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瑯琊王氏的思想演變（六）梁陳：儒學鞏固而玄學影響減少

          來源：瑯琊王氏家族的歷史與文化 孫麗 王厚香 

       宋齊時期，隨著皇權的加強，為皇權政治所需的儒學日顯重要，與現實政治無關的玄學則趨向衰亡，而儒學的治世功效在當時主要表現在能重建并維護封建秩序的禮學之中，因此，王弘以禮自持，王儉以禮治國，從而使瑯琊王氏家族越來越趨向于禮，重振儒學家風。梁、陳兩朝，是瑯琊王氏家族走向衰亡時期，也是其家傳儒學得到進一步鞏固而玄學影響日漸減少時期。
    南朝統治者多注重文化，以為“勢門上品，猶當格以清談；英俊下僚，不可限以位貌”(《梁書》卷二十一《王暕傳》)。故《宋書》卷七十六《宗愨傳》云：“時天下無事，士人并以文義為業，(宗)炳素高節，諸子群從皆好學，而愨獨任氣好武，故不為鄉曲所稱。”《南史》卷二十二《王儉傳》稱：“先是宋孝武好文章，天下悉以文采相尚，莫以專經為業。”《梁書》卷十四傳論：“近世取人，多由文史。”《梁書》卷四十一《王承傳》曰：“時膏腴貴游，咸以文學相尚”。在這種社會風氣中，王氏家族特別重視對子弟的文化教育。當時的王氏家學，雖以儒學為主，玄學、佛教、道教以及書法、繪畫、音樂等亦是重要組成部分，王氏子弟多在幼年時期便接受儒、玄、佛、道、琴棋書畫乃至醫方、卜筮、陰陽、數術等各方面的教育，多才多藝者史不絕書。《宋書》卷六十二《王微傳》曰：“微少好學，無不通覽，善屬文，能書畫，兼解音律、醫方、陰陽術數。”盡管王氏子弟在政治上已沒有什么作為，在文化上仍堪稱一流，這正是瑯琊王氏在喪失政治上的優勢后，能始終保持一流高門社會地位的原因，也是當時的高門士族維持家族門戶地位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田余慶先生言：“世家大族或士族，在學術文化方面一般都具有特征。有些雄張鄉里的豪強，在經濟、政治上可以稱霸一方，但由于缺乏學術文化修養而不為世所重，地位難以持久，更難得入于士流”(田余慶《東晉門閥政治》，第354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
    值得注意的是，王氏子弟雖涉獵甚廣，但他們所接受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教育內容卻是儒家經術。《顏氏家訓》卷三《勉學》稱：“士大夫子弟，數歲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禮》、《傳》，少者不失《詩》、《論》。”故王儉“弱年便留意《三禮》，尤善《春秋》，發言吐論，造次必于儒教。”王筠“幼年讀《五經》，皆七八十遍。愛《左氏春秋》，吟諷常為口實。廣略去取，凡三過五抄，余《經》及《周官》、《儀禮》、《國語》、《爾雅》、《山海經》、《本革》并再抄，子史諸集皆一遍”(《南史》卷二十二《王儉傳》、《王筠傳》)。
    經學本來就是封建文化的核心和意識形態的基礎，而且，經學不僅是學術，它首先是政治，與仕途息息相關。梁武帝天監年問，制九流常選，規定“年未三十，不通一經，不得解褐。若有才同甘、顏，勿限年次”(《梁書》卷二《武帝中》)。《梁書》卷四十八《儒林傳》載：梁武帝即位，“詔求碩學，治五禮，定六律，改斗歷，正權衡。”天監四年(505)，梁武帝建國子學，下詔曰：“二漢登賢，莫非經術，服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晉浮蕩，儒教淪歇，風節罔樹，抑此之由。朕日昃罷朝，思聞俊異，收士得人，實惟酬獎。可置《五經》博士各一人，廣開館宇，招內后進。”規定“射策通明者，即除為吏。十數年間，懷經負笈者云會京師。又選遣學生如會稽云門山，受業于廬江何胤。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學。”天監七年(508)，又詔曰：“建國君民，立教為首，砥身礪行，由乎經術。……宜大啟庠斅，博延胄子，務彼十倫，弘此三德，使陶鈞遠被，微言載表。”于是“皇太子、皇子、宗室、王侯始就業焉。高祖親屈輿駕，釋奠于先師先圣，申之以蘸語，勞之以束帛，濟濟焉，洋洋焉，大道之行也如是。”天監九年(510)，梁武帝命皇太子及王侯之子，夠上年齡的皆人國子學受業。正因如此，梁朝王氏子弟多由國子生入仕。如王訓“補國子生，射策高第，除秘書郎”。王僉“補國子生，祭酒袁昂稱為通理。策高第，除長兼秘書郎中”(《梁書》卷二十一《王暕傳附王訓傳》、《王份傳附王僉傳》)。王通“梁世起家國子生，舉明經，為秘書郎、太子舍人。”王勱“梁世為國子《周易》生，射策舉高第，除秘書郎”(《陳書》卷十七《王通傳》)。王質“補國子《周易》生，射策高第”(《陳書》卷十八《王質傳》)。王承“七歲通《周易》，選補國子生。年十五，射策高第，除秘書郎。”
    隨著儒學的漸興，瑯琊王氏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是“三世國師”。南齊時，王儉為國子祭酒，梁初，其子王暕又為國子祭酒，王暕的長子王承尤好儒學，“時膏腴貴游，咸以文學相尚，罕以經術為業，唯承獨好之，發言吐論，造次儒者”，后來也曾任國子祭酒，“承祖儉及父昧嘗為此職，三世為國師，前代未之有也，當世以為榮”(《梁書》卷四十一《王承傳》)。
    無論是王氏子弟的以國子生入仕，還是三世國師的出現，都說明經過宋、齊兩朝的重振儒學之后，瑯琊王氏家族的家傳儒學得到了進一步的鞏固，與儒學漸興相對應的是玄學的日漸衰微。隨著門閥士族勢力的衰落，玄學漸趨衰亡，但其余波猶存，在意識形態領域仍占有一席之地，以玄學為業者也大有人在。《顏氏家訓》卷三《勉學》篇云：“何晏、王弼，祖述玄宗，……洎于梁世，茲風復闡，《莊》、《老》、《周易》，總謂三玄。”梁朝時期，瑯琊王氏尚不乏善談之人，如《梁書》卷二十一《王份傳》載：梁武帝曾于宴席間問群臣：“朕為有為無?”有、無問題自曹魏以來一直是玄學中的重要問題，梁武帝提出此問，也是針對當時儒學復興，玄學流風尚在的實際情況而發的，正當群臣面面相覷之時，王份巧妙回答：“陛下應萬物為有，體至理為無。”暗含推崇梁武帝之意，武帝大悅。
    趙翼稱：“梁時所談，亦不專講《五經》。……《五經》之外，仍不廢《老》、《莊》，且又增佛義，晉人虛偽之習依然未改，且又甚焉”(《廿二史札記》卷八，“六朝清談之習”)。梁簡文帝曾置宴集玄儒之士，先命二者互相質難，又令中庶子徐擒“馳騁大義，間以劇談”，徐擒“辭辯縱橫，難以答抗，諸人懾氣，皆失次序。”唯有儒者戚袞“時騁義，擒與往復，袞精采自若，對答如流，簡文深加嘆賞”  (《陳書》卷三十三《戚袞傳》)。經學已經成為談辯之資，與玄學、佛教的交融進一步加深了。在時風熏染之下，王氏子弟多兼通儒、玄、佛，成為三教合流的一個縮影。待到陳朝，瑯琊王氏經侯景之亂的洗劫，人物更加凋零，不僅在政治事變中無足輕重，文化方面，尤其是玄學方面也已無驕人之處，昔年，曾有“麈尾扇是王謝家物”(《南齊書》卷二十六《陳顯達傳》)一說，此時的王氏子弟卻已經是“玄言非所長”(《陳書》卷二十一《王固傳》)，“人物掃地盡矣”(《南史》卷二十四傳論)。
    陳朝末期，瑯琊王氏子弟除王克作到尚書右仆射，王猛為鎮南大將軍外，其他諸人官職均不高，不僅不能在政治上有所建樹，在文化上也非一流，只能憑瑯琊王氏這一招牌保持著較高的社會地位。
    公元589年，隋軍攻人建康，陳朝滅亡了，南朝到此結束，瑯琊王氏也走到了盡頭。《南史》卷二十四傳論曰：
           昔晉初渡江，王導卜其家世，郭璞云：“淮流竭，王氏滅。”觀夫晉氏以來，諸王冠冕不替，蓋亦人倫所得，豈唯世祿之所專乎。及于陳亡之年，淮流實竭，曩時人物掃地盡矣。斯乃興亡之兆已有前定。
此論確切地說出了王氏興衰的根源——人物，當然更重要的是體現在王氏子弟身上的文化因素。魏晉以來，從王戎、王衍到王導、王弘、王儉，既是政治家，又領袖思想文化論壇，同時期的王氏子弟，各有所長，名重一時，共同維護了瑯琊王氏大家族的地位。待到陳朝末年，“曩時人物掃地盡矣”，瑯琊王氏作為一個門閥世族也永遠退出了歷史舞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