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文學名刊名編是怎樣煉成的——從程永新編著的《一個人的文學史》說開到主編的《收獲》去‖艾自由（云南）

劉淮之 2023-07-30 發布于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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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永新，一九八三年復旦大學中文系畢業后進入《收獲》雜志當編輯，二○○○年至二○○九年任副主編，二○○九年至二○一六年任執行主編，二○一六年至今任主編。二○○七年編著的《一個人的文學史》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一八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修訂本，被譽為中國第一部“個人文學史”。

一、文學名家新秀爭相把最優秀的作品發表在《收獲》為榮

一九五七年，作家巴金和靳以在上海創辦了《收獲》大型文學雙月刊雜志。在創刊號上，《收獲》提倡作家應該選擇不同風格、體彩、形式和流派，不拘一格，引領了一代風氣。六十六年來，由兩位創刊主編確立的辦刊方針始終未曾變過。改革開放后，《收獲》更成為中國當代文學重要的陣地，不少重要的中國當代作家都是由《收獲》發現并挖掘出來的。《收獲》的編輯們一直堅持海納百川，兼收并蓄，堅守著文學的純粹性。作為一家主要發表小說、兼顧其它題材的刊物，《收獲》堅持不刊登廣告，堅守著其純文學雜志的立場。刊發了諸如柳青的長篇小說《創業史》、王蒙的長篇小說《活動變人形》、張賢亮的長篇小說《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諶容的中篇小說《人到中年》、路遙的中篇小說《人生》、蘇童的中篇小說《妻妾成群》、史鐵生的長篇小說《務虛筆記》、賈平凹的長篇小說《秦腔》、莫言的長篇小說《蛙》、余華的長篇小說《活著》、遲子建的長篇小說《額爾古納河右岸》、王安憶的長篇小說《天香》、金宇澄的長篇小說《繁花》、李洱的長篇小說《應物兄》等大量各個時期最具影響力作家的重要作品。作家陳村曾評論《收獲》為“中國當代文學的簡寫本”，這句話廣為流傳。在它的作者群中，可找到文壇元老，也有不少初出茅廬的作者。作為中國當代文學的山水長卷，它不僅刊登郭沫若、老舍、曹禺、冰心的作品，王蒙、諶容、馮驥才、余秋雨的作品，名單上還有史鐵生、賈平凹、莫言、張辛欣、王安憶這一輩作家，還包括高行健、王小波、王朔、馬原、余華、蘇童、安妮寶貝、小白、張怡微等個性迥然不同作家的異彩。

《收獲》是中國作家文學水準的標桿，能在《收獲》上發表作品，本身就意味著一種認可和榮譽。《收獲》通常的習慣就是和作家建立聯系之后，作家有好的東西就給他們。現在已經有一個良性循環，作家寫出好稿子都會去找他們，無條件支持他們。作家就希望最好的稿子能夠在《收獲》露面，這樣的局面確實是一代代人的努力才形成的。程永新常對作家說我希望你給我的是你自己比較看重的東西，我不希望拼命去競爭，拿來的卻是個二流的東西。如果你自認為是好的東西，你就給我。程永新認為：“遍布全國各省市林林總總的文學期刊對推動文學運動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一個國度里擁有那么多的文學刊物，堪稱空前絕后的世界奇觀。有句話叫做作家選擇刊物，刊物選擇作家。連接作家與刊物之間的中介就是編輯。編輯是作品的首輪讀者，好的編輯應該是作家的知音，而優秀的刊物無疑是作家的搖籃。”比如一九九五年，作家史鐵生寫完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務虛筆記》，跟程永新聯系，希望能夠在《收獲》上發表。當時《大家》每年設有一個“紅河小說獎”，獎金十萬元，這在當時的文學界是個很可觀的數目。主編李巍聽到史鐵生有這樣一部長篇，認為這個獎頒給史鐵生比較合適，但史鐵生表示稿子已經交給上海的《收獲》了。李巍專程從云南飛到上海，希望《收獲》和程永新能夠“讓賢”。《收獲》編輯部考慮到史鐵生的身體條件和醫療費用，而《收獲》本身的稿費有限，就與史鐵生商量，愿意為作家著想，尊重他的選擇。但史鐵生態度非常堅決，只要《收獲》愿意要這部作品，他寧可不要那十萬塊錢。后來《務虛筆記》在《收獲》一九九六年第一期發表，從而譜寫了一段文壇佳話。同濟大學中文系主任張生在《從一九八三年開始的旅程》一文中認為：“在新時期以來的各種思潮中，《收獲》一直在場，并且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從傷痕到反思，到尋根，再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后期的新潮或先鋒小說運動，《收獲》從未缺席，所發表的一些作品，也大都成為某一思潮的代表作。所以，《收獲》在海外才會有'中國文學之窗’的美名。在這一過程中，程永新的名字是和一九八六、一九八七、一九八八、一九八九年《收獲》集中推出的那一批先鋒作家的名字和由此掀起的新小說的熱浪緊緊地聯系在一起的。”“一般來講，作家都有些自命不凡，是很難對一個編輯說好話的，而提到《收獲》的程永新，不管是成名的，還是沒成名的，甚至是被他不停地退稿的作家，卻都承認，他很懂小說，也就是說，作品的好壞逃不過他的眼睛。想給《收獲》寄稿，或者說想給程永新寄稿，是馬虎不得的，要先掂量掂量自己寫的東西到底是不是過硬才行，碰運氣是碰不過去的。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大家對《收獲》、對程永新懷著一種敬畏之心，在投稿時，也盡量把自己認為最好的作品寄給他。”難怪作家北村會說：“我的小說也許就是為著少數幾個人寫的，其中之一就是《收獲》，就是程永新。”

目前，王安憶是在《收獲》上發表作品最多的作家，一九八○年至今將近四十部作品。她在《<收獲>中收獲》的一文中談到：“《收獲》的編輯不像有的編輯那樣給你一些很具體的意見。他們也叫你修改，但都很理解你，肯于站在你的立場上考慮問題，尊重你的意見。在《收獲》我好像沒有經歷過太艱苦的修改，只有一篇被退稿，就是《訪美日記》。他們覺得太瑣碎了，完全像流水賬一樣，并且篇幅太大，有二十萬字，退稿我也能理解。后來我的寫作比較成熟時，編輯就不輕易提修改意見了。”

《收獲》刊發的小說也常常成為影視的改編對象，據不完全統計有百余部，恐怕是國內文學雜志中最多的一家。比如根據余華長篇小說《活著》改編的《福貴》、金宇澄長篇小說《繁花》改編的《繁花》等電視連續劇，而根據王朔中篇小說《動物兇猛》改編成的《陽光燦爛的日子》、蘇童中篇小說《妻妾成群》改編成的《大紅燈籠高高掛》等影片都贏得了國際大獎，對世界講述了獨特的中國。所以導演張藝謀說，無數出色的影片和電視劇莫不是從小說改編而來。文學馱著電影走，走出了國門，走向了世界。

二、幫助作家把關和提高作品質量上有獨到見解

在《關于先鋒文學和先鋒編輯》一文中，程永新談道：“李洱改一篇小說，改得辛苦啊!現在寫小說的可能無法想象。當時他寫了一篇戰爭題材的小說，改了幾遍，我都記不清了，李洱的素質很高，在華師大，他寫了小說悄悄把手稿給我和格非看，我們看一次就跟他聊一次。改了幾遍后，我們覺得提高還是不大，流露出沒有耐心的樣子來，他也不生氣。后來他離開華師大，回到鄭州給我寄來了《導師之死》，我一看，跟原來寫的小說相比，提高了很大一截，但是我還是跟他提了意見，我知道那只是很小的缺陷，我跟他通了電話后他又改，這次改完后我知道《收獲》能用了。這個小說的修改過程其實就是一個好作家誕生的過程。李洱的智慧在于他通過一篇小說的修改，悟到了小說操作的很多技術性的問題。他后來的寫作特別順利。這跟他的潛質有關，還有他的那種耐心。其實很多好小說是改出來的。對于一個非常成熟的作家來說，有可能一開始就寫出好小說，但像李洱當時的情況，他的閱讀欣賞能力是一流的，他對國內外作品的見解是很獨特的，超過很多人，他在寫作的起步階段，通過不斷的修改一篇作品，從中悟到很多東西。”而馬原基本上被人認為是一個玩弄敘事圈套、注重小說形式的作家，可程永新卻只眼獨具，體察到了他的小說里另一個被長期忽視的特征，“尤為重要的是，馬原的小說中出現了神（信仰）。而這一點幾乎被所有的評論家所忽略。人類優秀的文學作品，不外乎表現人與人，人與自然宇宙，人與神（信仰）的關系。”對于作家王朔的評價，程永新認為：“評價一個人主要看他與前人相比，貢獻了哪些新的東西。我們這個時代，虧得有王朔這樣的人，他的驚人之語常常讓我們驚醒。對知識分子而言，王朔是極具破壞力的，他毫無顧忌的言論會刺傷很多人，但他真實，不虛飾，也不忌諱自己的觀點。對民間百姓來說，他的思維又往往是超前的，具有文化引導的作用，王朔的嬉笑怒罵無人可以模仿。”

不囿地域，不厚名家，不薄新人。任何事情，只要大方向對，持之以恒就會產生不小影響。比如作為《收獲》的傳統之一，《收獲》每年下半年都要有意識地以“青年作家小說專輯”的方式推介青年作家，注重思想的敏銳和文體的創新，使《收獲》成為一代代作家成長的搖籃，成為新人亮相并為文壇矚目的最重要的舞臺。程永新認為：“其實不僅是八十年代，我們《收獲》雜志過去和現在一直在培養新人。可以毫不夸張的說，《收獲》是為當代文壇提供了最多新作家的雜志。從新時期文學復蘇開始，那時的諶容、張抗抗、張一弓都是新人，到后來的張辛欣、劉索拉也是新人，這是所謂的先鋒文學出現之前；九十年代到世紀之交出現的文壇新人，像后來為張藝謀寫《英雄》的李馮，像這個時期比較重要的青年作家李洱，都可以說是從《收獲》走出去的。”比如一九八七年第五期，《收獲》推出“先鋒作家專號”，余華、蘇童、格非、馬原、孫甘露等一批當時的青年作家集體亮相。再如二○二○年第五期推出“青年作家小說專輯”，其中就有名不見經傳的八零后昭通作家伍仕云的短篇小說《送伴》。這是伍仕云二○一九年十一月參加云南省作協主辦的二○一九云南中短篇小說改稿班的意外之喜，改稿導師是《收獲》編輯部主任王咸。《送伴》在《收獲》雙月刊二○二○年第五期“青年作家小說專輯”首發，后被《長江文藝.好小說》月刊二○二○年第十一期、《作品與爭鳴》月刊二○二一年第一期選載，入選《二○二○云南小說選本》，入圍二○二○收獲文學榜之短篇小說類、“云大評刊” 二○二○年度小說排行榜之短篇小說類，二○二二年榮獲第九屆云南文學獎。作為昭通小說首次在《收獲》上的登堂亮相，伍仕云用“伍世云”為筆名發表的《送伴》迅速引起了省內外文學圈的廣泛關注，可視為昭通文學再出發后的標志性小說之一。而伍仕云在發表《送伴》之前，僅有《邊疆文學》月刊二○一九年第七期的短篇小說《倒計時》、《長城》月刊二○二○年第一期的短篇小說《打粑節來客》、《野草》雙月刊二○二○年第五期的中篇小說《親人》三篇。在發表《送伴》之后，他似乎也沒有乘勢而上的發表欲望，除《邊疆文學》月刊二○二二年第五期頭條“邊疆開篇”推出了其中篇小說《衣祿》外，至今還沒有更多拿出新作在公開刊物發表。但是，他手頭至少有兩位數的比較成熟、尚未定稿的中短篇小說稿存在電腦中。而伍仕云主攻的中短篇小說情節曲折生動，敘述細膩完整，新奇不失度、渲染不離譜，所塑造人物拒絕慨念化、平面化、臉譜化，開口較小、敘事簡潔、以小現大、挖掘較深。假以時日，潛力加實力，伍仕云的小說應該值得廣大讀者期待。

三、自己是既能編又能寫的文學行家里手

作家余華認為：“程永新是名牌《收獲》雜志的名牌編輯，他不寫作了還是個名牌。”作家馬原盛贊程永新是“少數真正懂小說的人之一”。作家北村說：“程永新是先鋒中的先鋒，作家中的作家，我認為在他心中一定有一種比作家更廣闊的先鋒意識，有一種更完整的成熟的力量來把握當時的先鋒文學潮流。我們作家像演員，而他則像導演。所以，批評家在書寫文學史的時候遺漏這樣優秀的編輯家是奇怪的事，他甚至比批評家更貼近那個時代的文學的胸膛。”程永新認為：“'文革’是一個巨礦。有關'文革’遠遠沒有寫盡寫夠。以往出現的大部分表現'文革’的作品沒有什么價值，我相信，未來的日子里，表現'文革’的真正有價值的作品會不斷涌現。就像'二戰’一樣，'文革’留給人類反省和思考的東西太多太多。”作家賈平凹一直認為程永新的小說肯定是好小說，但讀完他的長篇小說《穿旗袍的姨媽》后還是震驚。賈平凹說：“我喜歡極致的洋，極致的土，就如在中國我喜歡上海這樣的城市，我也喜歡西北的我那個泥瓦土墻雞飛狗咬的故鄉。對于我來說，他寫得太洋了，洋得讓我喜歡而嫉妒！”

《收獲》創刊六十六年來，榮獲首屆國家期刊獎、首屆全國百種重點社科期刊獎、全國雙百期刊獎，還曾三次獲得中國出版政府獎、五次被認證為上海市著名商標。編輯工作與個人創作是有矛盾的，《收獲》的傳統是不倡導不鼓勵編輯寫作，一方面是怕編輯分心，一方面是怕交換稿件，因為不管要成為名編輯還是名作家都需要付出很多。程永新在個人簡歷里給自己貼的標簽是“職業編輯，業余作家”，實事求是加虛懷若谷。目前，在《收獲》上首發的小說有七部長篇小說獲茅盾文學獎，十二篇中短篇小說獲魯迅文學獎。其中程永新擔任責編的長篇小說就有賈平凹的《秦腔》、蘇童的《黃雀記》、李洱的《應物兄》三部榮獲茅盾文學獎，多篇中短篇小說榮獲魯迅文學獎。作為一名深受作家們信賴的《收獲》“職業編輯”，程永新負責組稿責編的還有若干小說屢次榮獲國內外多種文學獎殊榮，他也于二○一七年榮獲第四屆中國出版政府獎優秀編輯獎。作為一名“業余作家”，程永新著有長篇小說《穿旗袍的姨媽》《氣味》，中短篇小說集《到處都在下雪》《若只相見》等小說集。近年來在《十月》《花城》《江南》《清明》《長江文藝》等刊物發表的中短篇小說《我的清邁，我的鄧麗君》《青城山記》《若只初見》《風的形狀》《他鄉》被《小說選刊》《小說月報》《中篇小說選刊》《作品與爭鳴》《思南文學選刊》《長江文藝·好小說》等紛紛選刊，似乎成績也不菲。正如《小說選刊》副主編李云雷在《小說選刊》二○二二年九月卷首語中所言：“程永新是名刊名編，也是新銳小說家，其《若只初見》初試鋒芒，讓人驚艷，新作《他鄉》則追溯到久遠的青蔥年代，清新的山野，朦朧的愛情，復雜的家族關系，彼此糾結在一起，構成了一次夏日回鄉探親留在'我’心中最深刻的印象，但直到多年之后'我’才體味到真相的復雜幽深。”而《小說選刊》負責選編《他鄉》的歐逸舟則在責編稿簽中寫道：“優異的文本往往能超越樸素的感動與審美的范疇，賦予讀者一種歷史的目光。致敬似水年華的同時，程永新的筆觸沒有遺忘生活的本質與命運的嚴苛。在上海與廈程里之間，在情竇初開的愛戀背后，懵懂少年的銳利雙眸早已穿越了時光，洞悉了人生的真諦。青春歲月中的一切美好與感傷，都推動著我們走向奔騰的時代與嶄新的旅途。” 其中《我的清邁，我的鄧麗君》榮獲第四屆“中駿杯”《小說選刊》獎.中篇小說獎，《風的形狀》榮獲第十三屆“茅臺杯”《小說選刊》年度大獎.中篇小說獎，引起廣泛關注。

《收獲》創刊六十六年來，價值標準是文學精神和文學趣味，在文學品位上是多樣化的，并不局限于某種口味的作品。《收獲》創刊主編巴金先生曾說：“把心交給讀者。”《收獲》名譽主編李小林曾總結《收獲》的宗旨：“不趨時，不媚俗，不跟風。”四十年來至今沒離開過《收獲》編輯崗位，二○一六年至今任主編的程永新說：“文學編輯往高了說是文學家園的守護者，但我想最重要的還是作家、讀者之間的橋梁。編輯既要和作家溝通好，拿到作家高質量的稿子，又要為讀者提供有質量的作品。”“在他漫長的編輯生涯里，每天面對著《收獲》這塊金黃色的文學殿堂的牌匾。他春耕，別人秋收。”用作家蘇童的話來說，數十年來潮起潮落的文學現場，程永新在前沿聽浪觀濤，經年累月地審視他人，同時也更加敏捷地發現自己。看來，作為中國當代著名編輯家和作家，程永新被中國的許多知名作家稱為“先鋒中的先鋒”“作家中的作家”“編輯中的編輯”，并非浪得虛名。

四、《一個人的文學史》及文學名刊名編的研究大有可為

關于程永新編著的天津人民出版社二○○七年老版《一個人的文學史》，他在和作家六六于二○一○年的來往郵件中談到，“文學發展到今天，有它自身的規律，我們幸逢盛世，盡一點綿薄之力。我出了一本書，叫《一個人的文學史》，是圖書策劃人想的名字，我后來默認了，我把它看做是'與文學有關的個人史。’這些文學現場的資料，也許對研究者有用。”而對于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的修訂本，他在二○一八年《修訂后記》中寫到：“以我自己的理解，'一個人的文學史’的含義就是一個人在文學史里前行、成長和變化，作家朋友們是我的良師益友，他們的智慧才華和文學理想影響我照拂我，讓我學到很多悟到很多。我始終認為，職業文學編輯就是作家忠實的讀者和提衣人，作品的成功只屬于作家。”“這次修訂，正好給我一個重新梳理的機會，書信的選入只選與文學有關的，另外，修訂本增加了我的評論文字和發言稿，從中可以看到我在各個時期對文學的思考，它們也許不夠深刻不夠深入，但都是真實坦誠的表達。”

這本書二○○七年老版三十一萬五千字，印了三萬冊，應該算是同類書中的暢銷書。就其原因，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琢的各種文學揭秘吸引到了讀者。而二○一八年的修訂本，字數增加了九萬字，除了對信件之作品問世的蛛絲馬跡、作家之文學活動的捕風捉影、對話之思想交鋒的私密現場、雜志之時代文學的回光返照四個部分作適當增刪外，主要增加批評之觸摸文本的精神坐標部分。另外，幾十件與作家合影、作家手稿、信封、名家書法、程永新著作書影均由黑白變彩印穿插其中，與文字珠聯璧合、相得益彰，更具收藏價值。

邁入新世紀以來，文學名刊名編研究逐漸引起重視。值得一提的頗有影響的有三家：一是《廣西文學》副主編馮艷冰二○○四年至二○一一年，以筆談對話形式訪談二十二名文學名編發表在《廣西文學》“名編訪談”專欄，二○一一年六月集結成《名編訪談》一書由廣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二是上海《青年報》從二○二○年五月至二○二二年九月，開辦的“中國著名文學期刊主編系列訪談”刊發四十八期。三是《中國作家》二○二二年開設“名編訪談”專欄，每期一人對十二名文學名編進行訪談。在這一系列精彩紛呈的采訪問答中，全國各地文學名刊名編宏觀與微觀相結合，對新中國成立以來社會變革對當代文學的影響、當代文學思潮的發生與變化、文學名刊辦刊策略與市場定位、當代文學經典作品的挖掘與解讀、當代文學存在的問題與走向進行了深度剖析。而其中都有程永新，無非是名頭由《收獲》執行主編變成了主編。而這些寶貴的深度訪談，無疑大有可為，正如《中國作家》在二○二二年第一期“名編訪談”專欄編者在開欄的話中所言：“從文學的角度來看,一部當代文學史就是一部當代中國人的心靈史。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當代文學已經走過七十多年的風雨歷程。通常，讀者從作家作品或批評家的論著去了解當代文學,然而了解中國當代文學還有一個重要渠道，那就是與中國當代文學相伴同行的文學編輯，他們中的一些翹楚不僅見證了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而且或輕或重地影響了中國當代文學的走向。因此，梳理中國當代文學名編的職業人生，或可獲得一部別開生面且角度獨特的當代文學史，將一些被塵封的文學往事重新納入閱讀視野，也將一些被時光遮蔽的文學經驗予以激活。”

而中國當代文學的名刊名編中，不少也是頗有造詣的作家、評論家。比如作家出版社原副總編輯龍世輝、《中國作家》原常務副主編章仲鍔、《十月》原副主編張守仁、《當代》原副主編汪兆騫、《收獲》主編程永新、《北京文學》執行主編楊曉升、《鐘山》主編賈夢瑋、《作家》主編宗仁發是作家，《人民文學》原常務副主編崔道怡、《山花》原主編何銳、《當代作家評論》原主編林建法、《小說評論》原主編李星、《南方文壇》主編張燕玲是評論家。或許，旨在加強編輯隊伍建設，落實中國作協十代會報告中“把文學組織工作者隊伍、文學編輯隊伍的建設放在更加突出的戰略位置”要求的對文學名刊名編的研究，只要用心深挖掘，肯定是大有可為、大有可觀的。

▲ 艾自由，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云南省文藝評論家協會理事，云南省作家協會文學理論評論委員會委員，昭通市文聯副主席，昭通市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在《文藝報》《中國藝術報》《中國民族報》《云南日報》《中篇小說選刊》《作品與爭鳴》《廈門文學》《雜文月刊》《藝術百家》等發表文學評論二百余篇，多篇入編《新形勢下文藝評論的理論與實踐》《文化自覺與當代文藝發展趨勢》《云南文藝散論》《云南青年批評家文萃》《2014年度中青年文藝評論文選》《2021年云南文藝評論匯萃》等選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