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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今墨先生早在20世紀30年代就倡導中醫、西醫要互相學習，融會貫通，他認為中醫學是不斷發展的，中醫要改革不能:“各承家技，始終順舊”，要在貫通前人理論的基礎上勇于突破，才能推陳出新，而中西醫匯通就是促進中國醫學向前發展的一個很好方式。 施今墨先生說：我囯醫學界存在著兩種理論體系，一為經歷幾千年的中醫，一為18世紀初由西洋傳入的西醫，一個講氣化，一個講細胞。他曾在《華北國醫學院第三屆畢業紀念刊序言》中寫到：“吾以為中醫之改進方法，舍借用西學之生理、病理，以互相佐證，實無別途”。半個多世紀前施今墨先生就提出了“中藥工業化，中醫現代化”的口號。1962年他在一篇隨筆中寫到：歷史是不斷進步的，世界上許多國家科學進步一日千里，相信不久電學發明達于頂點，便可探測人體內部秘密，癥結所在，真形畢露，一目了然。然后用超聲波或原子能或其它更簡便敏效的藥物治療。對于一位80余歲高齡的老中醫，這種先知先見來源于其豐富的臨床實踐和閱歷，正是這種判斷力促成了其堅定不移的中西醫結合思想。 施小墨先生認為施今墨先生所創立的中西醫結合辨病辨證的方法，大致可分為幾個階段。 第一，以西醫疾病分類學為綱，統一中西病名。 第二，第二，用中醫辨證方法，結合西醫診斷和病理，總結西醫疾病的規律。 第三，在反復實踐過程中，逐步總結出治療西醫各種疾病的專方。 今天看來，這種運用中醫理論，總結西醫疾病的證候規律，辨病辨證相結合，既保留了西醫認病確切、標準規范的優點，又能發揮中醫辨證施治的長處，值得后人在此基礎上進行深入總結。正如施今墨先生自己在隨筆中所寫的那樣：我輩中醫從事臨床時，所遇每一個病證，必須經過一辨證的理論，二科學的診斷，三確效的方劑，四本草的普選。不可狃於遵古的形式，無論適合病情與否，一一照方抄錄。亦不可顧慮未經古人使用的藥物，便不敢創始采用。尤不可迷信古人未治過的病便認為不能治，古來未有之病種，便無藥可醫也。是乃革新進化工作要大膽去做。正是這種開拓精神，才使其在包括糖尿病及其并發癥在內的中醫臨床中勇于探索、創新。 早在20世紀30年代，施今墨先生就開始倡導中西醫病名統一，用西醫疾病分類學的方法作為診斷準，同時強調中醫“異病同治，同病異治”理論，認為用中醫辨證的靈活性加上西醫診斷的標準化，能在臨床中創出一條中西醫結合、集中西醫各自優勢的新方法。如《祝選施今墨醫案》一書，就是按照當時西醫對疾病的分類和命名編輯的，如其在凡例中所說：本書按西醫規律化之分門別類以便檢査。在該書“卷六·血液及物質代謝系”即出現了糖尿病的病名，并指出“古人所謂之消渴病，即近世之糖尿病也”。 施今墨先生強調用中西醫結合方法診斷疾病，并用中西醫結合理論分析病因病機。在疾病的西醫診斷方面，從《施今墨臨床經驗集》所記載的醫案來看，血糖、尿糖、血壓等指標都有所提及。在《祝選施今墨醫案》中每種病施今墨都運用中西醫理論進行了分析，如在“卷六·血液及物質代謝系·糖尿病”中有這樣一段記載：糖尿病之起于脺臟機能發生障礙，不能分泌“分解糖分之特殊酸酵素”，因之血中糖量增加，由于糖質之過剩，所排瀉之尿中遂亦含有糖質，故曰糖尿病。排泄糖質，需多量水溶解之，故尿多善渴，又因為糖質之不能分解，則人之工作精力之原料，取給于蛋白、脂肪，二者消耗過甚，遂多攝食以為補償，故患者善饑，由于得不償失，雖多食而仍消瘦，故凡糖尿病之患者，必有喜飲、多尿、善饑、消瘦諸癥狀也。 施今墨先生還強調用中西醫匯通理論分析證候治療，在臨證制定治法時其常用西醫理論來指導，其認為對于糖尿病，中醫過去治療，常分為上、中、下三消，而西醫認為是胰腺胰島素分泌不足所致。五臟六腑中并無胰腺，而中醫理論中卻有“脾主運化”的學說。運化者，代謝也。因此他治糖尿病，即把重點放在治脾上。再如《祝選施今墨醫案》 “卷六·血液及物質代謝系·糖尿病”中云：“西醫治療本病，以注射因蘇林（胰島素）較有效，中醫則對癥療法而已，每每苦于不能根治。晚近盛倡臟器療法，時賢遂以動物之脺臟，合諸藥內，竟能治愈多人，而考“因蘇林”亦為脺臟制劑，由此可證中西醫界，治法一同，并非相異也?！?/p> 正是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在施今墨先生治療糖尿病的處方用藥中常常見到以豬、雞、鴨的胰臟做藥引子使用的情況。 對于具體的遣方用藥，施小墨先生曾回憶說：“我在初跟先父學習中醫時，往往看到父親治療一個西醫的病種，幾乎不用辨證，即有一個中藥專方?！边@就是典型的“辨病”論治。施今墨先生曾說：“據余多年實踐，黃芪伍山藥，蒼術配元參，一陰一陽，一脾一腎（黃芪補脾，山藥益腎；蒼術健脾，元參滋腎）應用于治療糖尿病，可有降低血糖，減除尿糖之功。余治療糖尿病在辨證基礎上，多加用這兩對藥味”。這是非常典型的辨病辨證相結合的思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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