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虛大師（右）與圓瑛大師（左）法誼深厚（圖片來源：資料圖） 太虛與圓瑛是近現代中國佛教的領袖人物，兩人之間曾經有過親如兄弟的關系，但是后來兩人的關系又充滿了緊張，乃至最后失和。這個問題看似不太重要，但是在整個中國佛教中卻很有代表性。他們作為佛教領袖，彼此代表了各自的個性特征與文化改革觀念，所以他們之間的關系，實際上反映了傳統與改革之間的文化思想沖突，他們的關系從親密到失和，實際上是近現代中國佛教內部思想斗爭的反映，很值得我們去研究與探討。本文則探討兩人曾經有過的兄弟情誼，對兩人關系作一個回顧。 圓瑛與太虛的義結金蘭 太虛16歲那年，到寧波天童寺受戒，“糾察師圓瑛亦留一糾糾的影像”，給太虛留下深刻的印象，當然太虛也在這次受戒活動中表現突出，得到了人們的好評。太虛受戒后，在師父奘老的安排下，隨水月岐昌法師學習。岐昌法師以表唱水陸懺文而得名于教界，圓瑛這時也以文字而在寧波佛教界名聲漸顯，太虛在不斷地拜訪岐昌法師學習詩文的同時，與圓瑛漸漸熟悉，“遂與圓瑛由詩文發生友誼”。18歲那年，太虛住進了天童寺，因代師講經而被人稱贊，這時圓瑛也住在書記寮聽經，太虛自述：“圓瑛曾約我在御書樓上關圣像前訂盟換帖為兄弟，異常親熱。”有時在晚飯后“與圓瑛、會泉等也學立因明的三支比量，但皆不過一知半解。”光緒三十二年（1906）七月十五日“佛教自恣日”，兩人在天童寺御書樓上關圣像前，訂盟換帖結為兄弟。當時太虛年18歲為弟，圓瑛29歲為兄。義結金蘭的盟書由圓瑛手書，全文如下： 夫綱常之大，莫大于五倫，而兄弟、朋友，乃五倫之二也。世有生無兄弟，以異姓結手足之親；分列友朋，竟同盟寄腹心之托。即如桃園結義，管鮑通財，同安樂，共死生，千載咸欽氣義。而吾儕身居方外，跡托塵中，雖曰割愛辭親，尤貴擇師處友。然友有善者焉，有惡者焉。善者固可有益于身心，惡者難免轉妨乎道業。悟自投身法苑，訪道禪林，所見同袍如許，求其如弟之少年聰敏，有志進修者，亦罕逢其匹也！兼之氣求聲應，心志感孚，是以欲結同參，以為道助。恭對我佛座前，焚香致禱，披誠發愿：愿得同究一乘妙旨，同研三藏玄文，同為佛國棟梁，同作法門砥柱，同宏大教，同演真詮，乃至最末后身同證菩提，同成正覺！互相愛念，全始全終！今則謹立義規數則，以為助道因緣，其各永遵，俾成法益！ 一則以心印心，親同骨肉； 不可少懷異見，陽奉陰違！ 一則白首如新，歷久彌敬； 不可泛交朋黨，背親向疏！ 一則以善勸勉，有過箴規； 不可弗納忠言，任從己意！ 一則疾病相扶，患難相救； 不可忘恩負義，袖手旁觀！ 一則安危與共，憂樂是均； 不可但顧自身，不思大義！ 一則事必相商，言當忍納； 不可諸般瞞昧，片語分離！ 一則出處行藏，追隨晤對； 不可輕離忍別，致嘆參商！ 一則各自立志，宏法利生； 不可虛度韶光，甘居人下！ 以上義規，各宜慎重！右錄盟心律一首： 天涯聚首兩歡然，魚水相親夙有緣。 手足情同交莫逆，安危誓共義周全！ 盟心志在真心印，助道功成覺道圓。 并建法幢于處處，迷津廣作度人船。 時維光緒三十二年自恣日，于太白名山奎煥樓，盟兄今悟書。時年二十九歲，本命戊寅宮，五月十二日子時建生。 圓瑛手寫的《書盟》，內容俱全，有桃園結義之忠，還有方外善知識之求，言真切切，讀之感人。圓瑛大太虛11歲，能對小他的太虛放下身段，待之謙下之禮，著實也不容易。特別是《書盟》后半部分內容，對二人結義因而締結的約定之“義規”，更是表明了兩人“同為佛國棟梁，同作法門砥柱，同宏大教，同演真詮，乃至最末后身同證菩提，同成正覺”的遠大志向。圓瑛這時剛開始聲名漸顯，太虛則還是一個小和尚，若論身份，圓瑛遠高于太虛，但他能夠尊重太虛，慧眼識才，應該是發自內心對太虛的尊敬與呵護，正如太虛弟子印順法師評說：“圓瑛時年二十九，能屈交十七齡未滿之大師（太虛），眼力實有足多者！” 次年夏天，圓瑛已升任天童寺頭單知客，太虛的老師道階法師鼓勵大家閱藏，圓瑛尤力任介紹太虛參加，在圓瑛的努力下，太虛被安排到汶溪西方寺閱藏。圓瑛又引見西方寺凈果和尚予太虛，給太虛在藏經樓閱藏寮中閱藏提供了方便。太虛認為，“圓瑛介紹我到西方寺閱藏，大有造于我的一生，故后來他與我雖不無抵牾，我想到西方寺的閱藏因緣，終不忘他的友誼。”[5]當然，太虛也對圓瑛極盡幫助。太虛在七塔寺聽諦閑老和尚講天臺經典，不久，圓瑛被鄞縣知縣官拘押，太虛專門致函八指頭陀，“頗怪其不為解救”，引起八指頭陀發怒，到七塔寺當面呵責。為此太虛只好躲避，未能聽完諦閑老和尚講經。 太虛與圓瑛同為詩友，他們之間有過多次唱和,如太虛“過圓瑛接待寺，訪梁山伯廟。又在寧波觀音寺與陸鎮亭太史、圓瑛、王吟雪等，結木犀香詩社，頗有唱和。”在《太虛大師全書》就錄有十首以上，這些詩作，很多是和圓瑛的詩韻，情真意切，或為抒景，或為對圓瑛的贊頌，應是太虛發自于內心的表露。此處僅擷取二首，以示一斑。例如太虛作《圓瑛禪兄由天童寄詠梅詩至和韻答之》： 寒月照禪床，清輝冷襲裳； 溪聲流日夜，梅萼綻風霜。 未睹三分白，先聞一段香； 禪心澹無著，消息露堂堂。 這是回答圓瑛由天童寺寄給太虛詠梅詩的和唱。此詩以景抒情，把冬天的荒涼和天童寺的清蕭描述得淋漓盡致。寒月照著禪床，泛著冷光，清輝把穿在身上袈裟涼透，窗外是日夜不斷的潺潺流水，發出輕摩娑娑聲。臘梅在凜冽的寒風中綻放，寒霜打著梅花，發出陣陣的清香。漆黑的夜晚帶來香氣，即使是無執于禪心的法師，也會感受到透露的芬芳。 又如《天童寺訪圓瑛方丈》曰： 少白山前少白河，迢遙一塔映清波。 輕煙處處浮村靄，微雨絲絲起棹歌； 直揭嶺云露峰髻，深披林翠探禪窩。 五年不入天童境，人事滄桑變已多。 這是圓瑛升座當天童寺方丈以后，太虛重返天童寫給圓瑛的詩。太虛曾經夸獎“圓兄大心士，華座繞龍象”，對他協助凈心長老治理天童寺的成績是持肯定態度的。在此詩中，景色依然如舊，碧波蕩漾的少白河水，映照了天童寺塔，遠處村落裊裊升起的縷縷輕煙仿佛將來者帶入了舊景，瀝瀝的小雨拂面而來，更引發了往日的情景，梢公的歌聲在細雨煙朦中，平添了一道別樣的風景線。朦朧中的山嶺時而露出峰巒，密林披著翠綠是坐禪的好去處。五年的時間一晃而過，景色依早，人事卻變了許多。 兩人對佛教事業的互相支持 教內流傳有“圓瑛信眾，傳有大師曾為圓瑛法子之說。”對此事，《太虛大師年譜》的作者印順法師曾經有過一段解釋，并且找過當事人奘老法師求證。印順回憶說：“編者特訪奘老于天童（三十七年十一月一日‘十月一日’），時圓瑛適自滬至天童）。奘老謂：事出有因。非光緒三十四年，即宣統元年。圓瑛大病數月，奘老親為護侍。圓瑛之病甚奇，發則神情頓異，纏綿欲絕。時人視為鬼擾，圓瑛亦自分必死。間常哭語奘老：‘從七塔寺慈運老和尚得法，未曾傳出，設一旦逝去，法脈自我而斬，何以對祖師！且（寧波）老會館數載經營，一旦付諸非人，亦屬唐喪全功。望太虛能接其法派，愿以老會館相交’。奘老以語大師，大師不可。奘老以為：彼此友情素篤，應通權允之，稍慰其臨死苦迫之情。如病愈，圓瑛自當知其亂命（分屬盟兄弟，如何倒作師資）而一笑了之。是事，奘老一手包辦；圓瑛于病中，曾書法卷、字據與之。字據有‘生西之后，老會館交與太虛，他人不得爭奪’之語。其后病竟愈。當年或隔一年，奘老將法卷與字據交還。奘老又謂：圓瑛長于太虛十一歲，無論佛法與詩文，大師出家之初，俱對之大有幫助；且常有經濟援助云。奘老率真，對圓瑛友情，更非泛泛。其言如此，應可信也！”依照印順法師的了解，認為圓瑛對太虛不僅欣賞，而且還非常信得過，所以才愿意自己的法脈交給太虛，曾經將太虛作為自己的接班人。 的確，在民國初期，圓瑛與太虛兩人之間都有過互相支持的活動。例如寄禪法師是當時中國佛教高僧，也是太虛法師最敬仰的人。寄禪弟子眾多，圓瑛亦為其一。太虛特意指出，“投公（案指寄禪）學慈恩、天臺宗義者，若圓瑛、會泉等乃遍于浙、閩間。”強調了圓瑛與寄禪的因緣。轉道上人是開辟馬來西亞檳城極樂寺的著名僧人，他和圓瑛法師聯手復興泉州開元寺，太虛在《泉州開元寺轉道上人傳》專門記載了這件事情，說：“今開元寺由師罄出其所積，煥然一新，請圓瑛法師宏法其中，并設慈兒院以廣行佛化。此上人自度度人之德行，洵足以繼往傳來者也”，以不泯圓瑛之功也。圓瑛除了曾經支持太虛到汶溪西方寺閱藏，造就了太虛的一生之外，還多次提供機會讓太虛到各地講學，如民國六年（1917）圓瑛請太虛代他到臺灣基隆月眉山靈泉寺講學，太虛接受了，并且利用到臺灣的機會，轉道赴日本考察佛教，收獲頗豐，對他的后來佛教制度改革思想產生了重大影響。 他們兩人皆主張革除佛教陋習積弊，以北京佛化新青年會名義，與道階等聯名發郵代電，呼吁變革；太虛函約圓瑛一同出席東亞佛教大會，等等[16]。民國十一年，太虛在北京成立“新佛教青年會”，翌年改名為“佛化新青年會”，發起佛化新青年運動，在運動初期，圓瑛力挺太虛，予以支持。民國十四年（1925），天童文質方丈任期滿，改推圓瑛繼任，但是這時圓瑛因接泉州開元寺辦佛教孤兒院之請，派人來函辭退。于是寺眾咸欲推太虛為繼任方丈，太虛力辭，乃改舉了恰恰來寺的禪定擔任方丈。太虛被選為天童寺的方丈，有沒有圓瑛所起的作用，也未必不可。從這時的時間來看，太虛與圓瑛兩人還是義結金蘭的時期，所以極有可能讓太虛當天童寺的方丈，是圓瑛推薦的作用。圓瑛在辭函中說過：“唯望雙垂法眼，際此魔強法弱之日，別選道高望重之人，天童幸甚，佛教幸甚，肅此敬希。”“魔強法弱”，就是佛教正處于艱難的時期，“道高望重”，太虛這時已經是37歲的人了，而且在佛教界以新派人物為代表，所以做方丈也未必不能，但是太虛沒有接受這份盛情。 同年，太虛與圓瑛等佛教界的名人道階、現明、覺光、佛源、持松、大春、竺庵、大勇、蔣維喬、施肇曾、梁啟超、馬冀平、康宗遙、湯薌銘等人，上書給湖北督軍蕭耀南，請準予成立世界佛教聯合會。十月，中華佛教聯合會組中華佛教代表團參加在日本召開的東亞佛教大會，太虛法師致函圓瑛邀請參加，圓瑛回函表示不能參加，言明：“邀赴東亞佛教會，本擬偕行，奈因敝院開辦伊始，更加重修東西兩塔及法堂，諸事如麻，實難抽身，此亦無如之何。”但圓瑛言辭懇切地提出建議，認為：“惟是此次聯會，應對東亞佛教謀一光明之目的，兩國僧界乃同種同教之人。當如何親善，如何創造一種特別之事業，不僅與佛教有光，而且與兩國社會國家均有莫大之利益，我意要與各宗管長商議，可否將日議院所議親善費提撥一部分在江浙閩省各處創辦佛教大學、佛教醫院、佛教日報。大學可以灌輸，醫院可以感化，日報可以發揭，此三事實東亞佛教所應辦之事業。望向會中提議，如表同情，再定辦法。”同時又從兄長的角度提醒太虛應注意：“其手續當慎重，不可惹起國際交涉。”最后給太虛鼓勵：“我觀世界科學之發達，得其者固多，而受其損者亦自不少，競爭愈烈，世界愈入漩渦，有識者早鑒及此。將來欲救世道人心，自必公認佛教，而我佛教徒固應抖擻精神，以為一番之預備，慧如仁者。” 兩人這時的親密關系，正如印順法師所說：“十四年夏，天童推圓瑛為住持（后來未就），武院學生致函稱賀（海六“通訊”）；是冬出席東亞佛教大會，大師函約圓瑛同行（海六、十二“通訊”）。大師與圓瑛，雖風格志業不盡同，然以昔年盟好，大師及其學人，未嘗不樂于引為同調。自后日趨疏隙，惜哉！” 太虛重視辦教育，于民國十六年（1927）在福建廈門南普陀成立“閩南佛學院”，圓瑛也應邀參加成立大會。民國十八年五月，太虛從歐洲回國，上海佛教界于報本堂舉辦盛大的歡迎會，圓瑛也蒞臨參加，并發表演講，云：“佛法有幸，杰出斯人！于末法世，乘大愿輪。童真入道，脫俗超塵。學通三藏，智冠同倫。具無礙辯，融舊合新。降魔制外，裁妄續真。道游歐美，廣度迷津。遄歸本國，唯愿揚我佛教之精神。”圓瑛對太虛稱贊有加，把他看作是“佛教有幸”之杰出人才，這是對太虛的最高獎賞，也是發自內心的表揚。太虛發起考證佛陀紀年的活動，以中國佛教會議決：“推定大德暨諦閑、印光、圓瑛等諸法師、許止凈居士，負責考定，以便通告全國一律遵用。”圓瑛表示全面支持。 見解不同情誼仍在 綜上所述，可以見到太虛與圓瑛二人在民國初期，他們的關系是非常親密的，確實體現了兩人之間的金蘭之盟的約定。兩人共同攜手，相互支持，表現出“手足情同交莫逆，安危誓共義周全！盟心志在真心印，助道功成覺道圓。并建法幢于處處，迷津廣作度人船”之真誠法誼。雖然后來兩人因道不謀而分道揚鑣，甚至有時還處在對立的地位，但是相互之間仍然還是掛念的。1936年，兩人在上海覺園會晤，記者高驥記錄了這件事情。他在《佛教會兩大和尚會談》里寫道： 最近，兩個著名的大和尚圓瑛和太虛，又于本月三日晤于覺園。……所以這次兩個大光明相碰，實為中國佛教會一件值得注意的事。當筆者到達目的地時，兩大和尚正在談話。最初，他們稍為談了一點關于國民大會的事情，但他們會晤的重心在商量中國佛教徒全國代表大會第八屆會議的各項問題，又曾談到僧尼受訓與僧眾勞作及興辦慈善教育事業等等。在三日上午商定大會日期及選舉法則等后，即于次日發出一個快郵帶電，略云：“各縣市分會鈞鑒，本會已定于二十五年十月十五日召開第八屆全國佛教徒會員大會，即希依照選舉代表規則，選定代表，聽候召集，并盼將選定代表速先填明履歷表，于九月二十五日前寄送到會，以便審查，事關重要，請勿延誤。中國佛教會（五日）。曰又附履歷表，規定須填明名字（佛教徒如僧尼均不用姓）、性別、年齡、籍貫、職業、經歷、會員登記號數、住址等等。據外傳，關于佛教會的章程草案，中央民訓會與多數佛教徒的意見頗有出入之點，故連日各報已見有中央民訓會指導處張延灝發表的告全國僧尼書，同時對中央不認居士為佛教徒與強迫僧尼入會兩點，全國佛教徒亦均不謂然，已呈請中央注意。又據傳中央對佛教會第八屆代表大會代表的產生，有一個建議，那就是由兩位大和尚（圓瑛與太虛）每一位大和尚推舉一百五十人，共推三百人為候選人。再由中央圈定其半數作為出席代表，但此議事極為佛教徒所反對。記者向兩位大和尚問有無此事，二人亦加以否認。……他們邊談邊念阿彌陀佛，后來又談到興辦慈善事業問題。據他們考察的結果，全國各叢林寺廟對于此項進行尚知努力，除僅能維持少數僧眾生計之小寺廟外，稍大之叢林或一所或數所均能出其余力襄助該地各縣分會辦理地方災荒賑濟及施醫施藥，佛教徒主辦之小學校，全國亦有多所，對僧眾之戒除嗜好、識字教育等亦竭力推行，最后他們談到全國僧眾之勞作問題。圓瑛大和尚說：凡是人，都應為社會服務，佛說救世，舍生取義亦為之，而況自謀衣食，故僧眾除募化外，近來各叢林設農場自行耕種者，以及設小工藝場自行作手工業者亦不少。太虛大和尚亦說：出家人不比在家人，洗衣、燒飯、灑掃、差不多都要自家動手，決不能使人作仆役，所以“勞作”兩字，隨便那個和尚都在實行著，這是不成問題的。此外，還有許多問題，但因為有我這個不相干的人在旁細聽，恐使兩位大和尚不能暢所欲言，所以不待他們談畢，記者便向他們告辭出來。 1935年7月18日，中國佛教會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這次會議由圓瑛等人操辦，太虛等人連主席團都沒有進去，因此稱這次是“少數人操縱的代表會”。中國佛教界內部以圓瑛為首的舊派與太虛為首的新派矛盾公開，同時也引起了當時國民黨中央黨部與內政部等部門的不滿，要求中國佛教會要做改變和整頓，與不同意見的新派聯合起來。文中“覺園”，應是上海中國佛教會會址。所說的“本月三日”，需要考證一下。查《太虛大師年譜》：“五月十六日，大師由雪山來滬。去京，還滬，赴杭州（海十七、六《現代佛教史料》；《佛教日報》五月），殆為中國佛教會之改組而有所商洽。時江蘇、湖南、安徽、云南、四川等七省，通電抨擊中佛會；省分會之恢復，已不可免。黃健六、屈文六等，不忍圓瑛退出總會，擬推印光為理事長，唱‘全體合作’之說（俾仍得由上海名流操縱），請王茂如、常惺為之斡旋（海十七、五《現代佛教史料》）。”查《重訂圓瑛大師年譜》：“五月某日，在大悲、屈文六的陪同下，訪太虛于上海雪竇分院，以期消除分歧，共舉中國佛教會事。”所以這個“本月三日”極有可能就是五月三日。但是按記者高驥所說，太虛與圓瑛兩人會面的地點是在覺園，而《重訂圓瑛大師年譜》是說在雪竇分院，因此時間上擬有可能，但是地點不對。 另有8月13日，國民黨中央派民訓部民眾組織指導處張廷灝處長前往上海，分別與圓瑛和太虛兩人交流了意見，籌商改革中國佛教會的事宜。張處長要求他們“以共努力，開誠合作，真改進會務相勸勉。”查《重訂圓瑛大師年譜》，圓瑛這時應在上海。太虛“八月五日，大師于大林寺，開講《往生凈土論》，九日圓滿；雨曇記，成《往生凈土論講要》（海十七、八《現代佛教史料》）。十七日，大師于九江能仁寺，再講《往生凈土論》，凡三日（海十七、九《現代佛教史料》；《正信》九、十）。”按當時的交通工具條件，從江西到上海最快也要走一天，所以太虛應該在上海見張廷灝處長之后，再到江西九江廬山大林寺講經。那么太虛與圓瑛兩人見面應在8月3日。 以上兩說，孰是孰錯，還需要進一步考證。筆者以為，還應以5月3日比較為準，因為一是《重訂圓瑛大師年譜》已經談到“五月某日”兩人見面之事，雖然地點不符合記者高驥的描述，但是至少在時間上是接近的。8月3日之猜想，也有可能，因為這段時間圓瑛一直在上海，而太虛也可能在上海，見到張廷灝處長以后就到江西去講經了。只是太虛的時間有些太緊張了，鞍馬勞頓也辛苦多了吧。 雖然太虛與圓瑛兩人見面的時間與地點尚待進一步考證，但是根據記者的描述，兩人確實是見面了，而且談得很投機，一起討論了中國佛教的發展與中國佛教會的工作，說明他們兩人之間還是可以溝通的，即使是有時在會上發生爭辯，如八月“二十三日，民訓部責成中佛會，在毗盧寺召開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約大師出席，期達到合作。會議時，大師與圓瑛頗有辯詰。議決：由大師與圓瑛各介紹一百名代表呈部，圈定半數，作為出席全國代表大會之代表。”但是應該看到，私下兩人之間的感情還是保留了相當部分，爭吵只是為了各自集團的利益，這些爭吵又被各自集團內部的人給擴大化了，加以媒體的妖魔化，以至于掩蓋了他們之間的真實感情。 太虛與圓瑛之間的私交友誼，在以后還得到了證明。1941年圓瑛被日本憲兵以反日罪逮捕，太虛“見報載圓瑛解往南京，殊以憂念！”1945年，抗戰勝利，太虛回到上海，“留滬期間，大師訪老友圓瑛于圓明講堂，探問其病。”說明，太虛與圓瑛兩人之間感情并不因見解不同而徹底決裂，兩人之間年輕時建立的情誼始終是存在的。 原標題：太虛與圓瑛的兄弟情誼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