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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名臣——魏征
少有大志 義投瓦崗 隋朝末年，在隋煬帝的暴政統治下，反隋的農民起義在全國各地風起云涌。煬帝大業十三年(617年)，當李密領導的最大的一支農民起義軍奪取了洛口倉(在今河南鞏縣)，威震中原的時候，隋武陽郡(在今河北大名縣東)郡丞元寶藏也起兵反隋。為了統一反隋的步伐，無寶藏主動寫信與李密聯系。李密是隋上柱國李寬的兒子，出身大貴族，自幼熟讀《漢書》，很有才華，因不滿隋的統治而參加了反隋斗爭。元寶藏給他的信件，他看了覺得寫得很好，寫信者絕不是等閑之輩。他派人打聽這些信是誰起草的，有人告訴他是魏征，他就立即將魏征請去，讓他主管軍中的文書。這時魏征已經三十八歲。 魏征，字玄成，生于北周靜帝大象二年(580年)，他生后第二年楊堅就推翻北周建立了隋朝，他的青少年時代是在隋朝度過的。魏征是巨鹿下曲陽(今河北晉縣西)人，后來遷居到相州內黃(今河南內黃縣)。他出身在一個書香門第的家庭，父親魏長賢博學多才，作過隋的地方官，但在魏征年幼時就去世了。由于父親早逝，魏征青少年時期的生活是非常清貧的，但他勤奮學習，酷愛讀書，希望以后能作一番事業。當隋末天下大亂，各地農民紛紛起義的時候，他拿不定主意，不知該采取什么行動，就出家當了道士。元寶藏和他是朋友，元寶藏起義后就把他請出來，動員他參加了起義軍，負責掌管軍中的文書。元寶藏給李密的信件，都是魏征起草的，因此他得到了李密的賞識，成了李密的部下。這時他向李密提過十條建議，但因瓦崗軍這時在李密的領導下，正勢如破竹地向前發展，李密很驕傲自信，并沒有被李密采納。 瓦崗軍在李密的領導下，奪取了洛口倉、回洛倉和黎陽倉(在今河南浚縣西南)，開倉濟貧，得到了廣大農民的支持，已經將洛陽城包圍起來。困守洛陽的隋軍，到處調兵遣將，與瓦崗軍在洛陽周圍反復進行了決戰，雙方損失都很大。這時控制了洛陽大權的隋朝大將王世充，想乘李密兵力疲憊之機，進攻瓦崗軍。在王世充發動攻勢之前，李密召集高級將領開會，研究對策。當時魏征的地位低，沒有資格參加會議。但他認為這次決戰很重要，成敗關系著瓦崗軍的前途，就主動找李密的長史(類似秘書長的官)鄭頹說：“李密雖然在前幾次大戰中都取得了勝利，但是將士傷亡很多，錢財現在也很緊張，對有功的將士不能論功行賞。從這兩點看，不可以與王世充打硬仗。最好的辦法是，挖溝筑壘，打防御戰。雙方對峙久了，敵人糧盡，就會不打他而撤兵。這時再乘機追擊，必然會取得勝利。”鄭頸原來是隋朝的監察御史，投降李密后很受重用。他根本不把魏征這樣的小官放在眼里，就譏笑他說：“你這不過是老生常談的意見!”魏征見自己的意見不被重視，轉身就走了。 類似魏征的建議，李密的一個將領裴仁基在會上也提出了。他主張乘王世充出兵東下，洛陽必然空虛之機，在分兵阻擊王世充東進的同時，以騎兵進擊洛陽，迫使王世充回救，必然能兩獲全勝。但是很多李密的部下，輕敵麻痹，要求速戰。李密同意了他們的速戰要求，自己親率大軍駐扎偃師城北，列營而不設壘，結果在王世充的火攻與奇襲下，全軍潰敗，聞名天下的瓦崗軍從此而消失了。
瓦崗軍失敗后，李密率余部去長安投降了李淵，魏征也隨李密來到了長安。李淵是隋朝的太原留守，他乘隋末戰亂之機，起兵太原，不久就占領了長安，建立了唐朝。 李密投降李淵的時候，還有兩萬多人的余眾。他到了長安，受到了隆重的接待，封他為邢國公。但好景不長，不久他就被冷落，不再受到重視。后來他借李淵讓他去洛陽一帶招撫自己過去的部眾之機，又打出了反對李淵的旗號，結果兵敗被殺。魏征隨李密到了長安后，因為是李密的部下，當然也不會受到李淵的重用。李密死后，他的一些舊部仍然活動在太行山以東的地區，特別是駐守黎陽(今河南浚縣東北)的徐世勛，有比較大的實力。魏征為了取得李淵的信任，就自報奮勇，愿以自己的老關系，去到太行山以東地區說服李密的部下，要他們降附李淵。他的建議被李淵接受了，就任命他為秘書丞(管理國家檔案圖書的官)，去執行這個任務。 他首先到了黎陽，給徐世勛寫了一封信說：“當初李密率瓦崗軍起兵反對隋朝的時候，振臂一呼，四方一下子就有幾十萬人響應，隋朝的半個天下都在他的控制之下。后來被王世充戰敗，再也無法恢復元氣，因而投歸了李淵。現在經過群雄的紛爭，李淵得天下已成定局。你現在占據的黎陽，是取天下者必爭之地，如果不早認清形勢，作出打算，就錯過機會了。”徐世勐看了魏征的信，覺得他說得有道理，又聽說李密已經被殺，就決定投降李淵，但為了表示對李密的忠誠，請求收葬李密的尸體。他的要求李淵答應了。 徐世勛將李密以國君之禮，葬在黎陽山西南五里的地方。魏征也不避李密叛李淵自己受到牽連的嫌疑，出于歌頌瓦崗軍的心愿，為李密撰寫了《唐故邢國公李密墓志銘》。他在墓志銘里，對李密這位農民起義軍的將領，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對于李密的死，將他比做垓下失敗的項羽，表示了惋惜和同情。他的很多正確意見，雖然不被李密所接受，導致了以后的失敗，但他對這位戰友毫無怨恨之言，而表現出無限的赤誠之心。 魏征勸說徐世勛降唐后，徐世勛就從經濟上支持了被竇建德打敗的唐將李神通，使他自相州(今河南安陽)能撤退到黎陽，從而保存了實力。后來，魏征又去魏州勸說自己的老朋友元寶藏也歸降了李淵。 武德二年(619年)十月，竇建德領兵南下，攻占了黎陽，這時魏征正在黎陽，成了竇建德的俘虜。竇建德是農民出身的一個起義領袖，他起義后能與士兵共甘苦，所以得到了起義群眾的擁護，成為占據河北一帶的一支主要的反隋起義軍。這時竇建德已在樂壽(今河北獻縣)自稱長樂王，建立了農民革命政權。魏征被俘后，他早已聽說魏征的名氣，就任命他為起居舍人(記錄皇帝言行的官)。 武德三年(620年)七月，李淵命李世民率大軍東征洛陽，進攻隋的殘余勢力王世充。王世充屢戰皆敗，洛陽形勢十分危急。王世充為了擺脫困境，多次派人向竇建德求援，竇建德起初未加理睬。當王世充眼看就要被李世民所消滅，竇建德認為如果王世充被李世民消滅，對自己的處境不利，因而決定率軍南下救洛陽。竇建德率十余萬大軍，很快就到達成皋(今河南汜水縣西北)的東原，他致書李世民，要他退軍潼關。 李世民圍攻洛陽馬上就可功到垂成，他當然不會因為竇建德的威脅，就前功盡棄。他留一部分人繼續圍攻洛陽，自己率精兵急奔虎牢關，阻擊竇建德。由于竇建德剛愎自用，不聽取部下正確的意見，與李世民軍隊在虎牢關采取正面決戰的行動，被李世民用騎兵擊潰，竇建德本人也被俘獲。魏征看來當時也在竇建德的軍中，但沒有起什么作用。竇建德兵敗后，他與竇建德的妻子曹氏和裴矩等人，逃到沈州(今河北永平)，在竇建德的部下齊善行的建議下，以余眾投降了唐朝。魏征和裴矩一起，又到了長安。魏征在李密的瓦崗軍中有一年的時間，這次又在竇建德的河北起義軍中一年半，前后共在農民起義軍中活動了兩年多的工夫，時間雖然不長，但對他以后一生的政治活動，起了重要的影響。
魏征到了長安后，因為又當了一段竇建德的部下，當然更不會被重視了。李淵的太子李建成，聽說魏征有才，就招為洗馬，這是太子東宮主管經籍圖書的一個小官。 這時李建成和李世民兄弟之間為了爭奪皇位的繼承權，斗爭已經開始尖銳化。李建成作為李淵的長子，雖然已被立為太子，但地位并不穩。因為他的弟弟李世民，從太原起兵后，就率軍東征西討，屢建功勛，很有勢力，在大臣和將士中的威望都很高。這對李建成無疑是一個很大的威脅。 魏征既然在自己不得志的時候為李建成招為洗馬，就覺得李建成很看重自己，所以他也為李建成的太子地位擔憂。這時正好竇建德的舊部劉黑闥，又在河北一帶收復了竇建德的舊地反唐，魏征認為這是李建成立功提高自己威望的好機會。他向李建成建議說：“李世民功勞大，威望高。你長年在首都協助李淵處理政事，沒有李世民那樣顯赫的戰功。現在劉黑闥糾集了竇建德的一些散兵敗將，人數不到一萬，也缺乏糧草，他雖然占領了一些地方，但不堪一擊。這是一次很好的取得戰功，結納山東豪杰，以壯大自己勢力，提高威望的好機會。你應該爭取自己率兵去打這一仗，千萬不要錯過這個機會。”李建成接受了魏征的意見，得到李淵的同意后，就親自率軍去攻打劉黑闥。在與劉黑闥作戰過程中，魏征給他出謀獻策，用瓦解對方軍心的辦法，宣布除劉黑闥外，其他人只要放下武器，一律不加追究。這樣很快就瓦解了劉黑闥的軍隊，李建成同時也在河北一帶安插了親信，收買了豪強，使之成為自己爭權的外援。魏征的建議取得圓滿的成果。 高祖武德九年(626年)六月四日，李世民發動玄武門政變，先發制人，殺死了李建成和支持他的弟弟李元吉，李世民取得了太子的地位。魏征作為李建成的親信，李世民馬上召見他，并質問他：“你為什么要挑撥離間我們兄弟？”這對魏征來說，是生與死的關頭，回答不善，馬上就可能被殺頭。魏征這時把生死置之度外，很坦然地回答說：“如果太子李建成早聽我的勸告，也不會有今天的下場。人各為其主，我忠于我的主人李建成，這有什么錯呢!管仲不是還曾射中小白(齊桓公)的帶鉤嗎？”李世民見魏征回答的很直爽，又早知道魏征的才華，就諒解了他。不但沒有處置魏征，反而任命他為管事主簿(掌管太子文書的官吏)。這樣，魏征由李建成的親信，逐步又取得了李世民的信任。
李世民即位為唐太宗，就提拔魏征為諫議大夫，這是一個專門向皇帝提意見的官。 這時，李建成雖然被殺，但他和李元吉在各地的追隨者，由于李世民采取了鎮壓的辦法，所以人人自危，都在伺機反叛。魏征向唐太宗建議：“要不計舊仇，對他們處以公心，否則禍根就消除不掉。”唐太宗認為魏征的話有道理，就下令李建成和李元吉的舊部下，一律赦免，不再追究過去的事。李建成在河北一帶的部下，魏征都比較熟悉，唐太宗就派他為特使，去河北一帶安撫李建成和李元吉的舊部。 魏征在出發時，唐太宗授命他可以遇問題酌情處理的權利。魏征到了磁州(今河北磁縣)遇到了兩輛去長安的囚車，車中鎖著李建成的護衛將軍李志安和李元吉的護軍李思行。他們兩人都是在玄武門之變后，從長安逃到了河北，被逮捕送到長安治罪的。魏征看到這種情景，就同他的副使李相客商量說：“我們動身的時候，皇帝已經下了詔令，對李建成和李元吉的部下一律赦免，不再追究了。現在又把李志安和李思行押送長安治罪，其他人誰還再相信皇帝的詔令，而不增加疑慮呢？這樣，我們雖然去安撫，人家也一定不會相信我們。現在如果把他們倆放了，不再問罪，那么在朝廷寬大政策的感召之下，其他人也就會歸降了。古的時候，大夫出使，只要對國家有利，就可以自己做主。我們走的時候，皇帝給了我們便宜行事的權利，皇帝對我們以國士相待，我們也應該以國士的行動報答皇帝。”李相客很同意魏征的意見，就立即下令釋放了李思行等人，并給唐太宗寫了報告，唐太宗認為他們做得很對。在唐太宗的支持下，魏征圓滿地完成了安撫河北的任務，因而更加得到了唐太宗的器重。 由于魏征越來越受到唐太宗的信任，就遭到了一些同僚的嫉妒，他們在唐太宗面前散布魏征的壞話，說他包庇自己的親戚。唐太宗派御史大夫溫彥博查處此事；溫彥博在查無實據的情況下，仍然毫不講理地向唐太宗報告說：“魏征作為國家的大臣，不能檢點自己，避諱嫌疑，因而受到了別人的誹謗。他雖然并無私情，但也應受到責備。”唐太宗公然同意了溫彥博的這個報告，并派溫彥博向魏征提出警告。魏征對此當然很不滿，第二天他就對唐太宗說：“我聽說君臣一條心，這叫做一體。只有互相以誠相待，才能共同把國家治理好。如果置國家大事于不顧，一味只考慮檢點行為，避諱嫌疑，上下都這樣，國家的興衰也就難以預料了。”唐太宗聽了，覺得自己支持溫彥博的意見不當，就自我批評說：“你說得對，我作錯了!”魏征乘機繼續發表意見說：“我希望你讓我作一個良臣，不要讓我作忠臣。”唐太宗不解地問道：“良臣和忠臣還有什么區別呢？”魏征回答說：“良臣身享美名，，君主得到好的聲譽，子孫相傳，流傳千古；忠臣得罪被殺，君主得到一個昏庸的惡名，國破家滅，只是得到了一個空名。這就是良臣和忠臣的不同。”魏征的這番話，從政治上與唐太宗攤了牌，以進一步消除唐太宗對自己的猜疑，表明了自己對唐太宗的一片忠心。唐太宗被魏征的話打動了，他連連稱贊魏征的話很對，并因此送給他絹五百匹。
李世民當皇帝后，擺在他面前的是一個經過隋末大亂之后十分殘破的國家。怎么樣治理并振興這個國家，唐太宗心里也無數。他召集大臣們在一起圍繞著自古以來政治得失的問題，特別是隋煬帝為什么失國的問題，進行了反復的討論。 魏征對大亂之后治理好國家，信心百倍。他說：“大亂之后治理國家，就象餓極了的人吃東西一樣，來得更快。”唐太宗認為：“善人治理國家也要經過百把年的工夫呢!”魏征不同意，他認為：“圣明的人治理國家，就象聲音立刻就有回音一樣，一年之內必可見到效果，三年見成績都太晚了。”當時的宰相封德彝認為魏征在吹牛，唱高調，勸唐太宗不要聽他的話。封德彝認為，“自古以來，人心一天比一天變得奸詐，秦朝想用嚴刑峻法，漢朝又用霸道，想把人心教化過來，都沒有成功。魏征想用這些書生氣十足的話，就把國家治理好，聽他的必然敗亂國家。”魏征針鋒相對地質問封德彝：“如果說自古以來人心一天比一天變得奸詐，那么今天的人都變成鬼了，還談什么治理國家呢？”魏征認為：“行帝道則帝，行王道則王，問題是采取什么辦法治理國家，而不是人民能否治理和教化。” 魏征認為，隋朝所以很快滅亡，是因為它擾民太多，唐初雖然不如隋朝富裕，但社會卻很安定，就是盡量少擾民的結果。他認為，隋亡的最根本教訓是；“靜之則安，動之則亂”。如果百姓想休息而派他去服徭役，百姓生活困難又要他負擔很重的賦稅，國家的衰亡就是由這里開始的。魏征勸唐太宗要吸取隋亡的教訓，輕徭薄賦，休養生息，對百姓要盡量使之“靜”下來。 怎么樣變隋末的“動”為唐初的“靜”呢？魏征從以下三個方面幫助唐太宗進行了整頓和治理。 第一，不為了皇帝個人的享受，而濫用人力和財力。隋末在很短的時間內，鑿運河，修東都，筑長城，大量征用民力，因而給人民造成莫大的危害。唐太宗為了避免大量動用民力，竭力不動或少動工程。貞觀四年(630年)，為了減輕物資運往長安的費用；決定在洛陽修建宮室，以便皇帝定期去居住。這時中牟縣的縣丞皇甫德參上書，反對修洛陽宮，認為這是勞民的事。李世民看了很不滿意，說難道國家不役使一個人，他才滿意嗎!魏征趕緊上書為皇甫德參解釋說：“他的上書言辭過激了一些，但不激烈不能引起你的注意，太激烈又近于誹謗。”唐太宗雖然接受了魏征的意見，可對皇甫德參，心里總是憤憤不平。后來陜西、河南一帶因為大雨，淹了很多人家，這時唐太宗又要在洛陽修建飛山宮。魏征上書反對說：“隋朝所以敗亡，就是因為皇帝為了個人的享樂，役使天下的百姓為其修建宮觀臺榭，使得大家無法活下去，才都起來反對他。現在有的宮觀臺榭，已經夠居住了!如果想到隋的滅亡，還應當把大的宮殿毀掉，住在小的宮殿里，這是最好的辦法。如果舍不得毀掉，就住在現有的宮殿里，不再修建新的宮殿，這是次一等的辦法。如果不想到得天下的艱難，不滿足舊的宮殿，又擴建新的宮殿，追求華麗和享樂，增加了百姓的勞役負擔，這是最下等的辦法。”魏征警告唐太宗，如果大修宮殿，役使百姓，就可能造成隋末那樣的大亂。唐太宗聽了，就停止了洛陽宮的修建，把備用的材料送到遭水災的地方，幫助農民修了住房。 第二，皇帝不要到處去游幸，給百姓增加不必要的負擔。隋煬帝是一個好到各地去巡游的皇帝，他每去一地，大批的官員和隨從，都給沿途的百姓帶來災害。唐太宗當皇帝后，只在長安和洛陽之間活動。有一次在去洛陽途中，住在顯仁宮(今河南宜陽縣)，因為當地供應的東西不好，唐太宗很生氣。魏征認為這是一個不好的苗頭，就勸唐太宗說：“隋煬帝因為無限制地追求享受，到處讓臣民獻美食，結果搞得民不聊生。現在因為下面供應得不好就發脾氣，以后必然上行下效，拼命供奉皇帝，求得皇帝的滿意。那樣下去，奢侈一萬倍，也沒有滿足的時候。隋末的大亂就又該出現了。”唐太宗聽了魏征的意見，比較注意節制奢侈浪費。后來，生產恢復了，經濟形勢好轉，這時有的大臣就認為天下太平，鼓勵唐太宗去封告泰山。魏征反對說：“皇帝的功勞雖然很大，但百姓受到的益處還不多；現在天下雖已太平，但財力還不十分充裕。隋末的戰亂還只過去十年，國家的元氣還沒有完全恢復，這個時候去封禪，說自己的功業成就，還為時太早。這個時候去進行封禪大典，必然耗費很大，賞賜很多，就是免去人民的租稅，也減不輕人民的痛苦。去圖虛名，而受實害，封禪的目的是為了什么呢!”唐太宗聽了魏征的話，覺得有道理，就決定不去封禪了。 第三，慎重處理對外關系，不輕易用兵。隋煬帝三次出兵高麗，動用和耗費了大量的人力和財力，給人民造成了沉重的災難，也招致了人民的暴動。這個教訓對唐太宗和魏征等人，都是非常深刻的。貞觀初年，外有強敵，內部又很困難，如果在對外關系上處理不當，就可能使已經十分衰敗的經濟，遭受更大的破壞。所以貞觀初年在對外關系的處理上，魏征等人一直堅持的原則是，務求內部安定，而不去擴展領土，只要中國強大了，與周圍的各種勢力就能處理好關系。所以對周圍各族的求婚，大多滿足其要求，提倡互相在經濟和文化方面的交往，處理互相之間的矛盾，不輕易動用武力。當唐太宗派出去西突厥立乙毗沙缽羅為可汗的使者還未還，就又派出了進行馬匹交易的使者時，魏征就認為這有點薄義重利，好象唐朝把市馬看得比立可汗還重要，即使能得到馬，也已經失去了義。他主張在處理對外關系時，一定要講德、講義，不要求利，更不要用武力去壓人。唐太宗同意了魏征的意見，馬上追回了市馬的使者。 魏征強調要“靜”而反對“動”，目的是幫助唐太宗鞏固已經取得的天下。他認為：“靜徭役就少，百姓耕作的時間就多，富裕得就快，富裕了就不會起來造反，君臣就可以長保富貴了。”“動”的統治只看到了眼前的享受，而“靜”的統治卻想到了長久的統治，可見魏征作為一個封建時代的政治家，他的眼光要看得遠多了。 魏征稱唐太宗是一個“很注意研究古今的歷史，從中找出治理天下經驗”的皇帝。由于唐太宗是一位重視總結歷史經驗和教訓的皇帝，所以在他的支持和推動下，魏征也以總結歷史教訓為目的，特別是總結隋亡的教訓為出發點，參加進行了一些史學的編纂工作。 唐朝從李淵開始，就很注意前朝歷史的編纂。早在武德四年(621年)，當全國的統一工作還沒有最后完成的時候，李淵就接受了令狐德蔡的建議，下詔撰修梁、陳、齊、周、隋、魏六朝的歷史，但因當時修史的條件還不具備，所以未能在武德年間完成。唐太宗即位后，貞觀三年重新對修史的工作進行了部署，除《魏書》不再復修外，唐太宗命禮部侍郎令狐德菜和秘書郎岑文本修《周書》，中書舍人李百藥修《北齊書》，著作郎姚思廉修《梁書》和《陳書》，秘書監魏征修《隋書》。由尚書左仆射房玄齡總監諸吏，但因房玄齡是宰相，事情較多，沒有工夫過問修史的事，所以唐太宗后來又任命魏征為實際的總監。 魏征在主修《隋書》前，已有王劭寫的《隋史》十八卷和王胃的《大業起居注》，但是王劭的書比較散亂，沒有一定的體例，而王胃的起居注又在隋末戰亂散失很多，不很完整，．所以可供魏征參考使用的資料并不多。為了彌補這個不足，魏征就利用當時還有很多隋朝遺老存在的有利條件，親自去訪問和收集。如孫思邈對以往的歷史很了解，對很多事記憶得清楚，魏征就幾次訪問他，得到了不少可貴的材料。他還很重視私人家傳的收集和研究工作，從中也補充了官撰史書的不足。 《隋書》的紀、傳都是由當時的中書侍郎顏師古、給事中孔穎達起草的，這兩個人都很有學問，對歷史也有研究，所以寫得都很有水平。再經過魏征的修改審定，力求達到簡明和正確。經過這三位高手的撰修審定，《隋書》五十五卷在“二十四史”中是比較好的一部斷代史。《隋書》中的序、論，齊、梁、陳書中的總論，都是魏征親自撰寫的。它們都是總結和評論歷史得失的短論，集中反映了魏征重視人民群眾在歷史中的作用的進步歷史觀，比較深刻地揭示了歷代王朝特別是隋亡的政治和經濟原因，是很有價值的歷史論著。 貞觀十年(636年)正月，五部史書同時修成，由房玄齡和魏征共同署名，進呈給唐太宗。唐太宗對他們能在六、七年的時間，完成五個朝代歷史的編纂工作，十分滿意，并各有嘉獎。魏征以總監之功，賞賜特別豐厚，加封光祿大夫，進爵鄭國公，還賜物二千段， 魏征撰修的《隋書》中只有紀和傳，而沒有志。后來長孫無忌等又奉命補寫了十志，共三十卷，收入《隋書》中，補了這一缺陷。
唐太宗是一個比較能聽臣下意見的封建帝王，所以在貞觀年問，君臣共商國事，互相能平等地討論問題，政治比較開明，諫諍的風氣盛行。其中敢于據理力諫，直言不留情面的，首推魏征了。 魏征本來并不是唐太宗的親信，開始時唐太宗對他還存有戒心。但由于魏征有膽有識，敢于直言唐太宗的過錯，匡正他政策上的失誤，而不計較個人的安危，所以逐步取得了唐太宗的信任。他的正直，對唐太宗已經產生了相當的威力。有一次唐太宗想去南山游玩，準備工作都作好了，可是遲遲沒有動身，這時魏征正掃墓歸來，聽到這件事，就去問唐太宗為什么又不去了。唐太宗說：“的確有過游南山的打算，因為怕你說不是，所以又決定不去了。” 從貞觀初年到十七年魏征病故為止，十七年間魏征諫奏的事，有史籍可考的共有二百多項。包括了政治、經濟、文化及對外關系和皇帝私生活等各個方面。魏征的諫諍一都能得到了唐太宗的鼓勵和支持，所以達到了知無不言的程度。唐太宗將魏征的諫諍，比做一面鏡子，給了很高的評價。他說：“魏征前后共提的二百多項建議，如果不是全心全意為國家著想，是很難做到的。” 諫諍的前提是皇帝能夠聽得進意見，所以當唐太宗有一次問魏征：“什么叫明君？什么叫暗君？”的時候，魏征說：“兼聽則明，偏信則暗”，并對此進行了充分的發揮和闡述。魏征認為，任何個人的才智都是有局限性的，皇帝也不能例外，因為“皇帝身居深宮，對民間的事不能親自看到，他必須通過大臣，才能了解到下情”，所以他要經常聽取各方面的意見，才不會與外界隔絕。對此，唐太宗也是同意的，他認為當皇帝，“要管的事情很多，如果一人獨斷，不去聽取臣下的意見，是不可能處理好的。”唐太宗并不認為自己當了皇帝，就不會犯錯誤，他一再向大臣們聲明：“皇帝有了過失，大臣們要指出來”，這種看法對一個皇帝來說，是難能可貴的。它正是唐初形成諫諍局面的前提。一般說來，封建君主專制主義的理論，強調君尊臣卑，一切由君主說了算，臣子即使看出了錯誤，也不能反對。魏征不同意這種理論。他認為，君臣要同心同德，才能治理好國家。君主再圣明，如果沒有大臣的齊心協助，也是難以治理好國家的。唐太宗對此也是贊成的，他一再強調：“我與各位大臣，共同治理百姓。”所以他要求大臣們，“支持皇帝正確的東西，幫助皇帝改正錯誤的東西，這才是君臣共同治理百姓。”正是在唐太宗的倡導下，魏征才能作到犯顏直諫，也才能出現唐初那種君臣同舟共濟，兼聽納諫，廣開言路的政治局面。 唐太宗雖然歡迎諫諍，但到具體的事情上，魏征反對他的意見時，并不一定總是愉快地接受的。唐朝規定十八歲的男子開始服兵役，為了多征兵，有一次唐太宗決定十六歲以上的健壯男子也都要征兵入伍。當時皇帝的命令要大臣會簽后才能生效，魏征認為這個作法違反了唐朝的制度，幾次都拒絕簽字。唐太宗很生氣，當面責問魏征為什么不簽字，魏征回答說：“竭澤而魚，并不是得不到魚，而是明年就撲不到魚了。焚林獵獸，并不是捉不到獸，而是明年就無獸可捉了。兵不在多，而在于精，何必為了充數，而把不夠年齡的人也拉來當兵呢？”魏征認為，明明規定十八歲服兵役，現在把十六歲也征來，這就失信于天下了。唐太宗反問：“我有什么失信于天下的事？”魏征舉了一系列例子，說明唐太宗已經辦了不少出爾反爾，失信于民的事。唐太宗最后在魏征擺事實，講道理，說明不能征不足年齡的兵的情況下，才同意取消了這個命令。他對魏征說：“我原來以為你太頑固，不通情理。現在聽了你的話，覺得很有道理。政令前后不一，百姓不知所從，國家是治理不好的!” 諫諍的結果，有時候唐太宗愉快地接受了魏征的意見，但有時因為意見提得尖銳激烈，冒犯了皇帝的尊嚴，也可能招致可悲的后果。有一次唐太宗回到宮里，惡恨恨地對長孫皇后說：“遲早我要殺掉這個老家伙!”皇后問要殺誰？唐太宗說：“就是魏征。他總是當眾說我的不是，弄得我下不了臺，有損皇帝的威信。”皇后聽后，馬上回去穿上朝服，向唐太宗道賀。唐太宗問：“賀什么呢？”皇后說：“君明則臣直。魏征那么直率，敢于犯上直諫，就是由于你的圣明呀！所以我要向你祝賀。”這說明唐初所以能形成諫諍的氣氛，并不僅僅是唐太宗能納諫，魏征敢諫諍造成的，而是在唐朝的整個統治集團中，形成了一種諫諍的風氣，所以才能使魏征這樣的敢于直諫的大臣，不但能發揮諫諍的作用，而且沒有落得個可悲的下場。 唐太宗晚年，由于國家的經濟情況已經好轉，對隋末戰亂的影響也漸漸淡薄了，所以他開始變得傲慢起來，對大臣們的意見不那么聽得進去了。這時魏征連續四次上《論時政疏》，給唐太宗敲警鐘，希望他能夠善始善終，把貞觀初年納諫如流的風氣保存下來。后來，唐太宗更加奢縱，魏征上了著名的《十漸疏》，從十個方面指出了唐太宗的變化。魏征認為，貞觀初年，唐太宗不追求物質享受，不大興土木，關心百姓的疾苦，而現在卻四處訪尋珠寶，放縱嗜欲，追求享樂，還說：“不動用民力，容易養成百姓驕惰，讓他們多服些勞役，才容易聽使喚”；貞觀初年，唐太宗能夠近君子，遠小人，渴求人才，現在卻只在表面上恭敬君子，對小人卻親熱起來，聽信小人的話，隨便懷疑和斥退君子；貞觀初年，唐太宗能孜孜不倦地與大臣討論治國之道，虛心納諫，下情上達，知道百姓的情況，現在卻自負功大，驕傲自滿，·不愿再聽下邊的奏事，不再鼓勵大臣們諫諍，而熱衷于打獵游樂，故意興師動眾，向四夷問罪，夸耀自己的武功。現在各地發生了旱災，壞人也在蠢蠢欲動，如果不知錯而改正，后果不堪設想。魏征對唐太宗的這一警告是既及時而又尖銳的，唐太宗接受了他的忠告。他把魏征的奏章抄送史官，以便傳給后世，他自己也將其貼在屏風上，隨時可以看到。但是，這時的唐太宗已經功大而年老，他雖然贊揚和接受了魏征的忠告，但在實際行動上已經遠遠做不到了。 貞觀初年，有人向唐太宗建議要用嚴刑峻法來治理天下，魏征反對，他認為治國不能單靠法，還要用仁義，峻法只能解決一時的問題，不是長治久安的辦法。魏征反對法家的那種嚴刑峻法的辦法，并不認為可以無法，而主張正確的運用法律。怎么樣才能正確地運用法律呢？他認為是“公之于法”，就是國家制定的法律，大家要共同遵守，皇帝也不能例外。他曾多次向唐太宗提出，制定了法律，就要依法辦事，決不可因為自己是皇帝，就隨意改動法律，在法外加“法”，用個人的意愿來代替法律。 唐太宗感情容易激動，常因為個人的喜怒面濫行賞罰，他知道自己這種一時的感情沖動可能造成的后果，所以提醒大臣們經常不斷給他提出。有一次他任命瀛州刺史盧祖尚改任交州都督。盧祖尚開始接受任命，后來又反悔了，借口自己身體不適，不愿遠去交州。唐太宗派人去勸說，他仍然不愿意去。唐太宗當面動員，他還是不肯去。唐太宗認為他太不識抬舉，一怒之下，讓人當場就把他殺了。唐太宗過后也很后悔，認為沒有按法律辦事，處理過分了。有一次他和大臣們在議論北齊皇帝高洋時，魏征借議論高洋批評唐太宗說：“高洋很殘暴，但和人討論問題時，如果自知理虧，也還能聽從別人的意見，這也是高洋的長處。”唐太宗也借機自悔說：“盧祖尚堅決不服從派遣固然不對，但也構不成死罪，我一時怒而殺了他，看來連高洋都不如了。” 在執法的時候，要賞罰分明，不徇私情，才能維護法律的尊嚴。魏征說：“獎賞的時候，不要忘了疏遠的人；處罰的時候，要不怕親貴。要以公平為規矩，仁義為準繩，才能讓人心服。”貞觀初，濮州刺史龐相壽，因為貪污被人告發，受到了追還贓款解除職務的處分。他原來是唐太宗為秦王時的老部下，就向唐太宗求情，希望原諒他。唐太宗派人告訴他：你是我的老部下，貪污大概是因為窮的原因。我送給你一百匹絹，繼續作你的刺史，以后注意不要再貪污了。唐太宗為了照顧自己的老部下，就不顧達律而徇私情了。這顯然不利于執行國家的法律。魏征知道這個情況后，就上書反對說：“因為龐相壽是你的老部下，就不追究他的貪污枉法，而且還加以厚賞，留任原來的官。但是他并不知道自己貪污的不對。你過去為秦王時部下很多，如果他們都以此來貪贓枉法，這樣就會使廉潔的官害怕，影響不好。”唐太宗不得不改變了對龐相壽的處理。魏征還曾用“能為國家守法”六個字，表彰能為國家公正執法的法官薛仁方，同時揭露了皇親國戚違法亂紀的事，以維護法律的公正。 魏征對執法者，要求他們要按實情來審理案件，反對嚴刑拷掠，旁求罪證，任意牽連別人。貞觀七年(633年)魏征任侍中時，尚書省積壓了一批久未解決的案件，因為辦案的人員意見不一，一直未能處理。唐太宗認為魏征辦事一直公平，所以就讓他去解決。魏征雖然并不熟習法律，但他能從案情的事實出發，有事實根據的就定案處理，事實不足的就不予以追究，加以結案釋放。因為他從事實出發，處理得當，所以大家都很滿意。
貞觀十七年(643年)正月，魏征得了重病。當時魏征家里沒有正廳，唐太宗怕魏征死后發喪不體面，就停止了自己正在修建的一座便殿，把建筑材料撥給魏征，用五天的工夫就給魏征修起了正廳。唐太宗還根據魏征喜好素雅的習慣，給他送去了白色的被褥。魏征的病越來越重了，唐太宗不斷地給他送藥品和食物，并派專人到他家守護，隨時把病情報告唐太宗。 唐太宗還親自二次到魏征家探望。第一次，讓左右的人都避開，兩人單獨談了很久。第二次還帶了太子和衡山公主，魏征勉強在床上披著朝服，拖著身子拜見了唐太宗。唐太宗悲傷地安慰他好好養病，流著眼淚問他還有什么要求。魏征說：“寡婦不愁織布的緯線少，只是擔心周朝的滅亡!”意思就是我不發愁別的小事，只擔憂國家的興亡。唐太宗帶著衡山公主，是準備把她嫁給魏征的兒子叔玉，這時唐太宗對魏征說：“你再勉強看一眼你的新兒媳吧！”可是，魏征這時已經沒有答謝之力了。 當天夜里，唐太宗夢見了魏征，神色和平時一樣。可是第二天早晨，魏征就與世長辭了，終年六十四歲。唐太宗又親自到魏征家里吊唁，哭得非常悲傷。他還為了表示哀慟，停止上朝五天，讓太子在西華堂舉哀，并命令文武百官都去參加魏征的喪儀。還贈魏征為司空、相州都督，賜給羽葆、鼓吹、班劍四十人的儀仗隊，陪葬在昭陵。 臨發喪時，魏征的妻子裴氏上書唐太宗：“魏征生前素來節儉，現在按一品官的禮葬他，儀仗這么隆重，恐怕不合他的心意。”于是改用白木制的車子和白布縫的車帷來送葬。魏征出殯時，唐太宗讓晉王去主祭，他自己還親自書寫了碑文，登上御苑中的西樓，望著魏征的靈柩西去，哭得極為哀痛。 魏征去逝后，從他家里找到一份寫了一半的奏稿，這也可以說得魏征的一份遺囑。里邊認得清的話有：“天下的人有善有惡。任用善人，國家就安全；任用惡人，國家就要衰亡。對自己喜歡的人，要了解他的缺點；對自己討厭的人，也要了解他的優點。要毫不遲疑地去掉惡人，也要毫不猜忌地任用善人，這樣國家就可以興盛了。”唐太宗看了，很受感動。他對大臣們說：“我在這方面做得不夠，你們要把魏征的這些話寫在記事板上，發現我在這方面的問題，隨時向我進諫。” 唐太宗把魏征看做是照自己過失的一面鏡子，魏征的死使他失去了一面鏡子。他說：“用銅作鏡子，可以端正衣冠；用歷史作鏡子，可以知道興衰；用人做鏡子，可以了解得失，”他把魏征看做是了解自己得失的最好的一面鏡子，所以他認為魏征的死對他是一個很大的損失。唐太宗對魏征的這一評價，應當說是相當正確和公正的了。 魏征死后，唐太宗給了他那么高的待遇，還在凌煙閣讓入畫了魏征等二十四個功臣的肖像，他親自作像贊，不時去看像賦詩，悼痛不已。唐太宗對魏征的這種隆譽，遭到了一些人的妒忌，他們就制造各種流言飛語，貶低魏征，挑撥唐太宗和魏征的關系。杜正倫和侯君集，魏征曾向唐太宗推薦，認為他們有宰相之才，因而杜正倫被提拔為兵部員外郎，后又改任太子左庶子，侯君集也官至檢校吏部尚書。魏征死后，他們倆人都因牽連到太子承乾事件，一個被流放，一個下獄被殺。這時有人借機攻擊，說魏征推薦他們二人，并不是因為他們有才，而是因為魏征和他們結為同黨，互相吹捧，謀取私利。唐太宗聽了，很不高興。 又有人攻擊魏征說，他諫諍唐太宗的奏章，都自己偷偷地抄錄下來，交給了史官起居郎褚遂良，為了自己錄之國史，名揚千載，而卻宣揚了君主的錯誤。這與同時的重臣戴胄奏完之后，即毀掉底本，進行保密的作法不同，是為了顯示自己的正確。唐太宗聽了，更加不高興。唐太宗不但令人毀掉了自己給魏征寫的碑文，而且還停止了將衡山公主嫁給魏征兒子叔玉為妻的允諾，表示了對魏征的不滿。魏征的家族也自此開始衰敗下來。 貞觀十九年(645年)唐太宗率軍親征高麗。高麗和襪褐聯軍猛攻遼東安市城(今遼寧蓋平縣東北)東南的駐蹕山，由于李勛等大將率軍力戰，才沒有被攻破。后來，天氣冷了，糧食也供應不上，唐太宗被迫率軍撤回。唐太宗在班師回來的路上，很后悔這一次軍事行動，這時他想起了魏征，就對大家說：“魏征如果還活著，他是不會同意我的這次行動的。”他派人把魏征的家屬叫來，問了他家的情況，慰問賞賜了魏征的妻子，并以少宰的禮祭了魏征的墳墓，重新立起推倒的墓碑，恢復了他的聲譽和待遇。不過那位答應嫁給魏征兒子的衡山公主，這時已經另嫁他人，無法再改正過來，把她嫁給魏征家了。魏征死后的這一反復，說明在封建社會的君臣關系，即使是象唐太宗與魏征這樣合作共事了十七年，彼此已經夠了解的了，但隨著政治風云的變幻，死后仍然出現了波折。這也反映了封建社會政治斗爭的曲折和多變。 魏征是以剛直不阿、勇于犯顏進諫而著名的大臣。他與唐太宗君臣之間雖然也產生過誤會和矛盾，但總的說來是合作得比較好的典型。魏征作為封建社會的名臣，一直受到封建政治家的稱贊，把他的思想和行為，作為封建政治家的某種典型和規范，歷代都稱贊不已。魏征確實不愧為一個偉大的封建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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