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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論東晉門閥政治》一文中論及皇權政治問題，認為東漢世家大族雖然在地方上擁有經濟和文化的、政治和軍事的強大實力，仍傾向于把自己的宗族利益寄托于一姓皇朝，因而對朝廷不敢輕啟覬覦之心。這有利于東漢政權的延續。東漢一朝儒學以仁義圣法為教，風氣彌篤，也影響著世家大族代表人物士大夫階層的心態和行為。他們以支撐不絕如線的東漢政權為己任，使改朝換代成為一種十分艱難的事。魏、蜀、吳三國的出現，都不是權臣乘時就勢，草草自加尊號而已，而是經歷了較長的孕育過程。這就是為什么建安之政得以延續至二十余年之久的原因。 這是“彰考局”為你推送的第 69 篇文章 原標題▼孫吳的建國道路 作者▼ 田余慶（著名歷史學家） 來源▼ 《秦漢魏晉史探微》（重訂本），中華書局2004年2月出版 （本文已獲出版方授權發布，欲轉載者請自行聯系授權，如引用請查閱原書。）  ▲田余慶先生（1924-2014），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著名歷史學家。 1 中原是東漢根本所在，世家大族實力最大，儒學教化沾被最深。東漢雖然國釁屢啟，興廢由人，但董卓擅權之時仍然不得不以重振朝綱的姿態出現，不敢自取神器。關東興討董之師，一時形勢使“郡郡作帝，縣縣自王”成為可能。但真正建號的“仲氏”只不過鬧劇小品而已，其他的草竊者更不足道，何者？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也。曹操是一個存心“把皇袍當襯衣穿在里面”的人。他深知孫權向他稱說天命是“欲踞吾著爐火上”的道理，不敢魯莽從事。他自如地運轉皇權達二十余年之久，卻不廢棄漢獻帝。他的存在也使別人不敢率先稱帝。曹操所言所行，不是沒有力量對比的考慮，但是除此以外，還有“畏名義而自抑”的問題，這具有時代性的內涵，只用奸詐的個人品格特點來解釋是不夠的——這就是魏國建國的道路。 曹丕帶頭做了皇帝，給劉備提供了口實和樣板。本來，劉焉父子經略西睡，早具有昔日趙佗在嶺南的地位，只是礙于漢末形勢和思想風氣，不敢“乘黃屋左纛”而已。劉備代劉璋，隨著中原局勢的演變，刻意模仿劉邦，分兩步走向自帝的目標。第一步，效法魏王之立，稱漢中王，王巴蜀漢中；第二步，效法魏帝，自稱漢帝（蜀漢），紹漢而居名分優勢。不過劉備等不到君臨中土的這一天，只有把滅曹之事留給后人去辦。蜀漢受中原風氣薰染畢竟較淺，本地又還沒有發育出一批足以左右政局的大族，劉備統治層中的矛盾也比較容易解決。因此，蜀漢建國道路基本上只是抄襲歷史，剽竊鄰國，雖有曲折和等待，但比曹魏簡單，沒有多少新鮮之處。  2 孫吳建國道路又有不同。江東開化程度介于中原和巴蜀之間，閉鎖性比巴蜀??；接受中原影響，無論是思想文化方面，還是政治軍事方面，都比巴蜀敏感。江東大族，其發育成熟程度雖不能與中原世家相比，卻比見于《華陽國志》的巴蜀大族要高得多，江東大族在漢末的時候自然有保據一方的政治要求，但是他們內部沒有產生在名望上足以代表、在能力上足以保障江東大族利益的人物。他們本可以同東漢所遣州郡長吏合作，但是劉繇、王朗輩遷闊儒生，擅清議而無關世用，不值得以宗族命運相寄托。孫氏兄弟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之下到江東來尋求霸業的。 但是，江東大族從孫策的身世和政治背景中，看不到借助于他可以保全自己利益的前景，反而擔心江東因此卷入鼎沸之中。陸氏廬江之難，更影響江東大族對孫策的態度。他們對孫策或者憤然抵拒，或者徘徊觀望，嘗試著與孫氏合作的是少數，愿意竭誠相結的可以是說絕無僅有。 在這種情況下，從眼前的緊迫要求而言，孫策亟須打破大族的武力抵抗；但從永固江東來說，又必須獲得大族的全力支持。眼前的考慮和長遠的需要，使孫氏兄弟遵循一條曲折道路前進。他們憑借淮泗武力以誅戮吳會英豪，網羅賓旅之士以壯大淮泗集團力量，在此基礎上尋求可以與之合作的江東大族人物。隨著時日推移，淮泗人才日趨枯絕，江東土人對孫權的態度也逐漸改變。孫權有必要也有可能更廣泛地吸收江東士人，并使他們得以進入高層位置，以至于最后授與他們文武兩途的當軸主政地位，完成孫吳政權江東地域化的進程。 孫吳建國，遷延時日最長。曹丕、劉備已經稱帝，而孫權在赤壁之戰和夷陵之戰中都是贏家，在這種情況下，孫權還徘徊猶豫達數年之久，才登上皇帝寶座。孫權遲回不進，除了山越不寧、外敵威脅等一般原因以外，我想不再是像曹操那樣“畏名義而自抑”，而是等待孫政權江東化進程的完成。也就是說，影響孫吳建國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內部力量調整，是與江東諸大族關系的演變，是等待江東政權根基的進一步穩固。 如前所論，孫吳與江東大族關系經歷過三個階段，這一方面是孫氏在分化和選擇江東大族，另一方面也是江東大族在等待孫權采取有分量的措施。孫氏與江東大族，只有在雙方互動過程達到一個適當程度的時候，兩者的一體化才能出現，孫吳政權的江東化才能完成。 孫氏以吳人還治吳土，自然會走上江東本土化的道路。這是當然之理，但是孫策為什么要大張旗鼓地誅戮英豪？江東大族為什么遲遲不靠攏孫氏？孫氏江東霸業起始本在曹、劉之前，為什么稱王稱帝卻落在最后？這些問題卻在前述當然之理的掩蓋之下，長期被忽略了。關于孫吳政權江東化，時賢有過議論，并非新鮮問題。本文之作，主旨不在論證孫吳政權必須江東化，而在探索孫吳政權江東化如此艱難的原因及其曲折復雜過程，為時賢的議論作一些補充而已。  ▲孫權。 3 探索孫吳建國道路，歸結到江東本土化問題，由此產生了一個題外之題，這就是為什么東晉與孫吳截然不同，不須經過江東本土化而能長期統治下來？我認為原因在于時代條件的不同和渡江人物的差異。 孫策以逆臣袁術部曲，逐漢官而居江東，本來沒有堂堂正正的名分。孫吳以偏霸而圖抗衡上國，沒有江東大族的合作就根本不可能長久維持。晉室永嘉沒胡，民族矛盾尖銳，瑯邪王晉室統胤，有尊顯的名分地位足以招徠。江東大族沒有理由也沒有力量另起爐灶，就只能接受這一事實，臣服東晉。因此，只要抗胡仍為必需，東晉就無須汲汲于尋求江東本土化。這是第一。 漢末北士流移江東的浪潮，建安之初已經終止，而且南渡之士還陸續北歸。不曾北歸的賓旅寄寓之士，人數畢竟有限；隨著時間的推移，人才素質也有低落的趨勢。所以南士進入孫氏統治集團，人數日益增多，地位日益提高，是不可避免的。這與兩晉之際北士渡江者的情況也很不相同。永嘉以來以迄淝水之戰，北方胡族政權乍興乍滅，北士南渡出現一個又一個高潮。南渡之士，尤其是其中的早渡者，本多族精英。他們與司馬氏結合而形成的東晉統治集團，其從政能力與社會威望，遠較孫吳時以賓旅寄寓之上為其補充的淮泗集團為高。所以東晉吳士可以參與建康政權，卻無從取代北士在江東的地位。這是第二。 以上兩點，第一點重在吳時與東晉時南北關系的性質不同，第二點重在吳時與東晉時流寓北上的素質和社會影響也有差異。所以孫吳必須完成江東化，才能比較可靠地抗衡曹魏，以求自存；而司馬氏的東晉則必須標榜晉統，才能使吳士有所依傍，共同構成一個足以區別于北方胡族政權的華夏政權。而且，司馬氏畢竟不同于孫氏，不是江東人。如果出現一種司馬氏政權必須江東化才能自存的情況，司馬氏自身也無從完成這樣一種歷史轉折。 《南齊書·丘靈鞠傳》載有丘靈鞠怨恨“顧榮忽引諸傖渡，妨我輩途轍”的著名言論，常為后人征引。丘靈鞠沒有說到顧榮以前的東漢末年，已有諸傖渡江的事。那時，顧榮祖輩與渡江諸傖合流而獲得廣闊仕途，發展了家族勢力，江東多土也從此開始。在這種先人造成的背景之下，顧榮才得以其南士領袖地位，接引渡江諸傖。顧榮居兩晉之際，迫于胡漢形勢，不得不作此舉，結果卻與其祖輩得利于諸傖的情況大不相同。顧榮所引諸傖憑借晉統而擅位，南士只有自嘆屈志，直到南朝，基本上還是如此。丘靈鞠發此憤懣之詞，除涉個人際遇以外，還有這樣一個大的時代背景，這是我們重溫這段史料時應當留意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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