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說《收獲》| 楊紹斌：《收獲》，文學的守護神

二十多年前，我還是一個經常通宵達旦地寫作的年輕人，已經決定把自己的一生交給文學，但那時我并沒有預見到，將會有一本文學刊物和她的編輯們在我的寫作生涯中起到了北斗星般的指引作用，并如化學元素般激發(fā)出我生命中的一波波悸動。

這本刊物，就是《收獲》。今年，《收獲》迎來了她創(chuàng)刊六十周年的華誕。這本由巴金和靳以創(chuàng)辦于1957年的大型文學刊物，幾乎承載了半部中國當代文學史。一本刊物與一個國家的文學史形成了如此緊密的關系，在當今世界并不多見。作為《收獲》的一個作者，我想說一說我與《收獲》的故事，聊表敬意。

讓時間的指針回到二十多年前的1994年。那年10月，我攜妻子去北京旅行，順便拜訪北京的朋友們。我們于10月8日抵達北京，此日上午就去了五棵松空政文工團宿舍樓里余華、陳虹夫婦家。那一年，他們的兒子剛出生。就在余華家里，我與《收獲》編輯部的肖元敏、程永新和鐘紅明三位編輯不期而遇。我記得，他們還給余華的兒子帶去了禮物。余華把我介紹給了《收獲》的幾位編輯，并讓他們關注一下我的作品，因為我那時已經發(fā)表了幾個短篇小說。公寓不大，狹小的客廳里擠進這么多客人，頓時就顯得局促了。我們在余華家里坐了不多一會兒，就下樓去街邊小餐館里吃中飯了。飯畢，我和妻子就去《北京文學》的編輯傅鋒家里了。

那年，我剛寫出了第一部中篇小說《木偶之罪》，自我感覺不錯。因為在余華家里認識了《收獲》的編輯們，又仗著有他的推薦，回到杭州以后，我就把小說寄給了程永新。但是，沒想到程永新退了我的稿。收到退稿信后，我并沒有氣餒，只是覺得自己應該寫得更好一點，才能配得上《收獲》的整體水準。

一晃就過去了兩年。這中間我又寫了一系列中短篇小說，陸續(xù)地發(fā)表在一些刊物上。

1996年下半年，當時還在浙江工作的作家王彪邀我寫稿，說是南方某刊擬出一期浙江青年作家的專輯。我愉快地應承下來，寫出了中篇小說《水底的紅門》，趕在年底交了稿。

幾個月后，已經到了1997年春季，王彪通知我說，專輯的事因故撤銷了，問我是否要撤回稿子。我對這部小說還比較滿意，這時就想到了應該改投《收獲》，就把稿子要了回來。

不久以后，就傳來了《收獲》編輯部的審稿意見：可用。程永新給我打了電話，囑我再精心加工。他對小說文本的分析能力以及對于語言的敏銳度，令我折服。我照他的意見逐一審視自己的作品，作了潤飾與刪削，然后交了稿。因為《收獲》稿件擁擠，編輯部把我的稿子排到了1998年第一期。大約到了10月份，編輯部給我寄來了清樣，并讓我提供手寫簽名，一時間讓我有大功將成之感。

那年10月，西湖邊汪莊的大草坪上有一場車展，我一位大學同學約我去逛逛。看完車展，我們從草坪往咖啡廳方向走時，我突然想到，巴金先生每年會來汪莊休養(yǎng)一段，可惜我從未見過他本尊。就在這時，奇跡出現了。前方的林蔭小道上忽然閃出一行人，伴隨著一位坐在輪椅上的老者，往我們這個方向過來。遠遠望去，我認出了輪椅上的老者正是巴金先生本人，推輪椅的是他女兒、時任《收獲》副主編李小林老師。我跟小林老師有過幾面之緣，交流并不多，我怕打擾他們，正猶豫著是否應該躲到一邊，小林老師已經看見了我，遠遠地就跟我打招呼。她把我叫到身邊，然后用一種劈頭蓋臉、不由分說的口氣說：“你那篇《水底的紅門》第六章開頭第一段的前幾行，人稱區(qū)分你再仔細改一改，不要混淆了。”說完這番話，她就撂下我，快步向前去追趕護送巴老的隊伍。

回家以后，我找出《收獲》給我寄來的清樣，找到小林老師說的這一段，果然發(fā)現有一處人稱指代顯得模糊。想來她在杭州陪父親休養(yǎng)期間，也是手不釋卷，依然在全身心地工作。她見到我時，就像手中剛剛放下清樣，頭腦里還裝著疑問，沒想到出門就跟我撞個正著。

西湖邊的這一幕，使我內心受到了強烈的震撼。我暗下決心，從今往后，我要更加認真地對待寫作。

1997年，我寫完中篇小說《饑餓》以后，陷入了一場始料未及的寫作危機中。隨著中篇小說《水底的紅門》在《收獲》發(fā)表，我的作品在發(fā)表上已沒有多少障礙了。但是，也許是因為《收獲》發(fā)表了我的作品，使我從更高的要求來看待自己的寫作。之后幾年，除了一些零星的寫作，我的創(chuàng)作活動漸趨停滯。進入新世紀以后，為了讓家人生活得好一些，我進入了商業(yè)領域。我寬慰自己，我可能需要更多的閱歷才能寫得更好。

商界生活的忙亂令人始料未及，真是一言難盡。若干年過去，我越來越強烈地懷念年輕時那種雖然清苦但常在燈下寫作的生活。很多個早上，當我起床漱洗時，面對著墻上的鏡子，我心里充滿了因無法寫作而感到的痛苦。

時間的刻度劃到了2008年。那年年底，程永新兩次向我轉告我素不相識的廈門作家南宋對我的關心，因為《水底的紅門》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能體會到程永新對我暗含的鼓勵之意，對南宋也心有感激。毫無疑問，這種穿越時空的關注，都足以重新點燃寫作者內心里的火焰，對于寫作者是一種巨大的激勵。

事實上，2008年5月開始，我已經在業(yè)余時間恢復寫作，正在修改一部二十多歲時開始寫的中篇小說。隨著寫作的深入，這部中篇小說就變成了長篇小說。記得程永新在我發(fā)表《水底的紅門》后鼓勵我起碼寫十部中篇小說，然后就可以寫長篇小說了。我總共寫過四五部中篇小說，抽屜里還壓著一部未完成的長篇小說和十來篇短篇小說，很多小說未及修改，但我等不及了，想一步登天寫長篇小說了。我的寫作斷斷續(xù)續(xù)，直到2013年，我因工作原因在重慶住了一年，有了較為寧靜的一段時間，終于完成了長篇處女作《誕生》。

稿子寫完后，我有如釋重負的感覺。然后，我首先想到的是寄給程永新看看。我對自己的作品并不抱太大希望，主要是想聽聽程永新的意見。

大約過了半個月時間，我等不及了，就給程永新打了電話。他的意見是：小說可用，但有關時代生活的內容可再豐滿一些，篇幅可再長一些，等等。我還想聽到他更多的意見，但是，他總是很有節(jié)制，吝于語言，似乎是讓我自己再思考沉淀一下。

我沒有急于修改，盡力讓自己沉下心來。幾個月后，我綜合了程永新和麥家、艾丹等朋友的意見，將小說進行了擴充和修改，最后刊發(fā)于2014年《收獲》長篇專號秋冬卷。

在《收獲》發(fā)表《誕生》的這一年，離我在余華家遇見《收獲》的編輯們已相隔整整二十年了。回想起來，我最終沒有放棄寫作，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有《收獲》這樣的刊物存在。因為有《收獲》編輯們的呵護，因為有《收獲》的一個高質量讀者群的存在，才使得寫作者不再孤獨。新時期以來，好的文學雜志不少，但能像《收獲》這樣長期而穩(wěn)定地保持品質的刊物卻又是鳳毛麟角。我想，這主要是因為《收獲》有好“血統(tǒng)”，有好傳統(tǒng)。《收獲》為當代中國文學延續(xù)了優(yōu)良的自現代文學以來的傳統(tǒng)，尊重作家，守護文學，論稿不論人，心里有讀者，從而讓《收獲》獲得了讀者的心，也成為了作家們心目中的文學殿堂。

《收獲》創(chuàng)刊六十年，幾乎跟人的生命一樣長了，但是我想人會老去，而《收獲》不會老。祝福《收獲》!

                                                                                                                             2017年1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