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長聲： 茶道之美的來路

日本有許多“道”，如花道、劍道、武士道，最大的道似乎非茶道莫屬。古時候拿來茶，又不斷把其他從大陸拿來的東西往飲茶這件事上添加，茶室建筑、庭院設計，鐵器、陶器、漆器、竹器的工藝，書畫的懸掛、花草的擺設以及佳果點心、菜肴的料理等，都為打造其道而日益精致。日本文化幾乎就是藉茶道發展起來的。日本的生活從藝術來說茶道是基礎。陶藝家、美食家北大路魯山人說:茶道是“審美的綜合大學”。看茶道表演，覺得本該唱主角的茶，那種綠綠的粉末狀“抹茶”，反而不大被重視。

茶道，原先叫“茶湯”，自江戶時代初期叫開了“茶道”。《廣辭苑》解釋：茶道是以茶湯修養精神、探究交際禮法之道。把生理上的渴飲搞成一種形式，去掉其游藝成分（如今中國賣茶葉的店鋪搞一兩個美女表演，稱之為茶藝，確然只是藝），附加精神性，變革為修行，可謂飲茶三層次，即“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遠看像表演，近看是修行。茶會，也就是招人喝茶的活動，主人是演員，客人也參與演出，好像能樂舞臺上伴奏伴唱之眾。大概茶道這個詞過于形而上，現今茶人也多是用茶湯的說法，倒是我們中國人憑自己對漢字的想象遠遠比日本人更中意這道字，玄之，又玄。明治時代美術界領袖人物岡倉天心說，茶道是“喬裝打扮的道教”。當初立茶道，日本人用老莊做注腳，如今中國人說茶道只認它是日本的。日本人說過去的事情常用些近世以及近代的用語，而我們照搬過來，往往用中國現代乃至當代的意思來理解，自不免有誤。

茶者，南方之嘉木也。老早就有人從大陸之南渡海而來，喝茶這件事也隨之帶入日本是再自然不過的了。若以史料為證，那么，和尚永忠留學我大唐三十余年，時當撰寫《茶經》的陸羽去世第二年（805年）歸國，越明年，向嵯峨天皇獻茶。不過，從別處拿了來未必就落地生根，朝廷、寺院的飲茶之風沒大刮起來。大陸折騰到宋朝，榮西時隔二十年再度去取經，1191年歸國。翌年源瀨朝受封征夷大將軍執掌天下，史稱鐮倉時代，從此天皇靠邊站，直至1945年戰敗，日本基本是武士即軍人掌權。榮西不單取回了真經，開創日本臨濟宗，還帶回來茶種，送給栂尾的高山寺栽種，又著有《吃茶養生記》。這回是武士全盤接過來禪與茶。他們殺出了激情歲月，正需要用一種文化洗掉戰袍的血腥，并借以抗衡京都貴族所延續的王朝文化，將自身貴族化。

種茶由栂尾擴大到宇治，其他地方也跟著栽培，品種多起來。室町時代——自1338年足利尊氏被封為征夷大將軍，至1573年織田信長把十五代將軍足利義昭趕出京都，也學宋人玩起了辨別游戲，再變為賭博的斗茶。栂尾以及宇治所產為“本茶”，其他則屬于“非茶”。請人品茶，聚眾斗茶，要布置一下環境，掛上畫，擺上花，拾掇庭園，灑掃路徑，乃至炫富爭豪。畢竟茶的產量、品種都有限，不能像中國那樣下功夫品，以助談興，便掉轉眼光看器物。當時的名貴是來自中國的舶來品，叫“唐物”。對中國文化的敬畏之心古已有之，擁有了唐物似乎就擁有中國文化所具有的優越感。最被珍重的天目茶碗是福建建窯燒制的，留學的僧人從浙江天目山的佛寺里拿回來，故名天目。

織田信長好茶，強取豪奪地收集唐物，并用來賞賜。師事過武野紹鷗的武將松永久秀謀反，織田讓交出“平蜘蛛”茶釜免罪，松永不獻，砸碎了茶釜同歸于盡。瀧川一益是織田信長麾下的四大天王之一，論功行賞，比起大片的封地，他更為沒得到織田的“小茄子”茶罐而喪氣。

飲茶漸成風，茶碗卻不夠用，于是把大陸日常吃飯的碗、喝水的碗乃至筆洗，雜七雜八都派上用場。據說千利休喜愛的云鶴茶碗本來是朝鮮半島上用來喝湯藥的，德川將軍本家傳承的天下三茶罐之一“初花肩沖”居然是楊貴妃用來抹頭發的香油壺。禪寺行“茶禮”，如法炮制中國寺廟儀式化的飲茶方式，再傳入民間，甚至先于滋味，講究的是形式。這也是因為形式更具有文化性，能顯出對文化的崇仰，借以自尊。民間學權貴也湊到一塊兒喝茶，用不起唐物就順手拿日常器物代替。起初看似矯情，甚至有點變態，漸漸地見怪不怪，喝得美滋滋。扯上二尺紅頭繩，窮人自有窮人的做法和美法，說不定街上流行破牛仔褲就是從破衣爛衫中發現的襤褸美。

有個叫村田珠光的和尚，1474年前后在大德寺跟一休參禪，悟得佛法在茶湯中。“茶意即禪意，不知禪味則不知茶味”，“茶事，以禪道為宗之事也”，這茶喝起來就有了禪味，茶禪一味。珠光說：“茶湯出于禪宗，專事僧之行”，此道第一不好的是心的我慢、我執。村田珠光以及武野紹鷗、千利休一脈三人都曾在大德寺參禪，把禪的思想附會到茶湯里自是順理成章。大德寺的鼻祖是跟南浦紹明參禪修行的宗峰妙超。南浦到宋朝留學，地在產茶的杭州，歸國帶回來茶臺子、釜、風爐等一套茶具，還有七部關于茶的書，就藏在大德寺，自然也傳承中國茶禮。最表現禪意的是茶室里懸掛的墨跡，禪者所書，據說始于珠光把一休當畢業證書贈與的宋禪僧圜悟克勤墨跡（國寶，藏東京國立博物館）裱褙掛上墻。與圖畫相比，從墨跡讀懂禪意也需要一點文學修養。到了千利休，甚至把掛軸舉為茶道的第一道具，而墨跡在掛軸中第一。“用禪者的墨跡，心底感受放下萬事不執著的言辭，使自己的心大為安閑。”

村田珠光從俗從眾，不再專注于唐物，偏向接待客人的精神，此即茶之道。開始用日本人制作的“和物”，唐物也選用粗糙簡陋的東西，從而混同了和漢之界。能夠從中國文化的殘次品里發現日本美，也是因尊重唐物，靠唐物的古典美練就美的觀照力，得以在看似粗陋的日常器物中選出富有生命力的造型，形成一種新的審美。茶杓也不用銀的、象牙或水牛角的，用竹子做。搭個草庵請喝茶，稱作草庵茶，這就是“侘茶”。不過，“侘茶”這個詞是江戶時代才有的。千利休的高徒宗啟著《南方錄》強調精神論，所述千利休的觀點和喜好是后世茶道的基本，對“侘茶”觀念的形成有巨大的影響，被視為茶道的圣書，其實此書是江戶時代的偽作。珠光主張不完整美，云間月勝過當空一輪月。蘇軾吟道，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說不上誰勝過誰，淡妝濃抹總相宜，自有一種豁達，我們覺得有禪意。把圓視為正常，缺則不正常，賞缺似乎是另一種禪意。

“侘茶”最后由千利休完成，并傳承后世。利休先后侍奉織田信長和豐臣秀吉兩大霸主，某日，朝顏（牽牛花）盛開，邀秀吉來家開茶會。一統天下的秀吉好大喜功，好茶也勝過戎馬倥傯的信長。興沖沖前來，孰料利休把庭院里的朝顏統統拔掉了，只在茶室里插了一朵。這就是“侘”之心造成的“侘”之美，或許也含有對擁有天下的嘲諷。秀吉驚嘆之余，恐怕也怒不可遏，因為他的審美標準是傳統的，讓利休給他打造黃金茶室，舉辦茶會盛大而輝煌，借機炫耀權勢與富貴，與“侘茶”是鮮明的對立。樂茶碗有黑赤兩種，利休喜好黑，而豐臣喜好赤，討厭黑黑的。茶室與世隔絕，但利休其人不甘閑寂，熱衷于政治，卻又不失獨立而頑固的匠人之心，作為秀吉豢養的茶頭，敢于在審美上與主子對立，終于惹來殺身之禍。說來日本人賞櫻花的云蒸霞蔚，卻是與“侘”正相反，所以也不要用一種審美把日本人看死。

繼承村田珠光的武野紹鷗是商人，追求草棚拴名馬的對立美，避免相殺，有一種相乘效果。他創作了狹小的茶室，將草庵茶簡化并深化，更注重精神。這個精神就是“侘”，與豪華相反，簡素。不消說，這本來是禪的作風，而且歐陽修也曾就繪畫藝術提出“蕭條淡泊”之說。紹鷗主張“侘”基于心的本性，不是裝。“侘”不是從碗上看出來，不是從湯里喝出來，而是心里有“侘”，則無處不“侘”。千利休跟紹鷗學茶，并尊崇村田珠光，奉他為茶道鼻祖。跟千利休學茶二十年的豪商山上宗二1588年記錄：唐碗被棄之不顧，當世用起了高麗碗、今燒碗。

脫離唐物，刻意去中國化，也不免鬧出笑話。大阪灣有一個地方叫堺，與明朝貿易而繁榮，是千利休的家鄉。那里立著納屋助左衛門的銅像，城山三郎的長篇小說《黃金日日》就寫他。他是貿易商，1594年從呂宋（今菲律賓）“暴買”五十個呂宋壺，獻給豐臣秀吉。千利休幫著兜售，諸侯爭購。助左衛門出了名，被坊間冠以呂宋二字。可是，國際倒爺不只他一人，很快就事發，所謂呂宋壺，原來是當地的夜壺。大禍臨頭，助左衛門把家產都捐給大安寺，外逃柬埔寨。傳聞大安寺藏有這種呂宋壺，乃鎮寺之寶。

▲ 呂宋壺

點茶不是沏茶、泡茶，而是用茶勺把抹茶從茶罐舀進茶碗里，沃以熱水（湯），再用茶筅像刷鍋一樣轉圈攪。滿滿點這么一碗，大家輪流啜，叫“吸茶”。與近乎完美的天目碗相比，朝鮮半島燒制的高麗碗是老百姓日常用來吃飯的，造型不均衡，釉彩濃淡不勻，但個頭兒大，大概很適合“吸茶”。

宋元陶瓷器已達到高不可攀的地步，學我者死，最好的辦法就是打破大陸的審美秩序，不跟著一條道上跑到黑，另辟蹊徑。這幾乎是日本人把中國文化變成日本文化的基本路數。使用日本造，遠不如天目碗細膩光滑，可它沉甸甸，拿在手里更有感覺。而且中國人使用桌椅，對于在榻榻米上起居的日本人來說，天目或青瓷的唐碗底足有點矮。千利休親自設計，指導陶工長次郎用秀吉建造聚樂第掘出來的土燒陶，這就是樂燒，也叫樂茶碗（當時叫今燒），做出了地道的日本抹茶碗。北大路魯山人也是像千利休這樣動腦不動手的陶藝家。樂茶碗一般用手捏坯，當然不如轆轤轉出來的圓，歪歪扭扭，千利休說它美，大家也跟著說，越看越喜歡。如今中國人被西方當代藝術啟蒙，也喜歡上日本陶器，很多擺上土豪或小資客廳的器物在日本算不上一流貨色，說不定哪天也從中審出什么美。

▲ 樂茶碗

唐代詩僧皎然有一首詩，不止于“三碗搜枯腸，唯有文字五千卷”（唐詩人盧仝），寫盡了茶道的精神性：“一飲滌昏寐，情思朗爽滿天地；再飲清我神，忽如飛雨灑輕塵；三飲便得道，何須苦心破煩惱。”不過，“孰知茶道全爾真，唯有丹丘得如此”，丹丘子是道家仙人，陸羽《茶經》也提到，就弄得神秘兮兮。岡倉天心寫過《茶書》，將茶道弘揚世界，他說：“茶道是一種崇拜日常生活的俗事中存在的美好東西的儀式。”

“侘茶”的審美被獨尊，但也有遠州茶那樣追求華麗的。重視心的茶和偏重技藝、器物的茶各有所成，后者發展了日本的工藝、飲食等眼見為實的美。“侘”，不是貧，不是儉，而是一個標新立異的審美角度。豐臣秀吉征討小田原城，千利休隨軍，用竹子做了個花瓶，“侘”到了極致，但后來被當作名物（有來頭、有說道的器物，武野紹鷗“所持名物之茶具六十種”），也貴到極致。反對奢華，本應以“圓虛清靜的一心為器”，卻造成另一種奢華。簡素本身不簡素。如今茶道是一種生意，備置一套茶具就得好多錢，還要交學費。如果真秉承千利休精神，身邊吃飯的家伙不就可以搞茶道么？人們對這種簡直像遭罪的傳統文化敬而遠之，除了愛好者，基本是女人當作嫁入好人家的修養茍延著。

千利休被迫切腹之前給大德寺和尚古溪宗陳寫了辭世之句：白日青天怒電走。這就不大有禪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