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寫簡體就算“硬傷”？ ■斯舜威 不久前到音樂學院參加音樂家和書畫家聯誼活動，先聽音樂會，而后進行書畫創作。用于書畫創作的時間比較緊張，我匆匆忙忙寫了幾幅與音樂相關的條幅，比如“余音繞梁”“手揮五弦，目送歸鴻”“微妙圓通”等，倉促而就，不盡理想。發微信后，一位遠方朋友好心指出“余”寫錯了，是“硬傷”，“余音繞梁”應為“餘”，而“余”作姓或指本人。我誠懇表示謝意，并表示將重寫。確實，如果寫繁體，“余音繞梁”應該寫成“餘音繞梁”。 我不得不承認，包括我在內的我們這一代“出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的知識分子，對古典文化的基礎教育是欠缺的，連最起碼的繁體字知識也先天不足。現在的文人，對民國那一代文人實難望其項背，不說別的，單說文字學這方面的功夫就遠遠比不上。作為書法家，又離不開繁體字，因而只能“補課”，誰“補課”功夫深，知道的就多一點，誰“補課”功夫淺，知道的就少一點。現在最大的問題，倒還不是書法家寫簡體字，而是為了寫繁體字而寫繁體字，又把不該繁的也繁了，以致出現“硬傷”。特別是電腦有繁簡轉換功能，有時圖省事，依賴電腦，就容易出問題，把不該簡的也簡了。比如網上經常吐糟一些地方的碑刻錯字連連，說是某地的一位有心人看到一塊碑刻錯字不少，多次“上訪”要求糾正錯誤。我看了一下，大都是“繁簡轉換”出錯，把不該繁的繁了，如將“余”姓或指本人的“余”寫成“餘”，把“王后”寫成“王後”之類。 事實上，漢字是一種非常復雜的文字系統，不但有繁簡之分，更有本作、曾作、后作、俗作、異體、通假等之別，同一個字可能有不同的用法，甚至不同的讀音，有時可繁，有時不可繁，一個人窮盡一生之力，也難以將其徹底搞明白。有時我們理直氣壯批評別人，殊不知別人并沒有錯，至少是有所本的。比如，持續暢銷的《故宮日歴》，幾年前就被人公開批評，認為“歴”字出錯，應改為“曆”。然而，故宮我行我素，今年依然是《故宮日歴》。《咬文嚼字》主編“咬”住不放，故宮不得不作出回應，原來，“歴”是出現較早、含義較廣的古字，雖然后來分化出了“曆”專用于表歷法之意，但以“歴”代“曆”仍不為錯。而“歴”在漢唐之間常寫作 當然，這不能成為我們忽視文字學知識的一個理由，特別是書法家，書寫對象、表達媒介就是文字，對文字學就更應該有所了解，即使不能了解全部，但也必須了解你所要書寫的，特別是盡量要避免“硬傷”。 我們對漢字繁簡問題可以探討的范圍比較寬，比如，當代書法是否必須用繁體字？是否不用繁體便是“硬傷”？是否可以用簡體？或者繁簡交雜？我個人認為，書法書寫有一個約定俗成和臨帖傳承的問題，能用繁體，盡量用繁體，但也用不著一味求繁，在沒有搞懂之前，寧簡勿繁。只要“簡體”是權威性漢語字典所收錄的，就不能認定“錯”。至于“硬傷”的界定，應該是：不該繁的繁了，出了錯，是“硬傷”，可繁可簡的用了“簡”，就不在“硬傷”之列。 記得前些年有人曾撰文，“錢鐘書”的“鐘”應作“鍾”，“鐘”是“硬傷”。誠然，錢先生的姓名原本確為“錢鍾書”，但現在出版物上“錢鐘書”已經非常普遍，大家也已經接受，再認為“錢鐘書”是“硬傷”，就不妥了。“臺”亦如此，同樣是用作地名，“天臺”的“臺”不能作“臺”，而“臺灣”的正式繁體是“臺灣”，但現在港澳臺地區通用的寫法是“臺灣”，也已約定俗成了。 因為一個“余”字，引出一篇文章，并非為自己尋找辯護的理由，而是覺得繁簡問題有普遍性，提出來供大家討論討論，見仁見智，大有好處。對那位遠方朋友的意見，我還是虛心接受的，方便時會重寫一幅“餘音繞粱”。
|
|
|
，現《故宮日歴》封面用字，也是沿用1935年版《故宮日歴》封面上的漢隸碑拓集字，并非錯別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