罪和兒童教育等問題變得日益尖銳，通過社會學家和心理學家們的努力，人們對心理測驗、科學管理和兒童福利等已產生普遍信任，科學研究可以促進“社會問題”的解決這一觀念已逐漸被人們所接受。團體曾一度被看作是調節工廠和集體沖突的關鍵，家庭和一些目的性社團則被認為是戰爭動亂之后復興社會生活的必要手段。同一時期興起的其他一些專業，如集體心理治療、社團福利工作，由杜威倡導的新教育，以及范圍更為廣泛的社會管理工作等，都要求對團體和團體生活有一種科學的根本性的認識和理解。這種時代精神召喚出了一個代表性的人物──來自德國避難的猶太人庫爾特·勒溫，讓他在一個側面來體現時代的要求，形成了團體動力學研究的大潮流。

(三)團體動力學的基本特征

團體動力學家們有著兩個基本信念：1.社會的健全有賴于團體的作用，2.科學方法可用以改善團體的生活。從某種程度上說，這也是團體動力學之所以產生的兩個必要前提。唯有當人們理解并接受了這兩個信念，認識到經驗的研究可應用于團體和社會，重要而復雜的社會現象和社會事件可以進行測量，團體和社會的諸種變量可以為實驗所操縱，支配團體和社會生活的規律可以被發現和揭示時，團體動力學作為一種新興學科才能得以產生和發展。在這種意義上，我們可以把團體動力學的基本特征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1.強調理論意義上的經驗研究。從學術傳統上進行分析，團體動力學應屬于經驗主義范疇。以觀察、定量、測量和實驗為基礎來研究團體，正是團體動力學家有別于涂爾干、弗洛伊德和黎朋等側重思辨來研究團體的顯著標志。但是團體動力學又不同于社會科學中極端的經驗主義，它從一開始就十分重視理論的意義和價值，在實踐中把理論建構和經驗研究完整地結合了起來。

2.注重研究對象的動力關系和相互依存關系。動力性研究是團體動力學的最基本的特征，它不滿足于對團體性質的一般描述，或對團體類型與團體行為的一般歸類，而是要研究所觀察的對象是如何相互依存的，團體中各種力的交互作用以及影響團體行為的潛在動力、變化、對變化的抵制、社會壓力、影響、壓制、權力、內聚力、吸引、排斥、平衡和不穩定性等，都是團體動力學中動力性研究的基本術語。它們可以表示心理力以及社會力的操作，在團體動力學的理論中起著重要的作用。

3.多學科的交叉研究。嚴格地說，團體動力學不屬于傳統社會科學中的任何一門學科，它與心理學、社會學、文化人類學和經濟學等都保持著較為密切的關系。各學科的發展都有助于團體動力學的研究。實際上，團體動力學既是一種多學科的交叉性研究，也是社會科學中的一次新的綜合。

4.把研究成果應用于社會實踐的潛能。應用性是團體動力學的突出特征，大部分團體動力學家的研究都是為了促進團體的功能以及團體對個體和社會的作用。尤其是隨著“行動研究”和“敏感性訓練”的推廣，團體動力學的研究成果已被企業管理、教育、心理治療、政府與軍事等許多領域廣泛采用。

二、團體動力學的理論基礎

如上所述，團體動力學是30年代末與40年代初西方社會科學中的一次綜合，其本身又是一種跨學科的交叉性研究，所以團體動力學中的理論取向較為廣泛，至少有以下幾種理論傾向存在于團體動力學的研究中，如交互作用論、系統論，精神分析理論等等，但是大部分團體動力學家在選擇這些不同的理論和進行具體的研究時，都有著一個共同的內在的理論基礎，那就是場論。

(一)勒溫與場論

庫爾特·勒溫(1890—1947)出生于波蘭莫吉爾諾的一個猶太人的家庭。由于猶太人一向重視子女的教育，勒溫小學畢業便被送往德國。他在波森讀了高中，在柏林修大學課程。《人論》的作者卡西爾是他的哲學老師，著名心理學家斯頓夫指導過他學習心理學。1914年，24歲的勒溫從斯頓夫手中獲取了心理學的哲學博士學位，不無巧合的是，格式塔心理學的三位創始人：惠特海默、考夫卡和苛勒也都做過斯頓夫的學生。

就在勒溫獲取博士學位的那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了，勒溫作為一個德國公民應征入伍。戰場似乎是特為青年人所準備的，不久以前他們可能還手握吉它唱著自己的初戀，爭論著前途和生活的意義，可現在卻放下吉他拿起了步槍，一種激情，新奇和冒險的精神鼓動著大家。然而，戰場卻遠非人們的想象，那血與火的氣氛，那慘不忍睹的事實，都會深深震撼每一個人的心靈。許多事物的性質在戰場上都全然改觀了，一切價值在戰爭中都具有了完全不同的意義。有感于此，勒溫于1917年寫就了一篇論文──《戰場景象》，勒溫的心理學由此誕生了。在這篇論文中，他分析了人的心理承受力和人的行為的動機，這是他的“心理緊張系統論”的最早表露；他描述了一個人從后方安全處所來到前方生死關頭時，環境及其意義的改變在這里產生了“生活空間”這一概念，為他以后的拓撲心理學學說打下了基礎；他闡述了情景或人與環境的交互作用決定人的心理事件和行為意義的觀點，這就是他的場論的雛形。在戰場上，人性和良心要重新定義，人的個性和個人的善惡都不起作用了，每個人都隨著他所屬的集團而被定性：是敵方的，便是壞的；是己方的，便是好的。個人的性格和品行都被這簡單的好與壞所取代。這種體驗和對這種體驗的思考，深深地影響了他以后的社會心理學研究和他的團體動力學。

1947年2月12日勒溫逝世于美國，也就是他創建起團體動力學研究中心的第二年。他的一生在心理學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場論是他對心理學理論的杰出貢獻。

(二)場論與團體動力學

場論是勒溫一手創建的。由于他早期深受斯頓夫的影響，又長期與惠特海默、苛勒和考夫卡三人一起工作，所以基本上秉承了格式塔心理學的傳統。但他從一開始就特別注意動機與意志方面的問題，對精神分析理論有獨到的研究。他把心理學中的整體觀和動力觀在新物理學世界觀的基礎上做了有機的結合，形成了其素有“心理學中相對論”之稱的場學說。

雖然勒溫的早期研究主要是針對個體的，但由于他重視在生活環境中研究個體的行為，所以他的理論從一開始就隱含著對社會心理學的影響。1939年，他提出“團體動力學”這一概念后，又先后提出了“社會空間”、“團體目標”和“團體氣氛”等重要概念，以及“社會渠道說”和“準穩態平衡說”等理論觀點，這標明他的整個研究已逐步轉入了社會心理學和團體動力學。對此舍倫伯格評論說：“勒溫的場論為其轉向團體行動研究提供了一個自然的理論基礎。把環境包容于生活空間之中，就為統一團體概念鋪平了道路，于是，團體的一些特殊功能就可被看作是大部分個體之生活空間中的主要部分。因此，從研究個體的生活空間過渡到研究團體對行為的影響是較為容易的。”

在團體動力學中，研究者一般都傾向于把小團體作為研究對象，把它看作是一個基本的實體。從場論的觀點出發，可以把所研究的團體區分為結構和功能兩個層次。結構方面適用于拓撲學的描述，把團體作為研究對象時直觀獲得的一些印象，如團體內個體的位置，個體間的鄰接或依存情況，外界的影響以及團體的核心人物等。區域、疆界、阻礙和引拒值等概念都可以應用在團體的結構性描述上。動力方面則主要涉及團體的潛在生活，常用移動、向量、緊張、目標和力場等概念。這些概念都可以用來解釋團體的變化，而變化則被認為是團體生活的根本特征。勒溫曾提出一種“解凍—流動—重凍”的社會變化模式，認為所有的團體生活都只能是一種準穩態平衡，如同一條河流，即使其速度與方向未變，河流中的所有原素卻無時不發生變化。

依據場論的觀點，團體的行為象個體的行為那樣，也是以所有發生影響的相互依存的事實為基礎的，這些事實的相互依存，構成了團體的本質。因而從根本上來說，團體并非個體的集合，而是一個包容諸個體的“格式塔”。作為團體，它不是由各個個體的特征所決定的，而取決于團體成員相互依存的那種內在關系。于是勒溫認為，雖然團體的行動要由構成團體的成員來執行，但是，團體具有較強的整體性，對個體具有很大的支配力。因而一般來說，要改變個體應先使其所屬團體發生變化，還要比直接改變個體來得容易。勒溫在1943年做的關于“食物習慣”的研究，完全證實了這種觀點。勒溫指出，只要團體的價值觀沒有改變，就很難使個體放棄團體的標準來改變自己的意見，而一旦團體標準發生了變化，那么由于個體依附于該團體而產生的那種對變化的抵抗也就會消失。

通過從30年代中期到40年代中期前后十余年的努力，勒溫的研究成果被匯集成了兩本專著：《解決社會沖突》和《社會科學中的場論》。它們以場論的基調，為團體動力學奠定了理論基礎。

三、團體的意義與團體決策

從整體動力觀出發，勒溫把團體看作是一個動力整體，其中任何一個部分的變化都必將引起另一部分的變化。這種部分與部分或團體成員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依存關系，是勒溫團體動力論的要點。雖然勒溫早期對個體行為的動力研究仍然是他進行社會心理學研究的基礎，但是團體的動力必然不等于個體的動力，它將具有團體自身的特點和意義。

(一)團體的意義

在勒溫開始他的團體動力學研究的時候，“團體”的一些基本屬性還屬于心理學領域中的忌諱，心理學家對團體的理解也莫衷一是。當時似乎存在著一種普遍的偏見，即認為“團體”的心理學意義是虛幻的，只有個體的心理學意義才是真實的。即使是早期注重對團體性進行研究的心理學家如麥獨孤和榮格等，也都傾向于在個體集合的水平上來理解團體，為團體屬性尋找生理學的注解。因而“團體心靈”與“集體無意識”等術語引起了激烈的爭論，以F.H.奧爾波特為代表的一方堅持只有個體是真實的，竭力反對麥獨孤等關于團體心靈的主張。雙方的爭論從20年代持續到30年代，直到勒溫開始了團體動力學研究，才對這一問題有了較為科學的解決。

勒溫認為，關于團體之真實性的爭論不但是一種涉及哲學的問題，而且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學研究的意義。因為否定團體的真實性就意味著把它排除在心理學的研究之外。在這種意義上，勒溫同情麥獨孤的意見，反對奧爾波特的主張，即認為不能把對團體的研究視為忌諱。但是勒溫并不同意“團體心靈”這一概念，他認為麥獨孤的團體心靈與厄梭費爾的“格式塔質”如出一轍，都把團體或整體的性質看作是某種超越的東西，帶有嚴重的神秘主義色彩。勒溫則主張整體僅僅是具有自身的特性，它并非多于部分之和，而是不同于部分之和。或者說，并不存在一種超越或神秘的整體價值(如團體心靈)，整體與個體都是真實的。

在這種意義上勒溫把團體理解為一種具有心理學意義的動力整體。團體的本質在于其所屬成員的相互依存，而不在于他們的相似或差異。也就是說，團體的結構特性是由成員之間的相互關系決定的，而不是由單個成員本身的性質決定的。這是卡西爾哲學的一個基本觀點，也是勒溫整體動力觀的基本主張。它補充與發展了格式塔的理論，開創了格式塔社會心理學的傳統。

另一方面，奧爾波特雖然極力反對麥獨孤的主張，否認團體的心理學意義，但是他同時指出：“這些問題的真實性我們目前還不能以實驗研究的手段來解決，因而也就不應該堅持它們的真實性”。以實驗來解決爭端正是勒溫所做的工作，在這一點上他與奧爾波特是一致的。勒溫明確提出：“通過實驗來處理某種社會實在，就可以最有效地突破阻礙人們信仰這一社會實在的忌諱”。1937—1938年，勒溫與利皮特和懷特一起做了著名的關于“領導方式”的實驗，驗證了團體氣氛、團體目標和團體內聚力等團體性質的心理學意義，肯定了民主領導方式的優越性。勒溫在總結這次實驗時說，這次實驗的目的是為了“創立一種結構，借以深入了解基本的團體動力學”。這是勒溫首次使用“團體動力學”(group dynamics)這一術語，它的基本含義就是要把團體作為一種心理學的有機整體，并在這種整體水平上探求團體行為或人的社會的潛在動力。

因而團體動力學與一般的社會心理學有所不同，它既不完全是從心理學的社會心理學出發單純以個體為基礎來進行人際關系的研究，也不是從社會學的社會心理學出發以團體機制研究來代替個體心理研究，而是把兩者有機地結合了起來。團體行為被認為是團體成員與社會環境相互作用的產物，而團體成員的情感思維和行為又依賴于其所屬的團體本身，就連團體成員的人格也被這種他所屬的團體塑造起來，團體被賦予了充分的心理學的意義。

(二)團體決策的動力作用

勒溫在“團體動力學研究中心”成立時的演講中曾對“團體動力”一詞作了一番解釋。他提到對團體生活的研究應該超越描述的水平，去研究團體生活的潛在因素，去研究促使團體行為變化和阻礙團體行為變化的各種力。這些力便是團體“動力”的蘊含，因而勒溫團體動力學的研究重點是團體行為的變化或社會變化。

一般來說，變化總是從“非變化”開始的，并歸結于一種“非變化”，從穩態動力論的基本觀點出發，勒溫把社會變化的這種開始和結束稱之為“準穩定平衡”，也即一種心理學意義上的“穩態”。有兩種方式可以引起這種準穩定平衡的變化：一種是增加團體行為的促動力，另一種是減少團體行為的對抗力。除此之外，團體本身還具有一種“內在的對變化的抵制”，勒溫稱之為“社會習慣”，它隱藏于個體與團體標準的關系中，維系著團體生活的固有水平。因而，單有團體成員的變化動機尚不能引起團體行為的變化，還必須要有一種足以打破社會習慣和解凍團體原有標準的力，勒溫認為團體決策可以起到這種力的作用。他把團體決策看作是聯系動機與行為的中介，是團體促使個體變化(或維護原來標準)的一種動力。用勒溫的話來說，“決策把動機與行動聯系了起來，同時具有解凍的效力”。勒溫認為：“團體決策在社會變化的所有方面(即解凍─流動─重凍的整個過程)都具有團體意義上的普遍優勢”。

在我們看來，勒溫的團體決策理論具有三個方面的意義。1.把“決策”作為動機與行動之間的中介是動機理論的一種新的發展。傳統的觀點把行為看作是動機的直接結果，忽視了行為者的主體意識性，而團體決策理論則提出了心理認知的動力意義。這可看作是社會認知理論的先聲，費斯汀格的認知失調論便受了團體決策理論的直接影響。2.它把團體生活與個體心理學緊密地聯系了起來。團體成員的動機須經過團體決策才能更有效地促成團體行為的變化，這也是社會學的社會心理學與心理學的社會心理學的有機結合。3.它表明了一種規律，即在整體(團體)的水平上改變個體的態度或行為比單獨逐個改變個體更有功效。克里斯利奇(D.Klisurich)曾對此做過一個實驗，分別用團體決策和個別說服兩種不同的方式來勸使一些母親給孩子服用魚肝油和桔汁，其結果如下圖所示。

被試平均使用魚肝油的情況用團體決策所達到的效果幾乎為個別說服所達到的效果的一倍。

被試平均使用橘汁的情況此外，團體決策最早起源于勒溫與M.米德等人一起進行的“食物習慣研究”。它本身是一種整合性研究的產物，同時它(以及通過對它的一系列實驗研究)也起到了整合社會科學的作用。勒溫自己認為：“關于團體決策的研究還表明，這一類型的概念可以導向把文化人類學、心理學和社會學整合為一種社會科學的努力。”誠然，團體動力學便是勒溫心目中的這種整合的社會科學，團體決策理論在其中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四、團體動力學的確立

團體決策固然可以解決團體行為和社會變化中的一些動力問題，但是團體或團體生活本身還有其他一些動力因素，諸如團體目標、團體內聚力和團體中求同的壓力等。1945年，勒溫在馬洛等人的協助下，在麻省理工學院經濟與社會科學系創立了團體動力學研究中心，團體動力學的研究得以全面展開。雖然勒溫在建立該中心的二年后便不幸病逝，但是團體動力學的研究卻由勒溫的學生繼續進行。卡特萊特、費斯汀格、利皮特和贊德等都屬于第一代的團體動力學家，道伊奇、凱利(H.H.Kelley)和蒂勃特(J.Thibaut)等都是這個研究中心最早的一批博士研究生。勒溫的思想在他的學生們的研究中繼續發展，正如卡特萊特和贊德在總結團體動力學的工作時所說：“勒溫的理論對我們思想的深刻影響是顯而易見的，根本無須具體指明。”據不完全統計，從1945年至1950年間，這個研究中心共推出113項研究成果。1953年卡特萊特和贊德共同主編了《團體動力學：理論與研究》一書，團體動力學的體系框架大致構成。它主要包括五個方面的內容：團體內聚力，團體成員之間的相互影響力，領導方式與團體生產力，團體目標與團體成員動機以及團體的結構性。團體動力學被重新定義為：“一種對團體本質的研究，旨在探索團體發展的規律，團體的內在動力，團體與個體、與其他團體以及整個社會的關系等。另外，團體動力學開始被作為一門大學課程，它的科學性得到普遍承認。勒溫與他的學生們一起，共同促成了團體動力學的形成和發展。對此托爾曼曾有一段評論，他說：“只有勒溫所具有的天才和勇氣，才能把關于用精確的控制性實驗來研究團體的設想付諸實踐。他與他的學生為心理學的研究開辟了這一全新的領域，永遠值得人們稱贊。”

我們把團體動力學基本體系的確立看作是勒溫動力心理學思想的完整表現，它從心理緊張系統開始，以團體動力學的形式為結束。道伊奇說：“緊張系統概念以及與此有關的系統實驗與許多社會心理學的問題都有著直接的關系(雖然這種關系尚未被充分發現和認識)，緊張系統概念可用于由社會因素產生的需求和意向，由歸屬團體和參與團體活動產生的動機，以及人際交往中的相互影響等。對此我們可以團體目標理論為例來作一分析。團體目標被贊德定義為“成員對團體作為一個整體所期望的結果”。贊德：“團體目標的起源與發展”。它決定著團體行動的水平，成員對其組織的信任程度，成員的自尊和成員自身的行為標準等。從某種程度上說，團體中求同的壓力就是為了確立并實現團體的目標，而一個團體的成員是否能為了一個共同目標而工作，并且是否愿意為這一工作而承擔責任，即是衡量一個團體內聚力的重要指標。在這種意義上贊德把團體目標看作是團體行為動力的一個主要來源。按照贊德自己的解釋，他的團體目標理論是對勒溫“欲求水準”思想的發展。欲求水準是在心理緊張系統的系列實驗中產生的，它主要探討了個人行為的目標以及目標對人的心理和行為的影響，故也可看作是心理緊張系統的一部分。費斯汀格和巴克等便在這種意義上把團體目標直接看作是心理緊張系統論的發展。費斯汀格認為贊德的研究把團體目標與早期的緊張系統和欲求水準結合了起來，巴克在談到團體的動力時說：“團體內在的緊張如同個體內在的緊張一樣，可與動機相等同。我們時常可在一些團體中發現關于設立目標和努力去達到目標的正式記錄。對處于行動中的團體的觀察，可以測量團體內在緊張的產生及其分化，這種研究可以用類似于個體緊張系統的研究方法來進行。”此外霍里茨(M.Horwitz)從另一個角度肯定了團體目標與心理緊張系統的內在聯系。他的實驗表明盡心接受團體目標的成員表現出最為強烈的要實現團體目標的緊張系統，僅僅是默許團體目標的只表現出少量的需求和緊張，而那些反對團體決定，不接受團體目標的則傾向于各行其事，不關心團體的活動。關于這一點我們曾做了初步的實驗驗證，其結果基本上與霍里茨的觀點相同。贊德本人在來信中與我們討論這一問題時指出，雖然他的思想可以用勒溫的術語來表示，但他還是發展了自己的概念，他認為在理解團體目標時用團體性的動機概念比個體性的緊張系統更為有益。在贊德看來，勒溫的思想被如此廣泛的接受，使得人們常在不知不覺中受他的影響。據贊德的來信，1988年10月26日。雖然團體目標的理論是由贊德完成的，但是勒溫的思想已在其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五、團體動力學的意義

雖然團體動力學是由勒溫的后繼者最終完成的，但是它在勒溫的心理學發展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凝聚著勒溫最后十余年的努力，貫穿著勒溫一生的思想精華。我們這一節所談的“團體動力學的意義”也就是團體動力學在勒溫心理學研究中的意義。在勒溫看來，團體動力學也就是一種實驗的社會心理學、一種整合性的心理生態學、一種實踐性的行動研究。這三者既是團體動力學所具有的三種基本意義，也是團體動力學的三種早期表現形式。借此我們可以進一步探討勒溫心理學思想的發展，進一步理解他的動力與整合的主題。

(一)實驗的社會心理學

勒溫在總結他與利皮特和懷特三人所做的關于領導方式和團體氣氛的實驗時，首次提出了團體動力學這一概念。那時他正從個體心理學研究全面轉入社會心理學或團體動力學研究，而團體動力學最初的意義，便是一種實驗的社會心理學。

勒溫早期的動力心理學研究側重于人與環境的關系，這為他后來的社會心理學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他自己曾說過：“關于成功與失敗，欲求水準、智力、挫折等實驗，愈來愈使人信服地證明一個人為他自己所設立的目標，深受他所屬或希望所屬的團體的社會標準的影響。”而他認為在社會學或社會心理學中進行實驗也是可能的，心理學家可以用實驗來創造一種團體，創造一種社會風氣或生活風格，“以實驗和經驗的理論為基礎，科學的心理學和社會心理學就能像自然科學一樣造福于人類社會。”

建立一種可以解決有關的社會問題，造福于人類社會的科學心理學便是勒溫最后十余年的努力，這也就是他的表現為實驗社會心理學的團體動力學。關于領導方式和團體氣氛的實驗是一種系列性的實驗，其中不但驗證了團體氣氛對個體的影響，領導方式的不同意義，而且驗證了團體目標的作用，欲求水準的社會意義，以及團體的真實性等許多在當時尚屬于有爭議的問題。這種以實驗和經驗理論相結合為基礎的研究，為當時的社會心理學的發展提供了一條新的途徑。費斯汀格說：“正因為這一點，許多人都把勒溫看作是當代實驗社會心理學的創造人。”

實驗社會心理學的產生可說是社會心理學發展史上的一次革命，它是在30年代由勒溫和F.H.奧爾波特、莫雷諾(J.Moreno)等人一起促成的。在這之前，社會心理學還主要是塔德(G.Tarde)、麥獨孤和羅斯等人的思辨的社會心理學，還帶著“團體心靈”的神秘色彩，還未擺脫“象牙之塔”的治學方式。而勒溫等人則面向社會現實，以實驗和經驗理論的結合為基礎來解決具體的現實問題，因而這對整個心理學的發展都有著深刻的意義。它大大突破了馮特對心理學實驗的限制，促進了實驗心理學的發展；它擴大了動力心理學的范圍，使它成為社會心理學的一種基礎；它使心理學更加接近了現實，能夠更好地服務于人類生活。此外，用心理學實驗來解決具體的社會問題既是團體動力學的一種意義，也是團體動力學發展的基本條件。團體的真實性正是由這種意義上的實驗來證實的，由此才被廣為承認和接受；也正是由此，一種關于團體生活本質的科學才能夠得以真正的發展。

(二)心理生態學

當勒溫從個體心理學轉向社會心理學研究的時候，他的理論參照點也就從個體的生活空間轉向了社會空間，從心理場轉向了社會場，個體生活空間的“外殼”受到了充分地注意。勒溫認為：“心理的因素與非心理的因素之間的關系，是所有心理學分支(從感覺心理學到團體心理學)中的一個最基本的概念與方法論問題。”而對這種關系的研究則就是他所稱的“心理生態學”，它是整合社會科學的一種方式，也是勒溫團體動力學所表現出的一種基本意義。

勒溫認為心理生態學的研究有三種基本的理論取向，即社會學的、文化人類學的和心理學的。勒溫與M.米德一起進行的“食物習慣研究”既是勒溫心理生態學的起源，也是說明心理生態學基本特征的最好例證。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由于各種肉類緊缺，勒溫與M.米德接受一項任務，研究如何能夠改變人們的食物習慣，以內臟來代替牛肉牛排。勒溫以“人們為什么吃他們所吃的食物”這一問題來開始了這項研究，其中主要的發現之一是他的“社會渠道說”：餐桌上所擺著的食物是通過種種渠道得來的，如購買、購存、烹調等。每一渠道都呈現一個渠道口，都會有一個“守門人”，都會有關于這一守門人的心理學。比如，如果守門人是作為家庭主婦的食物購買者，那么往往就會有食物的吸引力和花錢太多的抗拒力影響著她的購買行為。也就是說，決定她的購買行為的有兩種主要因素，即她的認知結構(關于食物的)和她的行為動機(包括價值觀等)，因而對食物的研究和對商品價值的研究也就成了“守門人心理學”的一部分。社會渠道中的這種特殊意義的心理學必然要涉及到社會學、文化學和經濟學等，涉及到具體的社會生活。從宏觀上把影響人行為的所有因素都作一種類似于場論的分析，去探索客觀的社會問題是如何與主觀的心理問題發生相互作用的這便是勒溫心理生態學的基本含義。

可以看出，心理生態學不但是一種基本的動力性研究(團體決策理論便由此產生)，而且是一種廣泛的整合性研究。因為理解社會空間或生活空間的外殼需要廣泛的社會科學的知識，研究團體的本質或社會的變化需要了解整個社會生態。這體現了場論在社會心理學中的意義，體現了動力與整合的主題。勒溫的這些思想在巴克(R.Barker)的《生態心理學》(1968)中得到了發揚。巴克是勒溫在依阿華的學生，他把生態心理學發展成為心理學的一個分支，這也就是勒溫心理生態學思想的最終表現形式。

巴克指出：“生態心理學既考慮小件行為也考慮大件行為，既注重心理環境(也即勒溫的生活空間，個體所感知的并受其影響的世界)，也注重生態環境(行為的客觀環境或人們的真正生活環境)。”在這種意義上我們可以再來分析一下勒溫的心理生態學思想。把生活空間的外殼視為行為環境的一部分，或像巴克所說的把心理環境與生態環境聯系起來，這樣就修正與發展了勒溫早期的生活空間或心理環境概念。“生活空間”在包容了“外殼”而擴展為社會空間之后，就把對人的行為的研究放在了一個更現實和更真實的生活背景中，為心理學的研究提供了更廣闊的途徑。生態心理學和環境心理學的發展及其豐富的研究成果，都可表明勒溫這一思想發展的積極意義。

此外，心理生態學研究為勒溫的團體動力學引進了社會學和文化人類學的觀點和方法，有助于人們了解實驗室或實驗條件之外的人的現實行為。勒溫對“食物習慣”的研究便是一種現實生活中的心理學研究，在這種研究中，心理學真正從實驗室走進了生活，理論、研究和實踐被融為一體，這也就是具有廣泛影響的勒溫的“行動研究”。

(三)行動研究

勒溫說：“團體動力學研究中心是應兩種需要產生的，一是科學研究，一是具體實踐。”團體動力學集二者于一身，這種研究與實踐的結合與統一，也就是影響甚廣的勒溫的行動研究。

行動研究體現了貫通勒溫整個學術生涯的一種指導思想：學以致用，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研究與行動相統一。勒溫認為，心理學不能單單只求對行動的解釋，而且還要去發現如何改變人們的行為，如何使人們生活得更好。這就是行動研究的意義，也是勒溫團體動力學的基本信條。在這種意義上，勒溫與利皮特和懷特關于領導方式的實驗研究便屬于“行動研究”，因為它的目的是要用實驗的社會心理學來促進民主過程。勒溫與M.米德的“食物習慣研究”也是一種“行動研究”，它把理論、研究和實踐結合了起來，解決了現實的社會問題。勒溫說：“社會實踐所需要的研究是一種行動研究，一種關于社會行動(各種形式)的條件和效果的比較研究，一種可以導致社會行動的研究。”也就是說，行動研究是以真正的現實生活為背景，以解決實際問題為方向的心理學研究。勒溫對此有一句名言：“沒有離開研究的行動，也沒有離開行動的研究”。

在這種意義上，行動研究也就成了勒溫團體動力學研究的一種基本觀點和指導思想。然而除此之外，在具體的應用實踐中，行動研究也不失為一種有效的研究技術。正如利皮特所指出的，行動研究“本身就是一種研究手段”，其具體的含義可以概括為如下程序：從社會實踐以及社會實踐的參與者中獲取信息，經理論分析和實驗研究后再將結果反饋到實踐中去，以達到對實踐過程或團體行為過程的影響。在這一程序中，反饋是一個關鍵環節，或者我們可以把它看作是研究與行動的中介，它保證了發現事實和利用事實之間的有效聯系。勒溫的學生庫克(S.Cook)和塞爾梯茲(C.Selltiz)等人所做的關于如何改變公眾態度的著名研究，就非常典型地運用了這種行動研究技術。他們把研究結果及時反饋給被試，并與他們討論這些結果的意義和改進行為的方法，以信息反饋來影響被試的態度改變。

行動研究除了作為一種觀點和方法，一種研究技術，還有另外一種意義，即勒溫所說的一種社會工程。它導致了T—group(basic skill training group；或稱之為“敏感性訓練”)的產生；以訓練人們的社會敏感性和適應團體生活的基本能力。勒溫把這種敏感性訓練看作是改進人們行為方式的一種手段，并且把研究、訓練和行動看作是一個相互依存的整體。這樣，行動研究就對整個社會生活產生了相當深刻的影響。卡爾·羅杰斯曾對此評論說：“敏感性訓練或許是本世紀最有意義的社會發明。人們對它的需求越來越廣，它是在美國發展最為迅速的社會現象之一。它已經滲透進工業、教育、家庭和職業訓練等許多領域。”我國心理學家陳立先生指出，應該把行動研究“作為一種群眾性活動來看待”。在這種意義上，行動研究不但可以給廣大心理學工作者以理論上的借鑒和啟發，而且可以在組織改革和企業管理等方面發揮積極的作用。陳立先生就曾結合組織改革和我國現實探討了行動研究所包含的積極因素，他強調了開放系統的正反饋作用在行動研究中的意義，指出“目標管理和民主參與的結合，應該是行動研究的理想”。這樣，即使在今天，行動研究(盡管它本身已有了補充與發展)仍然具有積極的影響力。

我們認為，行動研究不管是作為一種觀點，一種方法，還是一種技術和一項社會工程，都在心理學的發展尤其是勒溫心理學的發展中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在行動研究出現之前，大部分心理學家和社會學家往往只是對某一社會問題的某一方面做些觀察和研究，然后把研究結果以及他們的見解或建議寫成文章，研究到此為止，研究者們并沒有特別注意研究結果的作用和反饋的意義，沒有把這種反饋作為一種影響社會生活和團體過程的手段。而行動研究則改變了這種傳統的治學方式的弊端，它把理論與實際聯系了起來，把科學家與實干家結合了起來；它既注重科學研究，又注重具體行動。這樣，就能使心理學起到促進社會變革和改進人們生活的積極作用。

六、團體動力學的發展

不管是作為實驗社會心理學，還是作為心理生態學和行動研究，團體動力學都體現了勒溫心理學中動力與整合的思想。勒溫自己認為，團體動力學是由實驗心理學對動機的研究直接發展起來的，并由文化人類學、社會學和社會心理學的結合促成了它的獨特形式。有跡象表明，勒溫有意于把他的整個心理學思想和研究都統一于團體動力學的體系之中，只是由于他過早病逝而未能完成這一夙愿。雖然團體動力學的體系形式是由勒溫的學生最后完成的，但是它甚能代表勒溫的思想，對它的發展作一種歷史的分析和評價，有助于我們理解勒溫的心理學及其影響。

從1945年至1955年的十年間是團體動力學的繁榮時期。各種形式的團體動力學研究機構紛紛建立，行動研究和敏感性訓練被普遍應用，勒溫的心理學思想得到了廣泛傳播。贊德在回顧這一時期團體動力學的發展時指出：“當時對團體的研究是社會心理學中最生動和最富有創造性的工作，并成了整個社會科學所關注的中心。”如果作進一步的分析，團體動力學的這種繁榮和發展是有其歷史原因的。我們把團體動力學主要看作是一種心理學的發展，并認為實驗心理學與社會心理學的結合是團體動力學發展的一種促進力量。社會心理學中的實驗由特里普利特(N.Tripllet)首開先河(1897)，莫德(W.Moede)、穆爾(W.Moore)和F.H.奧爾波特都曾為此做出了貢獻，而謝利夫對社會規范的實驗研究(1936)、紐卡姆對社會依從性的研究(1935)以及懷特(W.Whyte,1937)對街頭小團體的研究等則基本上被認為是團體動力學的組成部分。勒溫之前的這種社會心理學內部的歷史積累是團體動力學發展與繁榮的一個重要因素。此外，當時美國的社會環境尤其適于團體動力學的生長，第二次世界大戰和經濟蕭條所造成的美國的社會心態，體現了這一時期社會環境的基本氛圍。人們普遍渴望一種團體歸屬以獲得內在的安全感，家庭和社團被看作是戰亂之后復興社會生活的主要手段。人們普遍接受了這樣一種信念：社會的健全有賴于團體的作用，科學方法可用于改善團體的生活。這種社會的需要以及社會的支持是團體動力學發展與繁榮的主要原因，對此，卡特萊特曾評論說：“社會對團體動力學的反應是勒溫的理論與方法的最具特色的發展。團體動力學的強大影響力已充分體現在教育、工業、政府以及團體生活的所有方面。”團體動力學的這種繁榮，象征著勒溫在社會科學界和心理學界杰出地位的確立。瑪格麗特·米德說：“勒溫和他的學派代表了整個美國和整個社會科學的生機。”科恩(R.Coan)所做的一項廣泛調查也表明，從1939至1949年這十年間，勒溫在心理學界的影響日益顯赫，他與弗洛伊德、赫爾、托爾曼和斯金納被認為是這一時期最著名的五位心理學家。

從60年代開始，團體動力學的發展進入了一種“高原期”。團體心理學的研究在某種程度上被人類潛能運動所取代，社會的注意力轉到了個體行為和個體生長上；社會對團體動力學的關注大減少，團體動力學內部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許多早期團體動力學家都先后改行或退休，勒溫的理論和思想也不像原來那樣富有吸引力和影響力。正如赫爾姆萊希(R.Helmreich)所說：“此時許多團體動力學家似乎都在追隨‘壞研究可以得出好結果’的格雷沙姆法則(Gresham Law)，而忘卻了勒溫的‘好理論最實際’的教誨。”從1960至1980年的這二十年間，團體動力學基本上處于一種停滯狀態，而勒溫的心理學也幾乎被人淡忘，或至少是受到了很大的忽視。

但是，從80年代開始，已有許多跡象表明團體動力學開始擺脫它的“高原”狀態，而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1980年，脫離團體動力學研究已近二十年之久的費斯汀格又領銜主編了一部頗有影響的專著：《社會心理學的回顧》。該書共有十位作者，他們是費斯汀格、阿隆森、巴克、道伊奇、凱利、尼斯比特(R.Nisbett)、沙赫特、辛格、扎喬克(R.Zajong)和贊德。除尼斯比特和扎喬克之外，其余八人都是50年代著名的團體動力學家，都是《團體動力學：理論與研究》一書1960年版的作者。而扎喬克則是現任團體動力學研究中心主任。該書的基調是重新發現勒溫的潛力，振興團體動力學的研究。費斯汀格代表團體動力學研究中心為本書寫了前言，他說：“在過去的三十五年中，團體動力學深刻地影響了社會心理學的發展，這是勒溫的一塊最好的豐碑。”他們把此書獻給這一研究中心，希望團體動力學繼續向前發展。

從我們搜集的資料與了解的情況看，團體動力學從1980年起在美國確實有了引人注目的復興趨勢。1984年，美國東部心理學會在巴爾的摩召開了一次“團體行為的社會心理學理論”研討會，會議的宗旨是“為了鼓勵和促進當代的社會心理學在團體行為中的應用”。同年依阿華大學的勞勒(E.Lawler)主編了《團體過程的進展》叢書，至1988年已出了五本，1982和1985年贊德的兩本新著《發揮團體的作用》和《團體與組織的目的》問世，1987年亨德里克(C.Hendrick)主編了《團體過程》和《團體過程與團體關系》。亨德里克在前一本書的簡介中說：“繼60和70年代對個體過程的過分強調之后，對團體過程的研究正經歷著一種旺盛的復興。”

如果作進一步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團體動力學在美國的這種復興趨勢是有一定條件的。首先，美國的社會條件已發生了某種變化。80年代一開始，以重視團體性為基礎的日本式管理方式和東方的哲學思想愈來愈強烈地沖擊著美國的傳統文化，影響著美國人的思想，團體的心理學意義又重新引起他們的重視。另外，社會也表現出對團體動力學的新的需要，在教育和管理等領域，團體動力學又開始發揮新的作用，如“教育社會心理學”的發展便表現了團體動力學的新的意義和價值。其次，新的一代團體動力學家陣容已逐漸形成。在亨德里克主編的那兩本書中，共有39位作者，其中35位都是在70年代以后嶄露頭角的新的團體動力學家。這一批新生力量將是促使團體動力學復興和發展的重要條件。

我們對團體動力學的復興抱樂觀態度。關于這一問題我們曾在通信中與卡特萊特、贊德、斯蒂維斯和瑪麗姆·勒溫等人作過多次討論。在我們看來，團體動力學的復興或進一步發展應該注意和解決以下兩個問題。

1.必須有一種理論的整合。我們贊同勒溫的名言：“好理論最實際”。它可以有效地指導研究，產生更多的實際結果。團體動力學長期停滯于高原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迷失了一種統一的理論。勒溫的價值應該被重新發現和利用，但是這種理論的整合也應該考慮到勒溫之后的發展和當今團體動力學的現狀。它應該是一種新的理論，一種更加成熟的理論。

2.團體動力學的研究應該以現實問題為中心。雖然不應拋棄以往的研究成果，但卻不能拘泥于傳統的研究范疇。每個時代都會有它所特有的問題和要求，適應這種需求和解決時代所提出的問題才能真正促進一門社會科學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