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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等，也有很好的思考。例如《論語》是孔子與弟子們在不同場合對話的記錄，基本上都是“小零錢”，沒有“大鈔票”。然而，那些鮮活的對話場景隱而不顯了，一切都變成了抽象的觀念。從現象學的角度研究《論語》，就是還原到那些特殊場景中去再現孔子的思想。不過，海德格爾與中國哲學之間的關系主要體現在他與道家思想的親緣關系上。不是以現象學為研究儒學的方法，而是在對話中回溯“生活”這一本源境域，或者說，儒家思想與“生活”這一本源境域之間可以建立建設性的積極關系（生活儒學），這是論文的獨到之處，也是需要充分論證和說明的。對此，我沒有批評的資格。我的工作是就論文涉及海德格爾的方面給予評論。 2、海德格爾與中國哲學的因緣 在西方哲學中，對中國哲學有幫助同時又不會陷入不中不西的尷尬境地的，現象學即使不是惟一的，也是首屈一指，作為現象學運動的一員，海德格爾尤其值得重視，因為他與胡塞爾不同，直接就與中國哲學有其關聯。 從一般的理論上講，現象學和海德格爾的存在哲學的主旨在于克服西方哲學的主客二元式的認識論思路，試圖回溯到主客未分的本源境域，這與并非認識論類型的中國哲學不謀而合。我之所以說海德格爾尤其值得重視，是因為胡塞爾畢竟還在堅持西方哲學的科學思維方式，而海德格爾則是打開了胡塞爾加在“存在”上的“括弧”，將胡塞爾懸置的“存在”釋放了出來，深入到了更本源的境域。另一方面具體說來，海德格爾在上個世紀30年代思想轉向之際就已經可以引用老莊了，40年代更是曾經與 臺灣 學者蕭師毅共同翻譯老子《道德經》，50、60年代則多次引用老莊。所以，說海德格爾與中國哲學具有某種親和性并不過分。在中國研究現象學的人十有八九親近海德格爾，這很能說明問題。當然，這也與中國知識分子的人文情懷有關。 一般地說，西方哲學的科學思維方式是一種向上抽象的思路。從各式各樣的樹抽象出樹的概念，以為各式各樣的樹的本質。從花、草、樹、木……中抽象出“植物”的概念，以為花、草、樹、木……的本質。依此類推，直到最高的普遍性，那就是萬事萬物共同的本質――存在。這種科學思維方式認為這個抽象的過程是越來越擺脫主觀性走向客觀性的過程，殊不知始終在主觀性的范圍之內。胡塞爾包括海德格爾則試圖走另一條相反的路：不是向上抽象，而是向下回溯，回溯到真正本源的境域。不是通過抽象超越主客之間的界限，而是通過向下回溯，回溯到主客未分的源始境域。因此，主要是海德格爾，在某種意義上走出了本質主義的困境。 海德格爾非常重要的一項貢獻就是重提存在問題。 3、關于存在與此在 從巴門尼德開始，存在即為形而上學的對象，但海德格爾卻說形而上學遺忘了存在，一部形而上學史實乃“在的遺忘史”，皆因形而上學混淆了存在與存在者之間的存在論差別，以追問在者的方式（科學思維方式）追問存在。海德格爾重提存在問題，其立意在于不是把存在看作名詞，看作認識的對象，而是看作動詞，看作動詞不定式（zu sein，to be），他要消解的就是存在的現成所予性以及主客二元式認識論框架。一切在者都因存在而存在，但在者一旦存在成為在者，存在就隱而不顯了。因此，我們必須找到這樣一種在者，它不僅能夠提出和追問存在問題，而且它的存在就是存在的顯現，這就是我們向來所是的在者――海德格爾稱之為Dasein。Dasein之為Dasein，就在于Sein ist da：存在在此存在出來。不能把Dasein與Sein看作兩個東西。Sein不是存在者。或問：這不是把存在與存在者區別為兩個東西了嗎？！不然。只有存在者才能是一個東西，或許多東西中的一個東西，存在不是存在者，存在不是東西，存在不能當做東西看待。并沒有一個“存在”可以成為認識或者言說的對象，就此而論，“存在不在”，存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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