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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文帝啟用儒生賈誼，開闊游學之路。漢景帝以儒生為博士顧問，重用儒生胡毋生和董仲舒。 到漢武帝時，儒學終于推開柴扉，再次頭面光鮮地走入世人眼中。雖需面對信奉黃老之術的竇太后的重重阻撓，但武帝十分欣賞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征公孫弘 為博士，任用俱好儒術的竇嬰、田蚡分別為朝廷中最重要的丞相、太尉，并且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儒學大師申培公入朝。建元五年，漢武帝下令置“五經”博士， 至此儒學成為官學，享受到前所未有的一家獨尊的殊榮。 《漢書·儒林傳》全面記述了儒家再次復興的盛況： “漢興， 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書》自濟南伏生；言《詩》，于魯則申培公，于齊則轅固生，燕則韓太傅；言《禮》，則魯高堂生；言《春秋》，于齊則胡毋生，于趙則 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君田蚡為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以百數，而公孫弘以治《春秋》為丞相，封侯，天下學士靡然鄉風矣。” “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于元始，百有余年，傳業者浸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余萬言，大師眾至千余人，蓋祿利之路然 也。初，《書》唯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丘易》，《谷梁春 秋》。至元帝世，復立《京氏易》，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所以罔羅遺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 儒學的大昌明帶來了儒學的大發展。到漢宣帝時，儒家經典成為士人的法定學習教本，讀“五經”不僅成為社會風尚，而且也是謀取功名的手段。漢博士夏侯勝就說：“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茍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漢書·夏侯勝傳》） 作為儒學大師的戴德、戴圣生存于這樣的時代，無疑是如魚得水。 第三節人文主義者莫爾在他的《烏托邦》一書中，企盼人類應該實現有文化意義的富足。在他看來，貧困往往導致猥瑣、卑鄙和粗糙。所以，喜歡喝白開水的烏托邦人，“通常在水里加上煮過的蜂蜜或當地盛產的甘草”。 其實，一個沒有文化與教養做鋪襯的富裕社會，往往比一個大規模經濟衰退造成的蕭條世界更讓人感到恐怖。荷爾德林就說，“人，要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而不是“人，要腰纏萬貫地生活在大地上”。 這也許就是儒家重禮，并將之作為重要學問的原因。 漢初禮學方面的經典為三部：《儀禮》、《周禮》和《逸禮》。 《周禮》又稱《周官》，專講官制和政治制度。 《儀禮》則記述有關冠、婚、喪、祭、鄉、射、朝、聘等禮儀制度。這其中，《周禮》和《逸禮》屬于古文經學，在今文經學大行其道的西漢前期，這兩部經典一直被棄于民間，而只有作為今文經學的《儀禮》被立于學官。 如何使先秦的儒家經典文獻《周禮》和《逸禮》得以流傳？如何廓清時人據殘缺不全的典籍、支離破碎的口授，加上自己的主觀臆測形成的今文經《儀禮》？ 這是戴德、戴圣認真考慮，并為之努力的方向。 他們根據手中的先秦典籍，分別為《禮》作記，不僅將先秦儒家有關各種禮儀制度的論著選集在一起，而且其中既有禮儀制度的記述，又有關于禮的理論及其倫理道德、學術思想的論述，形成了《大戴禮記》、《小戴禮記》。 自然，與“五經”中的《春秋》有屬今文經學的公羊和古文經學的谷梁之爭一樣，戴氏叔侄的《禮記》自然與在官學盛行的今文經學《儀禮》形成了學術上的對峙與抗衡。 第四節想想真是有趣，儒學在漢初第一次打動統治者的心，并使之逐漸產生濃厚興趣，不是儒學博大而系統的學說思想本身，而是一次表演——叔孫通執導的一場禮儀。 這似乎也決定了它雖然作為儒學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但卻與其他四經《詩》、《書》、《易》、《春秋》不能等同發展的尷尬遭遇。 從春秋時齊國的晏嬰，到戰國時的墨子、莊子、韓非，儒家被這些人詬病最多的，就是《禮經》不勝其煩的繁文縟節。正如《漢書·藝文志》所言：“禮經三百， 威儀三千。”《禮經》的內容，更多是在言明各種具體制度、法式、規矩，或各種禮儀的具體規定和必須遵從的事項，而缺少宏大道理的闡述，缺少微言大義，故而 使所學者感覺刻板、機械、煩瑣，少有義理發揮的余地。 尷尬便在所難免。在對經學闡釋的章句之學大盛的漢代，唯獨《禮經》沒有自己的傳和章句等解經之作就是明證。 所以，在儒家經典迎來全面回歸的漢武帝建元元年之后，“禮學”不管是統治者的重視程度，還是儒生的學習廣度，都遠遠不如其他經典。在政治地位上、傳授規模上、接受人群上，都遠遜于其他諸經，屬于儒學中的冷門科目。 如此看來，戴德、戴圣的“扁舟野渡”式的冷學獨傳，其學術意義就更加非凡。 第五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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