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觀】 林森：從生命的斷裂處開始

吳秉杰：林森小說中泥土的氣息，不僅擁有了自我確認的文化身份，努力地追蹤、開掘與辨識這種文化的含義，同時又和時代生活變化對接起來，這便使他的寫作和一些城市或大城市出身的青年作家不同，不是靈光一現，態度曖昧乃至來路不明的敘事，又產生了一種似溯流而行的新的“尋根”。

韓少功：這種對現實的書寫令人震驚，林森筆下語言的精準、靈動、造型功力、草根底蘊非同尋常。

謝有順：林森的寫作值得我們注意。他的個人經驗與知識譜系，和那些只有都市記憶的“80后”作家有著根本的區別。他的《關關雎鳩》《小鎮》《夏風吹向那年的畫像》等小說，著力于書寫城市化、現代化進程中鄉土世界內部的糾結、急躁與衰敗，豐富了我們對鄉土世界的理解；他所塑造的黑手義等人物形象，也因承載著復雜的時代信息而令人印象深刻。

李少君：林森的小說風格，著名作家莫言有一句話概括得很好，他說林森的小說就像一座龐雜的原始森林。確實，林森小說的長處是錯綜復雜豐富多樣，而且情節起伏變化多端，現在很多年輕作家做不到這一點，因為這需要宏大的視野和強大的控制力。

崔艾真：《關關雎鳩》講述改革開放十年后，海南一個叫瑞溪的小鎮人的生存狀態。通過對小鎮眾多人物的刻畫和描寫，展示了在失控的命運遭際面前，他們的卑微，他們的善良，他們的掙扎，他們的堅守，展示了中國底層的平民百姓們生命的韌性。在艱難的生存境況下，他們互相撫慰、互相支撐（老潘和黑手義兩個男人一輩子的友情和交情寫得極為動人），躲避或抵抗生活里的驚濤駭浪。作為家族的長者，老潘和黑手義這兩個男人，對家族晚輩們在生活和成長過程中的苦厄的擔當，尤其讓人敬佩感嘆。

陳應松：在充滿躁動的、靈性十足的、幽默機智的、快刀斬亂麻的語言強勢介入下，瑞溪鎮猶如一列被獨特民俗和生活裹挾的“高鐵”，飛速馳過這個海島的歷史，讓我們進入一些個體生命蕩漾和掙扎的心靈。神奇的故事和瀟灑不羈的敘述風度令人沉醉。也同時獲得了小說最應具有的飛揚大氣和萬千儀態。在生命流逝的笑聲和哀鳴中，某種民俗的回歸與重現，也許是作家對往昔敵意、混亂和親切交織的生活，最具人道情懷的嘆息與悲喚。

劉復生：林森的長篇小說《關關雎鳩》顯示出年輕作者出色的才華，它別具韻味地展示了炎熱潮濕的海南小鎮的生活氛圍，林森以舒緩而不動聲色的敘述，編織起家族敘事的經緯線，寫出了本土的海南人對現代生活與外來時代沖擊的創傷性體驗與不知所從的困惑，以及蘊藏在海南生活內部的頑強生命力。

楊慶祥：林森的小說在地方經驗與人類普遍的生活境遇之間搭建起堅實可信的關聯。他的寫作在經驗的呈現和形式的敏感上均獨樹一幟。

行　超：現實感無法遮蔽他作品中的現代感：那些快節奏、高密度、充滿靈性的語言，那些偶爾跳出來的伏筆、暗示，都仿佛是藏在幽暗角落中的閃光，在措手不及間驚訝你的靈魂。

江　非：《關關雎鳩》以作者出生并成長的海南小鎮瑞溪鎮為故事場域，展現了一個貌似簡單卻實乃復雜的群體性的精神斷面的消失與生成，繾綣與決絕。小說的標題直接來自于《詩經》“風”部首篇《關雎》中的第一句，由于大家對于這首詩的習常性理解，單從標題來看，這部小說很可能被誤解為一部描寫愛情的小說，然而深入閱讀，讀者才會發現，作者其實是在啟用這句詩的祭祀與啟示的力量。在這部小說中，“關關雎鳩”，首先是一種具有復調性質的復合聲響，是人在一片河洲之地上發出的歷史聲響的合奏，其次是在探討這一片聲音中那種中國式的人的思維方式，即通過“關關”和“雎鳩”并置的一種形象思維方式，作者暗示，這不僅生成了中國人的精神認識結構，還必然的形成了是一種中國式的社會倫理框架和獨具特性的東方人性。整部小說，以群體祭祀的“鬧軍坡”開始，并以“鬧軍坡”結尾，作者正是書寫了人在祭祀之中和神之面前的皈依和蛻化，重新以啟示錄般暗喻和提問，展開了對于人本身的思考，并依此把人重新置于了時間的源頭之前。這可能是這部小說有別于當下一些小說的最重要和最具有文學史意義的一點，也是這部小說的杰出之處。

2007年，我處于某種慌亂之中，工作不穩定，飄來蕩去，自己幾年來買的一些書，隨便塞進幾個肥料袋里，放在一個朋友家陰暗的角落，落滿了各種灰塵，甚至成為白蟻咬吞的美食。那年夏天，海口滿大街都飄著從海南三亞走出去，在《快樂男聲》爆紅的陳楚生的歌聲。陳楚生奪冠后，我所在的廣告公司準備接下他在海南的首場演出。但最終我并沒有參與這個活動，因為那年的下半年，我接到一個電話，問我是否愿意到北京魯迅文學院去學習，我不知天高地厚地答應下來了。辭掉工作后，我無心去聽滿大街陳楚生《有沒有人曾告訴你》，我首先急需解決的，是我在北京四個半月的生活費。純粹出于賺點生活費的理由，我接下了海南省作協一個關于蘇東坡晚年流放海南期間的一個長篇小說的寫作任務。

我開始看各種資料，并虛構蘇東坡在海南的生活。這成了我最痛苦的一次寫作，在前后一年的時間里，這件事無時無刻不在折磨著我。毫無疑問，這是一次徹底失敗的寫作，以至于在作品完成、通過后，進入出版流程時，我臨時撤稿，不把這本書出版。我把修改了多遍的文檔打成壓縮包，封存在我電腦的角落里。后來電腦換過幾次，那個壓縮包隨著硬盤、優盤，不斷遷移，我沒有解壓過。我不愿這個連半成品都不算的東西面世，讓自己見到一次崩潰一次。

但對蘇東坡一些資料的閱讀，也讓我萌生了一些新想法，心想若是寫一些蘇東坡晚年行跡的短篇，倒是挺有意思的。“海風今歲”就是在這時候蹦出來的，蘇東坡在海南寫下的這個句子，我喜歡，可以作為短篇的題目。但那么多年過去，我并沒有寫下任何一個有關蘇東坡的短篇——有些興頭，也就是想想，過去之后也就過去了。蘇東坡的原詩是這樣的：

黎山有幽子，形槁神獨完。

負薪入城市，笑我儒衣冠。

生不聞詩書，豈知有孔顏。

翛然獨往來，榮辱未易關。

日暮鳥獸散，家在孤云端。

問答了不通，嘆息指屢彈。

似言君貴人，草莽棲龍鸞。

遺我吉貝布，海風今歲寒。

這是他在海南儋州寫下的《和擬古九首》中的其中一首，記錄下他遇到一個黎族人，笑話他到海南還穿著儒生的衣帽，樣子怪異還不防寒，并且大方地送給他一件吉貝布織就的衣服，說今年海風很寒，得注意保暖。在這首詩里，我們當然能看到蘇東坡當時的一些心跡：比如說，著裝的不合時宜、語言的溝通不順、天氣的不能適應等等，我們都能看到，而我們不能看到卻能感覺得到的，是蘇東坡關于生命飄零的某種嘆息。

定下《海風今歲寒》這個題目之后，好久也沒找到一個合適的故事，去裝在這么一個框子里。2012年，我大概想到了怎么去寫這個故事，可并沒有一氣呵成，只寫了開頭的一千多字后，便忙其他事情去了。到了2015年下半年，我把這個開頭找出，早已想不起當初的構思，而小說里的“青衣”原型在海邊的老家，早已在城市的發展中，變成廢墟一片。這當然也就成了整個小說再開始的理由——但我哪里是要寫拆遷的事呢，這事在文中只被簡單地點了一下。

我想寫的，其實是關于“生命斷裂”的一些恐慌性的思考。這樣的思考，早些年我也曾有過，但當我成了一名父親之后，隱藏著的某種“求證之心”就愈加強烈了——若說萬物總要滅絕，文明總要被抹平成塵，我們此刻的活著，意義又在哪里？我當然知道，這樣的問題，是不可能有什么結果的，小說不是數學題，我也沒有屬于自己的標準答案。由這樣的問題所引發，洋溢在句子當中的氛圍、流淌在文字當中的情緒，說到底才是一個小說家所關注的。小說里，那個隸屬于省城海口、早些年以燒陶聞名的小鎮，是我妻子的老家。我曾跟她拜訪過其中一些燒陶的老人，覺得那些滿臉皺紋的老人“玩泥巴”，本身就是充滿張力的故事。小說里燒制好、砸掉、掩埋以祭祀早夭嬰兒的那種陶器，當然也是現實里有的，也正是這種陶器的出現，讓我得以完成了整個故事的虛構。主人公青衣的女朋友多年前打掉的胎兒，成了多年后糾纏他的夢；燒陶老人不斷捏泥巴，幾乎要以女媧造人的方式，把自己溺水而亡幾十年的兒子重新燒出來；“我”這個“單身狗”，在見證了這一切后，不得不卷入關于對生命斷裂、延續以及夾雜在其中的悲歡的思考。

而蘇東坡先生，作為這個小說最隱秘、最深遠的源頭，我并不想放過他，我想讓他跳出來，在一篇以他的詩句為題目的小說里客串一把。于是，我的一些朋友在日常唱KTV時，常常會點唱的瓊劇《蘇東坡在海南》唱段，就出現在小說當中。唱段里蘇東坡所唱的 “一陣山風吹酒醒，椰梢月斜近五更……”的戲詞，借由小說主人公之口唱出，算是和遙遠的蘇東坡先生，做了一個最為曲折的回應。

蘇東坡當年被貶惠州，已經是生命的某種斷裂的境地，可他仍舊在那里寫出“報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鐘”這樣洋溢著生命熱情和幽默感的詩句，以至于政敵章惇在聽到這詩句后，覺得蘇東坡還太愜意，把他繼續南貶，終于貶到了海南島。海南島和蘇東坡相遇了，這是兩者的幸運，海南島因此文脈開啟，蘇東坡也在絕境即勝境之中，煥發了晚年創作生涯的最后一春。來海南之前，蘇東坡是抱著必死之心的，可走的時候，他已經說“九死南荒吾不恨，茲游奇絕冠平生”；也說“問吾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到今天，他音容仍在，映照著九百多年之后的我們，他來海南之前所發出的生命斷裂的嘆息，我們今天仍能清晰地聽到。而今天的我們，也會在新的時間、空間里，發出某種關于生命的思索和嘆息。

我想說的是，在《海風今歲寒》這篇貌似有些灰暗的小說中，我其實是感知到了某種斷裂處爆發出的強勁生機。2007年，慌亂的我，遇到陷入某種生命斷裂的蘇東坡，我沒能寫好他，但不妨礙我和他以更別致的方式，進行某種呼應。2016年初，我完成《海風今歲寒》，和第一次見到“海風今歲寒”這句話，隔了整整十年，十年讓很多事情發生了改變，生命有了某種斷裂，也有著不絕的延續。

在蘇東坡先生說“海風今歲寒”的冬日里，我們心中所期待的“無限春風來海上”（也是蘇東坡在海南留下的詩句），已經離我們很近了。

所有新的生命，都從斷裂處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