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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基督教，貴為全球三大主流宗教之首。而在基督教內部諸教派中，天主教的影響力又冠絕群雄。全世界廣義天主教徒的總數超過10億，占全球總人口17%。 而相對于基督教的其他派系，天主教的世俗組織架構，有一個頗為與眾不同的特點：即由羅馬教宗這個大活人領導。 這的確是非常特別的。不管是基督教系統內的東正教、新教，還是佛教、伊斯蘭教，雖然這些宗教體系內，都有各種類似于大祭司的職位存在，不過除了創教初期，在之后的漫長發展演化中，從未有哪個大活人，可以獲得唯我獨尊的絕對權威，更沒有說被捧到類似神明的高度。 唯獨天主教教皇例外。在中世紀，教皇的冠冕分三層，分別意味著其他可代表神權、管理神權、統治王權。“教皇上諭”與圣經權威平等；所有天主教徒只能服從，盡管近代來臨后，教皇的世俗權力大不如前，但在精神領域，它的權威依然無可匹敵，1870年時，羅馬教廷甚至直接宣布“教皇無錯誤”。此外，教皇還有赦罪權柄。 這幾乎就是神仙了！特別是中世紀，當時教皇不但代表道統、控制意識形態，甚至可以很大程度上干預世俗政治——教皇不僅在意大利中部有一個自家掌控的教皇國，更具備干涉各國王權的乏力資格。歐洲國王需由教皇冊封，方能合法登基。而若國王被教皇開出教籍。那么起碼在理論上，它就同時喪失了對自己國家的合法統治權。這種政教合一的高度集權，在中世紀以后的人類主流文明發展史上可以說獨一無二！ 今日歐洲宗教分布 天主教教皇何以如此厲害？這跟歐洲中世紀時的特殊宏觀環境，以及地緣結構有著極大關聯： 第一，中世紀的歐洲，面臨著十分嚴峻的外部環境。它們非但要與同處基督教體系，卻自詡正宗的拜占庭帝國——東正教系統展開地緣博弈，還要跟新興的伊斯蘭勢力，在東南歐與北非反復搏殺。此外，在東北歐，以匈人、蒙古人為代表的草原游牧武裝，還隔三差五的揮師西向，讓歐洲文明面臨覆亡之憂。而保國衛教之外，為了奪取土地、財富，控制商路，甚至恢復宗教圣地等各種因素，歐洲也有向東拓土開疆的需求。 綜上所述，不管是自保抑或開拓，中世紀的歐洲文明，對外戰爭都十分頻繁。而且歐洲所應對的勢力在軍事上都非常強大，所以這種外戰的慘烈程度也是十分之高。 高頻率，大范圍的外戰，這對歐洲文明圈的要求是很高的。歐洲要想獲得勝利——或者起碼別給人收拾，那非但物質上要達到相當的量級，政治上，也需要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權力，如此方可把資源有效集中，以供對外博弈，而且在具體政治軍事行動時，大家也能步調一致，齊心協力。 可這個中央集權，恰恰是歐洲的死結。世所共知，中世紀的歐洲天主教世界，政治上支離破碎，非但分為大大小小幾十個王國，王國以下，還有公國、侯國，甚至最低級的騎士。每一級封建領主，都有對應的自主權力，整個歐洲社會在政治層面高度撕裂。 這種封建制度，將歐洲的資源高度肢解，如果未能有效整合，歐洲莫說齊心拓土開疆，連以應外侮都很難做到——天主教世界在中世紀外戰中的整體拙劣表現，跟這種撕裂的政治結構關系甚大。 膽問題是，這外戰不打又不行——即便你不想搞人，可人家還想搞你啊！ 要想解決這個問題，辦法只有一個——加強中央集權——換句話說，各地區必須上交部分權力，集中使用。 不過，交給誰好呢？交給哪個國王？但國王之世俗權力，是以其統治的國家為基礎的。而國家又是以地緣板塊為基礎構建。 在《地緣政治：基督教系列》之前章節中，云石君曾經反復提到，歐洲地緣結構支離破碎，沒有一個強大到能夠一統全歐的核心地緣板塊，這決定了，歐洲天然無法產生一個世俗強權。這種情況下，由某一個國王大權獨攬，非但其它國王不會認可，而且他們也擔心這種權力上繳，會使得新的“皇帝”得到超出其本國地緣實力之外的額外力量加乘，進而反過來威脅到自己的生存。 所以，這個中央集權，其駕馭者決不能是某個世俗國王，而只能由教會接管。教會的影響遍及全歐，可以獲得大家的普遍認可，更關鍵的是，教會說到底還是個宗教機構，即便享有一部分世俗權力，但終究有限，不至于對各國的世俗權力構成根本性威脅。 其次，鑒于歐洲內部政治結構的四分五裂，意味著各國之間的沖突十分頻繁。再加上歐洲地緣結構的支離破碎，缺乏一個一個強大到足以壓制四方的強勢核心板塊，故而沒有誰能夠徹底壓倒其他對手，就算偶爾冒出個強勢政權，基本實現歐洲大一統（比如查理曼帝國），但也多為曇花一現，用不了太長時間，就會由于地緣結構層面的支離破碎而陷入分裂，群雄逐鹿呈長期化態勢。 可是，戰爭意味著消耗，意味著破壞，意味著人口衰減。這對中世紀時本就比較貧窮落后的歐洲而言，著實是無法承受之重。故而在打的同時，歐洲各國普遍也存在著停戰的需求——否則一直這么無止境的耗下去，大家的最后只能是一起同歸于盡。 既然要停戰，那當然需要談判，而對立的雙方，就算都有停戰的想法，可是各自的立場與底線也勢必存在較大差距，故而有必要有一個權威足夠，且立場公正的勢力居間調和。而羅馬教會則是最佳之選。而這種調停人（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裁決者）的身份，又加重了教會的政治權威（當然，教會也會借著這個身份，為自個兒謀利）。 最后，在前文中云石君業已說道，終整個中世紀，歐洲內憂外患屢屢不止，這種高頻度的戰爭，極大的消耗了整個歐洲的資源和實力。 大航海時代前的歐洲天主教世界，財富創造的主要來源依然是農業。可就農業生產潛力而言，鑒于中世紀人類整體發展水平比較落后，歐洲除了環地中海板塊，其他大部分地區緯度較高，氣候相對苦寒，土地開發的潛力有限，故而其之農耕生產能力相對落后。 沒資源，還動不動打仗，這種格局下，中世紀歐洲人的生活質量就可想而知了。他們非但得承受沉重奴役和壓迫，其生活環境也十分糟糕。這意味著歐洲普通百姓的生活缺乏希望，更無樂趣，甚至隨時被死亡的陰影威脅。這種情況下，歐洲中下層的絕望心理和反抗意識自然也十分強烈。 絕望，就會帶來自暴自棄——那誰來勞動和生產？而反抗，那就更糟糕，會導致社會動蕩，秩序解體。 那么，怎樣才能阻止這種局面出現呢？ 上策是，給他們更多的財富，至少可以解決穩定可持續的溫飽問題——但問題是，那時的歐洲，沒有這個條件。 既然物質層面解決不了，那就只有從精神方面做文章了。通過天主教的精神撫慰和麻醉，起碼可以讓民眾更有勇氣的面對慘淡的人生，老老實實的賣力干活、不造反，哪怕一生潦倒也無怨無悔（只要安貧樂道，死后就可以上天堂享福）——這等于說，天主教又幫那些世俗權力承擔了部分維穩職能。 統籌對外征戰、調和內部國家、族群矛盾，化解階級沖突，歐洲的特殊時代與地緣環境，使天主教在宗教之外，還肩負起了了這三大世俗職能。而這也使得天主教會，尤其是羅馬教廷的世俗權力相應大大增加。 而對教會而言，既然它接管了部分世俗權力，那它在組織架構方面也要做出一定的調整。首先，世俗權力的嚴密規范，決定了其不可以再像以前那樣，用松散的純宗教模式來打造自己的組織，而有必要遵循世俗規范，使自己的組織架構更加精細化，實用化。具體來說，即必須有一個最高話事人和最高裁決者，如此方能及時高效的應對現實層面的各類問題。基于這種邏輯，昔日的羅馬教會大主教的權威逐漸上升，發展成為政教合一的教皇。 而與羅馬教皇的政教合一同步，歐洲文明也走進了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終整個中世紀，歐洲非但貧弱混亂，而且思想也受到高度自安置。天主教會極力打擊所有“異端”學說，甚至用宗教審判等形式，對新思潮堅決抵制。當時的天主教世界，其之愚昧封閉非但遠超同時代的伊斯蘭和中國，就和作為歐洲文明淵藪的古希臘、古羅馬相比，都差了不止一個層級。 那么，問題就來了，為什么天主教要把中世紀的歐洲社會氛圍搞的這么保守呢？通過這種封閉保守，天主教能夠得到什么樣的利益與好處？關注微信公眾號：云石，云石君下一節繼續為您解讀。 本文為云石地緣政治系列第105篇——天主教之第6節。對地緣政治和國際關系感興趣的朋友，可訂閱微信公眾號：云石，收看全部云石地緣政治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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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 王陽明王陽明 > 《哲學 宗教 百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