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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最后一批“90后”開始陸續步入大學校園。對于學生家長們而言，既不想讓孩子養成鋪張浪費的消費習慣，也不想讓孩子在學校的生活過得寒酸、不體面。每月給孩子多少生活費？成為令很多家長犯愁的問題。 有媒體對北京大學生進行了一次隨機調查，發現近三成在京大學生每月生活費超過1600元。很多大學生表示，社交方面的開支僅次于吃飯穿衣，并且有一部分學生已經開始靠網貸緩解燃眉之急。 為了了解不同年代大學生的消費情況和消費觀念，記者分別采訪了幾位“50后”“60后”“70后”“80后”的大學生。就大學生生活消費而言，雖然很大程度上受到時代、地域、家庭、個人因素的影響，這種對比并不具備太強的可比性，但是從這個視角，也可以讓我們看到社會大環境的快速變遷。 50后大學生 “我們當時上大學，雖然不交學費，但是伙食費還是要交的，每人一天4角錢，一個月就是12塊。”出生在1950年的張來成，是72級武漢大學中文系的學生，他說，對班里很多農村孩子來說，每月12元可是個大數目，那時候也沒有什么助學金或者是打工掙錢的機會，很多同學都是向全村人借錢才能上完大學。就算是城里的孩子，壓力也不小，當時城里一個普通工人的月薪差不多也只有三四十元。 張來成表示，當時讀大學不是通過高考，而是通過推薦，也就是現在說的工農兵學員。比起一般同學，他感到自己很幸運，因為作為解放軍學員，自己輕松很多，不但不需要向家里索要生活費，部隊每天還補助他5角錢，交了伙食費，還有剩余。 70年代的工農兵大學生，在北京大學合影（圖片來自網絡） 他回憶，“剩下的錢大多都被用來接濟家庭條件差的同學或者寄回家了。我上大學的時候已經22歲了，絕大多數同學都比我小，只有十七八歲，農村來的也比較多，他們不像城里來的孩子，家里基本上沒什么固定收入。” 張來成記得，當時大學生上學花錢的地方也不多，基本上就是吃穿或者書本和學習資料。整個社會的物質生活都比較貧乏，沒有今天那么多的燈紅酒綠和社交活動，同學之間交往的娛樂活動最多是讀書會、朗誦會、露天電影、集體運動之類的，當時基本不需要什么社交費用，不像今天的孩子們可以唱KTV，可以上網吧等。 “換句話說，相比現在，我們當時就是‘恩格爾系數’比較高，還處在解決溫飽的階段，其次才是解決精神需求。”他感覺，當時同學們對物質的需求普遍也不是很強烈，也沒有什么攀比之風，大家吃的、用的、穿的都差不多。家里條件比較好的或者高干子弟只是極少數人，大學里還是普通家庭的孩子比較多。 60后大學生 出生在1964年的李琳，1982年被重慶的渝州大學錄取，渝州大學后來被并入重慶工商大學。 “當時學校飯餐比市價便宜很多，一份素菜5分錢，一份肉菜2交錢，量又很大，大多數學生一天的伙食費都不會超過1塊錢。”李琳記得，當時一般城市家庭，如果是雙職工，一個月總收入也就100多元。 李琳清楚地記得，在同學當中，自己的家庭條件算很好的。除了伙食費，每星期回家，母親會給她5元零花錢，大多數同學都沒有這么多。 “大家的零花錢，最多的還是花在買書上。那時候，剛剛恢復高考沒幾年，當時的大學生對知識的渴望真的可以用如饑似渴來形容。”李琳感慨，當時大學的錄取率比現在低很多，大家都很珍惜讀大學的機會，但是書籍的價格也很便宜，很多經典名著都不到1元錢，不像現在買一本書動輒幾十或者上百。 生活費除了花在伙食上，李琳也表示，同學們對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求也開始增強。“換季的時候，女同學的愛美之心也會顯現，忍不住給自己買幾件漂亮衣服。放假的時候，大家會約著去看場電影，女同學還會花錢去拍藝術照。對一些‘奢侈品’的需求也開始增強，當時我一學期的獎學金有100元，我攢了兩個學期，自己買了一臺海鷗牌照相機，同學們都羨慕死了。” “80年代的經濟條件雖然比之前好了很多，但是畢竟還是在改革開放初期，很多同學的家庭條件還是比較困難，大多數同學的家庭都同時要負擔幾個孩子的生活費。有的同學來自農村，收入更低。有的雖然來自城市，但家里也只有一個人上班，收入也不多。”李琳回憶，1986年畢業時，自己進入一家國家級媒體工作，剛開始一個月的工資只有80多元，才體會到掙錢的不容易。 70后大學生 “手里拿著大哥大，腰里掛著BP機。大哥大要上萬元，學生黨買不起，還是先花千把塊買個BP機吧。”1977年出生的鄭蕾，1995年考上中國人民大學，從西安來到北京。 鄭蕾回憶，剛開始讀大學的時候，用BP機的人還很少，到畢業時，基本上就是學生們的必備品了，就像現在的智能手機一樣。她記得，一臺BP機的消費可不低，貴的要上千，便宜的也要幾百，再加上一兩百的入網費，每年六七百的服務費，是一筆不小的開銷。 來源：光明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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