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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朱利安·巴恩斯 是今年夏天才開始的事，起先并不知道他，一個作家老師推薦的，他說，朱利安·巴恩斯和馬丁·艾米斯（Martin Amis）、伊恩·麥克尤恩（Ian McEwan）現在成了當代英國文壇的“文壇三巨頭”。更關鍵的，他的寫作有其獨特的史觀：歷史無所謂“客觀”，歷史既然由人來書寫，則必然受限于人的視閾、心理與動機……
朱利安·巴恩斯(1946- )，這個我今年才有緣見識的英國當代最具影響力的作家生于英格蘭，畢業于牛津大學，曾參與《牛津英語詞典》的編纂工作，做過多年的文學編輯和評論家。他著有十余部長篇小說，其中《福樓拜的鸚鵡》最為膾灸人口，也奠定了他在英國文壇的地位。他曾獲毛姆獎、杰弗里·費伯紀念獎、E.M.福斯特獎，布克獎等。 
日前，終于讀到了他的《10 1/2章世界史》，開頭就令人拍案，巴恩斯以諾亞方舟上一只木蠹的視角，顛覆了傳統關于方舟故事的講法：原來上帝以及人類與上帝的契約，完全是“老暴君”諾亞一手捏造……事實也只是作家臆想的，但寫法確實有趣，讀著也讓人歡快，我有一種讀《故事新編》的感覺，嬉笑怒罵，老辣或無厘頭，質疑或戲說，筆下于是有了作家獨特的以對歷史、真實、真理和愛情的思考……這種現代主義的表現手法，打破了傳統的小說創作模式，確實富于創見！
有網友說，對每一個活在當下的人來說，歷史都是個頭疼的問題。頭疼在于你無法確認歷史的真相，你讀到的歷史有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記述；很多時候，同一件事情、同一個人，會有不同的歷史記述，在正史、野史、稗史，官修的、私人記錄或者在被解讀的令人目不暇接的有關讀物中——這一大堆書里，如果你是一個不滿足的人，最好還是互讀——我也認為這種意見，巴恩斯的這種小說或許也是一個很好的關于歷史互讀的種類！歷史小說的有趣之處就在于記錄的不確定性，它豐富了我們對歷史的意外發現！ 
朱利安·巴恩斯訪談錄：
喬：你覺得藝術家有責任關注政治事件嗎？
巴：我認為藝術家有責任忠于藝術。藝術因藝術家而有所不同。某些情況下，他們不應該變成政治作家；某些情況下，他們為政治而創作，但我不贊同削足適履。總體上，我認為藝術大于政治，藝術涵蓋政治，而不可逆推。我的工作不是去告訴人們如何生活，提供給他們一整套道德規范或建議，或者鼓勵他們與當局爭斗，而是要如實地反映生活，并且用讀者喜歡的方式把它講出來。但有時不可避免地會和現實細節有出入，這時候作家就不必跟從政治導向而折回到現實生活中來。比如描寫男人購物這么簡單的事情就會有很大的不同：他生活在相對自由的美國，有足夠的錢，他去一家大型超市；或者他生活在極端缺乏自由的東歐，由于經濟滑坡，他盡全力湊夠買同樣東西的錢。同樣的事情卻折射出不同的政治影響力。
喬：為了寫《福樓拜的鸚鵡》你肯定讀過相關日記和書信，寫《亞瑟與喬治》時也這樣做嗎？要想讀這些第一手卻屬于個人隱私的材料，你有何感想？
巴：事實上，我幾乎找不到任何柯南·道爾的私人資料。只看過幾封信，柯南的后人似乎很不可思議。他們更熱衷于盡可能多地賺錢，而且操作很神秘，回絕任何作家借閱資料的請求。我曾通過柯南的一個傳記作者和柯南的主要受益人約定好借用資料的事，但沒有得到任何答復。后來，我索性拋開那些材料，自己創作出一個柯南·道爾來。沒有任何直接關系人授予我該人物的創作權，這本書沒有被授權。畢竟，它是小說。我知道，實際上柯南寫給他母親的信還保留著，但尚未公開，其實，那時候有人正在編輯準備出版。后來，我讀過部分內容，并沒有什么參考價值。
喬：你經常說你很推崇福樓拜。為什么說《包法利夫人》是第一部現代小說，你如何定義“現代主義”？
巴：事實上，第一部現實主義小說是由巴爾扎克創作的，盡管還有人說《堂吉訶德》是第一部現實主義小說。這些說法都有漏洞。粗略地說，《包法利夫人》將現實主義小說推進到完美境界。不僅如此，此前的小說創作都是邊創作邊發表，以小說連載形式創作的。而福樓拜是第一個主張小說語言的每個句子能夠而且應該像詩一樣優美，流傳百世，這正是小說的語言標準；其次，在結構上，他主張作家應該有全盤的創作計劃，全部的次主題要與主題相呼應。它必須是個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有機統一體，一臺機械，不僅僅是反映生活，而是一臺各零部件協調運轉的精密機械。更重要的是，他只是如實地描寫現代生活的原貌，而不去充當道德教育的角色，所有這一切使《包法利夫人》成為第一部現代主義小說。
喬：你的解釋真有說服力！幾位當代作家的小說我很喜歡，當然也包括你的，像馬丁·艾米斯、伊恩·麥克伊萬甚至還有稍年輕些的石黑一雄。還有一些英國作家的作品，我覺得是受你的同時代作家的影響，比如喬納森·科埃（Jonathan Coe）、魯珀特·湯姆生(Rupert Thomson)。哪些作家影響了你？你認為你的同輩也受到了那些作家的影響了嗎？
巴：這個問題難回答。我可以羅列出我成長中讀過的作品作家名單，包括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伊夫林·沃(Evelyn Waugh)、阿道司·赫胥利(Aldous Huxley)、喬治·奧韋爾(George Orwell)等，但我總是不很清楚他們對我的創作具體影響在哪里。莎士比亞和福樓拜的確影響了我。你還可以列出一長串有名作家的名字，但作家本人是最后一個看出哪些是從別人那里套用來的。我們這代英國作家的特征是他們關注不同的方向，而且和前輩們關注的方向不同，盡管也有例外，如安東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或威廉姆·戈爾丁(William Golding)和其他獨樹一幟者。馬丁·艾米斯堅定地注視美國，而我則鎖定歐洲大陸，我的作品充滿著法、俄和英國元素。另外，還有拉什迪、石黑一雄和其他一些年少時就移民英國的作家，他們來自不同的文化，并把本土文化帶進來。拉什迪曾開玩笑地說：“英帝國文學創作在退步?！钡芏嗳诵乓詾檎?。我覺得當代英國作家過多地關注其他國家，同時又有些移民作家走進來，因此，英國文學現在相當混雜，我們各自為營搞創作，不屬于同一個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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