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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蕭西之水 近日，日本九州熊本縣突發7.3級地震，不僅熊本城天守閣瓦片大面積脫落，大量歷史古跡更是轟然坍塌，這對重視文物保護的日本無疑是一大打擊，也對“觀光立縣”的熊本地區造成極大損害。
得益于“熊本熊”（庫瑪萌）營銷成功，一提熊本，自然就會想起那只可愛的熊型吉祥物與各種各樣的旅游景點。然而早在“熊本熊”火爆之前，熊本縣地標性古跡——熊本城就在整個日本名聲大噪，不僅因為它是日本三大名城（熊本、大坂、名古屋）之一，更因為這座城市本身映射了日本從中世邁向近世、進而向近代飛躍的歷史。 從隈本到熊本
熊本縣在古代稱為肥后國，是連接九州南北的重要樞紐，熊本城前身隈本城由肥后豪族鹿子木親員在1520年代修筑，歷經菊池義武、城親冬、城久基等城主，最終在1587年豐臣秀吉征服九州之時開城降服，豐臣家旗下將領佐佐成政成為肥后一國統治者。 但由于佐佐成政暴力推行勘察土地政策（檢地），導致尚不穩定的肥后豪族再度叛亂。1588年，豐臣秀吉勒令佐佐成政切腹自盡。之后，豐臣秀吉將肥后國一分為二，派遣加藤清正、小西行長兩位心腹分別駐守北（19.5萬石領地）、南（32.5萬石領地）兩部分。
1591年統一日本后，豐臣秀吉不甘于屈居日本，便發兵朝鮮，引發萬歷朝鮮戰爭（1592-1598）。加藤清正、小西行長正是先期入朝的第1軍、第2軍司令官，不僅這兩人為爭奪軍功接下仇怨，兩人所代表的武功派、文治派更是經這一戰爭而逐步升級。1598年豐臣秀吉去世，豐臣政權旋即陷入內亂，德川家康趁虛而入，聯合武功派成立東軍，文治派則聯合毛利輝元等大名成立西軍，雙方在1600年大戰于關原，西軍戰敗。 關原大戰同時，加藤清正在九州地區與黑田如水聯合一處，共同進攻其余西軍大名，最終小西行長的南部肥后國也沒能保住，被加藤清正盡數占領。戰爭結束之后，德川家康論功行賞，將肥后國（55萬石領地）全部交給加藤清正統治，是為江戶幕府熊本藩之始。 早在駐城之初，加藤清正便著手改造隈本城，朝鮮戰爭之后更是加快速度建設。1600年熊本城天守閣建成，1606年城池外部建設大體完成，1607年“隈本”改名“熊本”，到1610年本丸御殿修筑完成為止，三大名城之熊本城才算全面落成。全城擁有天守閣兩座（大天守、小天守），櫓49座，櫓門18座，城門29座，方圓5.3公里，在當時而言是難以想象的名城。
至于為什么要改名熊本，加藤清正本人并沒有給出解釋，但幕末熊本藩士八木田正明在《新撰事跡通考》里卻寫道：“俗諺之中，‘隈’的‘阝’表示‘阜’、即盛大之意，畏表示膽怯、即驚恐之意。清正公忌諱‘大怯’之意，便改為表示猛獸之‘熊’之字”。 加藤清正修筑熊本城 這一說法的確符合加藤清正“鬼將軍”的性格，但很讓人意外，如此硬漢卻在引水筑城方面頗有心得。早在萬歷朝鮮戰爭期間，加藤清正就在蔚山憑借山勢水流修筑城池（蔚山倭城），擋住明朝、朝鮮聯軍兩度進攻。若非國內下令撤軍，蔚山何時能被明軍攻克也未可知。
熊本城天守閣本來就在丘陵之上，兩旁還有井芹川、坪井川、白川三條河流交匯，本來就是易守難攻之所。但除去依山造城、憑水挖河、建筑甕城等基礎項目之外，憑借蔚山倭城的豐富經驗，加藤清正還大膽改良既有筑城方法，在石墻建設之中廣泛采用所謂“清正流石垣（石墻）”。這種石墻以普通的60度角石垣為基礎，將中心做成了內凹型，敵人就更不容易架梯爬墻；即便勉強爬上石墻，內凹型墻壁也使得潑灑熱油的覆蓋面更大；即便能躲過熱油，石墻最上方還有鐵串倒刺。正因易守難攻，熊本城石垣也被人稱為“武者返還”（武者返し）。
在本次熊本地震之中，熊本城內東十八間櫓、長塀等昭和時期重建建筑均倒塌損毀，然而加藤清正時期一直延續至今的宇土櫓卻是巋然不動。現代建筑抗震功能居然不如400年前的古建筑，這一現象也令人大為驚訝。根據熊本城官方網站介紹，造成這一現象是由于古代石墻不僅是單純的巨石堆積，更會事先將巨石削成方便堆砌的鋸齒形狀，還會在巨石之間放置大量碎石黏土，這才使得石墻整體形成抗震能力。很明顯，曾在1585年經歷天正大地震的加藤清正，很早就開始考慮應該如何建設抗震建筑，這種看似愚笨的方法也是古人智慧的結晶。 這座城池雖然易守難攻且抗震效應良好，但加藤家依然沒有守住。1611年加藤清正去世，德川家康很快在1615年消滅加藤清正舊主豐臣家，進而在1632年以謀反罪名廢除加藤家封地，改由豐前小倉城主細川忠利接過熊本藩。肥后細川家在熊本城歷經11代，一直延續到明治維新，而在1994年出任日本第79任首相的細川護熙，正是這一家如今的家督。 從寺社經濟到城下町經濟 從城市發展角度看，早期商業中心一般都是宗教場所。在商品經濟匱乏的年代，只有祭祀禮拜才能聚起更多民眾，乃至形成商業街，北京隆福寺、上海城隍廟都是比較典型的例子。 日本也不外乎如此。古代經濟中心均是神社與寺廟，各大寺社進而對來往商人收取租金，進而占山為王，在地方形成獨自勢力。如今著名的嚴島神社、伊勢神宮、比叡山在古代均是響當當的小型諸侯。進入戰國時代（1467-1573），佛教本愿寺甚至在近畿地區（以京都、奈良為中心的關西地區）建立起龐大的勢力，儼然為一方大名。 但在戰國風云兒織田信長（1534-1582）以后，“樂市樂座”（自由市場）政策得到廣泛推廣，商人在城池外做生意有著更多優惠，寺社經濟逐步沒落，以城下町為主的經濟得以興起。
在熊本城建設之中，加藤清正將原商人群體移到城下町居住，這就形成了古町，每一町都會有一座寺廟，一來可以繼續作為宗教場所吸引百姓，二來可以充當軍備與治安中心。隨著居民逐步涌入，古町逐漸擴展開來，乃至于下層武士宅院雜居在一起，形成新町。武士與百姓居然能生活在同一町內，這在身份制度極為嚴苛的江戶時代也是一大特例了。 除去雜居在新町的武士之外，上層武士基本上居住在東部山崎到高田原一帶，而由于加藤清正收留了在關原之戰中戰敗的小西行長家臣，還在北部丘陵興建了京町給他們居住。 與其他城市相比，熊本在江戶時代是一座一直擴張的城市。在細川忠利入主熊本之后，立刻開始增筑本丸，進而開辟二之丸、三之丸等外城，直到1830年代，熊本依然在段山一代修筑城墻與櫓。到幕末為止，不算中間曾經歷火災的森本櫓，櫓的數量增加到62座之多，這在日本城池歷史上也屬罕見。 從地方領地變為中央用地 隨著1868年戊辰戰爭爆發與明治維新開始，熊本藩作為倒幕藩獲利頗豐，不僅保住身家地位、成為華族，更保住原有領土，成為新設的熊本藩知事。這一時期，日本中央政府雖然消滅了幕府系統，卻暫時無力更改中央統治地方的模式，各藩藩知事只能由原藩主繼續擔任，直到1872年廢藩置縣徹底完成才算結束。 為了向新中央政府表忠心，日本各藩紛紛表示愿意拆毀城池，以示自己不會據城反叛。其中最著名的案例莫過于江戶幕府“御三藩”之尾張藩藩主德川慶勝，他作為德川家至親之人，不僅隨倒幕軍隊攻克江戶城，還在1870年主動拆毀城池防務，只留下天守閣等幾個零星建筑。 熊本城1874年 熊本藩也出現了拆城呼聲。藩知事細川護久認為，城池無非是“戰國舊物”、“無用贅物”，在封建制度瓦解之際，應該與尾張藩這種進步人士站在一起，主動將巨城予以拆除；然而前熊本藩知事細川韶邦卻不愿意拆毀，認為舊城對明治新政府也依然能起到作用。新舊兩位藩知事意見向左，一時難分高下，其中又夾雜藩內派系爭斗，局面進一步混亂起來。 正在兩種理念爭執不下，1871年明治政府決定在熊本城設立鎮西鎮臺，這就使得城池從地方政府的行政用地變成了中央政府的軍事用地，即便想拆毀也要通過中央政府同意，拆城一事便無從再提。經過商議，細川家兩派共同決定在將城池上交中央的基礎上，開放熊本城給一般市民游覽。
1873年1月，日本頒布太政官令《全國城郭存廢處分與營地燈撰定方式》，里面將舊城池分為“存城”、“廢城”兩類，而熊本城正處于“存城”之列，鎮西鎮臺也改組為熊本鎮臺（第六軍管區）。1875年熊本城二之丸建立步兵第13連隊部，1886年建立步兵第23連隊，1888年，該兩聯隊與小倉、福岡兩個聯隊合并，最終改組為日本陸軍第6師團。 進入熊本鎮臺之后，第一任司令桐野利秋中將對熊本城附近做了一些調整，拆除一些老舊箭樓，破壞西出丸外城墻以緩解交通壓力。但在西南戰爭之前，熊本城天守閣與本丸御殿等核心建筑群并未受損，這也體現了新政府對舊城池的一種尊重。 雖然當時針對熊本城存廢議論頗多，但明治政府最終意識到，在廢除封建時代地方勢力的同時，也要對原有財產加以靈活運用，以法令形式統一到中央政府旗下，這樣才能物盡其能，在短時間內凝聚起最大力量。對于蕞爾小國日本，這也是明治維新最重要的課題之一。 神風連之亂 早在幕府末期，熊本城就出現了較為進步的思想家橫井小楠，認為比起朱子學這類單純追求精神思想的學問，更應學習治國安民的實用之學，因而形成“實學黨”，這就與熊本藩校的“學校黨”產生巨大矛盾。但除去這兩撥人以外，還有“勤王黨”存在，他們干脆否定外來儒學的正統性，強調國學與神道在教育中的地位，其中最為激進者結成“敬神黨”，對明治新政府抱有很強敵意。 就在這時，新政府卻做了一件讓舊武士更加不滿的事情。 由于1873年圍繞征韓論出現紛爭，日本明治維新元老西鄉隆盛宣布下野，帶走了五名參議（包括他本人）與600多名各級軍官。西鄉隆盛離開象征著日本明治維新以來的參議內閣制度崩潰，不過政敵大久保利通卻借機組建內務省，等于在所有部門之上架設了一個“發改委”，主管全國各項改革工作，發布了學制改革、地租改正、征兵令等一系列維新政策。 1876年3月與8月，政府分別發布兩項法令：廢刀令與金祿公債。
廢刀令之中，規定除了警察與軍人之外，只有穿著儀式禮服之人可以帶刀；所謂金祿公債，就是將明治維新初期制定的武士工資以國債形式一筆買斷。前者等于廢除了日本武士引以為豪的佩刀特權，后者則巧妙地將武士俸祿轉化為債務、為嶄新的金融秩序打下了基礎。 然而對于底層武士而言，由于位階太低，只能拿到數百日元債券，而且至少還要等上30年之久才能兌現。在生計逼迫下，大量底層武士賤賣手中債權，這就使得資本家與高級武士有機會對他們進行二次剝削，而這些昔日自傲的武士，也逐漸失去特權，成為一介平民。 在大久保利通看來，這種改革自然合理。以1875年為例，當年日本財政收入約為5072萬日元，而武士俸祿支出卻高達1800萬日元，將近三分之一。中央政府不可能一直養著并無大用的武士階層，廢除身份制度在所難免，然而任何改革都要有其成本，有些成本可以用金錢彌補，但在明治初年財政捉襟見肘的困局下，成本就轉化為社會動亂。 這場動亂，首先爆發于熊本。 1876年10月24日深夜，熊本藩“敬神黨”成員170余人聚集起來，他們在頭部系上白布條，寫上“勝”字，在首領太田黑伴雄率領下舉刀進攻熊本縣廳、熊本城與各大高官宅邸。由于猝不及防，“敬神黨”成功刺殺熊本鎮臺司令長官種田政明少將、熊本縣令安岡良亮等高官，敢死隊進而突入炮兵第6大隊與步兵第13聯隊陣營。 但畢竟舊武士人數太少，到10月25日清晨，熊本鎮臺參謀兒玉源太郎下令打開軍火庫，為軍隊配發實彈，占據熊本城制高點狙擊“敬神黨”。首領太田黑伴雄受傷脫隊，最終在附近的民家自殺身亡。最終170余人中，死者124人，其余50人遭到逮捕，大部分遭斬首。 由于“敬神黨”篤信神道，認為可以喚起“神風”相助，因而外人稱之為“神風連”。“神風連之亂”并不是一個孤立事件，就在10月底，福岡縣秋月地區與山口縣荻城的舊武士為了響應武士動亂，也紛紛揭起反旗。1876年這三起小規模動亂雖然都遭平定，武士權利卻依舊無法得以保證，于是在1877年，日本迄今為止的最后一場內戰——西南戰爭爆發。
熊本城之戰 2003年美國電影《最后的武士》中，決戰場景是渡邊謙飾演的勝本騎上戰馬、揮動戰刀沖向新政府軍，以示舊軍隊雖然被新軍隊所淘汰，但其武士精神依舊存續下來。作為劇本，這種描寫方式自然很為成功，但作為歷史而言，這一描寫卻與勝本原型——西鄉隆盛差距甚遠。
1873年征韓論事件下野之后，西鄉隆盛回到老家鹿兒島過起了平淡的生活。但他并不甘心就此退出政界，便在鹿兒島縣令大山綱良支持下，開設幼年學校、槍隊學校、炮隊學校三家學校，其中槍隊與炮隊學校統稱為“私學校”。 西鄉隆盛開校本意是招募教育舊武士子弟，幫助他們考上陸軍士官學校，進而獲得軍職，以重振武士家風。然而就在1876年廢刀令與金祿公債政策實行之后，尤其是在“神風連之亂”爆發之后，私學校立刻聚集了大量激進武士子弟，自發謀劃起反叛事宜。
1877年1月29日，明治政府派遣軍艦“赤龍丸”從鹿兒島縣陸軍炮兵工廠轉移新式后裝槍生產設備去大阪兵工廠。由于后裝槍最早是由薩摩藩（鹿兒島縣）引入日本并加以國產化生產，鹿兒島舊武士便認為這座兵工廠與設備乃是私產，轉移行為也被看作是要剝奪鹿兒島縣軍力。憤怒之下，大批私學校學生沖入鹿兒島草牟田陸軍火藥庫搶劫武器，隨后引發鹿兒島市全城騷亂。 西鄉隆盛正在打獵，而聽到這個消息，馬上說“完了”。對于這句“完了”，史家有兩項解讀：一種是覺得私學校人馬行事草率，激化與中央關系，破壞了穩定局面；另一種是西鄉隆盛早就想反對中央政府，覺得居然沒能搶到更多軍備，對他的謀反大計有所影響。 關于西鄉隆盛是否蓄意謀反，這件事一直是個謎團。一方面他的確在給桂久武（荻之亂首領）的書信中寫道“我一旦起事必會震驚天下”，一方面卻又在親信勸反時分表示“你們不顧管教學生之職務，意欲何為？”而且從時局分析，西鄉隆盛不可能對大久保利通的政策全無不滿，卻也不可能處心積慮挑起事端。當時西鄉隆盛究竟是何心態，恐怕也只能留給史家揣測了。
不管西鄉隆盛是主動出戰，還是被綁上戰車，抑或是兩者都有，2月4日，西鄉隆盛與私學校主要成員聚集一處商討對策；8日，以私學校人馬為中心，西鄉軍編成7個大隊1.4萬人；14日西鄉隆盛組織一場閱兵式，并在15日旋即北上行軍。 由于明治維新的中央集權政策推行很為成功，九州物資中心已從長崎、博多、福岡、鹿兒島等多地轉而集中于熊本、小倉兩大都市，西鄉隆盛便把第一目標定在熊本城。而且從地理來看，只要奪取熊本，不僅能夠奪取鎮西鎮臺的全部給養，更是掐住了九州島的脖子，進可以進取福岡、小倉，退可以把握九州腹地。 就在西鄉軍總攻擊3天前，2月19日晚11點，熊本城內突然燃起大火，伴隨強勁風勢，熊本城兩座天守閣旋即燒毀，城池大部倒塌，只是零星剩下幾座櫓（箭樓）、城門、塀等13處遺跡。 關于火災原因，熊本城官方網站的說法是“最為有說服力的說法是（步兵第13連隊）司令長官谷干城為了激勵讓士兵有守城覺悟而將落后于時代的天守閣燒毀，參謀兒玉源太郎繼而執行放火命令。”的確，天守閣這種建筑古代有著瞭望樓性質，但在近代望遠鏡大加發展的情況下，實際作用已然寥寥無幾；與此同時，其龐大體型卻又容易成為火炮靶子，進而容易引發坍塌，在戰時動搖軍心。對比西鄉軍1.4萬人，當時的熊本鎮臺只有區區4000人之眾，采取一些非常措施也并非不可能。不過除去上述“自燒說”之外，也有人認為可能是廚房失火所致，還有人認為是西鄉軍所為。
其實無論“自燒說”是否成立，這一堅壁清野之舉也并未真正派上用場，因為西鄉軍一共只有不到60門小型炮，炮兵也不過區區200人，對于攻城而言并不算強大火力。1877年2月22日凌晨，西鄉軍7個大隊1.4萬人強攻熊本，雖然外圍部隊擊退了官軍第14聯隊（聯隊長乃木希典），還奪取了聯隊旗，但熊本堅城卻始終無法拿下。 雖然熊本城是舊時代城池，但由于布防合理，西鄉軍火炮又不足，戰役等于是回到了半冷兵器時代，這對于守城一方來說自然占據優勢。眼見強襲不成，西鄉軍派遣別動隊準備奇襲九州北部小倉，但小倉別動隊剛剛出發不久就遇到政府軍，只得退回。 由于明治政府將新式后裝槍的制作機器與工藝全部帶到了大阪，西鄉軍主要步槍只有舊式前裝槍，使得西鄉軍戰斗力大幅下降。熊本城內官軍雖然只有4000人，卻憑借優勢武器與堅固城池與西鄉隆盛繼續鏖戰。在這場戰役之中，江戶時代熊本城下町遭到毀滅打擊，目前除去熊本城西部的古町、新町一帶之外，江戶遺風已經不復存在。 2月25日開始，西鄉隆盛留下3000人繼續圍攻熊本城，主力部隊轉而與官軍援軍作戰，但一來在田原坂、吉次嶺鏖戰（3月1日-20日）中失利，緊接著3月25日，官軍黑田清隆中將派遣4個別動旅團渡海從熊本南部、水俁北部的八代地區登陸，形成所謂“沖背軍”，切斷西鄉軍補給線。戰況隨之一變，西鄉隆盛只好解除熊本城之圍，4月13日，“沖背軍”進入熊本城。
經歷熊本城敗績，西鄉軍再未重振旗鼓：6月24日，政府軍攻入宮崎縣都城；8月15日又在宮崎腹地消滅西鄉軍主力，西鄉軍被迫越過山地回到鹿兒島，堅守不戰；9月24日政府軍總攻西鄉軍最后據點——城山，西鄉隆盛親自率軍反攻，力戰不敵，便要求屬下為自己介錯，走完了悲壯的一生。 應該說，西南戰爭帶走了士族最后一絲希望，也將幕府時代舊意識掃除干凈。戰爭雖然遺恨數年，卻為日本新秩序打下了堅實基礎。從西南戰爭至今，日本再未有過內戰，舊士族也從追求恢復武士榮耀，轉而爭取民眾權利，形成“自由民權運動”先聲。而九州、四國一帶民間政治家也最終在1890年開設議會以后登堂入室，成為議員。 至于西鄉隆盛本人，雖然因反叛而被褫奪爵位封號，但為了讓國內不再起動亂，1888年2月11日，明治天皇特地開恩將其赦免，這使得西南戰爭如同美國南北戰爭一樣，成為沒有敗者的戰爭。不僅如此，政府還為他在上野公園興建了一座巨型銅像。
尾聲：熊本再興 熊本城的前世今生不僅展現了一個城市在不同時代的生存模式，也折射出日本近世與近代的發展軌跡。誰也不會想到，以勇猛之熊而興起的熊本，卻也是南京大屠殺主犯——第6師團的兵源地。戰敗之后，當時的第6師團長谷壽夫也在南京被判處死刑，這一段歷史恐怕也是與熊本有關的最為黑暗的一段時光。 1960年，即熊本筑城350周年之際，熊本市政府宣布對熊本城進行外觀復原，集資1.8億日元重建兩座天守閣與平櫓、塀等建筑；2007年熊本市再度出資復原西出丸塀、南大手門等建筑。這便形成了如今的旅游勝地熊本城。 1889年7月28日，熊本縣西部也遇到過一次里氏6.3級地震，全縣有20人罹難，239棟建筑倒塌。當時的第6師團本部熊本城也受到損害，本部石墻、火藥庫、炮臺都不同程度受到損害，熊本市內也引發了一陣巨大恐慌。但除去第6師團出面救災以外，當時救災防災意識較差的日本并未組織起有效的防災措施。時間過了127年，熊本又一次遭遇同樣地震，衷心希望這一次熊本能夠盡快走出地震陰霾，重新以“熊本熊”的笑容迎接各地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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