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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天有篇文章挺火，介紹了一下為什么稱呼韓國人為“棒子”，這種稱呼其實從清朝時已存在。在跟人聊天的時候，就有人問我，那為什么印度人被稱為“阿三”？是否也是古已有之？這還得從舊上海開始講起...... 旁遮普(Punjab)是印度西北部的一個邦，公元15世紀后期那納克在旁遮普創建錫克教(Sikhism)。據上世紀80年代統計，世界錫克教信徒約900萬人，約85％居住在印度的旁遮普邦。早在1845年一1846年英國軍隊欲通過旁遮普而與錫克教人發生戰爭，稱之“錫克戰爭”，戰爭以英國勝利而告結束。1857年英國控制的印度軍隊嘩變，而由錫克教控制的旁遮普表示效忠于英國，并在平息嘩變中發揮了作用。 就在1857年印度旁遮普邦的錫克教表示效忠英國后，上海英租界當局決定雇用印度錫克教徒充當租界的低級警員，于是大批的錫克教人進入上海，還有更多的人又追隨他們進入上海。為了尊重他們的信仰，一些捕房還同意利用捕房的會議室權充“錫克寺廟”，因為錫克教沒有神像禮拜，并不妨礙再將寺廟改為禮堂。 錫克人在上海大多擔任交通警、門衛，以其頭纏紅布，上海人稱他們為“紅頭阿三”。  圖片為 浙江路南京路口， 紅頭阿三指揮交通 據1948年上海市文獻委員會編印《上海人口志略》統汁，1930年上海公共租界內有印度人1842人，大部分是錫克教人，這些人大多居住在虹口的昆山路、峨嵋路、吳淞路一帶。至于為什么要叫他們紅頭阿三，說法還挺多的。 第一種說法見于1922年出版的《滬諺》，該書認為印度巡捕頭上纏著紅布，臉的面色好象黑碳，因此就被人稱為“紅頭黑碳”，后來被訛讀為“紅頭阿三”。不過在上海方言中，“阿三”與“黑碳”，似乎在說法上還是有點距離的。 第二種說法，認為印捕進入捕房，晚于西捕、華捕，因此地位要低于前二者，故被稱為“阿三”，至于“紅頭”，也就是指頭上包著紅布。 老實說，這個說法，也有點勉強。印捕進入捕房的時間確實是晚于前二者，但地位和華捕差不多，在薪水上甚至還要多一些。招募印捕的那段時期，華捕最低的薪水是每月10元，印捕卻可以是每月15元為最低。另外，在一般市民印象中，印度作為一個國家，屬于亞洲，但對其人種，總有意無意地認為偏向于歐洲。印度人自己甚至也是這么認為的，不過上海工部局的西人不是這樣看的，他們把印捕也認作亞洲人。
“紅頭阿三”來自英國殖民地，嚴格說來其身份比處在租界里的上海人還低，但他們對英國人倒是很“忠心”，整天警棍亂舞，讓上海人吃足苦頭，特別是那些攤販和黃包車夫，常常吃到紅頭阿三的“外國火腿”和“五枝雪茄煙”，就是踢一腳，一個耳光。紅頭阿三的存在隨著租界結束而取消。  圖片為 舊上海黃包車夫 與印度巡捕 下面這種說法，就跟印度巡捕的態度有關系。這些“紅頭阿三”長得很高大，但脾氣好象也很大。在管理道路交通上，常常很兇悍。
面對這么粗暴的行為，負責捕房的麥克尤恩上尉卻并不打算承擔責任，他聲稱90號印捕否認曾踢過威克姆先生，兩人均不承認曾使用過暴力，但是只是根據需要將其移送至捕房。這兩名巡捕是被派往福州路制止一切車輛從西向東行駛的，事發原因是由威克姆先生堅持要向東行駛造成的。而他本人又承認曾打過一名印捕，這本身就觸犯了條例，如果他受到虐待，也只能說是他自找的。 而董事會會議決定通知麥克尤恩上尉，董事們的意見是：印捕只是執行命令，制止威克姆先生在這條路上由西向東行駛，如果他要對兩名印捕提出任何申訴，他原應立即進行，并在捕房揭發他們。 顯然印捕的粗魯行為，即便是外國人，也會得到工部局的偏袒。上海許多靠拉黃包車、推小車運輸來謀生的人們受到印捕更多粗暴的對待也不足為奇了。只要一有小錯，執照被撬、車被扣押或罰錢都是常用手段，如此一來，印度巡捕自然招來了國人對他們的反感。但是這些印捕看見管他們的英籍上司，第一句話就是： “I Say”(讀音似滬語“阿三”)，樣子也很恭敬，真像老鼠見了貓似的。 “I Say”，成了他們的常用語，對他們不滿的國人，也就用“I Say”來模仿他們并戲虐地稱呼他們，內中是帶有鄙視意味的。 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印度騎警 1920年 在當時，上海街頭經常有耍猴戲的，上海人講作“猢猻撮把戲”，在“猢猻撮把戲”時，經常會有圍觀的人群中呼喊：“阿三！老鷹來了！”上海人認為，猴子怕鷹，這是惡作劇者嚇唬猴子的，而實際上此“阿三”，即“紅頭阿三”，而“老鷹”并非天上的鷹，而是“老英”，即“老牌英國人”，“紅頭阿三”是“老英”的走卒，上海民眾怕“紅頭阿三”，而“紅頭阿三”怕“老英”，上海人只是借此發泄對“紅頭阿三”的不滿而已。 參考資料： 《被誤讀的上海老照片》 :薛理勇 《上海租界研究》 吳志偉著  轉載請注明來源：一本正經說歷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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