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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孫甘露 《收獲》永續 孫甘露 想寫點紀念文字，于是找出發表在《收獲》一九八七年第五期的小說《信使之函》的手稿。在第一頁上，還留有發表時被刪去的一個自然段，“在旋律中（在音樂中），在什么樂器吹奏之后……”記得程永新轉告我，這是主編李小林的意見。實際上，這也是我謄抄留底的復印稿再斟酌時刪去的唯一一段。這個巧合，令我對《收獲》充滿了信賴。這是我有幸刊登在《收獲》上的第一篇小說，兩萬字，當時被放在“實驗文體”的欄目下。對于那個年代的一個年輕作者來說，這是寫作獲得肯定的重要時刻。 以汪民安先生的看法，這個“漢語中的陌生人”，即便以今天對文學的觀察，也依然包含著某種陌生性；以《收獲》的影響和地位，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刊載這樣的作品確實是我的幸運，而我還幸運地在那個年代因寫作結識了程永新、鐘紅明、肖元敏和李小林。見識、敏感和勇氣，守護他們走在文學創新的前沿；內斂、堅持和誠懇使他們可以保持《收獲》的深厚傳統。 一個作者對一本雜志的感情，首先因為他是一個讀者，因為他閱讀這本雜志而獲得的對他所處年代文學的認識，以及文學對時代的描繪而產生的總體印象，這些重要的影響要遠勝于個人廁身其中所作的微小貢獻。 而一本雜志對一個作者的關心卻是多方面的，這可以在程永新的《一個人的文學史》中看到豐富而細致的記錄。作為一個側面，依稀記得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的某個下午，《收獲》雜志為我這么一個剛剛發表了幾篇小說的年輕作者所召開的作品研討會。在作協的西廳，我的糟糕的記憶完全不記得在那個會上都說了些什么，不知道在某處會不會有一份會議記錄？大概不會有，大家只是熱情地交談，肯定或者批評遠不及由作品誘發的對時代的討論來得令人興奮。 那個年代的現實包含了太多的想象。 那是個陽光很好的下午，我記得透過西窗的彩色玻璃窗照進來的光斑。我們所說的也許有人還記得，但是即便被遺忘了，也沒有什么不可接受的。某些東西，比紙上的記錄更珍貴，也更真實。 在《收獲》雜志接觸最多的是程永新，我們有過不少私人交往，他一定還記得那些想起來令人莞爾的小事，但是我們之間那個深入交談的窗口似乎沒有被徹底照亮，就好像一個幽暗的空間里照明開關沒有被摸到。但是，關于文學，雖然最終呈現于文字，而那些無數個日子里的注視、微笑、看似不經意的閑聊，也是理解和認同的基石，也是寫作、編輯、閱讀得以維系的路徑。
寫作，或多或少，都是向著那句永遠也沒有被說出的話，那個未完成的句子，那些未經披露的心意。它暗暗支配著我們，一點一點地往下寫，雜志一期一期地被編輯……時移世易，年輕人會老去，而《收獲》永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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