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黃夏 隨著《脈搏》在國內出版，英國作家朱利安·巴恩斯的幾乎所有重要小說，都已有了簡體中文譯本。迄今為止，巴恩斯有四部小說入圍布克獎決選，除最終折桂的《終結的感覺》（2011），還有《福樓拜的鸚鵡》（1984）、《英格蘭，英格蘭》（1998）和《亞瑟與喬治》（2005）。此外，《10?章世界史》（1989）也是一本繞不開去的佳作。這些作品有助于我們祛除關于巴恩斯的一些陳詞濫調。此前，我們一直稱他為“后現代”作家。現在，我們可以稍稍擱置一下這個標簽，而關注一些更為實際和重要的東西。 一 巴恩斯被冠以后現代的名頭，部分原因是其早期小說所表現出來的先鋒派頭。比如，他在《福樓拜的鸚鵡》中就進行了一場令人眼花繚亂的文體實驗，因此，你也可以把這本小說稱作人物傳記、歷史匯編、文學批評、關于文學批評的批評，等等。 《福樓拜的鸚鵡》講述退休醫生杰弗里·布拉斯韋特為了探尋福樓拜在撰寫小說《一顆質樸的心》時、那只曾置于案頭給予他創作靈感的鸚鵡標本，而在法國四處漫游的故事。這本小說至少包含三個敘事層面：一是主人公自己的故事，包括他的探訪經歷，及其隱藏在敘事背后的與妻子之間的感情糾葛；一是敘事對象福樓拜本人的創作、生活和思想；一是福樓拜筆下的人物，如包法利夫人和《一顆質樸的心》中的主人公的故事。小說的最后結局是，不但鸚鵡的來歷遍尋無著，連福樓拜以及福樓拜的追尋者布拉斯韋特本人，也都成了十分難解的謎團。 關于人物傳記，巴恩斯有一個十分貼切的比喻。他說傳記類似于“網”，一種“用繩子編織起來的有很多洞眼的東西”。當拖網裝滿的時候，“傳記作家就把它拉上來，進行分類，該扔回大海的就扔回大海，該儲存的就儲存，把魚切成塊進行出售。但是想想那些他沒有捕獲上來的東西：沒有捕獲到的東西往往多得多”。傳記作家對材料的處理，一方面受制于他對材料的占有和掌握，一方面也有讀者、出版商和圖書市場的掣肘，“一先令的傳記故事將給你所有的事實，十英鎊的傳記故事還將給你提供所有的假設”。 這還不是最主要的。問題是，你所占有和掌握的材料，彼此之間也會打起架來。小說中，巴恩斯援引福樓拜及其友人的書信、評論、報紙新聞、虛構的小說、非虛構的日記，這些材料有時互為證明，有時卻彼此證偽、互相拆臺，或者在極細微的地方作迥然相異的表述。其中最經典的，莫過于三份關于福樓拜生平創作的“年表”。第一份年表好似戰時我方電臺，報喜不報憂，意在鼓舞人心和士氣；第二份年表則仿佛敵方電臺，專揀令人沮喪的消息告訴你；第三份年表是福樓拜的自述，該份自述下文再議，先說說前兩份年表。 這兩份年表相互掐架，不外乎是說它們中有一方說謊，或者雙方都在說謊吧？但問題恰恰是，它們都沒有說謊，它們都有可靠的人證物證（包括福樓拜本人的）作依據。因而，關鍵處就在于，雙方是在什么身份與心態之下提供這份年表，是官方、友人、積極的樂觀主義，抑或與之相對的非官方、敵人、消極的悲觀主義？立場既定，則只需要尋找相應的材料，對號入座就可以了。的確，兩者都沒有說謊，但很顯然，兩者又都以偏概全，以至于同一段人生在不同的視角和講述中，竟然呈現出完全不同的人生來。 至于作家本人的自述，真實性則更可成疑。作為小說家，巴恩斯是蠻佩服那些在文本中，埋設陷阱讓讀者栽個嘴啃泥的作家的。不過，也正因為有這種同為騙子的惺惺相惜，讓巴恩斯更不愿相信小說家們的言說。他寫道：“傳記主人看到傳記作者的到來決定自娛自樂一番時，技藝再高明的傳記作者又會有多大的希望呢？”小說中，福樓拜留下遺囑，要求親戚好友燒掉他的信件，并且告訴他們，萬一有好事者上門打探他的信件或者私人生活，務必對其撒謊，或者，“由于我不能獨獨要求你說謊，那么，你覺得他們想要聽什么，你就告訴他們什么。” 人類學有一個笑話，當人類學家快要走入某個村莊做田野調查時，站崗放哨的土著會跑回來告訴父老鄉親：“快快快，人類學家到了！”很多時候，我們對某些事物的誤讀，常常建立在這些事物想要讓我們相信的幻象基礎之上，而我們又缺乏甄別它們的眼光和手段。換言之，這邁出去的第一步就已經錯了，往后的幾步還能不出錯嗎？ 二 人物傳記如此，歷史就更不可能成為例外，因為歷史也是人手所撰，“我手寫我心”。“我心”從來都是主觀的，代表的是“我的”旨趣和偏向，那么，歷史還能有所謂“客觀”和“公正”嗎？這正是巴恩斯在《10?章世界史》中表達的觀點。與《福樓拜的鸚鵡》稍有不同的是，《10?章世界史》需要讀者對歐洲歷史和宗教有一點起碼的認識，否則讀不出“虛擬歷史”與“真實歷史”之間的微妙區別。不過，只要你本著“堅疑不信”的態度去讀，那么，距完全讀懂小說也就相差無幾了。 《10?章世界史》開頭令人拍案，巴恩斯以挪亞方舟上一只木蠹的視角，顛覆了傳統關于方舟故事的講法：原來上帝以及人類與上帝的契約，完全是“老暴君”挪亞一手捏造，為的是他可以借上帝之名拯救那些他喜歡的部落民族，順便消滅那些他不喜歡的部落民族。拿老挪亞開涮倒并不是說巴恩斯特意要與圣經過不去，而是指他對“泛權威”意義上的歷史書寫的普遍質疑。這個“權威”有時表現為意識形態編訂的“大歷史”（勝利者的謊言），或是親歷者通過個體經驗表達的“小歷史”（幸存者的謊言）。 巴恩斯對泛權威歷史書寫的顛覆，是 20 世紀 80 年代此類文學寫作背景的一個縮影。其時，塞爾維亞作家米洛拉德·帕維奇和意大利作家翁貝托·埃科分別出版了《哈扎爾辭典》（1984）和《傅科擺》（1988）。前者以基督教、伊斯蘭教、猶太教對“書中書”《哈扎爾辭典》的不同詮釋，昭示不同文明間的沖突制造了那么多的歷史碎片。后者則調動起歷史學、考古學、建筑學、哲學、人類學、機械學等學問，為一個駭人的彌天大謊“背書”。 只是，巴恩斯比帕維奇和埃科走得更遠。他把對權威歷史寫作的考察，從意識形態擴展至資本主義經濟。經濟生產模式同樣決定歷史文本的生產模式，這便是巴恩斯在《英格蘭，英格蘭》中所要探討的主題。 《英格蘭，英格蘭》是一本戲謔味十足的反烏托邦小說。故事發生在“伊麗莎白二世去世”后的未來，某商業大亨買下英格蘭南部一個小島做歷史主題公園，不久策動該島獨立，將之變成一個山寨版英格蘭。游客可以在一個早上參觀完“巨石陣”和“簡·奧斯丁故居”，在“多佛白崖”吃一頓“農夫的午餐”，觀摩審判“王爾德”和處決“查理一世”，瞻仰國王和王后從小一號的“白金漢宮”窗前向人群招手致意，在豌豆湯一樣的“倫敦濃霧”中朝警察扔雪球，搭“五月花號”揚帆起航。累了的話，可以在“倫敦塔”內的哈羅斯百貨商店里度過一個悠閑的下午，還有“倫敦塔衛兵”幫你推購物車！ 山寨如此多嬌，引無數游客競折腰。難道復制品比原件更受人們歡迎嗎？巴恩斯寫此書的一個目的，其實也是在旁敲側擊地揶揄英國人的國民性格。他用小說中一個學究的話說，原件所代表的燦爛輝煌的英國文化，會讓英國人抬不起頭來。想想看，當年統治三分之一地球的日不落帝國，如今卻淪為地球上無足輕重的彈丸之地，在歐洲內部說不上話，出了歐洲還得看美國的臉色。這種“影響的焦慮”使大家覺得還是不要去看原件為好，看了也要傷心。當然，此等心態中國人覺得難以理解，因為我們現在大國精神滿滿，驕傲還來不及呢。 而復制品呢？它們是可以剔除上述種種“虛假和毫無意義的感傷”，并任憑我們“擁有、占據、重整”，和從中獲得享受的。有趣的是，巴恩斯在探討其可能性時，援引的是一個來自蘇聯的故事。這個故事講述衛國戰爭時期，斯大林派作曲家們到農村和山區搜集民歌，創作能夠鼓舞前方將士作戰的歌曲。某作曲家跑到當地一看，不要說民歌，連人都沒有了。原來，經集體化、大清洗、大饑荒之后，農民要么被遣散，要么被消滅，民歌當然隨農民一起消失了。作曲家無法可想，又不敢向上級據實報告，怎么辦呢？索性，他自己創作了幾首民歌，任務順利完成。 這里的邏輯是，如果假的民歌能產生像真的民歌那樣鼓舞士氣的效果，那么，我們還干嘛要去追究真和假呢？同理，如果山寨版白金漢宮或倫敦塔，能夠喚起游客在觀看真跡時同樣的感受，那么，我們為什么還要去在乎真跡所謂的“古色古香”及其“獨特性”呢？況且，在一天之中把英國所有具代表性的景觀一網打盡，要比帶了大包小包，不停地擔心天氣、旅店、時刻表，要輕松、省錢和便捷得多吧？這就是資本主義經濟模式下，歷史文本得以“再生產”的新模式、新途徑。巴恩斯借此暗諷亞當·斯密的“市場國家”理論：歷史隨國家，一并被供需關系市場化了。 三 《福樓拜的鸚鵡》、《10?章世界史》和《英格蘭，英格蘭》，雖然表現方式各不相同，但其主旨都在于消解權威歷史寫作的鐵板釘釘與言之鑿鑿。巴恩斯曾這樣說過：歷史是一只涂滿油脂的小豬，被放進了舞會大廳，“小豬一邊尖叫一邊在大家的腿腳間躲來躲去，以免被捉住。大家撲過去，想抓住它，結果跌倒在地上，在整個過程中人們表現得滑稽可笑”。 而那些自以為捉到的人呢，則在這只小豬身上按自己的心愿喬裝打扮，將之變成言聽計從的寵物豬。 這三本小說也因之被打上“后現代”的標簽，其理論核心就在于消解權威，消解絕對真理，推崇相對主義的歷史觀和價值觀。但它同時也是一把雙刃劍，亦即消解絕對真理之后，也許便再無任何真理可言。巴恩斯在揭露和批判意識形態與商業主義荼毒歷史建構的同時，也沒能告訴我們究竟該如何書寫和理解歷史。從這幾本小說中，我們多少可以嗅出一點虛無主義的味道。究其實質，可能就在于巴恩斯忽視了人與人性在面對歷史和現實時的能動性。在他筆下，人的面目通常是模糊的，他們大多不過是意識形態和商業資本主義的提線木偶。 進入新千年之后，巴恩斯開始把一些有鮮明性格的人物作為“試紙”引入故事，來測量相對主義價值觀的效用，或者說危險性。在《亞瑟與喬治》小心翼翼的探索與轉型之后，他終于祭出《終結的感覺》這樣凝聚其成熟思考的作品。瘋狂的文本實驗沒有了，推崇相對主義的后現代也沒有了。巴恩斯在消解絕對真理的同時也樹立起了新的真理，那就是人性與道德在面對歷史與現實時所經受的試煉和拷問。 這本小說以另一種歷史，亦即人類個體的記憶為素材。主人公托尼回憶自己的失戀史，幾十年來，他對曾經的好友和劈腿的女友一直心懷怨恨。但他避重就輕的視角和吞吞吐吐的言說，還是讓我們對他的敘述充滿懷疑。結果證明，這些記憶都是臆造和夸張的。托尼屏蔽和修改記憶，除了求取良心安謐，也在以今時之心境揣度過去，或抹黑或描金全憑自己的需要。一言以蔽之，托尼對過去事件的解讀是立足于四十年后的道德至高點上的——作為一個受害人，他堅信自己有權提出控訴。但他從來沒有想到，他所做所說的一切，恰恰傷害了那些曾經愛過他也為他所愛的人們，他，才是一個真正的魔鬼。 在這本小說中，巴恩斯第一次把個體的人，從大寫的意識形態和資本主義中剝離開來，而單獨審視之。他不再僅僅認為人是后兩者的犧牲品，更有可能的是，人還是后兩者的利用者和駕馭者。盡管在這本小說中，這種利用和駕馭是消極的，對此，巴恩斯批評說：“我們責備某個個人，目的就是為其余人開脫；我們歸咎于歷史進程，則是為一個個個體免責；抑或將一切歸咎于一片混沌，結果也一樣。” 《終結的感覺》開啟了巴恩斯通過個體的道德糾偏以重建歷史書寫的思考，那便是個體在歷史進程中的自我定位和審視問題。萬千個體對自我的審視形成一條歷史“責任鏈”，從而決定了群體擔當的價值與意義，由此，湮滅的生活庶幾可開出一朵希望之花。但是，巴恩斯也認識到崇高的道德標桿總是被輕易放棄。因為我們就像托尼，太容易屈服于平庸的人生，無論上學還是工作，“中等就好”，無論友誼、愛情抑或忠誠，“中等就好”，我們絕大多數人用“絕大多數人注定平凡”來慰籍自己，也就注定了絕大多數人的自我麻痹，從而放棄了審視自我的機會。巴恩斯無疑是悲觀的，但人類今后應該走的道路已經被他指出來了。 從后現代到現實主義的回歸，在一些后現代理論家看來不啻為一種“倒退”，在文學中樹立真理和講求道德也被認為是“不道德”的。但我們看到，巴恩斯的轉型是他作為知識分子責任意識的激發和強化。如果沒有這種責任意識，那么，文學實驗終究只是不出實驗室的文字游戲而已。 - END - 薦書： 《佛樓拜的鸚鵡》，[英] 朱利安 ·巴恩斯 著，石雅芳 譯，譯林出版社，2010年。 《10?章世界史》，[英] 朱利安·巴恩斯 著，林本椿 宋東升 譯，譯林出版社，2015年。 《英格蘭，英格蘭》，[英] 朱利安·巴恩斯 著，馬紅旗 譯，譯林出版社，2015年。 《終結的感覺》，[英] 朱利安·巴恩斯 著，郭國良 譯，譯林出版社，2012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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