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三級科舉錄的文獻價值——《天一閣藏明代科名錄匯編》總序

秦王888 2018-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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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延明
    亙古至今，中國歷史上沒有一種人事制度，沿續時間之漫長、在國內外影響之巨大，能與科舉制度相比。科舉取士制度，起源于隋，[1]自隋唐至明清，行用了一千三百年之久，承擔起為中國官僚政府源源不斷輸送管理人才的使命與責任。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2]是科舉制持續推行的動力；“無情如造化，至公如權衡”，[3]是科舉制能成為中國古代社會唯一不可取代的銓選制度的根本；科舉制以儒家“斯文”作為取士標準，應舉者慨然以從政、治國、平天下為己任。中國科舉制具有塑造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立身治國形象、打造中國大一統和合文化形態、構建東亞儒家文化圈與催生現代西方文官制度產生的普世價值。
    唯其如此，唐代后期社會動蕩、戰亂不止，科舉試沒有中止。五代軍閥爭斗不息，政權更迭如走馬燈，考舉試沒有間斷。兩宋三百年間，宋遼、宋金、宋蒙戰爭，未曾打斷三年一舉的科舉考試，南宋高宗在自家性命難保的險境下，寧可下放到地方進行類省試，也未曾中斷三年一次的科舉考試，度宗咸淳十年，南宋臨近滅亡，還進行了最后一次科舉考試。遼、金、西夏、元朝，少數民族所建政權，無不實行過科舉制度。清末，1900年，八國聯軍攻進北京，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出逃，次年仍下令補考鄉試和會試。科舉與國運相聯，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皇帝權力的象征之一，是國家機器正常運行的重要標志，是調節國家政策的杠桿，是士大夫夢想所寄，是凝聚民心的紐帶。科舉對中國古代社會政治、軍事、教育、文化、經濟、風俗、人心之影響，無與倫比，至今在海內外猶不絕余響。宋、明、清三朝，科舉制三年一次定期舉行，每次錄取數百人以上進士，其參與科舉考試的基數，如從參與童子試、發解試（鄉試）算起，動輒在數十萬、上百萬左右，牽動著從南到北、從繁華城市至窮鄉僻壤整個中國，此三朝860多年的中國社會，可以說是科舉社會。科舉出身的精英人物，曾經是唐宋以下中國社會各個領域活動的主角。研究中國古代社會，離不開科舉研究，否則絕不可能完整認識中國古代社會的政治與文化。
    中國科舉不僅在中國。中國科舉又是世界文明的一個幅射源。日本最先仿行中國科舉考試制度。時間在公元7－8 世紀。《日本詩紀》中載有《賀諸進士及第》，其中《賀野達》詩云：“登科二字值千金，孝養何愁無斗儲？”[4]可見日本科舉及第即授官，所得俸祿可供養父母。朝鮮是海外實行科舉制時間最長的國家。從公元958年起至1894年止，實行了936年。[5]其制既學習唐宋，又有自己的創造。奉使到過高麗國的宋使者徐兢在其名著《宣和奉使高麗圖經》中說：“若夫其國取士之制，雖規范本朝，而承聞循舊，不能無小異。”[6]科舉制在朝鮮影響之大，仿佛中國，至視為“我國公道，唯在科舉”。[7]越南推行科舉制長達844年（1075－1919）之久，僅次于朝鮮，然其廢罷科舉時間比中國還要晚14年。科舉取士，在越南具有權威性和實用性，視其為“科舉掄才，實關盛典。”[8]科舉制在東亞的傳播，為構建東亞儒學文化圈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其功至偉。
    中國科舉考試的先進文化，為西方歐美國家所學習、所效仿。西方人把中國科舉考試，與中國四大發明相比。英國人羅伯特·英格爾斯評論英國東印度公司采用了中國科舉考試的競爭原則時說：“這種中國人的發明創造在印度充分發展，預示著或許將來有一天，它會像火藥、印刷術一樣，在國家制度，甚至是歐洲的國家制度中，引起一次偉大變革。”事實正是如此：英格爾斯當時的預言并沒有錯，東印度公司實行的文官考選制度為英國文官制度的建立積累了經驗、開辟了道路，考試選才機制像一桶火藥轟開了政黨分肥制的大門，科舉制最終通過英國對世界各國的文官制度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9]當代美國學者顧立雅明確肯定了中國科舉考試制度在建立現代世界文官制度中的重要作用，指出“這是中國對世界的最大貢獻。”[10]因此，劉海峰教授順理成章地提出：科舉制是中國的“第五大發明”。科舉制成為一個推動世界文明發展的重要動力。
    科舉選拔人才，通過科目考試實現。唐代科目眾多，常選科目有秀才、明經、進士、孝廉、明法、明算、三史、開元禮等；制舉科目名目更多，如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博學宏詞科、志烈秋霜科、軍謀宏達材任邊將科等等達六十三科。[11]北宋初沿唐制文武分舉，設常科、制科，科目種類有所減少。至神宗朝熙寧四年（1071），王安石改革科舉制，廢試詩、賦、帖經，罷明經、諸科，改試“經義”取進士，舉子占治《易經》、《詩經》、《尚書》、《周禮》、《禮記》五經中一經，兼試《論語》、《孟子》，常選科目僅保留進士科。[12]宋代是科舉制完善期，也是高峰期，兩宋共舉行118 榜，錄取登科人11萬之眾是歷朝錄取人數最多的一朝。其后，元、明、清三朝，進士科成為科舉考試唯一科目（臨時開科除外）。元代科舉考試行廢頗為曲折，元朝開國三十六年后，才于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開進士科科目考試，中間又停開六年，至元惠宗至正二十六年（1366）最后一次廷試，前后共舉行會試十六次，共錄取進士1139名，[13]是歷朝錄取人數最少的朝代之一。中國科舉制在明代得到復振，并進入成熟、健全、鼎盛時期，可以說繼宋之后，科舉考試出現第二個高峰期。
    明代于洪武四年（1371）首開進士科科舉考試，其后罷輟十三年，至洪武十八年（1385）重開，繼而三年一大比，沒有中止，共舉行了89榜科舉考試（崇禎十三年賜特用榜不計在內），每榜進士人數平均在270人上下，共錄取進士24594人。[14]為明王朝培養了大批治國安邦的人才。
    明代科舉考試在承繼宋、元三級考試、以經義取士基礎上，有很大創新，其一，是建立縣、州、府、衛所儒學、鹽運司儒學、土官學等學校入學考試制度，[15]童生經學校選拔試合格，方許入校為生員；凡生員經縣考、府考與提督學政主持的歲考，以定獎懲，生員俗稱秀才，許著青衫，頭戴方巾。宋代三年定期舉行一次的科舉考試，為明代所繼承，明代稱三年一大比。大比之年以前，明代生員要參加提學官主持的科考，科考為鄉試預備考試，也就是參加鄉試的資格考試。科考成績列入一、二等的生員，就獲取了參加鄉試的資格。[16]在郡縣學之上中央有國學（太學），入國學者為國子生，國子生又細分為：府、州、縣學生員貢入國學者，稱監生，舉人入國學者，稱舉監，品官之弟入國學者，稱蔭監，捐貲入國學者，稱例監。國子生，其待遇比郡縣學生員要高，凡入國學者，可以入官，也可直接參加鄉試或會試。明代進士國子生比例較高。如《成化二年進士登科錄》載：一甲第一名羅倫、二甲第一名季琮、第三甲第一名劉烜，全是國子生出身。可見，“明制，科目為盛，卿相皆由此出，學校則儲才以應科舉”，明代學校與科舉考試緊密相銜接，[17]是對唐宋科舉考無資格試，許士子“投牒自應”的一大革新。[18]其二，欽定朱熹注《四書》、《五經》為學校教材，形成了科考必由學校始，學校必從讀經始的科舉培養儒學人才的路徑。其三，考試形式的創新，以八股文命題取士，這是科舉考試文體的創新，此種文體，以“載道”為基本追求，有起、承、轉、合規定程式的約束，用代圣人立言的口氣議論時政，有助于熏陶與樹立舉子儒家學說的治國理念和立身處世的倫理道德規范，適應當朝統治者鞏固王朝的需要；同時便于閱卷官有統一的評判試策段劣高下的標準。[19]
    明代科舉考試制度的創新，使明代科舉具有承前啟后的樣板性，明代的科舉制度為清代全盤繼承。然而，“20世紀的科舉研究，總體上看，'兩頭’即隋唐與清代科舉研究多，中間研究少。其實明代科舉的研究更有意義：一則明代是中國科舉的成熟期，有典型性與樣板性。二則歷朝留下的科舉名錄不多，惟獨明代留下大批的科舉名錄。這也就是說，選擇明代科舉為考察中心，既有學術視野上的典范性，又能建立在踏實的基礎上，從面推進科舉制度的研究。”[20]
    的確，“歷朝留下的科舉名錄不多，惟獨明代留下大批的科舉名錄。”縱觀中國一千三百年科舉史，自唐以下，曾經產生過多少《登科錄》！可惜，這些能提供歷代登科進士最原始、最基本、最重要的檔案資料，出于主觀上不重視、客觀上因戰亂破壞等原因。保存下來很少。唐代沒有留下一榜，宋代藉朱熹、文天祥兩大名人得以留下《紹興十八年進士登科錄》、《寶祐四年登科錄》兩種，元代16榜只留下《元統元年進士錄》一榜；清代離現在最近了吧，也只留下《順治六年進士登科錄》、《康熙五十一年進士登科錄》、《雍正八年進士登科錄》等數種，而明代所保存至今的明代《登科錄》數量為最多，據統計，海內外現存于寧波天一閣、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臺灣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美國國會圖書館等館藏明代《登科錄》，總數為58種，[21]而天一閣獨家所藏明代《登科錄》就有41種！海內外其余館藏為天一閣所無之明代《登科錄》總數才17種，比天一閣所藏一半還不到。這得益于明代寧波天一閣主人范欽，他在官場任職期間，就特別重視收藏明代科舉文獻資料，他在世時已收藏51種明代《登科錄》，后因被盜賣等客觀原因，從天一閣流散于上海、南京等地10種《登科錄》。天一閣現存明代科舉名錄370種，除《登科錄》（包括《崇禎十三年庚辰科進士履歷》、《國朝河南進士名錄》、《皇明進士登科錄》）44種之外，庋藏《會試錄》38種、《鄉試錄》277種，《武舉錄》11種，《武鄉試錄》8種。[22]這是十分可觀的珍貴科舉文獻遺產。
    明代科舉名錄文獻，是明代科舉鄉試、會試、殿試三級考試的產物。宋代無鄉試之名，初級科舉試稱發解試。元代始有行省考試，后改稱鄉試。[23]明代鄉試，凡直隸舉子，于京府考試；各省于省城承宣布政司考試。鄉試之年，稱為大比之年。按照洪武十七年“科舉成式”，鄉試的考試時間為子、午、卯、酉年的八月。[24]農歷八月是秋天，鄉試別稱“秋闈”、“秋榜”、“鄉闈”。鄉試共三場，考試時間常制：第一場為八月初九日，試《四書》義三道，每道200字以上；五經（《易經》、《尚書》、《詩經》、《春秋》、《禮記》）經義四道，每道300字以上。第二場為十二日，試論一道，三百字以上，判語五道，詔誥表內科一道。第三場為十五日，試經、史、時務策一道五道，未能答者可減二道，俱300字以上。應舉人自備試卷紙、筆、墨、硯，每場草稿與正卷各十二張；試卷首書姓名、年甲、籍貫、三代、所治本經。布政司印卷。[25]晚末納卷，給燭三枝。試卷彌封，考試者用墨書寫，謂之墨卷；謄錄試卷用硃（紅色），謂之硃卷。考試場所稱貢院，諸生考試所處席舍穭號房。每一考生，派一軍人看守稱號軍，以防作弊。[26]鄉試中式者為“舉人”，鄉試第名稱“解元”，此“解”為發解之義，沿襲宋代發解試第一名稱解元之例。官府給舉人以公據，于次年赴禮部會試。明代鄉試錄取比例平均約為4%左右，即一百個應舉鄉試諸生，約錄取4人。[27]中舉，是明代士人舉業成功的一個標志，有了舉人科名，就獲得了相應社會地位，進而赴會試，再搏進士功名；即使會試落第，也取得了入仕做官的資格。《儒林外史》第三回“捷報貴府老爺范諱進高中廣東鄉試第七名亞元。”范進見捷報因喜極昏倒，此“范進中舉”的故事深入人心，這也是明代士人渴望中舉以通達仕途的生動寫照。[28]
    明代鄉試制度與鄉試科名檔案，集中在《鄉試錄》中。天一閣藏明代《鄉試錄》，數量眾多，居海內外所藏明代《鄉試錄》之首位，具有重大科舉史料和明代歷史文化價值。其內容，茲以《永樂十二年（1414）福建鄉試錄》為例：
    （一）永樂十二年鄉闈鄉小錄序（考試官左經撰）。
    序中提及赴鄉試諸生為450余人，而通過鄉試三場試中式舉人為129人。
    （二）鄉試考官與執事官：
    提調官1人、監試官7人、考試官2人、同考試官3人、收掌試卷官1人、受卷官2人、彌封官2人、謄錄官2人、對讀官4人、印卷官1人、供給官4人、巡綽搜檢懷挾官7人、掌行科舉文字4人、謄錄文字60人（儒學生員充）。
    （三）鄉試三場試：
    第一場
    《四書》義三道（題目從略）
    《五經》義各四道：
    《易》（題目從略）
    《書》（題目從略）
    《詩》（題目從略）
    《春秋》（題目從略）
    《禮記》（題目從略）
    第二場
    論一道：天下文明
    詔、誥、表內科一道：
    詔擬：漢章帝詔二千石勸勉農桑
    誥擬：唐太宗以戴胄為大理少卿
    表?：唐孔穎達進《五經》表
    判語五條：
    擅差職官空引偷軍攬納稅糧囑托公事造作不如法
    第三場策五道
    一問：伏讀《大誥》二十八章而知鄉飲酒禮之制……然賓主獻酧之頃，果何以見王道之易易乎？幸明陳之。
    二問：伏讀《大誥續編·明孝篇》，所列孝子事親之節凡十六條……孝廉之科由是以興，其即先王之要道歟？……
    三問：《大學》言心不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各有微旨，諸君子于圣賢之心存養之有素，愿陳毋隱。
    四問：經史之用世尚矣，說者謂經以載道、史以紀事，然道與事果可岐而二之歟？……
    五問：學校之設其來尚矣，古者天子立四學，四學之中習何業？所講者何道歟？……
    （四）中式舉人（129名）
    第一名何瓊懷安縣學生《詩》
    第二名朱顯宗興化府學生《書》
    第三名洪英福州府學生《禮記》
    第四名唐泰長泰縣學生《易》
    第五名鄭瑩閩縣學生《春秋》
    （以下從略）
    （五）永樂十二年鄉闈中式程文
    一、第一場《四書》、《五經》中式程文
    第四名唐泰：《夫子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和》按：《四書》義
    第三名朱顯宗（按：疑為洪英之誤）：《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良知也》按：《四書》義
    第一名何瓊：《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久有截》按：《詩經》義
    第二名朱顯宗：《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按：《尚書》義
    第三名洪英：《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收》按：《禮記》義
    第八名伍寧：《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按：《易》義
    第九名陳景著：《楚屈完來盟于師蟱于召陵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于袁婁》按：《春秋》義
    二、第二場論中式程文
    第五名鄭甇：《天下文明》（程文全文從略）
    考官左經批：覽筆勢之翩翩，實場中之杰作也！
    詔、誥、表中式程文
    表第二名朱顯宗：《擬唐孔達進<五經>表》（程文全文從略）
    考官左經批：文詞典雅，可勝諸作。
    誥第五十七名陳僖：《擬唐太宗以戴胄為大理少卿》
    考官朱批：深得誥體。左批：誥簡古，
    三、第三場策五問中式程文
    第一問第十一名謝復進：答《鄉飲之禮》（程文從略）
    第二問（付闕）
    第三問第三名洪英：答《心性之理而分言》（程文從略）
    第四問第一名何瓊：答《經史之用》（程文從略）
    第五問（付闕）
    （六）鄉闈小錄后序
    從上引一份《鄉試錄》可窺見明代某省鄉試的總貎與舉人檔案及其相關考獻，鄉試具體而微，如能通覽數百種鄉試，我們也許才能對明代鄉試制度的演變、解額分配與錄取比例的變化及程文形式與內容所折射的明代知士子的知識趨向等等問題，獲得一個較客觀、較全面的認識。
    鄉試中式舉人，于次年赴京師禮部貢院會試。因會試時間是農歷二月，在春天，因此別稱“春闈”、“春榜”，會試由禮部主持，又稱“禮闈”。會試中式舉人稱“貢士”。明仁宗洪熙元年（1425），會試取士，始分南卷、北卷，南卷取十之六、北卷取十四，其后又設中卷，由南、北卷名額中各退出五卷名額。“自洪熙元年起，會試實行南北取士制度，這是明代會試與鄉試區別最大之處。”[29]南、北、中分卷取士，其目的是為了限制南方諸省舉人錄取比例太高，防止科舉取士區域失衡。宣德、正統間，南、北、中分卷地區劃分如下：
    南卷（十之六）：浙江江西福建湖廣廣東應天府直隸松江府蘇州府常州府鎮江府徽州府寧國府池州府太平府淮安府揚州府廣德州等十六省府、一州
    北卷（十之四）：山東山西河南陜西順天府直隸保定府真定府河間府順德府大名府永平府廣平府省府，延慶州保安州等十二省府、二州；遼東、大寧、萬全三都司。
    中卷（南、北各退5名）：四川廣西云南貴州廬州府鳳陽府安慶府等七省府；徐州、滁州、和州三州等。[30]
    需要注意的是，南、北各退5名，是以錄取100人為基數。如南卷占60人，即退出5名，南卷實取55 名；北卷40人，退出5名，即北卷實取35 名；中卷可取10名貢士。若一榜取300名，那么，中卷可取30名，南卷取165 名，北卷取105名。天一閣藏《成化二十三年會試錄》中韓林學士尹直所寫“會試錄序”謂：
    惟圣祖起自南服，士得于漸涵者最先且盛。迨宣德丁未（二年，1427），大學士楊士奇乃議會試取士，卷分南北，南十六，北十四。既而，以百乘除，又各退五為中數。[31]
    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詔禮部會試舉人名額不過百人。仁宗此與實際情況并不相符。《洪武四年登科錄》顯示，殿試錄取120人。然依明制，殿試不黜落，會試人數與殿試所取進士數是一致的。經查對，果然，《洪武四年登科錄》所載第二甲十七名中最后一名趙旅，浙江鄉試第八名、會試第一百二十名。會試第一名、浙江鄉試第四名俞友仁，殿試后進士排名為第三甲一百名中的第二十六名。[32]仁宗洪熙元年（1425），定會試取士臨時請旨不過百人。其后數榜大體遵依，如《宣德五年（1430）進士登科錄》“玉音”載：
    宣德五年二月十九日，早，行在禮部尚書臣胡濙等官于奉天門奏為科舉事：會試天下舉人，選中一百名。
    此榜取進士確為一百名。
    《宣德八年（1433）進士登科錄》“玉音”載：
    宣德五年二月十九日，早，行在禮部尚書臣胡濙等官于奉天門奏為科舉事：會試天下舉人，選中九十九名。
    此二榜中，一榜選中式舉人一百名，一榜九十九名。略有不同而已。
    明英宗正統五年（1440）始定會試取士增至150名，《正統七年（1442）進士登科錄》顯示：
    正統七年年三月五日，早，行在禮部尚書臣胡濙等官于奉天門奏為科舉事：會試天下舉人，選中一百五十名。本年三月十五日殿試……
    第一甲三名，賜進士及第（名單從略）
    第二甲五十名賜進十出身（名單從略）
    第三甲九十六名賜同進士出身（名單從略）
    會試錄取人數是150名。其第三甲九十六名最后一名邵進，正好是會試第一百五十名。[33]然而，殿試錄取人數為一百四十九名，少一名，疑有中式舉人因故未能赴殿試。
    正統十三年（1448）又一變，取士名額不拘。故《明會典》稱“會試中試無定額”：
    大約國初，以百名為率，間有增損，多者，如洪武十八年、永樂三年，俱四百七十二名。永樂十三年，三百五十名。少者，如洪武二十四年，三十一名；三十五年，五十二名。成化而后，以三百名為率。多者，如正德九年、嘉靖二年、三十二年、四十年、隆慶二年，俱四百名；少者，如成化一年、八年，俱二百五十名。各科三百名，或增二十名，或五十名，俱臨時欽定。[34]
    會試中式者稱“貢士”，是準進士，第一名稱“會元”。凡會試中式者，取得赴殿試的資格。由于殿試不黜落，會試中式者，已經踏進進士龍門。
    會試考試時間，洪武十七年定制，二月初九日、十二日、十五日舉行三場考試，其考試內容與試卷準備、書寫、彌封、謄錄要求等等，與鄉試所規定相同。[35]且以天一閣藏《成化二十年會試錄》所載為例：
    第一場試《四書》義三道：
    一、人能弘道，非能弘人。
    二、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三、物皆然，心為甚。
    每道三百字以上。
    試《五經》經義各二道：
    一、《易》
    1、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2、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二、《書》
    1、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鋰有苖格。
    2、昔在文武，聰明齊圣，小之大臣，咸懷忠良。
    三、《詩》
    1、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2、夙興夜寐，灑掃廷內，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逖蠻方。
    四、《春秋》
    1、齊人伐山戎。（莊公三十年）
    2、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衰公十三年）
    五、《禮記》
    1、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息。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涌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于學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
    2、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別。
    第二場試論一道，三百字以上；試判語五道，詔、表、誥內科一道。
    一、論
    文以載道。
    二、表（是榜，試判語科表一道）
    擬詔修關里宣圣廟襲封衍圣公謝表
    第三場試經、史、時務策五道
    一、第一問（策題未載）
    二、第二問（策題未載）
    三、第三問（策題未載）
    四、第四問（策題未載）
    五、第五問（策題未載）[36]
    上引天一閣藏《成化二年會試錄》，記載有遺漏之處，即第二場試缺試判語五道題目，且詔、誥、表三題，只有表一題。又，第三場策問五道，均缺策題。明代《會試錄》，是否都有省略呢？經與天一閣藏《嘉靖八年會試錄》，回答是否定的。現將天一閣藏《嘉靖八年會試錄》第二場與第三場考試內容轉引如下：
    第一場《四書》義與《五經》義（略）
    第二場一、論（試論一道，三百字以上）
    圣人立人人極。
    二、詔、誥、表，內科一道
    擬漢課獄吏殿最詔（地節四年）
    擬唐以楊綰為中書侍郎、常袞為門下侍郎并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大歷十二年）
    擬賜《恩記》、《含春堂詩集》，廷臣謝表。
    （龔按：應試者，詔、誥、表中任選一題）
    三、判語（五道）
    1、磨勘卷宗
    2、隱蔽差役
    3、禁止迎送
    4、擅調官軍
    5、官吏受財
    第三場策五道
    第一問《禮經》三百，《曲禮》五千，帝王為之大法。《周官》吉禮十有二……而軍禮獨之不載，何歟？
    第二問前代繼體之君……若漢宣帝、宋神宗，其視漢文帝、宋仁宗何如也？……
    第三問道德一，而后風俗同，士習不正，則道德不一，欲風俗之同難矣……茲欲士類所養者純而無浮薄之習，所持者正而無奔兢之風，思其術而未得也，愿明者以告。
    第四問三代而下，人主能服四夷者，惟漢武帝焉，唐太宗焉……抑守成之君，武事不可廢歟？
    第五問成天下之治有幾，通天下之變有權……不知今日之幾，何以轉移而成化？今日之權，何以通變而不窮？其要目安在？請明言以驗匡之略。[37]
    從上例引的二種天一閣藏《會試錄》，可以清楚解讀明代會試場次及考試內容，這都是《明史·選舉志》及《明會典》等等明代制度典籍關于明代會試記載所不可能細述的寶貴資料。
    進士最后一級考試，皇帝親策于庭，稱廷試，亦稱殿試。殿試比鄉試、會試要簡，不需考三場，僅一場試時務策一道，限一千字以上。殿試實際是對會試的覆試，定三甲名次。皇帝欽點一甲三名：第一名狀元、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洪武四年（1371），首次科考，殿試時間定為二月十九日，“御奉天殿策試貢士。二十日，午門外唱名。”[38]明英宗正統七年（1442）改為三月十五日。
    關于殿試的程序、考試內容、考官、唱名張榜及新進士慶祝活動等明代殿試制度、進士檔案，最基本、最重要的史料集中在《登科錄》中。明代《登科錄》，最完善，這也是科舉史發展的必然結果。這里有必要追溯其產生的沿革，有助于我們對明代《登科錄》學術價值的全面認識。據唐代史籍記載，唐中宗神龍時（705—707）就已出現《進士登科記》，那是好事者逐年記載登進士第的姓名，比較簡單，屬私家記錄。[39]其后私家編《登科記》漸多，在唐穆宗以前已有崔氏顯慶登科記》五卷、姚康《科第錄》十六卷、等李奕《唐登科記》二卷等十數種之多。[40]直至好尚文學的唐宣宗，于大中十年（856）年索要《登科記》，下敕：“自今放榜后，仰寫及第姓名，及所試詩賦題目進入內，仍付所司，逐年編次。”[41]遂有知貢舉官鄭顥選祠部員外郎趙璘編《諸家科目記》十三卷，搜羅自唐初武德至宣宗大中十年（618—856）176年逐年進士登科名錄。此后即由官府出面編撰《登科記》。遺憾的是，唐人編唐《登科記》已蕩然無存。宋人曾編過若干唐代《登科記》，也已難覓蹤影。唯清代學者徐松編《登科記考》，留存至今，成為今人研究唐五代科舉的基本文獻，傅璇琮先生對該書予高度評價，認為：“可以慶幸的是，在一百多年以前，也就是清朝道光年間，有一位學問面很廣的學者徐松，編撰了一部唐代科舉史的專著，給這門學科填補了空白，也給后人提供了不少進一步研究的線索。”他由此及彼，鑒于高度發達的的宋代科舉，118科舉試僅留下兩榜《登科錄》建議學界“效徐松之書的體例，編撰一部《宋登科記考》”。[42]可見，科舉名錄之于科舉制、科舉史及與之相關社會研究的重要性。
    唐代是舉制開創、興起時期，每榜錄取人數不多，一二十人左右，制度不完善。宋代是科舉制興盛時期，宋太宗太平興國以后，每榜錄取人在數百人以上，非唐代可比擬。科舉制度逐步完善、健全。南渡后科舉三級試，“概以子、午、卯、酉年，鄉貢進士；辰、戊、丑、未年試禮部奏名進士。其鄉貢舊無定日，故奔競者而有一人而試數郡。紹興中，懲其弊，令諸郡同以八月十五日引試，當是年，則二月一日頒詔旨賕以取士之意，而戒飭之，凡遇此歲，通謂之'詔歲’。”[43]明代鄉試年定為子、午、卯、酉年，沿襲南宋鄉貢發解試之制。宋科舉取士數量眾多，在唐代《登科記》基礎上，宋代科名記提升為《登科錄》，其所載進士，不止姓名而已，具載家狀，已成為個人小傳檔案，并保存了該榜的相關科舉詔令、知舉官、考試官、策題、對策卷等。以《紹興十八年登科錄》、《寶祐四年登科錄》為例，其《登科錄》內容包括：
    （一）、玉音御筆手詔（科詔·紹興十七年二月一日）；
    門下：……可令有司蒐取茂異，咸與計偕。朕將試之春官，親策于廷（下略）。
    （二）、御試策一道（紹興十八年四月初三日）：
    （前文略）今子大夫通達國體，咸造于廷，愿聞今日之治道，何興補可以起晉、唐之陵夷？何馳驟可以接蔞漢之軌跡？（下略）
    （三）、鎖院（紹興十八年二月十二日禮部試考官鎖院）
    敕差：知貢舉官1人同知貢舉官2人參詳官8人點檢試卷官20人。
    （四）、省試（禮部試）考試日期
    二月十八日、十九日、二十日，三天引試詩、賦、論策三場；二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三天引試經義、論策三場。
    省試別試二月二十三日引試：考試官1人，點檢試卷官4人。
    （五）、御試（紹興十八年四月初三日）
    敕差：初考官3人，覆考官3人，詳定官3人，編排2人，初考點檢試卷官1人，對讀官6人（對讀畢充初、覆考官）
    （六）、恩榮次第
    紹興十八年四月十七日皇帝御集英殿，唱名賜第，賜狀元王佐以下進士及第、進士出身、同進士出身共三百三十余人。
    四月十八日，新進士赴期集所活動，撰編《題名小錄》。
    四月二十六日依令賜期集所1700貫。
    四月二十九日新進士朝謝。
    五月初二日就法慧寺拜黃甲，余同年。
    五月初五日赴國子監謁謝先圣、先師、鄒國公。
    五月日立題名石刻于禮部貢院。賜狀元王佐等進士
    聞喜宴于禮部貢院。
    （七）、進士五甲名錄（以《寶祐四年登科錄》為例）
    第一甲文天祥等二十一人。
    第二甲謝枋得等四十人。
    第三甲鄭必復等七十九人。
    第四甲楊奇遇等二百四十八人。
    第五甲喻用國等二百一十三人。
    每一名錄之下，具姓名、字、小名、小字婚姻、祖宗三代與兄弟姓名、仕履或出身，籍貫，戶籍等家狀，《寶祐四年登科錄》增加加所治主科（治某經或治詩賦等）。
    （八）、狀元對策《寶祐四年登科錄》錄狀元文天祥對策，理宗賜進士御制詩及文天祥謝御賜詩、謝賜進士及第。（《紹興十八年登科錄》之狀元對策已佚）。[44]
    宋代《登科錄》格式體例，比較完整、詳瞻，為明代所繼承，而略有變化，明代《登科錄》壓縮恩榮次第的活動內容，增加戶籍種類，茲以《天一閣藏成化二十三年進士登科錄》為例：
    （一）、玉音成化二十三年三月十二日，由提調官等于奉天門奏：是榜會試取中351名，三月十五日殿試，聘請讀卷官、執事官53名，以及欽定進士出身等第、資格：第一甲例取三名，第一名六品，第二、三名正七品，賜進士及第；第二甲從七品，賜進士出身；第三甲正八品，賜同進士出身。
    繼而，列殿試考官以及執事官53員，其配備如下：
    讀卷官12人，其中萬安與劉吉為內閣大學士；
    提調官3 人，由禮部尚書、禮部左右侍郎擔任；
    監試官2人，由監察御史擔任；
    受卷官4人，皆進士擔任；
    彌封官10人，京朝官擔任，有非進士出身者；
    掌卷官4人，皆進士出身京朝官充；
    巡綽官8人，皆錦衣衛、金吾衛武官充；
    印卷官4人，皆進士出身京朝官擔任；
    供給官6人，由光祿寺與禮部司務官充，其中五人進士出身，一人貢士出身的。[45]
    （二）、恩榮次第
    成化二十三年三月十五日早，諸貢士赴內府殿試，上御奉天殿，親賜策問。
    三月十七日早，文武百官朝服侍班；是日，錦衣衛鹵簿于丹陛丹墀內，上御奉天殿，鴻臚寺官傳制唱名，禮部官捧黃榜，鼓樂導引，出長安左門外，張掛畢，順天府官用傘蓋儀從送狀元歸第。
    三月十八日，賜宴于禮部，宴畢，（新進士）赴鴻臚寺習儀。
    三月十九日，賜狀元朝服、冠帶及進士寶鈔。
    三月二十日，狀元率進士上表謝恩。
    三月二十一日，元率進士詣先師孔子廟，行釋菜禮；禮部奏請命工部于國子監立石題名。[46]
    （三）、登科名錄（依三甲名次排列353名進士之姓名及其家狀）
    第一甲三名費宏劉春凃瑞賜進士及第
    第二甲一百一十名賜進士出身（名單從略）
    第三甲二百三十八名賜同進士出身（名單從略）
    （四）、皇帝策問一道
    皇帝制曰：自昔帝王創造丕圖，必有貽謀，以為長治久安之計。夏、商、周、之跡見于經，漢、唐、宋之事具于史。朕欲聞其紀綱統體、制度得失之詳……爾諸生皆學古通經，有志于用世者，其各直述以對，毋有所隱，朕將親覽焉。成化二十三年三月十五日
    （五）、一甲三名臣費宏、劉春、凃瑞對策（對策全文從略）。[47]
    明《登科錄》格式體例與宋相比，大同小異，明顯的是恩榮次第的親進士活動項目壓縮，進士家狀內容，也有所變化，現特將《登科錄》核心內容進士名錄，宋、明對比如下：
    宋以《寶祐四年（1256）登科錄》為例：
    第一甲第一人文天祥
    字宋瑞，小名云孫，小字從龍。第千一。偏侍下。年二十，五月二日生。外氏曾。治賦，一舉。弟璧，同奏名于天麟。娶。曾祖安世。祖時用。父儀。本貫吉州廬陵縣。父為戶。
    明以《成化二年（1427）進士登科錄》為例：
    第一甲三名賜進士及第
    羅倫貫江西吉安府永豐縣，民籍。國子生。治《書經》。字應魁，行三，年三十六，正月十一日生。曾祖叔彥。祖永仁。父修大。母李氏。，繼母嚴氏。永感下。兄侃、倍，弟儼、杰。娶梁氏。江西鄉試第六十八名，會試第三名。
    兩者相比較，家狀相同的信息為：姓名，進士名次，字，排行幾。治某經（宋除治某經外，尚有治詞賦之目）。籍貫。年齡，出生月日。父、祖、曾祖三代姓名（有無科名仕宦）。父母、祖父母存亡情況，宋、明《登科錄》家狀中親屬存亡的表述均有特殊稱謂：
    重慶下（祖父母、父母俱在），
    具慶下（父母俱在），
    嚴侍下（母亡故、父在）
    慈侍下（父亡故、母在），
    偏侍下（繼母在）
    永感下（祖父母、父母俱亡故）等。[48]
    如宋代狀元文天祥家狀“偏侍下”，指繼母尚健在，而父親（稱嚴侍）以上三代親屬皆已故；明代狀元羅倫“永感下”，指父母以上親屬皆已故。
    繼父母三代之后，列兄弟姓名（有無科名仕宦）。娶妻否，妻姓氏。
    宋、明《登科錄》家狀不同之處：明代《登科錄》增加：1、應舉前出身是何種學生，如國子生或府學生、府學增廣生、州學生、州學增廣生、縣學生、縣學增廣生、衛學軍生、醫生之類等；2、鄉試和會試名次。3、何種戶籍，明代戶籍劃分較細、較嚴，有民籍、軍籍、官籍、匠籍、富戶籍、醫籍、太醫院籍、、南京欽天監籍、灶籍、鹽籍等。
    此外，宋《登科錄》家狀記載進士登第歷經舉數，如文天祥二十歲一舉中第，十分了得！同榜一甲第三名楊起莘，“治《春秋》三舉”，第七名周焱“治詩賦四舉”等，科場并不順利。明代刪去了進士登第經歷的舉數。
    比較之下，明代家狀信息量增加了：從何種學校出身與鄉試、會試名次，反映了明代科舉與學校的緊密結合，及對進士三級考試成績的重視。削去舉數不提，這說明在明代進士登第更為艱難，舉數多，在家狀中列出，沒有積極意義。
    更可貴的是，明代出現會試錄、鄉試錄，這構成明代科名錄一大特色，此為唐宋科舉時代所無。本《明代科名匯編》收錄天一閣藏《明代會試錄》38種、《明代鄉試錄》277種。
    然而，如何能讓稀世珍藏的明代殿試登科錄、會試錄、鄉試錄，通過修復、整理，面向社會，流動起來，為廣大讀者服務，最大限度地實現其寶貴的學術價值，這是學術界的呼聲和期待，也是文物圖書館業界的使命與擔當。
    首先是，臺灣于1969年影印了臺灣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本登科錄、會試錄、鄉試錄66種明刊本，以《明代登科錄匯編》為名，由臺灣學生書局出版。給研究明代科舉和明史帶來極大方便。繼其后，寧波天一閣博物館將業經修復一新的明代登科錄41種（附《崇禎十三年庚辰科進士履歷》、《國朝河南進士名錄》、《皇明進士登科錄》）影印，以《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錄選刊·登科錄》為名，2006年由寧波出版社出版。2009年（？），又影印出版了《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錄選刊·會試錄》38 種。2010年，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出版了《中國科舉匯編》、《中國科舉錄續編》，收錄了宋、元、明、清《登科錄》、《會試錄》、《鄉試錄》112種。
    以上科名錄匯編出版，是中國圖書館的一大業績，打開了珍貴的科舉史資源向社會開放的大門。這里有一個名稱的問題值得商榷。即所謂“科舉錄”的命名，似嫌對象太廣、太泛，科舉范圍何其大！科目、考試機構、科舉詔令、科舉制度、科舉文獻、登科名錄等等都可列入科舉錄范疇，然《殿試登科錄》、《會試錄》、《鄉試錄》均屬于各級登科名錄，是一種特殊的專門科舉文獻，完全可以獨立自主用專稱“科名錄”，以總括《登科錄》、《會試錄》、《鄉試錄》。臺灣齊如山先生專門撰寫過一部名為《中國科名》的書，他說：“中國自行科舉制度以來，一千余年工夫，造成了一項科名的階級，由秀才到狀元，共有十幾種名詞，既非官銜，又非功名，特別起了一個名詞曰'科名’……比方舉人、進士等名詞，彷佛很像洋博士，但西洋博士，除特別表示有學問外，其余一切與平民毫無別致，而中國這介科名階級，既非官員，又非平民，乃特殊的一種性質。”[49]說得很對，科名已成了中國各級科舉考試中選者，如秀才、舉人、貢士、進士等等的總名，在科舉社會，“科名”一詞本已通用流行。為此，凡登科錄（包括同年錄、同年序齒履歷便覽）、會試錄、鄉試錄之匯編，宜命名為《科名錄匯編》。
    《殿試登科錄》、《會試錄》、《鄉試錄》是研究科舉制度最原始、最基本、最權威的文獻。這三類名錄，相應于明代科舉三級考試鄉試、會試、殿試。繼天一閣藏明代《登科錄》、《會試錄》影印出版后，讀者期待天一閣藏明代《鄉試錄》的面世。
    值得高興的是，寧波出版社繼影印《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錄選刊》之《登科錄》和《會試錄》之后，又新推出點校本41種明代《登科錄》（附《崇禎十三年庚辰科進士履歷》、《國朝河南進士名錄》、《皇明進士登科錄》）和38種明代《會試錄》，同時，首次整理出版277種《鄉試錄》（705萬字），這大大便利了讀者利用天一閣藏三種科名錄的使用，這是一件功德無量的文化盛事。如久旱逢甘霖，塵封多年的明代三種科舉名錄，終于配套齊全、全部向社會開放，成為學術界可以享用的公共學術資源，此壯舉，必得到學術界歡迎和歡呼。
    注釋：
    [1]祖慧、龔延明《科舉制起源再商榷》，刊《歷史研究》2003年第6期，第31～44頁。
    [2]《鄧廣銘全集》第5冊、鄧廣銘點校《陳亮集》（增訂本）附錄《建康軍判官陳亮誥》，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版，第418頁.
    [3]（宋）歐陽修《歐陽修全集》第4冊卷112《奏議》十七《論逐路取人劄子》，中華書局2011年出版第1716頁。
    [4]蕭瑞峰《日本有沒有實行過科舉制度？》，《文史知識》1995年第7 期。
    [5]劉海峰《中國科舉文化》四《科舉文化的影響》之二《朝鮮科舉的模仿與創造》，遼寧教育出版社2010年出版，第368頁。
    [6]（宋）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四十《同文·儒學》。
    [7]（韓國）《增補文獻備考》卷一八七《選舉考·科制》。
    [8]（越南）《大南實錄正編》第二紀卷一八九，明命十九年二月。
    [9]劉海峰《中國科舉文化》四《科舉文化的影響》之一《科舉制有如四大發明》，遼寧教育出版社2010年出版，第409頁。
    [10]H.G.Grell，The Begginging of Bureaucracy in China：The Origin of the hsien，Journal of Asia Studies，Vol.23，Feb，1964，pp.183.
    [11]傅璇琮《唐代科舉與文學》第六章《制舉》，陜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38頁。
    [12]龔延明《宋代科舉總論》第一章《宋代科舉科目》第一節《宋代常科科目》，見龔延明祖慧《宋代登科總錄》第14冊，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7633頁；第四章《宋代科舉考試內容與試卷格式》第一節《常科考試內容》，第7668頁。
    [13]蕭啟慶《元代進士輯考》之《導論：元代的科舉制度及文獻》，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2年，第19、20頁。
    [14]龔延明、邱進春《明代登科進士總數考》，刊《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3期，第69～78頁，人大料報刊復印資料《明清史》2006年第8期第35～43頁。
    [15]郭培貴《明史選舉志考論·總論》，中華書局2006年，第9頁。
    [16]《明史》卷六九《選舉志》一《國子學》第1676～1677頁；《郡縣之學》，第1687頁。
    [17]《明史》卷六九《選舉志》一《選舉之法》，第1675頁。
    [18]《全唐文》卷三三一，楊綰《條奏貢舉疏》稱“投牒自應”，第3357頁上欄。《新唐書》卷四四《選舉志》上引禮部坐郎楊綰上疏，稱“投牒自舉”。
    [19]參龔延明、高明揚《清代科舉八股文衡文標準》，刊《中國社會科學》2005年第四期，第180頁；龔篤清《明代科舉圖鑒》第八章《八股文的功過是非評說》，長沙：岳辳書社，2007年，第736頁。
    [20]錢茂偉《國家·科舉與社會》之《導論》，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年，第9頁。
    [21]據陳長文《明代科舉文獻研究》上編《明代進士登科錄研究》之《明代進士登科錄的流通與庋藏》附現存明代進士登科錄（含會試錄、進士同年錄、進士履歷便覽）版本及庋藏情況一覽表》，山東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38～47頁。
    [22]駱兆平《天一閣叢談》，中華書局1993年，第106頁。
    [23]方齡貴校注《通制條格校注》卷5《學令·科舉》：“一、鄉試中選者，各給公據，錄連取中科文，行省所轄去處，移咨都省送禮部。”中華書局2001年，第220頁。
    [24]明《太祖實錄》卷一六0洪武二眶年三月戊戌朔條，第2467頁。
    [25]（明）申時行等修，萬歷朝重修本《明會典》卷七七《科舉通例·洪武十七年定制》，中華書局1989年第448頁上欄。
    [26]《明史》卷七十《選舉志》二《科目》，第1694頁。
    [27]李國鈞、王炳照《中國教育制度通史》（第四卷），山東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77頁。
    [28]（清）吳敬梓《儒林外史》第三回《周學道校士拔真才胡屠戶行兇鬧捷報》，北京：作家出版社1954年第31頁。
    [29]劉海峰、李兵《中國科舉史》第五章《科舉制度的鼎盛》，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4年，第290頁。
    [30]《明史》卷七○《選舉志》二《科目》，第1697頁。（明）申時行等修，萬歷朝重修本《明會典》卷七七《會試》，中華書局1989年第450頁下欄。
    [31]《天一閣藏明代科名錄匯編·會試錄》之《成化二十三年會試錄·序》，寧波出版社2016 年。
    [32]《天一閣藏明代登科錄匯編》上冊《洪武四年進士登科錄》，寧波出版社2016 年。
    [33]《天一閣藏明代登科錄匯編》上冊《正統七年進士登科錄》，寧波出版社2016 年。
    [34]（明）申時行等修，萬歷朝重修本《明會典》卷七七《會試》，中華書局1989年第451頁下欄。
    [35]（明）申時行等修萬歷朝重修本《明會典》卷七七《科舉通例·洪武十七年定制》：“十七年定：一、三年一大比……一、舉人試卷試卷及筆、墨、硯自備，每場草卷、正卷各十二幅；首書姓名、年甲、籍貫、三代、本經。會試、殿試并同。”中華書局1989年第448頁上欄。
    [36]《天一閣藏明代科名錄匯編·會試錄》之《成化二年會試錄》，寧波出版社2016年出版。
    [37]《天一閣藏明代科名錄匯編·會試錄》之《嘉靖八年會試錄》，寧波出版社2016年出版。
    [38]《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錄選刊·登科錄》之《正統八年進士登科錄》,寧波出版社,2007年,第1頁。
    [39]（唐）封演撰趙貞信校注《封氏聞見記校注》卷三《貢舉》，中華書局2006年第17頁。
    [40]（宋）王應麟《玉海》卷一一五《選舉·科舉》二《唐進士舉·科目記·科第錄》，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聯合出版，1987年，第2126頁。
    [41]（宋）王溥《唐會要》卷七十六《貢舉》中《緣舉雜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640頁。
    [42]傅璇琮《唐代科舉與文學》第一章《材料敘說：唐登科記考索》，第1、19頁。龔按：傅先生編撰《宋登科記考》的愿景已經實現，傅璇琮主編龔延明、祖慧撰編的《宋登科記考）》（上、下，411.7萬字），已于2009年由江蘇教育出版社出版。在此基礎上，龔延明主編龔延明、祖慧撰編的《宋代登科總錄》（14冊，1080萬字），2014年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
    [43]元劉壎《隱居通議》卷三十一《前朝科詔》，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44]《紹興十八年進士登科錄》、《寶祐四年進士登科錄》，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編《中國科舉錄匯編》（一），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2010出版。
    [45]《天一閣藏明代科名錄匯編·登科錄》之《成化二十三年進士錄》“玉音”，寧波出版社2016年。
    [46]《天一閣藏明代科名錄匯編·登科錄》之《成化二十三年進士登科錄》“恩榮次第”，寧波出版社2016年出版。
    [47]《天一閣藏明代科名錄選刊·登科錄》之《成化二十三年進士登科錄》，寧波出版社2006所出版。
    [48]明陸容撰佚之點校《菽園雜記》卷一，中華書局1983年，第2頁：“祖父母父母俱存曰重慶，下父母俱存曰具慶，下父存母故曰嚴侍，下父故母存曰慈侍，下父母俱故曰永感，下兄弟……。”龔按：點校者斷句有誤，“重慶下”、“具慶下”、“嚴侍下”、“慈侍下”、“永感下”應連讀，不當將“下”字斷開。現訂正如下：祖父母父母俱存曰重慶下，父母俱存曰具慶下，父存母故曰嚴侍下，父故母存曰慈侍下，父母俱故曰永感，下兄弟……。”
    [49]齊如山《中國的科名·序》。遼寧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頁。
    作者簡介：龔延明,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兼浙大宋學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中國職官科舉史與宋史。
    原載《文獻》201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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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舉文獻整理的新成果——讀龔延明主編《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錄選刊》

隋唐以來，中國有“科舉社會”之稱。科舉制成為我國歷史上選拔人才的主渠道。科舉取士，自隋唐至清，沿用一千三百余年，為歷代王朝國家機器的運轉，輸送了大量人才。唐五代共有一萬余人登科。兩宋三百余年，共舉行了118榜考試，文武兩科正奏名進士及諸科登科約十一萬人。明代近三百年間，舉行了89次科舉考試，登科者有兩萬四千余人，清代亦有近兩萬六千余人登科。

　　然而明代之前，原始的、完整的登科錄，僅存南宋《紹興十八年進士登科錄》《寶祐四年登科錄》和元朝《元統元年進士錄》三種，值得慶幸的是，“明代保存至今的《登科錄》據統計有58種，其中天一閣獨家所藏明代《登科錄》就有41種”。迄今尚未發現唐宋時期的鄉試錄、會試錄，相形之下，天一閣藏明代《鄉試錄》277種、《會試錄》38種就顯得格外珍貴，正如龔延明先生所稱“這三級科舉錄共同構成研究明代科舉制度最原始、最基本、最權威的文獻”（《明代三級科舉錄的文獻價值：以天一閣藏明代〈登科錄〉〈會試錄〉〈鄉試錄〉為中心》，《文獻》2016年第5期）。

　　在海內外讀者期盼之中，寧波出版社將天一閣鎮閣之寶——明代《鄉試錄》《會試錄》《登科錄》，于2006年至2010年影印出版。嗣后，與龔延明先生及其團隊合作，又將這些古籍珍本“轉換成圖片和文本數據，并通過主題詞編輯技術建立了古籍資源數據庫”，涵蓋了《鄉試錄》277種、《會試錄》38種，以及《登科錄》56種中的45種，總字數達到1237萬字，初步建構起天一閣藏明代科舉文獻的數字化體系。其中，《鄉試錄》277種，是迄今為止海內外首次整理出版的科舉錄，彌足珍貴。

　　2016年，在此數據庫基礎上的文本版《鄉試錄》及點校本《會試錄》《登科錄》正式出版，從影印本到數據庫，再到文本版、點校本，這既是“天一閣藏古籍珍本數字出版工程”的優秀成果，又是近年來國家大力推進新聞出版改革發展的一項成就，標志著明代科舉錄文獻數字化體系的初步建立，完成了科舉文獻從傳統影印向數字化的轉變，更便于讀者使用。從影印到數字化與紙質文本點校整理同步出版，這是文獻整理從單一的傳統模式到多元化的轉型。

　　與鄉試、會試、殿試三級科舉考試相應的，點校整理本《鄉試錄》《會試錄》《科舉錄》，涵蓋了明代科舉考試不同層級的試卷內容與登科人物資料，這為了解某科、某地、某級的具體科考情況，提供了翔實的第一手材料，是明代科舉文獻的淵藪，為讀者研究明代科舉帶來極大方便。我們以成化十七年（1481）為例，此年的一甲三名分為王華、黃珣、張天瑞：

　　王華，貫浙江紹興府余姚縣人，民籍。儒士。治《禮記》……浙江鄉試第2名，會試第33名。

　　黃珣，貫浙江紹興府余姚縣人，民籍。國子生。治《禮記》……浙江鄉試第1名，會試第259名。

　　張天瑞，貫山東東昌府清平縣，軍籍。國子生。治《詩經》……山東鄉試第3名，會試第26名。

　　一甲一、二名皆為余姚人，且皆習《禮記》。這是否意味余姚人比較重視且長于科舉，是否意味著當地有以《禮記》應舉的風尚？

　　據考察，成化十七年，僅余姚一縣就有王華（一甲第1名）、黃珣（一甲第2名）、陳倫（二甲第29名）、毛憲（二甲第43名）、翁迪（二甲第46名）、徐諫（三甲第16名）六人入三甲。六人中，除翁迪習《易經》外，其余五人皆習《禮記》。

　　通過對有明一代的余姚縣入三甲者情況進行梳理，能夠發現，其中習《禮記》《易經》者最多，僅臚列余姚縣榮登一甲者（前三名）如下：

　　謝遷，成化十一年，一甲第1名，治《禮記》；

　　王華，成化十七年，一甲第1名，治《禮記》；

　　黃珣，成化十七年，一甲第2名，治《禮記》；

　　謝丕，弘治十八年，一甲第3名，治《禮記》；

　　韓應龍，嘉靖十四年，一甲第1名，治《禮記》；

　　孫升，嘉靖十四年，一甲第2名，治《易經》；

　　胡正蒙，嘉靖二十六年，一甲第3名，治《禮記》；

　　毛惇元，嘉靖三十八年，一甲第2名，治《春秋》。

　　八人之中，三位狀元、三位榜眼、兩位探花。六人治《禮記》，一人治《易經》，一人治《春秋》。這充分印證了陳時龍先生在《明代科舉與地域專經》一文中指出的該縣“科舉中式人數特別多，而士人擅長《禮記》和《易》，以一縣而擅長兩種經典，是地域專經現象中比較特殊的案例”。

　　若對這個名單進行細化，會發現更多信息。

　　成化十一年登第的謝遷，“與劉健、李東陽同輔政，而遷見事明敏，善持論……天下稱賢相”，“請誅劉瑾不克”而求致仕歸。被奪誥命，天下咸以為其危，卻能“與客圍棋、賦詩自若”（《明史》卷一八一）。其子謝丕，弘治十八年進士及第，“歷官吏部左侍郎，贈禮部尚書”。父子鼎甲，可謂盛矣。那么，明代科舉史上，是否還存在著其他父子鼎甲的情況？是否有祖孫鼎甲、叔侄鼎甲、兄弟鼎甲？再進一步，是否有一些長于科舉的家族？若有，這些家族又有著怎樣的特點？這些家族與宋代以科舉著稱的家族有著怎樣的異同，又有哪些新變？這些疑問，皆可以《科舉錄》為依據深入考索。

　　成化十七年、嘉靖十四年兩科的狀元、榜眼皆為紹興府余姚縣人，這在整個明代科舉史上也不多見。更為奇絕的是建文二年（1400），一甲三人皆為江西吉安府人，第一名、第二名胡靖、王艮都是吉安府吉水縣人，第三名李貫是廬陵縣人；與之相似的還有宣德五年（1430）一甲林震、龔锜、林文皆為福建人，分別來自漳州府長泰縣、建寧府建安縣、興化府莆田縣。其實，永樂十年（1412）、景泰五年（1454）、天順八年（1464）、成化二年（1466）、成化五年（1469）、成化十四年（1478）、弘治三年（1490）、弘治六年（1493）等年皆曾出現過一甲三人中有兩人來自同一省份的現象，但像成化十七年、嘉靖十四年以及建文二年、宣德五年這類情況，還是很少見的。為何浙江、江西、福建、直隸等地不僅能在科舉中占據優勢，還能在三甲中占據優勢？另外，這些地區是否一直占據優勢，若發生過變化，又呈現出怎樣的新變，原因何在？這些疑問，亦可以《科舉錄》為依據深入探討。

　　例如王華，成化十七年進士第一，“在講幄最久，孝宗甚眷之”；其子王陽明（守仁），登弘治十二年進士，文武兼善，終明一朝，赫赫有名。學界對王陽明和王氏家族關注頗多，然未見以《科舉錄》反映的科舉人物關系網為文獻依據，進行研究，這給學界深入研究王陽明提供了空間。

　　成化十六年，楊繼宗“嘗監鄉試得二卷，具朝服再拜曰：'二子當大魁天下，吾為朝廷得人賀耳。’及拆卷，王華、李旻也，后果相繼為狀元”（《明史》卷一五九）。王、李二人乃是成化十六年浙江鄉試第二名和第一名，后“一舉中雙元”，分別成為成化十七年、成化二十年的狀元。這也是明代科舉史上的一段佳話，“一舉中雙元”這種或類似情形在明代科考中是否還存在？

　　再如，黃佐《翰林記》多記載自洪武至正德、嘉靖間的翰林掌故。據此可知弘治中，南京吏部尚書倪岳等皆出身翰林者，“相與醵飲，倡為瀛洲雅會”（《翰林記》卷二〇）……正徳二年七月，吏部尚書王華、侍郎黃珣等人復繼之，多有詩酒唱和。這帶給我們另一個啟示：以《科舉錄》為依托，有了已經數據化的《科舉錄》信息，結合明代史籍、文集、筆記進行研究，從地域、家族、出身、文學與政治傾向等角度詳盡考察整個明代官員、士人交游與互動成為可能。以上，限于篇幅，僅從一個視角考察《登科錄》（殿試錄）而已。

　　而由龔延明主編，經點校整理出版并已數字化的天一閣藏明代《登科錄》（3冊225萬字）、《會試錄》（2冊149萬字）、《鄉試錄》（863萬字），總15冊、1237萬字，是一個卷帙浩繁、明代三級考試原始文獻的寶庫，猶如一座金礦，科舉資源極其豐富，正待讀者和有志者發掘和開采，為深度了解中國科舉社會的真實面貌，和推動與科舉相關聯的學科研究的發展，提供有益的幫助。

　　（作者：劉京臣，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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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錄選刊》

郭培貴

　　作為國家新聞出版改革發展項目、財政部文化產業發展專項資金重點資助項目、天一閣藏古籍珍本數字出版工程的重要成果——由龔延明先生主編的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錄選刊》的整理橫排繁體本，2016年5月由寧波出版社出版。這套《選刊》對此前寧波出版社影印出版的明代41科《登科錄》及另外4種進士名錄、38科《會試錄》和277種《鄉試錄》進行了全面校勘和部分標點，使往日稀少難見的珍貴科舉文獻，從深藏于閣中的鎮館之寶，變得普及易得，既嘉惠學林，便于科舉研究者的使用，又推向社會，滿足廣大讀者的檢閱。這是傳統文獻整理出版和科舉史界的一件大事，也是普及科舉文獻的一件大事。

　　科舉被國外學者譽為中國對世界文明貢獻的第五大發明，而明代就處于中國科舉發展的鼎盛時代，同時也是《登科錄》《會試錄》《鄉試錄》等科舉名錄流傳下來最多的朝代。其中，《登科錄》發軔于唐代，《會試錄》和《鄉試錄》則都是明代出現的。《登科錄》《會試錄》《鄉試錄》分別是每科殿試、會試和各直省鄉試按規定程序舉行考試的第一手官方記錄，是研究科舉最為可信、權威的核心文獻，但可惜流傳至今的并不多。據統計，海內外現存自宋至清歷代《登科錄》僅為64科，其中明朝就有58科，占了總數的90.63%；而在其中，天一閣獨家收藏的有40科，占了現存明代《登科錄》的68.97%。現存明清《會試錄》《鄉試錄》分別有53種和300余種，其中，天一閣分別藏有明代《會試錄》38種、《鄉試錄》277種，也同樣構成了現存《會試錄》和《鄉試錄》的主體。

　　明代《登科錄》包含“玉音”、“讀卷及各類執事官名單、官職與出身”，“恩榮次第”也即殿試程序，“第一、二、三甲進士名單及其家狀”，“皇帝策問一道”，“一甲三名對策（程文）”等六個部分；《會試錄》包含“前序”，“知貢舉官、考試官、同考試官及各類執事官的名單、官職與出身”，“三場考題”，“中式舉人名單、身份及本經”，“三場程文”，“后序”等六個部分；《鄉試錄》結構則與《會試錄》相仿。三《錄》各部分都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如每科《登科錄》的家狀，記載了該科每位進士的甲次、姓名、籍貫、身份、本經、字、中式年齡、出生月日、上三代名及其身份、母親姓氏及其封號、上三代存歿情況、自身婚姻狀況、鄉試及會試名次等信息，從而為人們研究進士的地域分布、平均中式年齡、社會流動等情況提供了可靠依據。又如，三《錄》所載考題和程文，也為后人提供了評價科舉考試內容以及進士、舉人知識結構與文化素養的第一手資料，從中可知時下廣為流傳的科舉考試脫離實際、中式者知識面狹窄的說法并不完全符實。再如，在《會試錄》和《鄉試錄》的序文中，一般會有對該科考試程序、考試官和各類考務官的職掌、應試人數和錄取人數的記載，這就為后人研究當時的考試制度以及統計當時鄉、會試的錄取率提供了第一手的資料。

　　2006至2010年，寧波出版社曾分三批把經天一閣博物館整理的天一閣藏《登科錄》《會試錄》《鄉試錄》，以《明代科舉錄選刊》為總名影印出版。然影印本，沒有標點，閱讀困難；漫漶訛誤較多，未經校勘，不便使用。此次由龔延明帶領的團隊，對天一閣藏明代三級科舉錄，進行了點校和整理，由寧波出版社推出了橫排本15冊（1237萬字）的新版本。相比于影印本，此次整理橫排繁體本具有以下幾個突出優點：

　　一是對影印的天一閣所藏明代41科《登科錄》和《嘉靖十一年進士同年序齒錄》《崇禎十三年庚辰科進士三代履歷》《國朝河南進士名錄》《皇明進士登科錄》以及38科《會試錄》和277種《鄉試錄》進行了全面校勘。影印本中有大量的異體字甚至訛字，如“徳”、“靣”、“貟”、“竒”、“畧”、“脩”、“呉”等字，在橫排繁體本中，都相應改作“德”、“面”、“員”、“奇”、“略”、“修”、“吳”等標準字，從而顯著提高了該書文本用字的規范性，也大大便利了讀者對文本的閱讀、理解和征引。

　　二是對《登科錄》《會試錄》不僅進行了校勘，而且進行了分段標點，這無疑對提高讀者閱讀速度、減少誤讀和準確理解文本原意具有重要意義。《登科錄》對進士的中式年齡和出生月日是連在一起記載的，如某某進士“年三十九月十五日生”，在沒有標點的情況下，讀者很容易把該進士的中式年齡誤讀作“年三十九”，而有了標點，呈現為：“年三十，九月十五日生。”就可有效避免這種誤讀。又如，《登科錄》和《會試錄》中的程文以及《會試錄》中的序文都是不分段的，這就給今人的閱讀造成很大障礙，而《登科錄》和《會試錄》橫排繁體本的分段標點就排除了這一障礙。另，《登科錄》對進士“家狀”有嚴格的書寫格式，故凡遇進士上三代有多項官號需要寫入時，因書寫空間有限，就會造成字小擠壓的情況。如萬歷二年二甲進士孫鑛，其上三代“曾祖新贈禮部尚書加贈榮祿大夫祖燧巡撫江西右副都御史贈禮部尚書謚忠烈加贈榮祿大夫父升南京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謚文恪”等55個字被擠壓在不到一豎行的空間內，自然難以辨認；而橫排繁體本經重排標點后變為：“曾祖新，贈禮部尚書，加贈榮祿大夫。祖燧，巡撫江西右副都御史，贈禮部尚書，謚忠烈，加贈榮祿大夫。父升，南京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謚文恪。”就清晰可辨且文意明白了。

　　三是主編龔延明先生在該書《總序》中迭出新見，對科舉制、明代科舉及其科舉文獻的歷史作用和價值都給予了中肯的評價。如他指出“中國科舉制具有塑造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立身治國形象、打造中國大一統和合文化形態、建構東亞儒家文化圈與催生現代西方文官制度產生的價值”。“科舉與國運相聯系，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皇帝權力的象征之一，是國家機器正常運行的的重要標志，是調節國家政策的杠桿，是士大夫夢想所寄，是凝聚民心的紐帶”。又指出：“研究中國古代社會，離不開科舉研究，否則絕不可能完整認識中國古代社會的政治與文化。”認為相比于宋代《登科錄》，明代《登科錄》的“家狀信息量增加了”，但削去了進士參加會試的次數，“這說明在明代進士登第更為艱難，舉數多，在家狀中列出，沒有積極意義”。以上觀點，無疑對于促進科舉研究的深入，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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