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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日本避難所生活 抵達熊本，是從佐賀輾轉過去的，因為熊本機場已經因為地震而關閉。4月16日，凌晨1點25分，熊本發生里氏6.5級地震，按照日本的標準，震度為7。一個不眠之夜后，我們到了熊本，立刻感受到一波一波的余震。準確地說，采訪組的車還沒進入熊本，在福岡一帶，我們就已經體驗了幾次余震。在一個不知名的田園風光的小村莊，當地的防災廣播，正大音量地、一遍又一遍地廣播著：“地震緊急快報，地震即將發生，請注意安全。” 在震中益城町，就是我們在電視畫面上看到的景象：地表巨大的裂縫，寸段的橋梁，倒塌的房屋突兀地橫在馬路中間，寺廟神社只剩下屋檐，散亂在地上的煤氣罐。地震專家說，在日本地震勘測史上，第一次出現同一個地點，接連兩次被震度7襲擊的情形，而震源在波狀變化，這是地震史上的未知領域。截至25日，余震已經超過900次。  然而，這樣大的一次地震，除了益城町遭受了毀滅性打擊，在熊本市，雖有大量房屋倒塌，但受災規模遠遠低于筆者想象。截至4月25日，熊本因地震遇難的人數為36人。這和日本人強烈的防災意識、建筑防震功能密切相關。 做完了午夜最后一次直播連線，余震太多，在不影響災民的前提下，有生第一次體驗了日本的避難所。那是一個小學的體育館，老人很多，人人表情疲憊，但出乎想象，所有人都很安靜，并不嘈雜，偶爾有人小聲交談。 “這兒都是剩下的，你們隨便用”，一位衣服上印著“自主防災俱樂部”的老爺爺——那是地區居民自動組成的志愿者組織，指著地上的硬板紙給我們看。沒費什么功夫，我就用準備好的膠帶粘好了一張硬板紙，是啊，在災區，不用睡在水泥地上，已經算奢侈。  那是4月16日的夜里，震度5以上的余震發生了4次，手機響起緊急地震快報，余震夾雜著建筑物瑟瑟搖晃的響聲，黑暗中有人不停喊：“好可怕，好可怕啊！” 我找到一個門邊空著的風口，鋪下了我的硬板紙，又冷、余震又多，根本睡不著。 避難所里的收音機一直開著，播音員用低沉的聲音不停地更新著災情。一個20幾歲的小伙子，半夜一直直挺挺地坐在窗前，早晨起來，看到他還保持著那個姿勢坐著。一位老奶奶，半夜起來，跪在地上，念念有詞地祈禱，不知是不是遭遇了失去親人的不幸。避難所外面露天的水泥地上，一位年輕的媽媽懷抱著嬰兒，在寒風中無助地走來走去，我看見她瑟瑟發抖，這么冷，但“怕在里面，嬰兒哭鬧會影響到別人”。  半夜，那位自主防災俱樂部的老爺爺走進來，大聲宣布廁所的使用方法——沒有水，每個人要自己提水桶打雨水來沖洗，老爺爺問，都聽明白了嗎？災民們大聲回應，明白了，沒有人有異議。老爺爺看起來也很疲憊，后來才知道，他已經兩天沒睡覺了，“現在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啊”。 避難所廁所的干凈程度讓人震驚。幾只拖鞋，整齊地擺在入口處，雖然要一桶一桶打水來沖洗，但沒有異味，沒有污穢物，人人都按照規定，先自己打水放到水箱里。而水桶里的水，一直都是滿的，不知道是什么好心人，在不停地從游泳池里運過來。 凌晨，我起來準備連線的時候，已經有差不多十幾位當地的老奶奶，同樣身穿“自主防災俱樂部”的制服，在外面準備給災民分發早餐了。“4升米都是我們自己湊的，早晨5點開始，做了200多個飯團。”“市里沒有救援物資來嗎？”“沒有，這時候只能靠我們自己啊。”老奶奶拿了熱飯團，非要塞給我，但我堅決拒絕了，因為媒體人不是災民，是不能拿救援物資的。 雖然現在已有大量的救援物資涌向災區，甚至有些避難所因為食物過期不得不扔掉大量飯團、面包，但實際上，在4月16日、17日，其實很多避難所，都沒有水、沒有食物。  “我們的儲備水已經用掉一半，政府的物資什么時候運到，還根本不知道”——在熊本市五福小學，16日傍晚，校長蓮本恒知，聲音沙啞地對我說。看樣子，他已經很久沒休息了，“但我相信，政府是不會不管災民的”，他又加了一句。同樣也是災民的小學的家長們，自動組成志愿者，正忙著把飯菜發放給災民。“我排隊排了很久，但只拿到了這么一點點食物”，一位婦女失望地說，“但沒辦法，現在情況如此，每個人都得忍受”。 住在避難所的第二晚，我看到老奶奶們在切面包，原來是政府物資到了，不過只有250個面包，完全不夠1000人食用。于是，他們只能把每片面包切成5塊，每人只能分得一塊而已。看到那一幕，就更加痛切地感到，政府呼吁民眾每人要準備3天防災食物，真的很重要。  而規模大的避難所，因為受到媒體關注，情形就好得多，大量物資從全國各地運來。益城町的綜合體育館，容納了至少1500名災民，物資堆成小山，卻沒有足夠的人手分發。到了發放晚餐的時間，有沙拉、意粉、炒面、飯團，種類豐富，近千名災民排隊，隊伍拐了好幾個彎，但沒人吵鬧、喧嘩、插隊，都很安靜。一位坐輪椅的女子，不能去排隊，躲在一旁默默地看著，有個不相識的男子飛奔過來，塞給她一盒三明治，我看見，那女子感動得快哭了。 “雖然睡在這里全身酸痛，但總比露宿街頭好”，一位91歲的老人無奈地說。不遠處，紅十字會的醫療小組，正為災民提供咨詢。一位員工正在仔細地低頭整理災民的病歷，手寫的假名排列，“雖然只是臨時的，但萬一哪位災民，還會第二次來咨詢，有了病歷記載，我們就能提供更好的醫療方案”。 避難所門口，停著兩輛救護車，隨時待命。遠處，是從大分縣開來的藥劑師志愿者的卡車，災民們需要的藥物，他們就在那兒直接給開藥，不需要醫療保險證，只要報上姓名，藥物全部免費。“道路斷了，很多藥送不過來，現在很多藥都不夠用”，藥劑師焦急地說。卡車的門上，貼著詳細的聯絡事項和規則。  在益城町，遇到一組愛知縣的救援隊。他們在一棟倒塌的房子前停下，突然撐開了毛毯，我趕快叫攝影師開機，以為會有生還者，這時候一位警察告訴我：“這里已經搜過了，沒有生存者，用毛毯，是為了清理瓦礫時，不讓灰塵濺到馬路上。” 想起電視里看到的那個畫面，一個8個月大的嬰兒，在14日地震發生6小時后獲救的畫面：搜救人員用毛毯小心翼翼地包住嬰兒，經過幾個人把嬰兒遞出來，這邊接的醫療人員，也是雙手捧著一塊白色的毛巾，更加小心翼翼地雙手接過。在現場，我看到，無論是自衛隊員遞飯團給災民，還是志愿者送水給災民，就算在災害過后的非常時期，也一定都是雙手遞過，無論對方是普通人，還是災民，亦或是官員，每個人都是同樣被尊重的。這就是災民的尊嚴。  林楚方 ： 日本災區志愿者是怎么工作的（上） 2011年4月16日，也就是日本海嘯地震過后一個月，我和王小山去了趟日本災區，親歷了日本人的災后重建，那是一次讓我震撼的旅行。我們和一組志愿者一起行動，這組志愿者的任務是給災民“泡腳”，這讓我很奇怪，都什么時候了！還想足浴的事？ 4月18號上午謎底揭曉，在“泡腳志愿者”培訓會上，講師告訴大家：“大部分災民一個月都洗不了一次澡，你們給他們泡腳，對他們來說是次享受，能讓他們放松。而且肌膚接觸最容易讓陌生人之間產生信任，只要信任你們，就會告訴你他們需要什么，你們晚上回來再把這些告訴班長，班長匯總后告訴組長，組長匯總后告訴給組織者，組織者匯總后告訴志愿者中心，志愿者中心再根據這些需要安排新志愿者……” 志愿者做的這一切，除了為了災民舒服外，還要帶回災民的需求。當地朋友說，日本很少有異性按摩。但這次給災民泡腳，卻要異性服務異性，目的是要讓被服務的人舒服，舒服就能講真心話。講師特別解釋：“不用擔心發生戀愛，都是老頭老太太。” 當地朋友還告訴我們，這個講師很有經驗，曾參與過1995年阪神地震的志愿者工作，當時，神戶有個老大爺，家沒了，家人也找不到了，接受完一個女孩按摩后居然開起玩笑，“有這么漂亮的女孩兒給我按摩，死也值了”。在女孩的提醒下，老人提出了很多需求。 (注：編輯配圖；圖片來自網絡) 在日本，內向的人很多，而且大多數日本人，不愿意求助別人，有困難就忍著，因此，怎么掌握災民需求，就被當做很重要的事。“按摩拿需求”，就是阪神地震，志愿者們總結出來的。一些資料顯示，阪神地震時，志愿者工作非常混亂，之后，日本人總結了教訓，再發生災難，就有條不紊了，因此，阪神地震被稱為日本志愿者元年。 回到足浴培訓，培訓會持續將近四個小時，講師講了各種可能遇到的問題。比如，不要上來就問不舒服的問題，千萬不要出現這樣的對話：孩子呢？失蹤了。親戚呢？聯系不上了。家產呢？沖沒了……“要等雙方氣氛融洽后，讓對方主動談。” 更細致的問題不斷被提出。一個女孩問：“如果對方想要我照顧孩子怎么辦？”講師答：“你告訴對方，你沒有看護小孩的資格。要是對方還堅持，你就請示班長，但不要主動跟災民說自己有看護小孩資格，如果你說你會看護小孩，災民就會照顧你的感受，想著給你提供表現機會，這實際上可能加重災民負擔。” 一個女孩問：“要是對方（被按摩的人）到時間不愿走怎么辦？”講師答：“一邊按摩，一邊聊天，很可能聊聊地忘記時間，但這個時候按摩的人，不要說‘到點了，您該走了’，這樣會讓對方傷心的，剛才還好好的，馬上就這么冷淡，不好。這個時候你就讓旁邊送水送毛巾的志愿者說‘到點了，還要服務別人’。” 一個女孩問：“第一次見面要不要摘口罩？”講師答：“和災民見面打招呼的時候要摘下來，泡腳時就很自然地戴上。對方就不會察覺，否則會讓對方覺得不禮貌。”一個女孩問：“聽不懂對方的方言，會不會傷害對方感情？”講師愣了下：“這個……我也不知道……”又是滿場笑聲，“主要是要方便災民尊重災民。” 這次培訓還有一個環節，是講師和一個志愿者模擬泡腳情境，中間的對答幾次讓全場爆笑。我曾以為日本人總是很嚴肅，看來有誤解。當地朋友說，他們是想讓培訓變得有意思，要不沒人聽得進去，“因為比較急，這次培訓算是比較粗了，要擱平時，哪怕兩天的工作，也要拿出一天來培訓。” 培訓結束后：近百個互不認識的男女，迅速組成三個組，幾分鐘內產生組長，每個組又迅速分成幾個班，然后產生班長。整個過程不超過半個小時，看起來一盤散沙的人們，便高度低組織化了。 林楚方 ： 日本災區志愿者是怎么工作的（下） 這兩天，中國媒體集中批評了“無規則獻愛心者”，給災區增加負擔，愛心，也是需要門檻的。 昨天的文章，我講了日本泡腳志愿者們，有組織地進入災區，今天繼續講，接下來的事，他們的經驗也許對我們有幫助。 上次說到志愿者接受培訓，接下來，培訓結束后，我們和志愿者出發去受災最嚴重的石卷。大巴上，講師嚴肅地告誡這些80后：“你們要去的地方，城市一半被淹過，會很慘。有的人可能會被刺激，就覺得一定要加油干活，賣命干活，才對得起受災的人——但千萬別這樣，你這樣會感染其他人一起加油干活，大家一起加油，會增加災區各種負擔，比如，災民的心里負擔等。記住，做好你們該做的就行。回來后，如果覺得心理不適，可以給心理康復中心打電話，發給你們的資料里有康復中心的電話，他們會提供幫助。” 康復中心也由志愿者組成。 2011年4月18日晚6點左右，我們到了石卷市志愿者接待站，我們和志愿者都被安排住進一個卡拉OK店。 當時，很多商店震后幾天就開張了。他們不會被當做發國難財，而是覺得震后迅速營業，能讓別人買到東西，是種負責。但卡拉OK店老板可能覺得，這時候提供卡拉OK服務不合適，就把店給志愿者中心用了。 在我印象里，災區，哪怕是日本災區，也會放棄很多講究，但我錯了，即使在災難打擊最嚴重的地方，日本人對衛生也毫不含糊。 我們進樓后都領到一雙拖鞋，志愿者中心負責人要求，這里必須保持清潔。此后發現，我們去的每個地方，無論是災民泡腳的地方，還是災民安置中心，都要重復一個動作：換拖鞋，換拖鞋。 第二天，我們到了泡腳現場。志愿者的準備工作細密熟練：放好煤氣罐，擺好大盆，打好涼水開燒，在一個像是倉庫的大房子里鋪好塑料布。一個多小時后，志愿者們開門接客。 之前，志愿者們被要求異性按摩，但我發現好幾對同性按摩，我問日本人：“不是說異性按嗎？”他說，同性太多了，總不能專門等吧，“自然就好”。 災民看起來很享受這種服務，現場總有笑聲。雖然事先說盡量不要拍照，但當我們征求意見時，災民都微笑地配合“擺拍”。 在災區我們還遇到清泥志愿者，需要補充的是，他們的志愿者分的很細，有泡腳的，有理發的，還有清除淤泥的。 我們到的前一天趕上周末，清泥志愿者數量創了紀錄，達1580人，是平時2倍還多。晚上，我旁觀他們的挖泥總結會，白天遇到的各種問題，都拿到會上解決，比如能否雇更多當地人參加，這樣可以增加當地停工者的就業機會，會上還討論了該雇哪些人，說的也很細，具體我忘了。 還聽到會場總有笑聲和掌聲，翻譯告訴我，笑聲是因為有個志愿者說，“爛泥比屎還臭”；掌聲是因為有個100人的小隊清理了12棟房，而另一個小隊40人清理了35棟，前面的被嘲笑了，后面的被鼓掌了。 還有人說，有個寺院地下室里都是遺骨，他們要把遺骨取出來，但地下室洞口很小，只能下去一個小個子，這個人在里面呆了好久，“里面像電影一樣恐怖，可怕極了”。 回頭說日本人的組織能力，熟悉情況的日本人說，現在大家覺得很有秩序，那是因為有阪神地震的教訓。阪神地震時，數以萬計無規則獻愛心者進入災區，但當地沒有接待機制，有需求的找不到人，有人來了卻找不到需求，很多人轉一圈就回去了，還有人冒充志愿者在當地做生意，就是發國難財，總之，秩序非常亂。 后來，日本志愿者組織在全國建立志愿者接待中心，并形成了聯系機制，讓志愿者參與變成了有組織的活動。 通過“泡腳”了解災民需求，也是阪神地震中的教訓。志愿者木村奈奈惠曾經歷過那次地震：“當時沒有泡腳手段，大家在避難所找閑人收集信息，可災區的閑人都是小孩，根本收集不到有價值的信息，都是些‘我要回家’、‘我想要我的住房’、‘我想要我的親人’……我們根本滿足不了。但有了足浴之后，人和人距離很快拉近，邊享受服務邊說心里話，真沒想到足浴有這么大作用。” 此次災區，志愿者浦田尚美白天服務了一個60多歲的老先生，撩開衣服后嚇一跳，“因為太臟了，他一個月只洗了一次澡，因為老伴臥床，自己又沒法離開。” 老人告訴浦田尚美，避難所的木板太硬了，他需要毛毯。“我已經把他的需求報告上去了。”浦田尚美認為之前的培訓非常重要，“我們都非常在意不給災民帶來一點點傷害。” 而一個叫夏本茂男的男生則開玩笑說：“日本的教育把人教傻了，都不會獨立思考，所以才問那么多細節問題。” 夏本茂男是送水志愿者。“這次來災區，我想的不是做什么好事，只是尋求一種只有體驗，我不想在將來和孩子說，這次地震的時候爸爸什么都沒有做。”在以前，夏本茂男更喜歡美國，有時被他的同胞認為是個親美者，但這次，他說自己看到了日本很多好的一面。 有一個細節讓他永難忘記，有個小女孩給志愿者一塊糖。“我們說不能要，但她非要給。我都快哭了，就拿了一塊留作紀念……我覺得日本是有希望的，小女孩受到的教育非常好。” 美發師浦田尚美給那個小女孩理了發。 “退一步看，什么都可以失去，但人和人之間的關系是最重要的。通過這次災難，我看到人和人之間重新重視交流和關愛，這就是志愿者的主要作用。” 附，《日本災區志愿者是怎么工作的(上)》 飲冰 ： 難以學習的日本應對地震經驗 蘆山地震后，媒體間又掀起了新一輪學習日本防災救災經驗的熱潮。細數了下郵件和微博私信，筆者收到這方面的約稿不下10篇，其中有一些是常打交道的媒體，實在是卻之不恭，但也實在是難以動筆。 動筆的原因或許千奇百怪，但不動筆的原因恐怕大致上只有兩個：“不能動”或“不想動”。在日本防災救災經驗這一話題上，筆者之所以久不動筆，可以說是二者兼有。“不能動”是因為這么多年來“日本防災救災經驗”已陸續介紹到了中國，雖然很多都只是一些零碎的信息點，但也無太多要點遺漏，該寫的差不多都被寫了。 之所以“不想動”，是實在不想在泥沙俱下的海量文章面前，再徒增一些似曾相識的文字，為“天下文章一大抄”增添佐證，何況實在覺得寫了也白寫，不想做一些無用功。所以，所謂“不想動”準確點說是“不想湊”。 產生“寫了也白寫”這樣的想法為時已久，客居日本，身在中國這一廬山外，只看到“盛世”美景讓一些人醉得不輕。對當下的中國而言，大談包括震后救災在內的“日本經驗”，如同被東施綁架身心的悲催男在暢談隔壁西施如何吸引人，但就算把西施迷人的笑容肢解得一清二楚，東施恐怕也未必會真的學習、借鑒。 日本在震后救災方面積累了很多經驗，雖也有諸多瑕疵，但無疑亮點多多，遺憾的是，目前的中國暫時真的學不來，即使努力去借鑒學習，恐怕也只能止于表面改進，而難以達到根本改善。 若細數日本應對地震災害的經驗，可以為文數篇，但若簡單概括，無非就是震前防震（意識培養、建筑物抗震設計、地震監測、分析、預警）、地震來時各司其職、地震之后安置處理，并將整個過程通過法律來保證做到信息公開、責權分明。
(注：日本災難應急儲備物資之飲用水；編輯配圖，圖片來自網絡) 但這樣的“經驗”，看起來容易，做起來很難。比如，人人皆知日本社會的防災意識比中國強太多，但若進一步追問“為何”，恐怕會有人回答：這是因為日本地震頻發、地震多了自然就鍛煉出來了，而中國相對而言地震較少。 在中國，很少有人出來懷疑這樣的說法。但事實真的如此嗎？中國地震局原副局長何永年曾在日本科學技術振興機構《科學技術月報》（2009年1月號）上刊登過一篇文章《中國地震防災的現狀與展望》，不妨在此翻譯引述其中的一段。 “中國是多地震、地震活動頻繁的國家。因地震活動的范圍廣、震級高、震源淺，所以經常造成人員死傷、財產損失等重大損害。據記載，歷史上在中國發生的強震約100回，其中造成死亡20萬人以上的大震有4回（全世界共16回）。……進入20世紀以來，中國的地震頻度是：5級以上年均20回、6級以上年均4回、7級以上每3年2回。在20世紀，中國的地震死亡人數達56萬，占同時期世界震災死亡人數的一半以上。僅就20世紀而言，中國因各種自然災害的死亡者中一半以上系地震死亡……” “中國潛在的地震形勢異常嚴峻。在歷史上，中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全部都曾發生過里氏5級以上破壞性地震。中國地震安全區劃研究表明，中國全部國土的41%、都市部分的50%、人口百萬以上的大中城市的70%都處于可能發生里氏7級以上地震的高震度危險區內。……面臨著重大的潛在地震災害是中國的基本國情之一，我們必須對此特別重視。” 很顯然，中國曾經遭遇的地震災害以及面臨的地震威脅，相比日本并不算少。日本應對地震災害的強烈意識，只不過是其整個國家危機感強烈的延伸，而中國從政府到民間，卻少有這樣的危機意識。 2013年的地震局預算中，住房保障支出高達1.54億元，遠高過其他單項，地震預報監測支出卻僅為3822萬元，少得可憐。“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喊得震天響，但結果是將人民的錢都“服務”進了一部分人口袋中，這一切奇怪乎？在監督失靈的體制下，不奇也，甚至地震局系統的某些人士還會喊冤吧，因為相對于其他肥水衙門而言，地震局只是油水不多的“冷衙門”罷了。 在這樣的“東施”面前，還是少談些“日本經驗”吧。其實，在滿屏都是抗日劇的大形勢下，還能允許學習“日本經驗”的聲音出現，至少說明了“日本經驗”還被有識之士認可，斷不會在救災如火如荼的當口遭到無情痛批，這已是萬幸，足矣足矣。
附，相關閱讀： 《俞天任：淺談日本災后應急機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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