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越 緣起 出生于1970年的作家身材苗條挺拔，脫下淺色西裝后，便是一身黑衣，纖細的手腕上戴著圓環(huán)套圓環(huán)造型的時尚手表，說話輕聲細語，目光柔和，有點兒小女生的羞澀和迷糊，笑起來，鼻梁微皺，配著過耳的直發(fā)垂下遮住半邊臉龐，格外青春可愛。 與外表不相稱的是她孤身前往歷史深處溯游的強韌。 1980年1月，韓江一家從光州搬到首爾（當時叫漢城），恰恰與當年5月爆發(fā)的韓國重要歷史事件擦身而過——但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又可以算得上是一種遲至的正面相逢，因為，在后來的文學生涯中，她宿命般地追尋著那樁與童年故地緊密相聯(lián)的悲劇，也思考著人類是否能夠徹底放棄暴力。這股回溯的沖動，既給她帶來寫作的動力，又不斷制造著困難。 彼時，韓江正沉浸于第6個長篇小說《少年來了》的創(chuàng)作（這部小說后來獲得2014年韓國萬海文學獎）。與我的見面，也像是一頭玄鹿鉆出地下來曬曬太陽。 疤痕 “韓國文學就是痛苦的文學啊。”西江大學文學系教授禹燦濟說。 在詳細說明這一點之前，作為背景介紹，禹燦濟教授為我梳理了一份韓國文學與近現(xiàn)代社會相伴發(fā)展的脈絡。 1945年，韓國擺脫35年日本的殖民統(tǒng)治終告獨立，1950年，又經(jīng)歷了韓國戰(zhàn)爭。戰(zhàn)爭結(jié)束后，韓國幾乎是亞洲最貧困的國家。經(jīng)濟方面貧富不均，政治方面民主不充分，這兩個問題成為20世紀70年代以來韓國文學反映的核心內(nèi)容。 進入20世紀80年代，較之個人問題，韓國文學更加關注社會、階級、集體的話題，直到1988年漢城奧運會、90年代蘇聯(lián)解體和東歐劇變之后，整個世界格局發(fā)生巨大變化，韓國文化才從重視集體問題轉(zhuǎn)向個人，從重視社會理念到解決個人的欲望、日常生活以及社會上存在的現(xiàn)實，如南北分裂、階級分化等。 時至90年代，經(jīng)濟起飛，一片盛世，韓國文學氛圍再一次發(fā)生變化，作家們不再討論已經(jīng)存在的問題，而是一些人為設置、構造出來的問題。但1998年成為一道分界嶺。亞洲金融危機影響韓國經(jīng)濟，很多人失業(yè)下崗，韓國文學又重新開始關注現(xiàn)實，一些作家對自己的經(jīng)驗進行了新的加工。 禹燦濟教授毫無遮掩之意地告訴我，眼下的韓國，看上去十分發(fā)達，但還是隱藏著各種各樣的瘡疤。因此，“無論從普遍的角度還是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韓國文學都是一種‘升華痛苦’的文學，也就是對痛苦進行思考的文學。文學，起著治愈的作用。” 韓國作家在對痛苦進行思考的寫作中，又分化出“不安的主體”和“歷史反思”等多個題材類型。所謂不安的主體——“包括心理上的不安、身體上的不安、經(jīng)濟上的不安等，這既是世界文學的主題、人類共有的心理，也是韓國作家筆下越來越多出現(xiàn)的情況。”禹燦濟說，“人與人之間的隔斷增加，交流越來越難。有的小說中，主角就一個人呆在家里哪兒也不去，只和小貓小狗說話。” “歷史反思”則更具韓國特色。禹燦濟說：“讀者看多了一些反映現(xiàn)實問題的小說，產(chǎn)生逆反心理，于是開始有小說家利用過去的歷史資源，用今天的筆法重新敘述，思考生活在當下的我們?nèi)绾位厮葸^往。” 他列舉說，“這一類歷史資源包含了慰安婦、戰(zhàn)爭痛苦、海外韓國移民的生活與苦難等等。” (下轉(zhuǎn)35版) 緣起 2013年12月10日，我踏上了韓國當代文學之旅，口袋里裝著這樣一份拜訪名單： 詩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高銀； 2005年度李箱文學獎得主、作家韓江； 2009年度李箱文學獎得主、作家金洐洙； 第10屆文學獎小說獎得主、作家與電影編劇千明官； 西江大學國文系教授禹燦濟。 坦白說，這份名單中，我除了很早就對高銀的詩名有所耳聞，對其他幾位作家一無所知。這不能怪我，韓國當代文學作品在中國大陸出版市場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在我印象中，多年前曾有兩部韓國小說進入大眾視野，一部叫《菊花香》，一部叫《那小子真帥》，僅此而已。再說句殘忍的話：同為中國的鄰國，韓國文學與日本文學在中國的接受程度與影響力完全不可相比。 韓國流行文化、娛樂明星和影視作品早已滲透到中國，韓國文學卻沉默如謎。離謎底近一些，這就是我這次尋訪的動因。 玄鹿 這是我第二次前往首爾。2008年5月，應“首爾文化節(jié)”（Hi！ Seoul Festival）之邀，我與滬上幾家媒體同行一起在這座城市玩耍了一個星期。那時，這座漢江邊的城市改“漢城”之名為“首爾”還沒多久，我感覺它處于某個轉(zhuǎn)換過程之中，展現(xiàn)在外人面前的是若無其事的輕快與極盡鮮妍的華麗。就像大韓航空的主題顏色，一種明度與純度都很高的天藍色，獨立特行，見之難忘。與濃烈、傳統(tǒng)的國旗色相比，這種甜蜜愉快的“糖果色”、“馬卡龍色”仿佛喻示著當代韓國人渴望卸下歷史包袱的心理。這是我當時的想法。 抵達的當天深夜，窗外飄起了雪花。我卷在被子里趕讀一本名叫《玄鹿》的長篇小說——其實是韓國文學院提供的一沓打印稿。 讀著讀著，我所處的小小房間變成了一個冬天凍土下的洞穴。《玄鹿》有兩個主題：關于“玄鹿”的傳說及一個叫“鳶谷”的山村故事。傳說中的玄鹿是生活在地下深處的巖石縫里的幻想動物。它用角照明，靠用銳利的牙齒啃食巖石而活命。它的夢想是上到地面去看陽光。然而它在以角和牙齒做擔保去看陽光的瞬間化成一汪淚水。鳶谷是一個冬天放的紙鳶最終飛落的山村。那個山村的春天是以集中冬天飛落的紙鳶放火燒掉時開始的。小說中有四個主要人物：出生于江原道的鳶谷礦工之女義仙，喪失了部分記憶，美麗而言行出人意表，總是無緣無故出走，像一棵無根無果的植物；偶然收留了義仙的雜志社女記者仁英；仁英的學弟，愛著義仙的明潤；仁英的采訪對象，主要拍攝煤礦照片的攝影家張宗旭。在尋找突然出走的義仙的過程中，這四個人串成了一根線，循著掩埋的懸念而去，卻落入各自的深淵，露出幼年期或家族史的深深創(chuàng)傷…… 回過頭去看，記住了小說家的名字：韓江。 《玄鹿》是韓江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已經(jīng)顯露出了作家的文學氣質(zhì)：飄逸而又厚重，敏感而又結(jié)實。它使我窺見了韓國文學的殘酷、美麗與幽深，恍如一朵緩緩張開的花。在深夜的窗前，望著白雪覆蓋的城市，我意識到，韓國人無法徹底“減負”。他們將痛苦與沉重埋藏在表層之下，埋藏在文學里： “人就是玄鹿啊，都想從黑暗的地方出去，去尋找光明。” 兩天后，當我在江南區(qū)一家灑滿清晨陽光的咖啡館里與韓江對座而談，她莞爾一笑。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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