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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以來書法家的墨跡偽品， 其為數之伙，傳布之廣， 似莫逾于趙孟頫和董其昌二人。 當然在偽品中， 亦存在書法水平高下之分。 而作偽的方法形式也是多種多樣的。 還有些對臨或背臨的作品， 本不屬于作偽之列， 但被后人加工改動，又成為偽跡了。 傳趙孟頫書《六體千字文》，隸書、楷書、章草運筆稚板 元明以來書法家的墨跡偽品，其為數之伙，傳布之廣，似莫逾于趙孟頫和董其昌二人。據明代常熟詩人畫家鄧韨(黻)跋趙孟頫致季淵宗源信札后云：“趙魏公(孟頫)書，世多偽筆，予聞浙東西、江東仿公書者四百余家。今以公手筆較之，始覺天駿行空，馳驟與凡馬遠矣。”清代鄭燮小楷書與小翁論書詩首云：“國初書法尚圓媚，偽董(其昌)偽趙(孟頫)滿街市”。可見偽跡流傳之廣。再如明清以來的法書著錄和各種《匯帖》的拓本中，也有些偽跡混雜在內。當然在偽品中，亦存在書法水平高下之分。而作偽的方法形式也是多種多樣的。還有些對臨或背臨的作品，本不屬于作偽之列，但被后人加工改動，又成為偽跡了。似此種種，自宜辨別清楚，弄清是非，去偽存真，以還作品的本來面目。今試舉數例，名為真跡，實乃偽作，簡析如下。 趙孟頫《六體千字文》卷，白紙本，文后小楷款署：“延佑黍(七)年秋九月廿四五日，吳興趙孟頫書此千文，敬為湖山先生壽。”卷前后有明韓逢禧、董其昌，清陳奕禧、沈宗敬題跋。《石渠寶岌》著錄。明代書畫評論家詹景鳳著《東圖玄覽集》中說：“趙承旨六體千文，為篆，為分，為章，為楷，為行(原無)，為草。蓋當時書為時相誕辰觴。雖真而非得意筆，僅僅能品而已。”韓逢禧于崇禎十五年跋贊此卷說：“真草悉仿智永禪師，端莊縝密。鐘鼎小篆，章草八分，體兼眾善，俱入神品。信為趙書天下第一，誠希代之寶也。”清代鑒藏家安岐《墨緣匯觀》中記其所藏《草書千字文》(原作藏故宮博物院)卷后復說：“又《六體千文》一卷，泰興季氏(振宜)藏本，白宋紙，書非魏公真跡，類俞紫芝(和)。”從以上三家的鑒評來看，韓氏認為真而精的神品，詹氏認為雖真而非得意筆的能品，安氏則認為非趙氏筆，疑似俞和仿書。這三種不同的看法，究以何種比較正確呢?詳察原作六體的用筆書勢，楷、隸、章草運筆稚弱板刻，尤其是楷書，多用側鋒，無趙氏篆籀遺意，結體既不同于早中期，也有異于晚年。安氏定為非趙真跡，可為定論。至于類似俞和之說，亦尚難置信。以有元一代書家，除極少數外，大都受趙氏的影響，兼長眾體。其中俞和所書，尤深得松雪筆意，臨摹之精，幾可亂真。如所臨寫《急就章》卷，長期以來被誤定為趙孟頫真跡，并刻入《三希堂法帖》中。俞和臨《定武禊帖》卷，文后楷書款識：“至正廿年歲在庚子孟夏十三日，桐江紫芝生俞和子中臨于黃岡之康園。”款后復以章草書題“張貞居題高侍郎畫山水圖詩韻”一段。此一卷中具備三體，如楷書之端莊，行書之沉著，章草運轉自如變態多樣，自非《六體千文》書卷所可比擬。然而亦有人懷疑為俞氏早年臨仿之筆。今據《六體千文》所署年款“延佑七年(1320年)”來推算，俞和生于大德十一年(1307年)，是年虛齡十四，不可能兼書六種形體的長卷。此《六體千文》既非趙氏真跡，亦非俞氏臨仿，出自何人手跡，還待深入研究。而原本曾于1931年由古物陳列所印行，1979年復由文物出版社影印，此書具六體，頗受歡迎，但均未說明非趙氏筆，故后人撰文引用時尚沿其誤。如潘伯鷹著《中國書法簡論》中評述趙氏寫字速度之快說：“他每日可以寫小楷一二萬字。故宮影印他所寫的六體千字文是兩天寫完的。”即為一例。《元史》本傳稱趙氏“篆籀分隸真行草無不冠絕古今”。而傳世遺跡，隸書尚未一見，篆書多見于碑志題額，惟真行草書流傳最多。據吳升《大觀錄》載，趙氏于延佑六年曾為焦彥實書《四體千文》卷。后有張雨、唐棣二跋。至正七年黃公望題趙氏《行書千文》卷云：“經進仁皇全五體，千文篆隸真草行。當年親見公揮灑，松雪齋中小學生。”據此可證趙氏亦寫過五體千文。惜此二卷未知流散何處，未得寓目。 趙氏所書《仇公(鍔)墓碑銘》碑額 《龍興寺帝師膽巴碑》篆額 《龍興寺帝師膽巴碑》篆額 趙氏書碑篆額，字數最多者，為延佑六年所書《仇公(鍔)墓碑銘》，額題“有元故奉議大夫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副使仇府君墓碑銘”二十四字。其他篆額題記，字有大小，體有肥瘦，亦多變態。而以篆體書碑的，據《碑帖敘錄》載：“《新建廟學碑》李師圣撰，趙孟頫書。趙孟頫所書碑碣，見于世者，以此碑為最先，其以篆書碑，惟見此一石，石在山東利津縣。至元三十年(1293年)刻，為四十歲壯年時所書。書名自此日大，應他人作楷、行書之求，已不勝其煩，故不復輕作篆，間有篆書小品而已，豐碑絕無。”此亦正如吳興姚式題趙氏至元二十八年為石民瞻書《過秦論》云：“子昂善書名世，求者紛至，輒搔首稱苦，然卒不能不為之書，民瞻蓋所樂與者。”為了書寫便捷，輒以行楷應之，篆書之少蓋由于此。如能將傳世碑銘志記等所書篆額，匯集影印，庶亦可成為集趙氏篆書之大成。但在書碑篆額中，亦有須待研究者。例如延佑三年(1316年)行楷書《龍興寺帝師膽巴碑》的篆額“大元敕賜龍興寺大覺普慈廣照無上帝師碑”六行十八字。其篆筆結構不具中正勻稱的法度，如第三、四行的“覺慈”二字，其他字的運筆亦多方折，少于婉轉，如“賜、寺、普”等字，與趙氏中晚年篆額的寫法迥不相侔。其次是署款“臣趙孟頫奉敕撰并書篆”的“篆”字，從書法的行氣和連貫性來看，并非同時所書，且文理上亦不通順，此“篆”字當為后來所添寫。由此互證前端的篆額蓋出自他人手跡。 傳趙孟頫書《篆書千字文》，署銜”大德元年三月十日臣翰林學士承旨“存在破綻 《篆書千字文》卷，描金花欄細絹本，《石渠寶岌續編》著錄，乾隆標題：“子昂法書天下第一。”文后款署：“大德元年三月十日，臣翰林學士承旨趙孟頫奉敕繕書。”此卷后歸張伯駒先生，并著錄于《叢碧書畫錄》中，小字篆書尚精工，但乏趙氏篆筆法度，此乃老舊偽本。其最明顯的破綻，在于他的署銜。按大德元年趙氏官階應署作“太原路汾州知州兼管本州諸軍。”而“翰林學士承旨”的結銜，則是延佑三年(1316年)累遷此官階時才開始署用的。豈有中期(1297年)而預書晚期結銜之理。 俞和所臨《定武禊帖》，上書”特健藥“三字 《章草急就篇》冊，碧絲欄紙本，《石渠寶岌》著錄，刻于《三希堂法帖》中，款署“大德癸卯(七年，1303年)八月十二日吳興趙孟頫”，下鈐“趙氏子昂”一印。后有“至元辛卯十二月廿八日，濟南周密公謹、漁陽鮮于樞伯機同觀于困學齋之東軒”一段題記。后又小楷書論章草字源七古詩五行。按此《急就章》冊，一向定為趙孟頫真跡，并見于各家著錄。但詳察書勢和詩題內容，發現此《急就章》冊實屬俞和一手臨寫。據以往所看到的臨寫本，大都臨者署款于最后，此冊卻將名款書于詩中，謂“書法一一手可捫，和今學之自有元。要與此書繼后昆，庶使學者知本根。慎勿輕視保爾琨。”這樣的詩題是易被忽略書者的，因而一直定為趙孟頫書，并加鈴“趙氏之昂”偽印。鮮于樞題識觀款乃題其他作品，俞和亦移臨于此。共為俞氏臨寫的另一明證，即前幅首行上鈐“特健藥”朱文長方印，下鈐“神融筆暢”白方印，“臨池清賞”朱方印，后鈐“清隱齋”白方印。這些印章在俞氏書跡中是經常鈐蓋的，如他所臨的《定武禊帖》卷，即鈐上了這幾方印，并且寫了“特健藥”三字，以寓“其書合作者”之意。以前出版的《急就章》說明，誤將以上印章列為收傳印記。此冊為俞和的臨寫，自可一目了然，勿容置疑了。此亦可謂下真跡一等。察其用筆勁挺，骨勝于肉，不及趙氏的筆法剛柔適度，肥瘦得中。 傳趙孟頫《臨皇象急就章》 趙孟頫跋《保母帖》 趙孟頫書《嵇叔夜與山巨源絕交書》
趙氏書至后半部分，興之所至，由行書轉為章草筆意 《臨皇象急就章》卷，紙本，《石渠寶笈二編》著錄，現藏遼寧省博物館，并影印于館藏法書集中。行書款一行：“至大二年(1309年)九月既望，子昂臨。”下鈐“趙氏子昂”朱方印一。后有明初永樂元年六月吳僧道衍(姚廣孝)行書題，同年六月廬陵解縉行草書，七月昆陵王達楷書識，八月豫章張顯章草書，清初沈荃行書題識。此卷書法與以上俞和所臨本相比，其運筆結體似顯細瘦，而少渾樸之趣。然與大德三年鄧文原為理仲雅所書《急就章》對校，頗為接近，但工力則仍有未逮。再察行書一行的署款，雖很自然，殊少趙氏筆意。所鈐印記上邊線橫平，亦與習見者不同。綜合以觀，似亦非趙氏真跡，疑為元末人善書者臨仿鄧文原本而冒趙孟頫之名的偽作，但不得不謂之佳書。明清人的題跋均真且佳。而趙氏的章草真跡，可于《保母帖》跋，以及行書《嵇叔夜與山巨源絕交書》卷中“有必不堪者七，三不堪也”句下一段求之，蓋即以章草筆法書之者。此亦興至筆隨，偶然欲書得意筆也。
趙孟頫為盛逸民書《洛神賦》卷 《行楷洛神賦》，紙本，此賦書于故宮博物院藏傳晉代顧愷之《洛神賦》第一卷圖后，楷書款識三行：“顧長康畫流傳世間者落落如星鳳矣。今日乃得見洛神圖真跡，喜不自勝，謹以逸少法書陳思王賦于后，以志敬仰云。大德三年，子昂。”從此賦全篇的書法來看，為趙氏中年的字勢風格，與這時期所書的《歸去來辭》兩卷相近似。惟賦后三行楷書款識，筆力稚弱拘板，行氣亦不連屬協調，疑為臨摹之作。近見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藏大德四年為盛逸民書《洛神賦》卷，與此對照，其字體的大小，筆劃的肥瘦，字距的間隔，維妙維肖，幾無異處，因而證明前賦是從為盛逸民書本幕臨來的。摹臨因有底本，可以得其形似，佳者形神兼得。而在款識上求其臨寫酷似卻是不太容易的事，故往往從款識上發現問題，上賦題識即是一例。
傳趙孟頫《晝錦堂記》，疑為詹禧所仿 《晝錦堂記》軸，山西省博物館藏，絹本，行書十二行，《石渠寶笈》著錄。款署“大德三年二月既望書，子昂”。按此書軸，乃明代中早期詹禧所仿趙孟頫書。禧字仲和，號鐵冠道人，浙江寧波人。《寧波志》：“僖學書師王右軍《樂毅論》、《東方朔贊》，及趙子昂《度人經》、《金丹四百字》、《七觀焦君碣》諸帖，皆逼真。年七十余，燈下作小楷如蠅頭，遒勁可喜。”《書史會要》：“仲和生弘治時，行草法趙文敏，一點一畫，必有祖述。”《藝苑卮言》：“仲和仿趙吳興體，酷似之。”詹僖自云：“刻意學書五十余年，心記腹畫，方悟旨趣。”從以上評述和自記，知其學趙書工力之深。由于他運筆精熟，毫無摹擬拘謹之態。因而他的仿作，以往大都被鑒藏家認為真跡收藏并予著錄。如《石渠寶笈》著錄的立軸中，大多是此類。
詹禧仿吳鎮《墨竹圖》 而出其手偽作的趙氏尺牘就更多了。以筆者所見這類偽作卷軸不下二十余種，亦間作墨竹，分署趙孟頫、管道昇、吳鎮等款識。但細察其書法的用筆和墨竹的構圖，不論署寫何人的名款，其書法的筆勢和墨竹的畫法，并無什么變化區別。其用筆多偏鋒，看去鋒芒畢露，流暢自然，卻有光而不毛之感。瀟灑痛快有余，圓渾沉著不足，此乃異于趙氏筆法之處。明代詹景鳳《詹氏小辨》評述說：“仲和法趙承旨兒得其十之七，但筆法不精，偏鋒一律，不能生變。”這是極中肯的。辨別趙孟頫真跡和詹僖仿趙氏偽作區別亦在于此。詹僖本款《竹石圖》軸，并自題行書七絕：“遲日輕云曉弄晴，笑攜稚子竹間行。老來喜聽園丁說，昨日龍孫滿池生。詹仲和戲墨。”見于影本《宋元明清名畫大觀》第一冊194頁。
趙孟頫《蜀山圖歌》卷拓本 《蜀山圖歌》卷，紙本，行書。前標“蜀山圖歌，次王公泉坡、周公雙厓韻”。詩歌末句“陽春白雪和皆難”，在“皆難”二字一行下，署“松雪道人”款，下鈐“趙氏之昂”、“天水郡圖印書。”拖尾后有明陳繼儒、李流芳，清陳奕禧三跋。藏印有清趙國秉、畢沅、蓮樵、裴景福等印。此墨跡由清代那彥成繹堂摹刻于保定蓮池書院內《蓮池書院法帖》中。按此詩歌卷，從書法風格看，近似趙孟頫晚年的風神，尤近于為南谷師書的晚年一段，豪邁爽朗，運轉流暢。而細細看來，卻有些字勢在使轉頓挫中，異于趙氏用筆的習性，在時代氣息上亦似晚于元代，而具有明代中早期的風貌。因此，此卷當屬于明代學趙氏書法人的作品，割去原書者的名款，在詩的末行下添上“松雪道人”四字款，并鈐偽趙氏印，而冒充趙氏所書。此卷款字和部位既不協調，所鈐的收藏印記，起首曾鈐蓋多方，末尾卻竟無一印，這是在書畫上鈐藏印反常的現象。其為裁去原款，似可勿疑。此詩歌的原書者，疑為金琮和陸深。筆者更傾向于陸氏，有待詳考。
趙孟頫《后赤壁賦》卷的款識和鈐印 《后赤壁賦》卷，紙本，行書，款署“子昂”，下鈐“趙氏子昂”一印。按此書法頗具趙氏的神髓，但時代氣息仍是明人風格。詳看“子昂”二字款與正文還是一致的。而問題的所在，乃是原書者臨趙書和款字，將本名置之于后，后之作偽者，把本名割下，再于“子昂”款下加鈐一方偽印。這樣一改動，就成為趙氏所書了。雖然看出此卷非趙氏之筆，但還不能確定出自何人手跡。此卷開頭正文上角，鈐有一方“天目山人”白長方印。考“天目山人”為明代嘉靖間詩人被稱為后七子的徐中行別號。再將此印與卷尾所鈐“趙氏子昂”印相比，不僅刀法不同，印泥色澤的新舊亦異。這是作偽者留下的漏洞。此類事例在舊書法中屢見不鮮，我們只要從實物中掌握了作偽的規律，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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