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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7年9月24日清晨，政府軍對叛亂者殘部發動了最后的進攻。數小時后，對方被徹底擊潰。然而，在打掃戰場時，人們只找到了叛軍首領的身體，卻不知其頭顱的去向。沒有他的首級，政府軍的勝利事實上成了一場空談。這個人是誰？他為什么叛亂？為何政府軍會對他的死亡如此執著？甚至100多年后，好萊塢電影《最后的武士》仍然以這個人的事跡取材。 這個人就是西鄉隆盛，和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并稱“維新三杰”，在近代日本的締造者中，他無疑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和明治維新期間的許多人物一樣，西鄉隆盛也出生在日本九州的西南部地區，作為家中的長子，他在那里度過了自己的童年。在日本，人的名字并不從一而終，譬如孩提時期的西鄉隆盛名叫西鄉十六，但是到了七歲后便改名為吉之介，成年時又改名為“隆盛”，這些不同的名字又分別對應著不同的身份，它象征著一個人從兒童逐漸成長為青年。 在此期間，日本正發生著影響深遠的變革，而變革的中心不是繁華的京都或江戶，而是西南部的九州地區，1633年，幕府下達鎖國令，這個國家便切斷了與海外的關系，只允許長崎與外界保持必要的貿易。盡管如此，西方的技術還是不斷從長崎滲入這個社會，而九州也因此成了社會潮流的前哨站。 西鄉隆盛像 從長崎策馬出發，需要一天多時間才能到達鹿兒島，鹿兒島三面被海洋包圍，處在一個口袋型的海灣中央。和長崎不同，這里的位置相對偏僻。在鹿兒島城下，一條泥濘的大道直通主城，而在大道兩側，星羅棋布地分布著茅屋和院落，這里是下級武士的家。但在這片破敗的住宅區中，卻誕生了許多明治維新的重要人物：未來的大藏卿大久保利通是西鄉隆盛的鄰居；他的表弟大山巖則在1890年代成為陸軍大將；晚輩東鄉平八郎后來成為海軍元帥——他們不僅是同僚和戰友，更是彼此學習的對象和親密的伙伴。 年幼時的西鄉隆盛體格碩大，思路敏捷。作為武士的后代，他本應成為社會的精英，但為彌補父親欠下的高利貸，他從12歲便開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這種生活雖然是諷刺的，但無疑為西鄉隆盛帶來了一個艱難但健康的童年。 西鄉自幼受到嚴格的訓練，養成了尚武的習性，他后來與大久保利通一起學習了中國的陽明學和朱子學，同時又向當地高僧學習佛學。而在當時，日本的政治體制也是多種元素交錯混雜：名義上處于最高層的是天皇；掌握實權的幕府將軍則位于江戶；統治地方的是200多個半獨立的大名，他們擁有自治地位，但又臣屬于將軍。按照與將軍的親疏，這些藩國有“親藩”和“外藩”之分，西鄉隆盛所在的薩摩藩就在這些“外藩”之中，與長州、土佐、肥前號稱“西南四藩”。封閉、偏遠和孤立——這些構成了割據的必要條件，在19世紀60年代，這片土地自然成了倒幕運動的主要據點。 末代幕府將軍德川慶喜。 西鄉28歲時成為薩摩藩主島津齊彬的親信。盡管略微駝背，但他的身高仍然達到了1米76，在19世紀的日本人中宛如鶴立雞群。當時，在島津齊彬的統治下，薩摩展現出欣欣向榮的景象，在各藩之中，薩摩率先引入了西方的技術和工業設備，這些帶動了商業和教育的繁榮，得益于此，出身下級武士的西鄉隆盛也獲得了展示才華的機會。
流放·死亡·復出 受到齊彬改革藩政以求富強的思想影響，西鄉隆盛為齊彬倡導的“公武合體”運動四處奔走，這項運動要求在維護幕府統治的前提下，將權力交還給天皇和公卿。 1858年，島津齊彬暴病而亡，由齊彬的侄子島津忠義任藩主，實權則掌握在忠義的父親島津久光手中。西鄉聞訊，曾打算在齊彬的墓前為主人殉死。月照和尚勸阻他，告誡他只有實現齊彬未盡的理想才是表示自己對主人忠誠的辦法。此后，他來往于京都與江戶之間，進行勤王活動，策劃除掉保守的幕府最高行政官井伊直弼。9月，井伊殘酷鎮壓勤王志士，西鄉和月照逃出京城。他們感到勤王大勢已去，坐小船在鹿兒島灣投海自盡。被船民救起時，月照已溘然長逝，西鄉亦奄奄一息。島津久光把他流放到奄美大島，這是日本最南面的島嶼。
維新名臣 回到鹿兒島，西鄉立刻被委以統率薩摩陸海軍的大權，并與大久保利通合作著手進行藩政改革。這是日本國內政局混亂的一個時期，先是在7月發生了長州藩攻擊皇宮的嚴重事件，起因是幕府排斥長州藩對皇室的控制——這就是日本歷史上有名的“禁門之變”。長州軍隊向皇宮開炮，遭到各藩禁衛軍的反擊。事后幕府下令各藩聯合討伐長州，由西鄉擔任征長聯軍的實際指揮官。 就在這時，一次會面改變了西鄉隆盛對日本前途的看法。9月，西鄉在大阪見到了勝海舟。勝海舟出身貧寒，但很有才華，當時是幕府的海軍司令——“軍艦奉行”。他對西方情況十分了解，對幕府的內情也有很深的認識。西鄉本認為幕府盡管有問題，但還應該存在。勝海舟則認為幕府政治已無可救藥，應該實行強藩的聯合，倒幕維新。這次會面讓西鄉大開眼界，逐漸產生了堅決倒幕的思想。第一次征長戰爭中，西鄉力主和平解決。他率領15萬大軍到達長州邊界就止步不前，逼迫長州藩主交出3個支持襲擊皇宮的家老的首級，又處死了4個參與襲擊的官員，然后解散征長軍。而在幕府組織第二次征長戰爭時，薩摩藩拒絕出兵，并果斷站在了幕府的對立面。 1866年7月，幕府將軍德川家茂病死，由德川慶喜繼任。12月，一貫壓制倒幕派的孝明天皇神秘死亡，年僅14歲的明治天皇繼位。倒幕派利用宮廷形勢的變化，開始準備武裝倒幕。在土佐藩傳奇人物坂本龍馬等人的斡旋下，幾個西南強藩決心聯手討伐幕府。 勝海舟-日本幕末的開明政治家,日本近代海軍海軍開創者 1867年12月9月，西鄉、大久保與支持他們的公卿聯合，發布“王政復古”號令，宣布廢除將軍制度，要求德川慶喜立即“辭官納地”。以德川慶喜為首的舊幕府勢力不愿交出權力，一場惡戰不可避免。1868年1月，在京都南面的鳥羽、伏見，雙方發生軍事沖突，幕府軍隊的人數是倒幕軍的三倍，并且包括了最精銳的、由法國顧問訓練的西式步兵團。 但事實證明，僅有數量、裝備和匹夫之勇是不夠的，決定近代戰爭勝敗的是士氣和合理的組織，當這支大軍陷入內外夾擊時，許多士兵開始在戰場上逃跑。美國作家馬克·萊維納（Mark Ravina）評論道：“伏見鳥羽之戰的結果是顯而易見的，幕府將整個國家的西半部分輸給了由西南大名組成的聯盟，戰爭雖然剛剛開始，但氣勢已經完全倒向了新政府軍?！敝链?，日本向近代化之路邁出了重要一步，也正是這一切，使這場戰斗有理由躋身對19世紀影響最大的戰役之列。 2月，討幕軍從京都出發東征，包圍了江戶。面對國內外局勢，江戶守衛司令勝海舟決定說服末代將軍慶喜辭職。西鄉在江戶見到勝海舟，同意簽訂一個寬大的投降協定，西鄉后來因此被授予正三位官職，成為諸藩家臣中地位最顯赫的官員。 擊敗幕府軍隊固然是西鄉個人的勝利，也是近代化的勝利。然而，作為一名武士，這種勝利卻令他難以安眠。一方面，他沉浸在強烈的成就感之中，但另一方面，他也被戰爭的破壞震驚；面對戰后的新日本，他感到的更多是恐懼，因為他希望出身貧寒的下級武士能在未來發揮更重要的作用，但新國家強調政府和公民的地位，拒絕維護武士的特權。這些都背離了他的信條——更諷刺的是，這種變化的恰恰是他本人引發的。他在給一位好友的信中說：“繼續履行我的職責只讓我變得羞愧和膽怯。” 政府危機 功成名就的西鄉，認為自己的地位高于藩主，有損“忠臣”的聲譽，便于1870年1月回鹿兒島當藩政顧問。1870年12月，在好友大久保利通勸說下，他又回到東京（由江戶改名），致力于組建一支近代化軍隊，接著又主導了廢藩置縣的改革，原有的藩主交出權力，保留他們藩稅收入的十分之一作為終生薪金。但同時，繁重的公務令他日益煩躁，他與許多同僚爆發了嚴重的矛盾。
事實上，西鄉隆盛不是一位真正意義上的政治家，與建設一個近代化的日本相比，他更關心下級武士的想法，并盡可能地試圖代表這個沒落階層的利益。他迫使藩主交出了地方政權，并通過土地、教育和地租改革強化中央政府的地位，也正是為了鏟平舊的上層建筑，給下級武士更多發揮作用的舞臺。然而社會的劇變注定是痛苦的，明治初年的新政，并沒有緩解武士的危機，而西鄉自己很快陷入了進退維谷的局面。 1872年之后，人們看到西鄉的態度發生了巨大變化，他一面支持改革，一面阻撓改革。在他看來，大久保利通的“殖產興業”政策簡直是在浪費。對棘手的稅收問題，他束手無策，認為必須通過對鄰國朝鮮發動戰爭才能解決。由此誕生了“征韓論”，此提案一出，內閣嘩然，大臣間爆發了激烈的爭吵。作為主要反對者，大久保利通認為，政府首先要解決的應該是財政緊張，在根基未穩的情況下發動對外戰爭，這無異于以卵擊石的冒險。 倒幕戰爭期間的西南武士，注意其日式和西式混雜的穿著。 明治政府迅速走向分裂。西鄉隆盛咒罵大久保是“薩摩最大的懦夫”，認為他自從回國之后便辱沒了武士的身份。而西鄉之所以鼓吹戰爭，原因又不在于天生好戰，而是如果不能通過對外戰爭緩解社會矛盾，那么武士的地位將十分危險。在明治時期的財政支出中，約三分之一被用于支付武士的薪俸，由此出現了巨額的財政赤字。為平衡收支，這種特權就必須廢除，對西鄉隆盛而言，這令他完全無法接受。他參加明治維新并非出于對現代化的向往，而是為了幫助和他一樣一貧如洗的下級武士改變身份。但在改革之后，這個群體的境遇卻更為潦倒，尤其是1876年之后，政府強制推行了“秩祿處分”，武士的年金被廢除，同時被剝奪的還有佩刀等特權。1874年6月，在因政治沖突離開東京之后，西鄉隆盛開始在鹿兒島（原薩摩藩）經營“私學?！?。這些學校實際是割據一方的武裝結社。由于西鄉隆盛的地位和聲望，私學校的規模不斷擴大，他們既不向東京上繳稅金，也抵制政府的各項社會改革。面對這種情況，1877年1月，大久保利通政府派人潛入鹿兒島進行調查，這次行動宣告失敗，并很快成了西南戰爭的導火線。
西南戰爭 1877年2月5日，鹿兒島私學校開始招兵，由此組成的叛軍也被稱為“薩（摩）軍”。按照戰前制定的進攻策略：他們將首先攻擊并占領九州的核心——熊本，然后以此為基礎在日本西南部形成割據，等待各地的武士群起響應。但他們完全低估了政府軍的實力，蜂擁出動的薩軍雖然聲勢浩大，但由于缺乏攻城武器，在熊本城下屢戰屢敗。到24日晚，進攻的勢頭減弱，變為一場持久的圍困戰。對于薩摩軍來說，勝利的機會就這樣與其失之交臂。 當獲悉西鄉隆盛叛亂的消息后，政府軍迅速完成了增員：參戰政府軍的人數超過了6萬人，還包括海軍的一整支艦隊。
大久保利通像，在明治維新之后，他成了西鄉隆盛在政壇上最激烈的反對者。
薩軍停止強攻熊本城之后轉而揮兵北進，而政府軍則從九州北部的福岡南下，雙方在高瀨展開激戰，吶喊之聲與炮聲混雜，震天動地。和《最后的武士》描寫的不同，薩軍也裝備了大量的步槍，只不過重炮數量比政府軍少，而且后勤補給情況更差。激戰當中，薩軍得力戰將、西鄉隆盛的弟弟西鄉小兵衛戰死。薩軍不得不向南敗退。 接下來的吉次之戰中，交鋒激烈殘酷。史書記載，兩軍所費彈丸數十萬發，堡壘壕溝，延及數百里之間，為彈夾所蓋，死尸縱橫。在后來被稱為“地獄脊”的戰場上，薩軍主將筱原國干中彈身亡，政府軍指揮官野津道貫也險些喪生。
獲悉西鄉隆盛叛亂之后，在港口集結的、全副西式裝備的日本政府軍。 吉次之戰之后，雙方又在田原坂展開激戰。田原坂是丘陵地帶，頂部凹進，恰似胸墻壁壘，斷崖絕壁，易守難攻。開戰之后，政府軍突入薩軍前沿，登上坡道，受到了薩軍居高臨下的猛烈射擊，陷入了進必傷、退必死的境地。殊死的戰斗歷時十七天，直到當地因薩軍彈藥缺乏、戰術拙劣而宣告失守。 至此，薩軍不得不面對毫無希望的局勢。當前線激正酣之時，另一支政府軍其背后登陸，使其陷入了腹背受敵的境地。大勢已去，西鄉隆盛只好向鹿兒島境內撤退，政府軍一路尾隨，在四面楚歌聲中，最后的武士末日將至。
最后的武士 8月14日，西鄉指揮全軍在可愛岳同政府軍展開決戰。此時的薩軍已經被圍困在方圓一里的峽谷中，走投無路的西鄉銷毀了起兵以來的各種文件。有人不解，問他為什么這么做？西鄉笑著回答：“今百事瓦解，皆已無用，付之灰燼，掃我塵垢耳?！?/p> 走投無路之下，西鄉率隊登上可愛岳，開始突圍，半月時間，他行程百里，無奈政府軍部署嚴密，整個地區堡壘、柵欄和壕溝密如蛛網，并有哨兵日夜把守。1877年9月23日，秋風驟起，月光下的海面凄凄冷冷，武士們最后一次把酒當歌：“露水尚有草葉可以棲身，而世間卻無我等容身之所。” 當旭日初升之時，政府軍被眼前的景象震驚。西鄉隆盛和將領們從藏身的洞窟中走出，身著便裝，揮武士刀，前方是一片山坡，坡路盡頭是由政府軍建造的堡壘工事。從一開始，他們的進攻就毫無希望可言，即便沖到堡壘附近，也很難越過堅固的工事。一時間彈如雨下，許多武士中彈身亡，另一些則在路邊剖腹自盡。西鄉被人簇擁著繼續前進，身中兩彈。他用手撐起身軀，對身邊的別府晉介大聲喊：“晉介，就在此處動手吧！” 前天夜里，西鄉自知必死，要求旁人在關鍵時刻砍下自己的頭顱，現在他認為時機已到。別府含淚，待西鄉切腹后，仰天大呼斬下了西鄉的首級。追隨的武士們眼見西鄉死去，淚流滿面，紛紛在道邊拔刀自戕。 西南戰爭結束后，長崎一位僧人作詩說：“孤軍奮斗破圍還，一百里程壘壁間。我劍已折我馬斃，秋風埋骨故鄉山。”這首詩，正切中了西鄉及其追隨者的心境。最后一戰，薩軍殘部全軍覆滅，戰死者多達一百六十余人。 法國《Le Monde illustre》畫報描繪的薩軍指揮部，可見其中仍有大量成員身著武士鎧甲。 由鹿兒島士族發動的“西南戰爭”至此劃上句號，其歷時兩百天，影響達于整個九州，導致政府軍6800人陣亡，9000余人負傷；薩軍也有多達6500余人戰死。作為近代日本史上規模最大、也是最后的一場內戰，這場戰爭的實質是兩種不同政治觀點——即建立以武士為核心的天皇制國家還是以近代政府為核心的君主立憲制國家——的沖突。而西鄉隆盛自盡之時，也被視為武士時代的終結。 西鄉隆盛在當時被定為“叛逆”，但依舊被人們視為武士道精神的典型，后來明治政府在1893年為他恢復名譽。而他的政敵大久保利通則被認為是老奸巨猾之徒——1878年5月14日，大久保利通在東京被崇拜西鄉的武士刺死。 當然，人們對西鄉隆盛在“西南戰爭”中的表現也充滿了疑惑，這樣一個以“忠君”自況的人，為何會公然舉 兵對抗中央？他在“西南戰爭”中的表現也令人詫異。據西鄉隆盛的親兵回憶，除了戰死時，他極少親臨沙場。即使兩軍交鋒正酣，他對打獵的興趣也遠勝于戰斗本身。對勝利或失敗，他不置可否；舉兵后，他輾轉不定、行蹤飄忽。 如果以上屬實，那么至少可以這樣說，西鄉隆盛并非叛亂的實際指揮者，他只是在刻意尋求死亡，并且在萬念俱灰之后，在一場毫無希望的掙扎中領導了一支孤注一擲的軍隊。他在鹿兒島太有人氣，太有威信，太有魅力——作為偶像，西鄉是叛軍需要的，而且他也樂意這樣做。無論今天怎樣評說，至少對戰死沙場一事，西鄉本人稱得上無怨無悔。 東京上野公園西鄉隆盛像 至今，他的銅像仍樹立在東京上野公園，受到公眾的緬懷與敬仰，碑文評價他為“代表日本的偉人”，而發動叛亂的事實則被一筆帶過；但同時，日本人的感情又是復雜的，民間始終存在這樣一種說法，之所以供奉西鄉隆盛的銅像，是為了防止他的怨靈返回人間作祟。而對西鄉的態度也充當了日本民族精神的寫照，人們懷緬他，是因為他始終恪守武士的信條，忠誠、單純、粗獷且堅定——這種精神象征著近代日本；人們又之所以保持距離，也源于他的武士身份，他好斗、頑固且抵制現代文明，這些帶來了他的死亡，也在1945年給舊日本帝國帶來了毀滅。或許可以套用本尼迪克特在《菊與刀》一書中的看法，這種矛盾心態實際是保守與現代、民族與世界之間的進退兩難，沒有它們，就不會有今天的日本和今天的日本人。 參考文獻《日本近代通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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