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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醫改步入深水區，國家力推分級診療，以期解決“大醫院人滿為患、小醫院門可羅”的就醫行為錯位、混亂問題。與此同時，“互聯網 +”的悄然興起為醫療資源的優化配置、醫療服務流程的有效重塑帶來了新的突破口，為推動分級診療提供了信息與技術保障。2015 年 3 月，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提出“互聯網 +”行動計劃，各行各業緊隨“互聯網 +”的步伐進行產業結構調整與轉型升級，“互聯網 + 醫療”也應運而生，成為目前醫改“熱詞”，“云醫院”、“空中醫院”、“移動智能醫院”、“滴滴醫療”等新鮮事物層出不窮。有專家認為：隨著互聯網醫療產業快速發展，對患者信息的掌控將推動醫院從提供醫療服務擴展到提供更符合患者需要的個性化健康服務。因此，“互聯網 + 醫療”的快速發展是大勢所趨。但在發展過程也存在很多亟需解決的問題。 1.頂層設計尚不完善 從我國典型模式分析可見，現階段我國互聯網醫療的主要瓶頸是國家層面缺乏頂層設計，相關政策不夠完善，主要表現在醫療行業準入與資質審核、政策法規與監督管理等方面。 第一，在行業準入與資質審核方面，包括機構（醫療信息企業）準入與網絡醫生準入兩個方面。我國由于現階段相關法律法規的缺失，部分機構（醫療信息企業）“非禁即入”，致使當前提供的網絡醫療服務質量、水平參差不齊。另外，在醫師準入與資質方面，缺乏具體準入規定，而我國《執業醫師法》明確規定了醫師執業活動的相關要求，表明現階段互聯網平臺醫師還不能在醫療服務平臺上開具電子處方。目前僅寧波“云醫院”、廣東省網絡醫院突破了醫師資質的準入，即采取機構注冊備案方式進行醫師資質的準入，可以開具電子處方；大部分網絡醫院、云醫院尚未得到政策的允許開具電子處方，給患者帶來醫療風險與醫療安全隱患，以及由此產生的醫療糾紛的界定和處置等均未有明確的政策指示。 第二，在監督管理方面，針對醫療信息企業及互聯網醫療機構、醫務人員、醫藥企業方面的具體監管規定和措施尚未出臺。但事實上，這些利益相關者在“互聯網 + 醫療”領域已開展了逾越“健康咨詢”的醫療服務，加之這些利益相關者是互聯網醫療成立的必要條件，當他們“耦合”形成一個“利益鏈條”時，加強監管顯得更加重要。 2.人事體制尚未突破 專業人才普遍短缺，是掣肘互聯網醫療發展的短板。究其原因，與現行的人事體制密切相關。一方面，當前我國公立醫院屬于事業單位，醫師是“單位人”，醫院對醫生有行政管理權，因此醫師無法自由執業，也無法依靠市場決定其勞動價值。 雖然廣東深圳等地突破了醫師多點執業政策，允許執業醫師在本地實行區域注冊，但多數省市醫師多點執業還未突破體制束縛，不能“自由執業”，也就無法為互聯網醫療提供充分的人才支持。另一方面，我國《執業醫師法》明確規定了醫師只能在注冊醫療機構開展執業活動，醫療責任由醫療機構承擔，醫師并不具備獨立、自由的執業權利，如果醫師以個人身份在互聯網上為患者做出診治引發醫療糾紛，不屬于醫療機構行為，只能由醫師個人承擔責任。雖然國內的“醫生集團”打破了“單位人”的傳統觀念束縛，似乎為“互聯網 + 醫療”的發展起到推動作用，但現實情況是多數醫師并未受“醫生集團”的“感染”，大多只是觀望態度。由于通過互聯網醫療這種新興的產業獲取的報酬并未受到行業、現行體制的認可，而公立醫院提供的學術、晉升、科研平臺，更難以舍棄，因此醫務人員主動流向“互聯網 + 醫療”領域的很少，更多的是望而卻步。 3.信息孤島依然存在 “互聯網 + 醫療”需要大數據作支撐，需要患者信息的互通互享，國內“各自為政”建立的醫院信息系統已然成為“互聯網 + 醫療”的主要技術障礙，也就是在“互聯網 + 醫療”中，線上、線下（O2O）信息技術還未實現對接。一方面，線上的信息技術提供者是醫療信息企業，而線下的信息技術提供者是醫療機構，出于各自利益的維護，如商業秘密、核心技術等，信息的互通互享很難實現。另一方面，現階段我國區域醫療信息互通互享尚未全面實現，與醫療信息企業的信息系統實現對接，絕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 4.醫院相關管理措施尚未健全 隨著“互聯網 + 醫療”的進一步發展，與醫院管理等相關問題也隨之產生。如網絡醫院線上收費標準、質控要求、醫療風險分擔、診療記錄、病歷資料等醫院管理配套措施，給醫院管理帶來了新的巨大挑戰。一方面，醫療質量是一切醫療活動的核心所在，由于現階段信息的互通互享還未實現，網絡醫院的醫療質量應如何監管？另一方面，在互聯網醫療中，由于互聯網技術和移動通訊等傳輸工具的介入，診療記錄和病歷資料很容易、很可能被醫患之外的第三方獲得，對此，應如何管理診療記錄與病歷資料？綜上，亟需完善醫院管理相關施，保障“互聯網 +醫療”的發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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