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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中國嘉德2015春拍全國巡展火熱進行之際，各地媒體高度關注本季拍賣會，深圳商報近期刊發了《陳寅恪致傅斯年信札亮相深圳》一文，對本季春拍中古籍善本部分的中研院史語所的珍貴史料進行了詳細報道。 記者昨日獲悉，中國嘉德將于4月25日至26日在深圳舉行2015春季拍賣會全國巡展深圳展。屆時中國書畫、中國二十世紀及當代藝術、陶瓷、工藝品、古籍善本、郵品錢幣六大門類的春拍精品將聯袂展出，此次也是中國嘉德首次來深圳巡展。值得關注的是，在此次深圳巡展的古籍善本部分，一組中山大學致蔡元培公函及陳寅恪致傅斯年兩通信札及傅斯年手稿將驚喜亮相，這是中研院史語所成立最重要的一組歷史資料。 中研院里的大師們 據了解，1928年4月10日，蔡元培就任中央研究院第一任院長。當時地質學家李四光，氣象學家竺可楨，歷史學家傅斯年、陳寅恪、李濟、董作賓、陳垣、顧頡剛，語言學家趙元任，工程學家茅以升，建筑學家梁思成等堪稱中國各學科最頂尖的學者們都聚集在中研院。 在中研院這批頂尖學者之中，傅斯年在中國近代學術史上堪稱一個傳奇。他的大刀闊斧和組織才干在其籌劃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時就有過充分的展示。中國嘉德古籍善本部高級業務經理宋皓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介紹，此次深圳巡展將亮相的《國立中山大學呈中華民國大學院就籌備中央研究院語言歷史研究所準備工作的公函》，堪稱為傅氏天才構想設計最重要的一個佐證。 陳寅恪 致傅斯年書札 （局部） 近代手稿本 1通3頁 16.2 × 26.4 cm 據宋皓介紹，此份公函首先明確了傅斯年在南京與大學院長及籌備處所達成的意見，“荷承鈞院贊日既就，敝校語言歷史學研究所之人員就近在廣州為中央研究院語言歷史學研究所之籌備，即可使原定計劃在中大，此時力未能改由中央成之。而此間設備不無小長，就地借用籌備亦為省節各等語”，之后，在人員配備、辦公設施使用等問題上提出了更具體的六個工作原則。公函最后有蔡元培院長、楊杏佛副院長的簽字。此份公函于1928年2月29日發文，4月10日中研院成立，10月22日，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正式宣告成立。所址設在廣州東山柏園。傅斯年辭去中山大學教職，出任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同時，他先后邀得陳寅恪、趙元任、李濟三位清華國學院的導師分別擔任史語所歷史組、語言組和考古組的主任，之后又增設第四組——人類學組。這個體制直到史語所遷往臺灣都沒有變更。半年后，史語所遷至北平北海靜心齋辦公。 兩通信札 彼此賞識 記者從嘉德獲悉，此次深圳巡展將展出陳寅恪致傅斯年兩通信札，其中一封《陳寅恪致傅斯年信札》是陳寅恪先生在收到史語所（靜心齋）寄來的聘書之后致信傅斯年，部分釋文如下：“頃以電話不通未能交談，只得以函達。適進城見靜心齋送來的聘書兩封。據看門者言，送來之人‘索喜錢’。前此故宮博物院及北大送聘書人亦是如此。記得有一次將聘書當送書人面撕碎以告其無可喜。又一次當面退回。此皆衙門舊染惡習，何意傳及靜心齋。若弟適在城中而值此人適送書來者必又生氣，無疑也。” 宋皓告訴記者，1929年春末，史語所由廣州搬至北平北海靜心齋辦公。從此信的上下文聯系，應該是寫于1929年6月21日。所收的聘書想來應是史語所發來的歷史組主任的聘書。“陳寅恪是傅氏刻意羅致到史語所的一位大史家。傅斯年不只一次對人說陳寅恪是300年來第一人，能為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歷史組找到陳寅恪來領導，是傅斯年相當得意的事情。”宋皓表示，陳寅恪與傅斯年締交始于柏林留學時期，同學近二三年之久，彼此惺惺相惜，肝膽相照，故史語所甫一成立，陳寅恪就接受了傅斯年的邀請擔任史語所歷史組主任之職。 陳寅恪 致傅斯年書札 （局部） 此外，另一封《陳寅恪致傅斯年書札》系陳寅恪完成了《支愍度學說考》一文后撰文和傅斯年交流。宋皓介紹說，1932年，中研院為慶賀蔡元培65歲誕辰打算出版一本“紀念論文集”。陳寅恪先生奉《支愍度學說考》一文以入文集。《中研院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的出版時間為1933年1月；此通信函應為1932年左右所寫。“陳寅恪出任史語所歷史組主任的同時，還兼任清華大學中文、歷史兩系的教授。在此期間，陳氏在學術上著述頗豐，教學上業績輝煌。深得中研院蔡元培、傅斯年以及清華的梅貽琦、馮友蘭等人的尊重與敬愛。”宋皓說，信中提到的另一個人王靜如于1932年至1933年編輯出版了《西夏研究》三輯，震動國際東方學界。1936年獲得被稱為漢學或東方學界諾貝爾獎的“儒蓮獎”，成為中國首位獲此獎項的個人，并被推薦為法國巴黎語言學會會員。“由此信可知，王靜如的《西夏研究》編輯工作得到了陳寅恪先生的大力支持與指導。” 傅斯年為胡適受聘撰稿 除了陳寅恪，中研院還有一位學者也得到了傅斯年最真心的尊重和維護，他就是胡適。1932年6月2 日，德國普魯士國家學院致函胡適，聘請他為該院哲學史學部通訊會員。這是該院第一次聘請中國會員，它表達了國際學術界對胡適中國哲學史研究成就的高度承認。此次將于深圳巡展展出的《傅斯年書“胡適獲普魯士國家學院會員”新聞稿》就是傅斯年專門為胡適受聘為通訊會員一事所撰。 宋皓說，傅斯年在文中詳細介紹了普魯士學院的背景和學術地位。“普魯士學院是歐洲國家學院最大之一。東亞人被此學院選舉為外國會員者，胡適第一人，印度日本皆不曾有。此等事在歐美學界以為最大之榮譽，日本人迄未得歐洲學院此項之承認。” 陳寅恪 致傅斯年書札 （局部） “當然以傅斯年張揚剛烈的性格，也不忘在通訊稿中再貶低一下他所不齒的羅振玉曾獲聘法蘭西學院刻辭美文院外國通信員一事，牽出了中國近代學術史上的一樁公案。”宋皓說，王國維去世之后，有人提出羅振玉的《殷虛書契考》是剽竊了王國維的底稿。傅斯年就是此說的堅定支持者。“但是此觀點實在缺乏強有力的論據支持，難免有因人廢文之感。” 在宋皓看來，1932年左右的中研院大師們，短暫安定的生活讓他們的學術研究結出了一個又一個碩果。“在天才的傅斯年掌舵之下，在陳寅恪等一班大師的坐鎮之下，中研院史語所在短短幾年間便成為光芒四射傲視群雄的學術重鎮。”但是，如今大師已逝，“一個多世紀以后的今天，我們只能借助于大師們遺留的只字片語，緬懷100多年前那個神采勃發壯懷激烈的時代。”宋皓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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