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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而，崖山是華夏民族的一塊歷史傷疤，本不該輕易去揭。 一、可恥的文化作假 但是，近聞得一群崖山新會人要開發文化市場，打造崖山海戰古跡，不小心翻開該項目的“官宣”，一股惡腐直沖鼻梁，吐槽的沖動不可抑止。 摘其“官宣”一段：
＝＝＝＝＝＝＝＝＝＝＝＝＝ 不知是哪位文人主筆，竟然當面作假！ 1）儒學何干？ 北宋亡，南宋偏安江南，儒教教主孔府人就馬上投奔金國，派出孔端操親往大金國納降，受“金夷”封了個衍圣公于曲阜（北宗），而跟隨趙家南遷的南宗則在后來失去正溯地位（見孔慶東《我的家譜》）。1220年，金滅蒙興，其時的衍圣公孔元用又立即投入新主懷抱，還親自率族人加入蒙元軍隊，參加清剿漢人的戰爭。孔府為表忠心，更派出大儒孔德輝至元大都，跪請蒙主忽必烈為“大儒教宗師”，忽必烈心情大好，一下子免除了孔府和儒戶（儒生階層）的兵賦，天下儒生為之歡呼－－好一個“君子謀道不謀食”，“謀”得確比普通人要高明。 教主們已經改宗易幟，教眾們卻蹈海自殺全氣節？拿20萬人的生命，給慣于變節奉迎的孔儒換來一堵“貞節牌坊”，沒見過這般無恥的吧。 可見，“愛國精神和民族氣節深深植根于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一說，與儒學、儒教均沾不上邊。儒學本身并不帶有“愛國精神”和“民族氣節”的稟賦（更多儒家軟骨案例見《盛世的反向指標：孔府衍圣公言行反側的警示》），僅此一點，就知道儒學根本就不能代表“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 2）儒家何用？ 崖山海戰，南宋20萬人，戰船千艘，而跟蹤追擊而來的元軍僅2萬人，戰船4百艘。且北軍擅陸戰，南軍擅海戰，為什么南宋軍隊一觸即潰，完全沒有抵抗能力？ 南宋末帝孤兒寡母，朝庭大權全部掌握在一眾儒官手中，戰敗的原因怎么也算不到皇帝頭上。而且，南宋“重文輕武”，武將一直受文官節制（想一想岳飛之屈死就知道），所以，只能把敗因歸于儒官無能。南宋一朝，儒官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國，儒學苦讀一生，不知有何作用。負累天下蒼生為之涂炭，如此中華文化的一段孽枝，無德、無用，不盡快剪除，還“傳承”它作甚。 3）儒生何德？ 文天祥、陸秀夫等，都是儒生進士出身，文天祥還是宋理宗親點的殿試頭名，下筆萬言，不用打草稿，可見Fooyou能力之強悍。但這些儒生，既不能安國抗敵，又不能為萬民帶來“幸福指數”，最終投海、被殺，成全了個人的令名，卻于國于民都是害。 不投降外邦是一國國民的基本操守，如果因為文天祥等不投降，就奉為什么英烈圣賢，那么，我國的道德門檻就太低了吧。 文天祥中狀元后，養起過一批歌伎，裝點南宋的“太平盛世”。南宋對外國稱臣納貢換來的茍延殘喘，至今仍有文人們點贊為：獻一點微不足道的“歲幣”，就換來國泰民安，值啊！ 真值嗎？“歲幣”的要害不在于數量多少、南宋是否承擔得起，而在于獻上了膝蓋，失去了民族的骨氣，一群奴顏婢骨的精英，帶領20萬大軍卻速敗，不是敗在軍隊人數和武器質量，而是敗在領頭精英們已經沒有節操、沒有雄心、沒有是非觀。 遍觀歷史，每當“太平盛世”，儒生都出來摘“盛世”的桃子，而每當“盛世”崛起的艱苦創業階段儒生、儒學都缺席，皇朝末年需要儒生、儒學來支撐危局時，無不速潰，國破家亡，指望不上。 對儒學儒家的態度，幾乎就是每一個皇朝的反向指標，棄之、反之，則國家由亂而治；奉之、尊之，國家必由盛而衰。諸如漢、唐、宋、明均如此。（可參考《儒生原來叫“摘桃黨”》） 4）至于理學如何歸宗了“新儒學”，則學問太深，這里不深究。有興趣者可以參考《儒學源流淺考》。 以上4點質問崖山新會的官員、學者、旅游業者，你們要在崖山古戰場作假什么“愛國主義”、作假什么“優秀文化傳統”、作假什么“道德完人”？！ 二、給個正道的建議 崖山古戰場這塊“傷疤”如果非得要裝點起來，可以考慮在崖山炮臺、懸崖壁沿建一堵“哭墻”，讓所有到此憑吊的華夏子孫哭上一哭，仔細思量，當時為何而敗，為何而亡。 猶太人建哭墻后，痛定思痛，從此改變了民族的行為方式，后來在世界各地、各領域，尤其在科技、哲學、金融領域，英豪輩出，隱隱然為“上帝的牧人”，重建了本民族的精神家園。我們不妨多向猶太人學習，認真考慮在崖山建設唯一的華夏哭墻，而不是多建一個毫無特色、各地多如牛毛的歌功頌德類假古跡。 一國將興，軟實力必強；一國將亡，必奉邪妖為教。儒教竊居中華道統的南宋至晚清期間，正是中國最黑暗的1千年。這個深刻教訓，值得華夏子孫銘記1萬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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