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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2016年8月，國際知名批判性思維研究與教學專家董毓先生受邀參加了我們的課題會議。期間，就批判性思維的教學現狀與問題，與董毓老師作了一個比較深入的對話。現部分整理如下： 董 毓，麥克馬斯特大學（McMaster University）哲學博士，先后在華中科技大學、武漢大學、英國倫敦經濟學院以及加拿大麥克馬斯特大學接受理工科、哲學、邏輯、科學方法論和批判性思維的教育。國際知名批判性思維教學專家，代表作為《批判性思維原理和方法：走向新的認知和實踐》。 余黨緒，語文老師.有批判性思維與思辨讀寫教學專著《祛魅與祛蔽》。 余黨緒：經過這幾年的傳播與推廣，批判性思維逐漸成為基礎教育界的熱詞。最近出臺的《中國學生發展核心素養》，盡管社會反響有些差異，但對理性思考、批判質疑、問題解決等素養，大家還是高度認可的。據悉，在即將推出的新的國家課程標準中，批判性思維的理念與精神也滲透在多門學科之中。回想七八年前，每每提及批判性思維，都是小心翼翼，喋喋不休，忙著為其“正名”，唯恐被人看成刺頭、“憤青”或“噴子”。董老師也有一篇文章，講到批判性思維的三個認識誤區，第一個誤區就是人們常把批判性思維等同于“否定”，據說在國外的批判性思維推廣中也有同樣的“誤區”。根據我的觀察，這樣的情況已有明顯改觀，盡管“批判”這個詞還是讓有些人過敏和不適，但至少在專業領域里，多數人都理解了批判性思維的核心在于合理的分析與論證，而不是粗暴武斷的否定，更非政治與道德上的羞辱與踐踏。 不過，也有另一種傾向，或許是為了減少批判性思維在推廣中的誤會和阻力吧，有人極力回避或者“淡化”“軟化”批判性思維的質疑色彩與反駁傾向。當然，這里的“質疑”指的是合理的質疑；這里的“反駁”，也是針對那種不加思考的接受和不加選擇的服從來講的。換句話說，這里的“質疑”與“反駁”是中性的，是認知活動的一個環節。但無論怎樣說，批判性思維確實包含有質疑和反駁的傾向，我覺得這不用忌諱和回避。作為一種傾向，“質疑”與“反駁”意味著，我們的信念必須經受合理的質疑與追問，只有經過論證或檢驗的東西，才有資格成為我們的信念。 董毓：質疑和反駁是批判性思維的重要構成，但需要和其他部分一起運作。質疑不是先行的判斷，反駁也不是片面的否定。批判性思維的質疑與反駁是在公正性、開放性和全面性的原則之內運行，從而成為認識和發展的一個有力工具。 從現代批判性思維研究的鼻祖約翰·杜威開始，批判性思維就是對我們的觀念或假說作合理考察。杜威強調，沒有對科學假說進行主動、持續和細致的理性反思，我們就不能表示接受或者反對它，而是要延遲判斷。“延遲判斷”就是一種謹慎狀態，既非肯定也非否定，而是“先不慌作決定”，重心是合理的理由和論證。杜威的觀點，一直延續到現在，是批判性思維的前提性原則。 當然，學者們對這個問題的見解的側重有所不同。我在《當代批判性思維理論的理性觀——一個批判理性主義的視角》①一文中討論過，荷蘭阿姆斯特丹的語用論辯學者，特別以波普爾的批判理性主義和批判性討論觀念為旗幟。批判理性主義認為，知識的增長才是理性的根本追求；要得到更好的知識，就要想辦法去反駁現有的知識，提出它的對立面，去否證它。所以，對立面的批判，是理性的最佳表現。一個理論如果有正面的證據，那只能由對它的否證的失敗而構成。您知道，我的學術生涯是從學習科學哲學開始的，有幸在波普爾學派的發源地倫敦經濟學院學習他的思想和親聆他的指教，對他的“猜測與反駁”科學方法論有格外的親近感和認同。不過，這種否定正面證據的存在和價值的觀點，有極端和不合實際的地方，所以沒有得到學界的普遍接受。但對必須包括反駁的批判性討論的價值，批判性思維學者都是肯定的。波普爾自己的意思也是為了知識的增長：即使是占星術之類迷信的東西，都可以找到正面證據，這不能說明多少問題；因此，如果只是去找正面理由，我們得不到更好的知識；如果去找反駁，一旦成功，我們會發現錯誤，得到新知識的生長點，即使不成功，那我們找到了有價值的正面理由，從而可以在目前條件下接受它。 余黨緒：波普爾的觀點這倒讓我想到了我的一次作文訓練，我在好幾篇文章中都曾提及這個案例，它給我的印象太深了。這是十多年前的事情。遺憾的是，最近我在高一年級又重復了一次，情況似乎并沒有什么改變。作文題目是“細節決定成敗”，這句話常作為警句張貼在考場或車間，提醒考生或員工注重細節。作為一句警語，這話有其價值；但作為一個獨立的判斷，它顯然是不成立的，或者說它的成立是需要條件的。決定成功的因素很多，注重細節只是其中之一。當大局、大方向、大節尚未決定的時候，注重細節意義其實不大，至少不能決定成敗。但是，我們的學生普遍缺乏質疑與反駁的習慣，相反，在長期的寫作訓練中，習慣了“代圣人立言”，結論是別人給定的，寫作的任務，就是為結論尋找證據和理由，成了“無條件辯護”。學生普遍缺乏質疑論題的習慣，也缺乏這個勇氣。所以這十多年我多次組織學生討論這個論題，結果，一茬又一茬的學生都不假思索，去搜尋成功者們注重細節的正面事例。波普爾說占星術都能找到正面證據；我曾給學生說，再離譜的觀點幾乎都能在世界上找到對應的事例，事例并不見得有論證力。有了質疑這個環節，思維的面貌就不同了。在教學中，我只需追加一句“細節真能決定成敗嗎”，機敏的學生就能發現其中的破綻。 董毓：自然，大多數批判性思維學者強調正反兩方面證據都要。比如當代批判性思維研究的著名權威恩尼斯，他當然知道反駁對認識發展的重要性，但他和許多學者都想消減“批判”一詞帶給批判性思維的“包袱”。我們在私下討論這個“包袱”的時候，恩尼斯說他一度準備用“理性思維”（rational thinking）一詞來代替批判性思維。他說，批判性思維不能用“反對”來定義，它要超越懷疑論。正如范西昂1990年發布的世界批判性思維專家的共識報告中指出的，世界專家的主流觀點是，批判性思維要強調對自己信念的理性考察和自我糾正，強調有理由才相信、才行動的這個主軸含義。就是說：每個被自己接受的觀念都要有好的理由，即通過探究而得到的全面、可靠的理由。 因此，批判性思維的要點，就是“理性的考察之后再決定”，“理性的考察”才是開鎖的鑰匙；它的內容，或者我們說的“探究和實證”，“好論證”，才是批判性思維的心臟地帶。 這樣理解了“理性的考察”的含義，那么對批判性思維者來說，探究的出發點是什么其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探究過程的公正、開放和全面性。不管探究是出于找錯，還是要找正面證據增強信心，只要牢記批判性思維規定的“全面多樣”，“公正開放”，“尋求替代觀念”的要求，那么不管最初意圖是什么，最終你會把正反兩面的觀念都包括進來，你不僅考察自己的對立面，而且還是抱著公正的態度考察。而且，如果沒有不同觀念，批判性思維者還不忘去尋找甚至構造替代觀念和論證。恩尼斯說，在教學中，倘若一定要他去只挑出一個批判性思維的素質來予以強調的話，他會挑“要時刻注意替代觀念”(being alert for alternatives)。?它在實際中是最關鍵的。因此，可以看到，對反駁的要求，在恩尼斯那里，是對不同觀點的要求，是對公正性、開放性和全面性要求，這些構成了他的“合理性”(reasonableness)概念的核心內容，并顯得自洽完整。 我在《批判性思維三大誤解辨析》?文章中強調，定義批判性思維，要看它有沒有一個理性反思的過程，而不是看它的結論是肯定的還是否定的。否定的結論既不是代表有無批判性思維的充分條件，也不是它的必要條件。在這里，還可以加上，批判性思維，不在于它的出發點是肯定還是否定，而在于過程中是否有公正、全面思考。因為有全面性的要求，就自然包括了正面和反面的交鋒。 余黨緒：不論動機，不看結果，關鍵看有沒有一個理性反思的過程。理性反思離不開質疑與反駁，當然這可能讓人不快，卻是獲取真相、走向真理的必經之路。能夠坦然地面對質疑與反駁，恰恰是成熟與理性的表現。只要我們承認個人的無知、局限以及我們面臨的各種遮蔽與魅惑，特別是董老師反復提及的自我中心，我們就應該承認，質疑與反駁才能促進我們走向理性與公正。同時，面對權威、教條、本位思想、偏見、思維慣性，懷疑與反駁需要的恰恰是一種理性的勇氣。 人的認知是有局限的，這并不是否定人類理性的可靠性。相反，認識到自己在思維與實踐上的局限性，本身就是人類理性的保證。我們正是在不斷的證實與證偽中，在持續的推斷和確認中，在反復的驗證與歸謬中，確認了關于這個世界的許多事實與知識，找到了可靠的認知工具如形式邏輯，確立了基本的公共價值。 理查德·保羅在他《批判性思維——思維、寫作、溝通、應變、解決問題的根本技巧》中的一段話深深地打動了我。他說：我不會認同任何信念的內容，我只認同自己形成信念的過程。我是一個批判性思考者，我愿意檢驗我的信念，并且愿意放棄那些不能被證據和理性思考支持的信念。我會時刻跟隨證據和推理的腳步。 保羅的這段話強調了懷疑、求證、選擇和訴諸理性這樣一些思維品質。需要補充的是，同樣是這個保羅，他聲明要“作批判性思維者，而非懷疑論者”。 董毓：完全同意對理性采取理性的態度。理性運用的范圍是有限度的，不能用理性態度代替情感和美感占主導的地方。而且，理性的運用也要得當。它不能保證一定得到更好的認識或者決策，理性本身是可錯的，它要依靠自我糾錯來發展。但是在另一方面，在應該運用理性的地方，比如求真、求知和做出符合實際的決策，理性的運用是最有效的。 批判性思維是態度和方法的集合體，不能偏廢。對人類理性的信任是一個合理運用方法的前提。波普爾認為，對理性、理由的相信，是批判理性思考的前提，如果沒有這個信念，人就不可能被理由說服，一切論證對他都是徒勞的。 余黨緒：在批判性思維的討論中，還有一些人強調多元并存，而回避“合理性”的問題。人們對世界的看法是多元的，這是客觀事實；但看法與看法之間，也存在著是與非、好與壞、合理與更合理的差別。回避多元之間的合理性辨析，可能陷入“多元的陷阱”，結果是泯滅是非、好壞的界線。在具體的問題上，人們的認知與判斷還是存在著對錯與否、合理與否的差別。“多元的陷阱”與“一元的泥坑”一樣，都是有害的。有一個關于多元解讀的理念，叫做“一千個觀眾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這句話非常流行，夸張點說，已經到了泛濫成災的地步。這句話的本意，是張揚讀者在文本解讀中的主體參與與創造性，但過分強調解讀的主觀性與多樣性，而忽略了作品的先在決定性和限定性，這就是“多元的陷阱”。每一種解讀或許都是有原因的，有理由的，有創見的，但并不見得都是合理的。現在的語文測試（包括高考），有一類所謂的“開放題型”。命題者往往提供好幾個答案，并且聲明“考生自圓其說即可”。命制這種題目是要加倍謹慎的。誠如董老師所說，除了“情感和美感占主導的地方”，還有多少事情是可以“自圓其說即可”的？即使是“自圓其說即可”，“說”的怎樣，“圓”的如何，也還是存在高低優劣之分的。 董毓：“一千個觀眾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這個說法，突出了因為閱讀者的個人因素而影響閱讀理解的現象。就閱讀結果是文本內容和閱讀者的共同結果，同一文本會產生的不同理解而言，這一點不能否認，可以理解。但是，這一點不能表明每個人的閱讀都是一樣“對”、不管怎么理解都無法做出合理性判斷。這本來是顯然的：對事實的判斷有真假，對事物的觀念有是非，不同的理解不是真值等價的。根據對原來的語境和作者的意圖的整體理解，我們可以對個人的閱讀結果做出合理與否的判斷。如果有人把《金瓶梅》的潘金蓮歌頌成尋求個性自由解放的女權主義者，他有言論自由，但這顯然不等于《金瓶梅》文本的原意。 余黨緒：在董老師的文章中，我看到您將“求真、公正和反思”稱為批判性思維的軸心理念。那么，在今天這樣一個開放、創新的時代，這些品質有什么特殊的意義？ 董毓：我在2010年的《批判性思維原理和方法》教材中把這三項列為批判性思維的主軸精神。后來我認識到，原來列為習性或者品德的“開放性”，雖然可從公正性的概念中推演出來（因為要公正就必須平等對待、包括不同的觀念），但還是應該單列出加以強調，這樣會更有提示意義。所以我們說，完整體現批判精神的，是“求真、公正、反思和開放”四大原則，在這些精神下面，又有具體的素質。在思考基礎教育時，我在《角逐批判性思維》④文章中提出，應注重培育這樣的素質，或者叫習性（理智美德）和明辨、發展能力： 1、謹慎和謙虛的態度，愿意學習、思考的品質以及文明討論的習慣。 2、講道理、下判斷要有理由，有全面收集信息的習慣。 3、意識到現實問題是復雜的，并有分解、分辨主次和關系的初步能力。 4、懂得要清晰、具體和有條理地思考和表達。 5、有判斷信息的可靠性的初步能力。 6、知道要考察信息是否足夠支持自己和他人的立場、觀點。 7、試圖辨別自己和他人觀點背后的假設、立場和視角。 8、注意尋求和對比不同觀點，比較它們的根據和優缺點。 余黨緒：這8條很具體，對于教學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和可操作性，董老師一直致力于推動基礎教育中的批判性思維教育，顯然也是看到了它對于培養求真、開放、公正和反思精神的意義。 作為一個教師，我可能更看重在具體的讀寫教學和思維訓練中，通過一個一個的問題討論，一個一個的訓練項目，來培養學生的這些品質。求真、公正、開放與反思，不僅是當代社會推崇的美德，在傳統文化中也有深厚的傳統。悲哀的是，能夠真心奉行的人畢竟有限，相反，多數時候淪為了道德口號或旗幟。即使做批判性思維的專家，也未必能夠將其批判性思維的精神轉化為自己的人格。因此，我在日常教學中，很少提及在這些詞匯；我更看重在具體的讀寫教學中，通過改善學生的思維方式，讓學生不斷接近那些美德。 美德其實與知識、思維方式密切相關。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現出的某些德行上的瑕疵或行為上的謬誤，并不見得都是良心或品德出了問題，完全可能是學識、眼光或思維方式出了問題。換句話說，因為愚蠢和無知，才導致荒唐和缺德。排除掉那些動機邪惡的，更多的恐怕還是“好心辦壞事”的。人是容易蒙蔽和自我蒙蔽的，洞察力、判斷力與選擇力的欠缺所帶來的惡果，觸目驚心。 我理解批判性思維的教育價值，正在于它試圖，我說的是試圖，將求真、公正和反思這些美德轉化成一種可以顯性化的思維方式，訓練成一種可以解釋與評估的思維習性，使之成為人的基本素養。這樣，就可以在最低限度上，保證我們少說錯話，少做錯事，讓我們說話做事有根據，有邏輯，更合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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