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考古【一】夏文化的探索

 夏商時期是中國王朝時代和青銅時代的開端。但到目前為止，學術界還無法在缺乏當時的文字材料的情況下，確認哪類考古學遺存屬于夏代。目前一般認為二里頭文化應是夏王朝后期的遺存，但對相關問題尚存爭議。鑒于此，本書原則上不采用“夏時期”的概念，而基本以二里頭文化及與其同時代的諸考古學文化為上限加以敘述。

隨著龍山時代的終結，華夏文明由“多元”的邦國時期進入了“一體”的王朝時期。約當公元前1800年或稍晚，二里頭大型都邑崛起于中原腹地，以其為核心的二里頭文化大規模地向四圍輻射其文化影響。作為初興的王朝國家的遺存，二里頭文化成為東亞地區最早跨入青銅時代的核心文化。

由二里頭都邑起步的宮室、喪葬和器用制度等，到商代又得到了進一步的整合。商王朝的都邑不斷龐大化，以甲骨文為代表的文字高度發達，具有華夏文明特色的禮制得以確立，更廣闊的區域被納入以青銅禮器為核心的等級秩序范圍內。以商文明為主干，在東亞大兩河流域形成了更大的地域性青銅文化交流網。

一     夏文化的探索

    （一）夏文化探索的學術背景

據古代文獻的記載，在商代之前，曾存在過以夏族為主體的夏王朝，它是中國進入歷史時期的第一個王朝。先秦時期的許多典籍，如《尚書》、《詩經》、《左傳》、《國語》、《論語》、《孟子》、《墨子》、《竹書紀年》、《逸周書》、《戰國策》、《世本》等書中，有多處關于夏王朝、夏王、夏代史事、夏代都邑、夏人居地和夏商關系、夏商王朝更替等的記載。上述諸多古籍，最晚成書于戰國時期。

地下出土的先秦青銅器銘文也可與古代文獻記載相印證。如春秋時期的叔夷鐘（宋穆公之后、齊靈公之臣叔夷所作）有銘文追述宋人祖業說：“□□成唐，又嚴在帝所，□受天命，翦伐夏祀。……咸有九州，處禹之堵。”這段銘文證明當時的人是相信前人關于夏王朝的記載與傳說的，夏王朝的史影尚留存于華夏族群后人的記憶之中。

然而，這些相關記述究竟是信史還是純屬神話傳說，在近代以來的學界是一直存在著爭議的。20世紀20年代興起的疑古學派，受西方現代治學方法的熏陶，對國史典籍進行了全面的梳理和檢討。古史辨運動讓傳統史學徹底擺脫了儒家“經學”框架的沉重束縛，在客觀上引起人們對用現代科學的眼光重新考察中國文明起源和進程的興趣，推動了中國早期歷史的研究。但就文獻論文獻的傳統研究方法，終究無法確證夏商文明的存在。

司馬遷在《史記·殷本紀》中明確地羅列出了商王室在王朝建立前后的世系。它是否真實可靠，在20世紀初甲骨文的發現與解讀之前是無從驗證的。商王朝的存在與夏王朝一樣，也曾被認為屬傳說一類。20世紀初，王國維對安陽殷墟出土的商代甲骨文進行研究，證明《史記》所載商王世系表是基本可靠的。他進而推論到，“由殷周世系之確實，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確實，此又當然之事也。”[1]《史記·殷本紀》的記載被證明為信史，這給了中國學術界以極大的鼓舞，人們因而推斷《史記·夏本紀》及上述先秦文獻關于夏王朝的記載也應屬史實，進而相信夏王朝的存在。這代表了中國學術界的主流觀點，也是夏文化探索的前提之所在。

在對中國古史的認識論上，疑古學派可說是破而未立。這種狀況，向學術界提出了以新的研究方法去重建中國上古史的課題，現代中國考古學應運而生。1928年開始的對安陽殷墟的發掘，證明該遺址確系文獻所載商王朝的晚期都城遺址，從而在考古學上確立了殷商文明[2]。同時，給探索考古學上的夏文化提供了一個可靠的時間和文化特征上的標尺。可以說，考古學給古史重建開辟了一條嶄新的科學途徑。

自此，結合古代文獻，從考古學上尋找夏族和夏王朝的文化遺存，進而恢復夏代歷史的本來面貌，成了數十年來中國考古學和歷史學界孜孜以求的一項重要學術目標。學者們在夏文化的探索上傾注了極大的熱情，呈現出百家爭鳴的盛況，其參與人數和發表學說之多，歷時日之長，討論之熱烈，都遠超其他學術課題，為海內外學界所矚目。

    （二）夏文化的探索歷程

關于“夏文化”的概念，長期以來歧義迭出。目前，學術界一般傾向于將其界定為夏王朝時期、在夏王朝的統轄地域內、以夏族為主體的族群所創造的文化，其核心內容是關于夏王朝（國家）的史跡。這一概念表明“夏文化”屬于考古學與歷史學整合層面上提出的命名[3]。

對夏文化的探索，是伴隨著近現代考古學在中國的興起而展開的。其探索歷程，可以大致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20世紀30年代至50年代，是夏文化探索的肇始期。

這一時期，學術界開始把夏史的重建寄托在新興的近現代考古學上，一些歷史學家如徐中舒、丁山、翦伯贊、范文瀾等曾先后把仰韶文化、龍山文化推定為夏民族或夏代的遺跡。由于當時的考古發現極為有限，考古學文化序列尚未建立起來，故所得結論與歷史實際差距較大，不久即被否定。但這些推論畢竟邁出了探索夏文化的第一步。

50年代，商文化二里岡期遺存和鄭州商城的發現，使學界對早于安陽殷墟的商文化有了較為明晰的認識，這就進一步迫近了探索夏文化的目標。李學勤、安志敏、石興邦等根據鄭州商代遺址的發現，提出介于商代文化層和龍山文化層之間的“洛達廟期”遺存（即后來所稱的“二里頭文化”）是探索夏文化值得注意的線索或對象[4]。

但50年代新發現的若干二里頭文化遺址，多為一般的小型聚落，尚無法反映當時的社會文化發展水平，因此，學術界開始把注意力轉向對夏人活動的中心區域及夏王朝都城遺址的探尋上。

第二階段：20世紀5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期，是夏文化探索的全面展開階段。

為了解決與夏文化相關的諸學術課題，徐旭生首先全面梳理了文獻中有關夏代的史料，認為豫西的洛陽平原及其附近和晉西南的汾水下游“兩個區域應特別注意”。1959年夏，他率隊在傳說中夏人活動的中心地區豫西開始了對“夏墟”的考古調查[5]。調查中所踏查的遺址，即包括著名的偃師二里頭遺址。這是首次明確以探索夏文化為學術目標所進行的田野考古工作。以此為標志，中國考古學界開始進入了以大規模的田野調查與發掘為基本手段，有目的、有計劃地探索夏文化的時期。

通過多年田野考古工作與綜合研究，中原地區仰韶文化—中原龍山文化—二里頭文化—二里岡期商文化的發展序列得以建立，探索夏文化的范圍，集中到了河南中西部與山西西南部的中原龍山文化的有關遺存和二里頭文化上。

1959年秋，考古工作者即開始對二里頭遺址進行試掘。此后，除了“文革”期間中斷了數年外，二里頭遺址的發掘持續不斷，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考古收獲[6]。該遺址的發掘，確立了二里頭文化，證明了該遺址是一處早于鄭州商城的具有都城規模的遺址，二里頭遺址和二里頭文化成為公認的探索夏文化的關鍵性研究對象。二里頭遺址以及臨汝煤山、禹州瓦店、新密新砦、鞏義稍柴、登封王城崗等遺址的發掘，確認了二里頭文化早于二里岡期商文化、晚于中原龍山文化的相對年代關系，以及三者間在文化面貌上一定的繼承性，也為探索夏文化和夏代都邑提供了重要線索。

在豫西晉南地區進行的考古調查，也發現了一大批與夏文化探索有關的遺址。70年代開始的對夏縣東下馮、襄汾陶寺等遺址的發掘和研究，把夏文化探索的范圍擴展到了晉南地區；根據二里頭文化遺存在豫西和晉南地區的差異，二里頭文化又被區分為以二里頭遺址為代表的二里頭類型和以東下馮遺址為代表的東下馮類型[7]。

    1977年，在登封王城崗遺址召開的現場討論會上，考古學界就夏文化及夏文化研究的理論與方法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會后相繼發表了一批論文，掀起了夏文化探索的熱潮。學者們圍繞何種考古學文化為夏文化、如何界定夏商文化等問題各抒己見，出現了百家爭鳴的局面。爭論的焦點，在于對二里頭文化性質即所屬族屬與朝代的認識。諸家觀點可大體歸納為兩種主流觀點：一是認為中原龍山文化晚期與二里頭文化前期（一期或一、二期）為夏文化，二里頭文化后期（三、四期或四期）為早商文化，其中又以二、三期分界說最為流行；一是認為二里頭文化一至四期皆為夏文化。與此相對應，對二里頭遺址和鄭州商城兩大都城遺址的性質也結合文獻進行了探討，提出了二里頭遺址“西亳說”或“夏都說”、鄭州商城“鄭亳說”或“隞都說”等不同的看法[8]。

    這一階段已開始使用碳十四測年等自然科學手段對以二里頭文化為主的與夏文化有關的遺存進行絕對年代的測定。

第三階段：20世紀80年代初期至今，是夏文化探索持續進行的階段。

    這一階段，圍繞夏文化探索所進行的田野考古工作取得了新的進展。除了二里頭類型和東下馮類型以外，考古工作者還在更廣泛的區域內發現了眾多的二里頭文化遺址。迄今為止所發現的二里頭文化遺址已達300余處。對河南駐馬店楊莊、方城八里橋、鄧州陳營、杞縣牛角崗、陜西商州東龍山等二里頭文化遺址的考古發掘，為研究二里頭文化的分布和類型、二里頭文化與同時期其他考古學文化的關系等提供了豐富的材料。

    1983年，在距二里頭遺址僅6公里的偃師市城區以西，發現了偃師商城遺址[9]。這一位于文獻所載夏王朝中心分布區的商代城址一經發現，立即引起了學術界的極大關注。以偃師商城的發現與發掘為契機，學術界又掀起了新的一輪關于夏文化與夏商王朝分界問題的大討論。爭論的焦點仍集中于二里頭、鄭州商城和偃師商城三個都城遺址的年代與性質，主要是伊洛鄭州地區考古學文化序列中的夏商分界問題上。以往持二里頭遺址“西亳說”觀點的學者，大都轉而認定偃師商城為湯都西亳，而二里頭遺址為夏代晚期都邑，對夏商分界時間的看法則由二、三期之間轉為三、四期之間，同時認為夏文化的上限早于二里頭文化，應包括中原龍山文化的晚期遺存；而認為鄭州商城為湯都亳的學者，則認定偃師商城的時代稍晚，屬離宮、別都或軍事重鎮[10]。

    進入90年代，一些學者又提出了夏商文化分界應在二里頭文化四期早段至晚段之間、而四期晚段遺存應為夏遺民文化的觀點，這實際上是在對“二里頭文化一至四期皆為夏文化”的觀點基本認同的前提下所進行的修正。隨著鄭州商城與偃師商城遺址發掘與研究工作的深入，以及“夏商周斷代工程”對有關夏文化問題研究的推動，兩座商代城址大體同時的年代關系基本確定，認為二者均為商王朝的早期都邑，而二里頭遺址應為夏王朝的一處都邑，二里頭文化的主體為夏人遺存的觀點逐漸為多數學者所接受[11]。

綜上所述，五十余年來夏文化探索的重要收獲，主要顯現在田野考古調查與發掘的成果上。通過大量的田野工作，在傳說為夏人主要活動區的河南中、西部和山西西南部，建立起了龍山時代文化─二里頭文化─二里岡期商文化的考古編年序列；基本搞清了龍山文化時期相關遺存、二里頭文化及其周鄰同時期文化的類型分布與相互關系的基本格局；發現了若干龍山時代和二里頭文化聚落群中的中心遺址和城址，并對其中的多處重要遺址進行了大規模的發掘，二里頭遺址作為夏商時期一處重要都城遺址的學術地位得到確認；所獲取的豐富的遺存和信息，為夏文化內涵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資料，從而為夏文化的探索奠定了基礎。

    （三）夏文化探索的啟示

史前至三代考古學的學科特點，決定了其以長時段的、歷史與文化發展進程的宏觀考察見長，而拙于對精確年代和具體歷史事件的把握。長期以來聚訟紛紜的對某一王朝都城具體地望的討論，對某一考古學文化所屬族別與朝代歸屬的論辯，對文獻所載夏商王朝更替究竟對應于哪些考古學遺存的爭論，至今久訟不決，莫衷一是，已很能說明問題。

可以認為，考古學僅可提供某一人類共同體的社會發達程度是否接近或達到國家（王朝）水平的證據，卻無法在沒有直接文字材料的情況下證明狹義史學范疇的具體社會實體如夏、商王朝的存在。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確切的證據來排除或否定任何一種假說所提示的可能性。

應當指出的是，就早期文明史的研究而言，歷史文獻學與考古學的整合研究，乃至二者與其他學科在更大范圍內的整合研究仍是必由之路，關鍵的問題是如何整合。

受多種因素的制約，無論考古學文化譜系和編年，還是碳素測年、傳世文獻記載，以及整合各種手段的綜合研究，都無法作為檢核這一歷史時段研究結論可靠性的絕對指標，無法徹底解決都邑的族屬與王朝歸屬等狹義“信史”范疇的問題。就考古學而言，除了可以依憑的材料仍顯不足以外，我們一直也沒有建立起有效地說明考古學文化和族屬、考古學文化的變遷與社會政治變革之間相互關系的解釋理論。這種學術背景，決定了這一課題的研究結論也不可避免地具有推斷和假說的性質，某些具體結論，尚有待于更多證據的支持和研究工作的進一步開展[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