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這么多證據(jù)，都拿不下辛普森

法庭上的另一個焦點，集中在洛杉磯警局的警探馬克·福爾曼（Mark Fuhrman）身上，正是他在現(xiàn)場發(fā)現(xiàn)了的血跡和手套。

但訊問的重點卻并非案情，而是“你有種族傾向嗎？你曾用過“nig*er”這個詞嗎？”福爾曼斷然予以否認。但辯方隨后卻拿出了一盤10年前拍攝的錄像帶并當庭播放：在那個訪談片段中，福爾曼一連說了41次“nig*er”，法庭頓時一片嘩然。別忘了，12名陪審員中有9名正是非洲裔。律師則順勢拋出一個驚人的假設：殺死兩名被害人的兇犯另有其人，而福爾曼出于種族歧視，企圖陷害無辜的被告人辛普森。

在這個問題上，伊藤法官（Lance Ito）指示陪審團：“如果證人有意就某個證詞的實質(zhì)部分加以隱瞞，那么他證詞的其他部分就無法讓人相信?！币簿褪钦f，本案的兩大關(guān)鍵證據(jù)：血手套和襪子，都是由福爾曼發(fā)現(xiàn)的，所以陪審團可以拒絕采信他在這兩點上的證詞。

在美國的刑事案件中，證據(jù)的審查標準在于是否可以“排除一切合理懷疑”。而在本案中，由于受害者曾與毒品有染，所以辯方根據(jù)上述的理由，可以提出這樣一個合理的懷疑：毒品販子殺害了被害人，福爾曼則利用血樣送檢前的幾個小時，偷偷的用這1.5毫升被告人的血樣偽造了證據(jù)，從而嫁禍被告人辛普森。

對此，檢方雖然無比憤慨，卻也無力將其徹底排除。有媒體戲言，這場對辛普森的審判，被告人似乎卻變成了福爾曼。

在本案辯護律師亞倫·德肖維茨（Alan Dershowitz）的書中，他這樣推測當時陪審團的心理：1.他們相信警察在取證過程中有所欺瞞；2.警方很可能將血液涂抹在了現(xiàn)場；3.手套和襪子很可能是福爾曼偽造的。因此，陪審團認為警方有可能在刻意構(gòu)陷一名罪犯，所以他們拒絕對辛普森定罪。

1995年10月3日，全美國都在緊張的等待在電視機前。據(jù)悉，在裁決最終公布這半小時內(nèi)，長途電話數(shù)下降了58%，人們甚至推遲了洗澡時間——全國居民用水量有所下降。在裁決公布前15分鐘，匹薩連鎖店的外賣的生意巨增，而在判決公布的5分鐘時間里，全美甚至都沒有下一個匹薩訂單。

終于，陪審團宣布了一致決定：辛普森無罪。這場耗時9個月、產(chǎn)生了5萬頁庭審記錄的世紀大審判，總算是落幕了。

辛普森被立即釋放，但在不久后的民事訴訟中卻被判敗訴，必須向兩位死者的家屬賠償共三千多萬美元。這是因為在民事訴訟中，法庭采取的是優(yōu)勢證據(jù)標準，即證據(jù)更有說服力的一方勝出，這與刑事訴訟中排除合理懷疑的原則不同。

著名旅美學者林達在《歷史深處的憂患》一書中借此案評論美國民主、司法制度對每個美國人的巨大影響，評論實在太精采，在此順便捎上。

辛普森回家了，也是坐的白色汽車，電視一路跟蹤，頂上有十二架直升飛機在追隨，使人想起一年前的追捕場面。他跑了，永遠地跑了。就是你明天發(fā)現(xiàn)一把兇刀，上面有他清清楚楚的血手印，就是明天有人拿出一盤錄像帶，上面有辛普森殺人的全過程，也統(tǒng)統(tǒng)沒有用。檢察官再也不可能向他提出另一場起訴，因為在美國的憲法修正案的第五條里，有這樣一句話，'人民不得為同一罪行而兩次被至于危及生命或肢體之處境'，這在美國的法律術(shù)語中叫做'兩次困境'，將一個公民置于'兩次困境'是違憲的。

權(quán)利法案的這一條，限制了政府的執(zhí)法人員對一個公民無休無止的糾纏。因為憲法的制定者認為，必須防止這樣的情況：一個執(zhí)法人員沒有充分證據(jù)卻要判一個人有罪，當陪審團宣布'罪名不成立'之后，執(zhí)法人員不甘心，明天弄到一點什么，重新起訴，后天有些借口，又重新起訴，反正你別想太平。禁止'兩次困境'就徹底杜絕了這種可能。對于一個罪行，刑事起訴只以一次為限。要成功，檢察官就必須在一次起訴中成功。如果被判無罪釋放了，只有當他又一次犯罪被你抓住，你才可能再一次對他起訴，否則，你只能看著他永遠地逃離你的手掌心。

但是，當人們以復雜的心情，又一次在電視里，看著一輛載著辛普森的白色汽車在公路上向家里開去的時候，憲法保障公民所擁有自由和權(quán)利的代價是非常清楚的。如果辛普森是有罪的，他已經(jīng)永遠地逃脫了。'寧可放過一千，不可錯殺一個'，這里，不錯判錯殺一個無辜公民的代價，就是可能有一千個罪犯被放跑了。這種代價是多方面的，不論從哪一方面去探究，都是沉重的。

如果辛普森是殺人兇手，兩名被害人的公道就再也無法討還，正義再也無法得到伸張。在'放掉一千'的同時，人們必須面對許許多多被害人哭泣的冤魂。人們將時時會懷疑，他們在檢察官輸?shù)粢粓鰣龉偎镜臅r候，他們是不是象老高德曼所指責的，正在輸?shù)粢粋€國家？

如果辛普森是兇手的話，他放回家之后，大概也不會再去殺人。但是，誰能保證那些由于沒有足夠證據(jù)而被放掉的 '一千'，甚至遠不止一千的嫌疑犯，回家以后會干些什么呢?'放'得越多，當然危險就越大，社會就越不安寧，這幾乎是最簡單的一個邏輯。

實際上，美國人為了公民的自由和權(quán)利，除了付出精神上和安全上的巨大代價之外，他們?nèi)巳诉€在付出金錢的代價。

辛普森一案，僅僅審理費用就達八百多萬美元，如果加上警方調(diào)查取證的費用，不會低于一千萬美元。你不要以為這是因為辛普森是名人，才審得時間特別長。加里佛尼亞州的一個華人妻子，被控謀殺丈夫來自大陸的情人和她的孩子，已經(jīng)審了很久，被華裔稱為'小辛普森案'，目前已經(jīng)宣告陪審員無法達成一致意見，一審失敗，案子懸擱。由于檢察官不肯放棄，最近即將開始重新審理，至少又是一倍的時間。這個時間當然就是金錢。不管最終的判決將是什么，陪審員應該說是謹慎的，他們至少不會因為涉案的都是外國人和少數(shù)民族，就草草判掉算了。他們當然不但知道重新審判要花錢，還知道錢是從哪里來的。這些錢是從哪里來的呢?我以前已經(jīng)告訴過你，美國政府不擁有任何企業(yè)，它的每一分錢都是老百姓，包括這些陪審員，交給政府的稅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