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利維坦按：有關此文“自由意志”的爭論，里面包含了經典的“決定論”。這種思想并不是說我們能夠知曉宇宙的一切定律，并能夠通過它們來預測將要發生之事。它提出了一個假說，認為自然有一套定律，正如天文定律控制著行星之運行一樣，它們控制著這個世界上所發生的一切——正是遵循這套定律，前面的環境決定了后面一定會發生的事情，并排除了其他任何可能。 不過很多科學家現在都相信，決定論對于物質的基本粒子是不適用的——在一定的情況下，電子的行為可以有很多可能。也許，決定論對于人類的行為也不適用，這樣一來，自由意志和個人責任就有容身之處了。
托馬斯·內格爾在《自由意志》一文中提出：“……如果你相信，你的選擇并不是預先決定的，那么實際上你是在說：是你自己決定了你的行為……但怎么決定的？不是靠你的欲望、信仰和品性，因為不管這些東西是什么樣的狀況，你都有可能做出不同的選擇。你決定你的行為，單單靠的是‘做出這個行為’。 好玩的問題來了。第一，如果你的行為與你的欲望、信仰、品性都沒有關系，那么還怎么稱得上是‘你的’行為？我們似乎看到了一個可怕的結論：不論決定論是真是假，我們都不用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如果它是真的，那么該負責的應該是之前的環境；如果它是假的，那么沒有什么應該為之負責。這真是死路一條。 第二，如果你的行為并不是由某些事物預先決定的，甚至不是由你決定的，那么它們和那些沒有什么原因而突然發生的事情，兩者之間又有什么區別？” 其實就我個人來說，神經科學如果真的證明自由意志是假象的話，那么它干掉哲學倒是次要的了，它有可能就此顛覆我們的倫理/道德/法律認知（文中末尾也提及了類似的擔憂）：你以后基本上不能怪罪壞人了，因為他們不可避免地要做這些事情，這是預先決定了的……如此一來，我們怎么能夠讓他們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呢？
文/Kerri Smith 譯/驚蟄LOSTCELL 原文/www.nature.com/news/2011/110831/full/477023a.html 這一實驗推動了約翰-戴蘭·海恩斯人生觀的轉變。 2007年，柏林。伯恩斯坦計算神經科學研究中心的神經學家海恩斯將受試者推入腦掃描儀內，掃描儀內裝有一個連續閃動隨機變化字母的顯示屏幕。他告訴他們任何時候只要感覺可以就用右手或左手食指按下按鈕，并記下他們做出這一決定時出現在屏幕上的字母。在志愿者選擇用右手還是左手的時刻，實驗通過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實時顯示腦電活動。實驗結果令人相當驚訝。
“我們的第一個念頭就是，‘如果這是真的，我們就必須要校驗一下’,”海恩斯說。“隨后我們進行了比以往任何其他研究項目更加全面的檢驗。” 在實際做出動作之前，為按下按鈕進行的有意識決定花費了約一秒鐘，但是團隊發現根據腦電活動模式似乎在長達7秒之前就可預測到這一決定。這似乎表明，在受試者意識到做出選擇之前很長時間，他們的大腦就已經做出了決定。 神經學家海恩斯 作為人類，我們寧愿相信我們的決定是處于意識控制之下的——我們擁有自由意志。哲學家們已經為這一概念辯論數個世紀，而現在，海恩斯和其他實驗神經學家們正在醞釀新的挑戰。他們聲稱，決定的意識性有可能只是純粹生化反應的馬后炮，對人的動作行為沒有任何影響。按著這一邏輯，他們認為，自由意志只是一個假象。“感覺上是我們在選擇，但是實際上我們沒有，”倫敦大學學院神經學家特里克·海格爾說。 比如，你可能認為今天早晨是你做出了喝茶或是喝咖啡的決定，但實際上這個決定在你意識到之前很久可能就已經確定。對于海恩斯來說，這實在讓人感覺心神不安。“坦白說，我發現面對這個問題時非常頭疼，”他說，“如果我連它何時出現以及決定如何都一無所知，那么怎么能將其稱之為‘我的’意志？” 思想實驗 哲學家們并不認可腦掃描能夠如此輕易地摧毀自由意志。有些人已經質疑神經學家們的結論和詮釋，辯稱研究人員根本沒有理解他們正在揭批的概念。許多東西和科學家們根本風馬牛不相及。“神經學家和哲學家各持己見，”加拿大卡爾加里大學的哲學家沃爾特·哥萊倫說。他對神經科學、倫理學和自由意志頗有興趣。 有跡象表明，這種情況正在開始轉變。2011年8月，作為由賓夕法尼亞西肯肖霍肯的約翰坦伯頓基金會資助、為期四年、投入440萬美元的研究計劃——自由意志大課題的一部分，諸多項目開始啟動。該基金會為神學、哲學和自然科學的橋接研究提供支持。有人認為，通過改良的實驗，神經科學能夠幫助研究人員發現隱藏于心靈意圖之下的物理過程，以便更好地理解在其之前的腦電活動。如果能夠發現無意識的腦電活動能夠完美地預測其后的決定，那么這一成果就將真正摧毀自由意志的概念。“目前的相關性在某些點上可以構成大腦機制和行為之間的因果關系，這是有可能的，”哥萊倫說，“如果這些成為事實，那么它對由任何哲學家以任何方式定義的自由意志產生威脅。” 海恩斯并非第一個探究無意識思考決策的神經學家。20世紀80年代，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的神經心理學家本杰明·利貝特曾將研究參與者與腦電圖（EEG）連接在一起，并要求他們目視一個有圓點環繞移動的鐘面。當參與者感覺想要移動手指時，他們須記下圓點所在的位置。利貝特記錄到人們在表現出有意識的移動手指意圖前數百毫秒的腦電活動。 20世紀80年代，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的神經心理學家本杰明·利貝特曾將研究參與者與腦電圖（EEG）連接在一起，并要求他們目視一個有圓點環繞移動的鐘面。 利貝特的實驗結果具有爭議性。批評者認為鐘表分散了注意力，有意識思維決策的報告顯得過于主觀。神經學實驗通常采用可控輸入——在精確時刻向某人展示某圖片，然后觀察大腦的反應。但在將參與者有意識的移動意圖作為輸入時，他們是以主觀的方式確定計時時刻。此外，批評者并不認可利貝特在有意識思維決策足以引發一個決定前所觀察到的腦電活動——它或許只是大腦進行預備決策，隨后移動手指。 海恩斯2008年的研究將這一早期實驗進行了現代化改良：利貝特采用的腦電圖（EEG）技術僅能觀察到腦電活動的有限區域，海恩斯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裝置能夠觀察整個大腦；利貝特的參與者僅僅簡單地決定何時移動，海恩斯的實驗則要求受試者在兩個交替變化之間做出決定。可是批評者依然不依不饒，指出海恩斯和他的團隊對于按下左邊還是右邊按鈕預測的最佳精度也不過60%。新罕布什爾州達特茅斯大學（漢諾威）研究自由意志的神經學家兼哲學家艾迪娜·羅斯基反駁稱，盡管這個結果比湊巧意外要好，但仍然不足以宣稱在有意識知覺之前觀察到了大腦的思維決策。此外，“它所暗含的所有意義即存在著某些影響思維決策的物理因素”，而這不足為奇。她補充說，對科學有所了解的哲學家并不認為此類研究能夠足以證明不存在自由意志，因為這些實驗都是思維決策的過簡模擬。甚至于喝茶還是喝咖啡這樣看似簡單的思維決策都要比選擇用右手還是左手按按鈕復雜得多。 研究自由意志的神經學家兼哲學家艾迪娜·羅斯基認為，對科學有所了解的哲學家并不認為此類研究能夠足以證明不存在自由意志，因為這些實驗都是思維決策的過簡模擬。甚至于喝茶還是喝咖啡這樣看似簡單的思維決策，都要比選擇用右手還是左手按按鈕復雜得多。 海恩斯對他自己的解釋不做辯解，并開始在兩個研究項目中重復并改良他的實驗結果。一個研究項目采用了更為精確的掃描技術來確認在此前實驗中所提示的大腦區域作用。在已發表的另一研究項目中，海恩斯和他的團隊要求受試者將顯示在屏幕上的序列增加或減少兩個數字。決定增加還是減少體現了比按下按鈕更加復雜的心靈意圖，海恩斯聲稱這是一個更加貼近每日思維決策的仿真模型。海恩斯說，即使在這個更加抽象的任務中，研究人員探測到受試者意識到做決策前的腦電活動長達四秒鐘。 些研究人員則真正深入研究到大腦內部之中。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及以色列特拉維夫醫學中心的神經學家兼外科醫生伊薩克·弗萊德就是其中之一。他采用了治療癲癇的外科手術方法，以在大腦內植入電極的方式研究個體。這種單個神經元的記錄方法為科學家提供了比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或腦電圖（EEG）更加精確的腦電活動圖像。弗萊德的實驗表明，在受試者做出有意識的按下按鈕決策前約一秒半左右，在特定腦區單個神經元存在腦電活動。在700毫秒的時間持續中，研究人員能夠以超過80%的準確度預測到做出決策的時間。“在某種程度上說，是預先確定的東西獲準進入意識之中，”弗萊德說。他認為，意識可以說是在后期階段被添加到思維決策中。 物質要素 哲學家們質疑這些詮釋的假設基礎。“得出這些推論的部分原因是認為自由意志須是精神類或靈魂類東西的想法，”佛羅里達州立大學（塔拉哈西）哲學家艾爾·梅萊說。如果神經學家找到驅動思維決策的無意識神經活動，那么讓人郁悶的心靈概念和自由意志一樣，與身體分離就將消失。哥萊倫說，自由意志的“二元”概念是神經學家能夠擊潰的一個簡單目標。“將心靈與大腦巧妙地區分讓神經學家把兩者分裂開來更加容易，”他補充說。 梅萊說，問題是在于，大多數當今的哲學家認為自由意志并非如此。許多人是唯物主義者——認為凡事均有物質基礎，并且決策和行為來自于腦電活動。這樣科學家就要在哲學家所認為的不相關理念上權衡取舍。 梅萊說，主流哲學家樂于接受人能夠在確定性宇宙中做出理性決策這種說法。他們爭論自由與宿命論之間的相互關系——該理論認為一切均是命中注定，要么取決于命運要么取決于物理定律——但羅斯基稱神經學的結論尚不能夠解決這一爭議。他們也許會討論行為的可預見性，但不會討論宿命論話題。 神經學家邁克爾·加扎尼加建議研究人員應當換一種想法，將其視為持續發生互動作用的復雜網絡內的并行過程。開始意識到思維決策的那個時間點并非如某些人想的那么重要。 神經學家有時候也會對他們自己領域的概念混淆，加州大學圣巴巴拉分校的神經學家邁克爾·加扎尼加說。特別是，科學家們傾向于將預備性腦電活動視為步進性過程，某個時間一點點，直至最后做出決策。他建議研究人員應當換一種想法，將其視為持續發生互動作用的復雜網絡內的并行過程。開始意識到思維決策的那個時間點并非如某些人想的那么重要。 意志之爭 有了概念性議題——隨后才有了語義名詞。“如果科學家和哲學家能夠就自由意志的涵義達成共識，誰就將意味著真正受益，”哥萊倫說。甚至在哲學界內部，自由意志的定義都并不一致。某些哲學家將其定義為在沒有脅迫的情況下做出理性決策的能力。某些定義則將其置于宇宙背景之下：在決策之時，給出過去已經發生的一切條件，可能得出不同的思維決策。其他一些人則堅持非物質的“靈魂”直接做出思維決策。 神經科學能夠為整理這些定義做出直接的貢獻，或可為它們增加實證維度。羅斯基說，這可能會引領對自由意志涉及的內容進行更具深度更完善的理解，或者會深化對于有意識意圖的認識。 梅萊正在負責這個將哲學家和神經學家聯合起來的約翰·坦伯頓基金會項目。“我認為如果采用更好的設計進行新一代研究，我們將會獲得有關人們在思維決策時大腦工作方式的更佳證據，”他說。某些非正式的會議業已開始舉辦。羅斯基在整個計劃中一直受到資助，她計劃2011年在從事靈長類腦決策機制研究的華盛頓大學（西雅圖）神經心理學家邁克爾·夏特倫的實驗室工作一段時間。“我們將會相互質疑，直至真正理解對方的觀點，并說服或己或彼承認自己是錯誤的，”她說。 海格爾有一個接受約翰·坦伯頓基金資助的項目，項目目的是尋找確定意識思維決策和動作時刻的客觀方法，不再依賴于主觀性報告。他的團隊計劃設計一個實驗，在實驗中讓受試者玩以計算機為對手的競技游戲，同時他們的腦電活動進行解讀。 另一個由加州理工學院（帕薩蒂納）生物工程師克里斯托弗·科赫負責的項目，將采用與弗萊德類似的技術檢驗在人們根據理性做出思維決策時單個神經元的響應狀況。他的團隊希望能夠觀測出在人們在思維決策時給予不同比特信息權重的量值。 哲學家愿意承認神經科學某一天將會給自由意志這一概念制造麻煩。想象一個情景（哲學家愛這么干），在這種情景下，研究人員始終能夠通過受試者的腦電活動在他們意識到自己的決策之前，預知某人將要做出什么樣的決定。“如果這成為事實，那將對自由意志構成威脅，”梅萊說。同時，即便那些或許有點過早宣布自由意志死亡的人們也同意此類結論應當在很多不同思維決策等級重復進行之后才行。按按鈕或玩游戲與決定喝杯茶、競選總統或者實施犯罪相比仍然差距甚遠。 摧毀自由意志的實際效果難以預測。生物決定論將不能夠在法律上為辯護提供支持。法律學者不用再準備丟棄個人責任原則。“除非在特殊情況，法律必須以人們須為其行為負責的理念為基礎，”由倫敦皇家協會主導的有關神經學和法律的項目負責人尼古拉·麥金托什說。 歐文·瓊斯是田納西州的范德比爾特大學（納什維爾）法學教授，曾主導過一個由伊利諾伊州芝加哥麥克·阿瑟基金會資助的類似項目，他認為該項研究能夠幫助區別個人責任等級。“我們感興趣的是神經科學如何為我們就人們如何在控制行為能力變化方面提供更多零散的視角。”瓊斯說。例如，這些可能會影響到判決的嚴厲程度。 社會心理學家凱瑟琳·沃斯認為，“也許，否認自由意志僅僅是簡單地提供了任意妄為的終極借口”。 答案還將最終影響人們的行為。2008年明尼蘇達大學雙城分校（明尼阿波利斯）社會心理學家凱瑟琳·沃斯和她的同事加州大學圣芭芭拉分校心理學家喬納森·斯科勒發表了一項有關人們在被暗示決定論屬實的情況下行為方式研究。他們要求受試者閱讀兩段文字之一：一段文字將行為歸納為環境或遺傳因素，不受個人控制；另一個段文字對于影響行為的因素保持中立。隨后參與者在計算機上做一些數學題。但在就要測試開始之前，告訴他們由于計算機的問題，偶爾會隨機顯示答案；如果出現這種情況，他們應當將其點擊關掉，不要去看。那些已經讀到這條確定消息的人更可能在測試中作弊。“也許，否認自由意志僅僅是簡單地提供了任意妄為的終極借口，”沃斯和斯科勒認為。 海恩斯的研究及其可能的意義已經影響到了他思考問題的方式。他記得有一次在前往參加一個會議的飛機上，曾經有過一個頓悟。“我突然間生出一個宏大的景象，這景象包含整個確定性的宇宙、我自己、我在其中的位置，以及所有那些我們正在做出思維決策、體現某些因果流的不同點。”但是他無法在沒有自由意志參與的情況下一直保持這個世界的想象。“只要你試圖解釋日常生活中的人的行為，實際上就不可能保持這種想象了，”他說。 弗萊德也發現在他心靈的最上層無法堅持決定論。“我不會每天都想這個問題。我在做腦科手術時當然不會想到這個問題。” 梅萊希望其他哲學家能夠對有意識性意圖的科學了解更多一些。他說，在涉及到哲學的地方，科學家們將不會那么固執己見。“似乎參與自由意志研究的神經學家的任務就是為了揭示根本沒有自由意志，事實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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