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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中國城市的誕生有兩個源頭，或者說存在著兩大類城市，一是“行政區劃的治所”，它的出現首先是因為政治和軍事的需要，是為“城”；二是“州治府治縣治以外的市鎮，它們大多數不是政府主動設置的，而是基于經濟因素而自然形成。一旦它們的發展達到相當規模，政府就正式在這些集居點上設市或鎮，并派官掌理治安與行政”，是為“市”。趙岡將前者稱為“城郡”，后者稱為“市鎮”[1]。 從中國的歷史經驗看，一個地方的經濟發展，總是起于村落、草市，但設置“行政區劃的治所”，往往成為地方社會經濟發軔的最強勁動力，也就是說，官制力量的介入乃地方興盛的必要因素。
寧波三江口地區，在成為縣或州級“行政區劃的治所”之前，至少在漢代開始就有了星散的聚居村落，歷次城市考古曾在漢晉墓葬中發掘到水晶、瑪瑙、琉璃等非本土制品，顯示此地在漢代起與海外的貿易已相當頻繁[2]。 在寧奉平原[3]（鄞奉平原），如以今奉化江-甬江為界，早期的三大古縣句章、鄞、鄮中，句章在其西（今江北區慈城鎮姚江北側的城山渡以東[4]），鄞、鄮兩縣在其東（今奉化白杜和鄞州寶幢），都遠離三江口（見圖一）。
東晉隆安四年（400）五月，孫恩襲破句章古城，而劉牢之部將劉裕在后來的寧波西門外“筱墻保衛反擊戰”中取得成功，孫恩敗走。翌年，劉裕鑒于城山渡的縣城已毀，遂將句章縣治遷于此，或許其筱墻內（今筱墻巷以西）的營壘行轅，便成了句章縣的官署[5]。 推測句章縣署在后來的接官亭附近（今中山西路北側文化路與鄮西巷之間，下稱接官亭址）[6]。 由茲以降，王朝的官制力量開始介入三江口地區的社會經濟進程。 隋開皇九年（589），并句章、鄞、鄮、余姚4縣為句章縣，隸吳州（后隸越州）。這是將除了蕭紹平原之外的寧紹平原大部，都歸并入一縣了（下稱大句章縣）。這從另一側面也反映了晉隆安以來的官制力量對紹興以東的海角邊鄙地區不夠重視，實際上也緣于南朝宋齊梁陳各小朝廷板蕩不定、兵荒馬亂，無暇致力于農商城鄉建設，因而在寧紹平原大部地區的政治、經濟影響相當薄弱的事實，甚至有縣無官的情形恐怕也是常態。同時也可以說，直至隋亡，三江口地區還處于村落與草市的自然經濟階段。
但到了唐代，情況開始發生根本性的改變。 武德四年（621），廢大句章縣，余姚劃歸新置的姚州，而以原句章、鄞、鄮3縣地置鄞州。 如果我們推斷，這個鄞州州署置于被廢大句章的縣城或者沿用了大句章的原縣衙門（即接官亭址）[7]，應該是合理的。畢竟，鄞州所轄區域只比大句章縣少了一個余姚，她實在不必另起爐灶。況且，當時那種下不設縣的州，除鄞州外還有不少，清高宇泰的《敬止錄》認為這是大唐對新歸附的地方勢力所實行的升縣為州以示羈縻的權宜之策[8]，故而當時不可能撥款新建州署。 四年后，廢鄞州，改置鄮縣，“仍移理句章城”[9]，也就是說，鄞州、鄮縣仍以劉裕的句章縣署為官衙。 顯然，這是個大鄮縣，她全盤繼受了鄞州在四年里積攢的并不豐厚的遺產，但與古鄮縣相比，無論疆域、區位，已不可同日而語，又何況，大鄮縣處在偉大的唐朝時代，她當然也有著高遠的抱負。 貞觀十年（636），鄮令王君炤治理縣南二里之小湖，首開三江口地區治水之先聲[10]。 顯慶四年（659）九月十六日夜半，日本第四次遣唐使副史津守吉祥所乘使船，意外抵達東距縣署約3公里的三江口，鄮令按朝廷的規定，護送津守一行到越州府[11]。這是寧波在歷史上第一次亮相國際舞臺，也可視為寧波開港元年；同時，這恐怕也是唐皇首次正眼注意到鄮縣。 圣歷二年（699），鄮縣令柳惠古將鮑郎廟從古鄮縣的鄮山之東徙至鎮明嶺，是為今存之靈應廟（于宋崇寧二年即1103年敕改廟名如是）[12]。
開元二十六年（738）七月十三日（8月3日），江南東道采訪使齊澣奏準，分越州立明州，析鄮縣為鄮、奉化、慈溪、翁山4縣，隸于明州，明州隸于江南東道；齊澣又“招（潤州，今鎮江市）還流人五百戶，置明州以安輯之”[13]。 公元738年的置州與移民，吹響了大唐正式開發浙東山海的號角。 新置明州的疆域，除了大鄮縣的陸地，首次設縣（翁山）以管轄海上諸島（即今舟山市），顯示了唐王朝的磅礴氣象。同時，明州沿用了原大鄮縣的衙署，而讓新鄮縣另覓駐所，應屬順理成章。而新鄮縣的官衙駐地之設，則當與安置500戶移民的大事一并考慮。 凍國棟先生認為，玄宗開元中期以后，相繼推行了召募“客戶”、“浮客”于邊州安置和屯墾的辦法，并隨著軍事制度的演變，改府兵輪番上役為長征健兒，諸軍健兒所召為諸色征行人和客戶，他們可以攜帶家口同住邊州，進行屯戍[14]。據此，齊澣所招的潤州“流人”，或即上述之“客戶”、“浮客”者。天寶十一載（752）江南道戶均人口為5.52人[15]，想來此前十幾年的開元年間同一數據變化應該不大，因此，這500戶移民約有2750人[16]，這恐怕是寧波地方史上官方組織的移民規模最大一次，這為浙東海濡之地的開發拓殖新增了生力軍[17]。唐朝實行均田制，授民戶田分永業田（世業田）與口分田兩種，比例為二八開，前者20畝，后者80畝，永業田可繼承，而口分田在身死后收入官，以便向新出現的丁男等再授田；另有官吏授田。又按人地關系，分為寬鄉與狹鄉，寬鄉可授足，而狹鄉減寬鄉之半[18]。 由于唐代前中期的地方史料奇少，迄今未能明了均田制在鄞州-大鄮縣時期的實行情況，但無論是時明州究為寬鄉或屬狹鄉[19]，對這些屯戍移民戶應該授田則是肯定的。而且還可以推測，這500戶的落戶、授田區域不會全部集中在附郭鄮縣[20]，有部分很可能會分到州轄其他縣。 按理，誰都想落戶在州縣治所的周邊，但官署是區域經濟中心，其鄰近往往無閑田可授。自劉裕將句章縣治遷到接官亭處以來，周邊仰賴罌脰湖（后稱廣德湖）的灌溉，使此處成為三江口地區農業最早發達起來的區域。當年的例外，恰恰是離州治不遠的東面三江口高地，——由于地勢高，不但灌溉不易，而且沖鹽刷鹵、淡化土壤也談不上，可以想見，直到開元中期，高地區域尚未得到開發。 于是，鄮縣令王叔通[21]首次登臨三江高地，將縣署遷至今鼓樓一帶，同時將部分移民安插在姚江-奉化江一線之高地兩翼，授田墾殖。 關于開元鄮縣署，南宋寶慶《四明志》說：“舊經云，縣在府子城之東二百八十步。城周回四百四十步。其實非有城郭，特縣治之基周回若此爾”[22]。五尺為一步，唐尺合今0.295米[23]，故280步合今413米。今蔡家巷即原子城東墻，向東400余米，即相當于今國醫街，猜測此為鄮縣署的西墻（寶慶志說得很明白，此處只是縣署，非縣城。故曰西墻），縣署“周回四百四十步”，如為正方形，則鄮縣署的面寬為110步，即162米，也就是說鄮縣署的東墻相當于今平安大廈東邊的小路，現在的開明街正相當于對著鄮縣署的正門，此處就是宋時的開明橋北[24]，今中山西路北這的開明街兩側（下稱開明街址）。 開明街址成為鄮縣署，明代三志認為在長慶遷州治時[25]，而徐兆昺則認為在早先的大歷年間[26]。現在看來，此處設縣署當在設州之開元二十六年（738）。 也就是說，開元設州后，明州署在接官亭址，鄮縣衙則遷至開明街址。
這里有必要對“三江口高地”這一概念作一解釋。 （一）舊文有曰：
明為州，瀕海枕江，水難蓄而善泄，歲小旱則池井皆竭。（南宋乾道《四明圖經》卷一）
鄞，澤國也。潮江貫其中，分東西兩戒（域），……地勢中高外卑，一瀉立罄。（光緒《鄞縣志》卷六·水利）
“水難蓄而善泄，歲小旱則池井皆竭”，正是高地的特征。這塊“地勢中高外卑”的高地，以今甬江-奉化江為界，分東西兩翼，其西翼，相當于后來羅城所圍區域，亦即鄞縣城廂。 （二）三江口高地，又稱“三江高地”，大概是周時奮先生2008年前撰寫的“寧波博物館陳列大綱”上首次提出的。
三江匯流處有一塊高地。余姚江、奉化江和甬江的三江匯流處，1500年前是茫茫海涂中的一塊高地，其平均海拔約比灘涂高2米左右，最高處約在今寧波南城區的祖關山。[27]
這是說整個三江高地的高程比周邊（如后之鄞西地區）高約2米，其中心地帶的制高點，則為靈應廟所在的鎮明嶺（見圖二）。
（三）從歷次城市考古的成果，也可以看到，凡發掘到唐以前文物的遺址，基本上處在姚江-奉化江（江北灣頭、烏龜山，江東周宿渡、道士堰）一線到南郊大禹王廟、祖關山，西門口、西河街這一大致閉合的環線之外[28]（見圖三）。與此形成明顯對比的是，唐宋遺跡富集的區域則處于三江口附近余姚江西南岸和奉化江西岸的瀕江地帶[29]。因此，這條閉合環線就是三江高地的大江以西部分，即所謂“潮江貫其中，分東西兩域”之西翼，而西門口、西河街正處于三江高地的西緣[30]。這說明高地西翼在唐之前未得到官制力量主導的墾殖。
（四）據魏峴說：由它山堰、南塘河而來的水，可穿城而過，“出西城望京門，由望春橋接大雷、林村之水，直抵西渡。其間，支分派別，流貫諸港，灌溉七鄉田數千頃”[31]。此中的“大雷、林村之水”，實為罌脰湖（即后之廣德湖）之水[32]，這反過來也說明，原來的廣德湖之水未曾東流抵西城，而南塘河之水卻可以西漫入七鄉。但魏峴此述，已是北宋時它山堰之情形，建中靖國元年（1101），明州監船場宣德郎唐意（字居正）“復累石于其上，以遏入江之羨流”，但“二年復涸”，崇寧二年（1103）簽幕丞議郎明州人張必強，邑大夫宣議郎龔行修，“詢其父老，相其利害，增卑以高”[33]。如此數番“培其堰堤”后，它山堰的堰頂高度由唐時的2.40米提高到宋時的3.05米（見圖四）[34]。這樣，它山之水才得以替代廣德湖而成為鄞西七鄉的重要灌溉水源。也就是說，唐代時，鄞南與鄞西可能是兩片獨立的灌區，前者靠它山堰而后者仰廣德湖，只有提高堰頂而提升水位，它山之水才能穿越三江高地而將鄞南鄞西連成同一灌區。但畢竟它已成強弩之末，無法遏制廣德湖被廢后鄞西土壤之退化，最終帶來“地要買東鄉”的結果。
總之，它山之水經宋代加高它山堰后才得繞城而折西之現象，提示著高地的存在。 由此不難領悟：“三江高地”是一個相當出彩的概念，它既是對一千多年前寧波老城區“中高外卑”的地勢之高度概括，也可以用來說明為什么自東晉隆安五年（401）以來，句章、大句章、鄞州、大鄮縣的縣治近在咫尺，而三江高地仍要苦等三個多世紀而后起之原因。
三江高地西翼，初名“浹口”，始在史籍中出現時，為軍事要地。
句章城既卑小，戰士不盈數百人，高祖常被堅執銳，為士卒先，每戰輒摧鋒陷陣。賊乃退還浹口。（《宋書》本紀第一）
五年，孫恩復入浹口。高祖戍句章，賊頻攻不能拔。敬宣請往為援，賊恩于是退遠入海。（《宋書》列傳第七）[35]
《宋書》撰于齊永明五年（487），可見“浹口”之名在東晉時已經出現。 現在一般都接受南宋乾道《四明圖經》的說法，認為“浹口”意為通海的江口，指的是今甬江口。 但東晉時，“浹口”是否確指今鎮海甬江口，實際上不無疑問。從“賊乃退還浹口”“孫恩復入浹口”來看，“浹口”當為孫恩進攻句章的基地。設若“浹口”果真在今甬江口，則直線距劉裕的“筱墻”達20公里以上，而史籍上常說鎮海距郡城六七十里。在冷兵器早期時代，相距如此遙遠的攻守雙方之間能發生什么樣的戰斗？ 孫恩之后七十年，“浹口”又一次出現。
初，臨海亡命田流，自號“東海王”，逃竄會稽、鄞縣邊海山谷中，立屯營，分布要害，官軍不能討。明帝遣直后聞人襲說降之，授流龍驤將軍，流受命，將黨與出，行達海鹽，放兵大掠而反。是冬，殺鄞令耿猷，東境大震。（南朝宋泰始）六年（470），敕山圖將兵東屯浹口，廣設購募。流為其副暨挐所殺，別帥杜連、梅洛生各擁眾自守。至明年，山圖分兵掩討，皆平之。[36]
亡命之徒“東海王”招而不安，殺了鄞縣（時在奉化白杜）縣令，可見田流之流時在今鄞南一帶。周山圖的攻防基地是“浹口”。如果當時的“浹口”指還處于不毛之地的鎮海口，那他防守的目標與意義何在？又將向誰“廣設購募”？鄞縣已經淪陷，周山圖所應保衛的是句章縣，所謂“將兵東屯浹口”之“浹口”，只有解為三江口才說得通，因為三江口正是在句章縣之東，布陣于此，攻防兩宜。就像孫恩將進攻劉裕的筱墻的基地設于此地一樣，進退有據。 這兩則史料也提示，在三江高地西翼得到經濟開發之前，它曾是一個不錯的軍事要地，而地成兵家之所爭，往往是城市誕生的催生因素之一。 因此，盡管后世（乾道圖經）對“浹口”意義的演繹理解可以接受，但東晉（400）、南朝（470）時的“浹口”，應該是指三江口，此距“筱墻”2.5公里左右。 “浹，洽也，從也”（《說文解字》），故可解為今奉化江、姚江相從由甬江入海之情形。所以，如果當年有“浹江”之名，也是意為三江總稱。 今溫州平陽有“浹口村”，處于兩條寬僅20米左右的小河交界處，現東北距入海的飛云江6公里，東南距海5公里以上。因此，將“浹口”解為“通海江口”，恐怕未必確切。
永明二年（484）冬，宇之聚黨，遂陷富陽。至錢唐僭號，置太子。賊遂據郡，又遣偽會稽太守孫泓取山陰。時會稽太守王敬則朝正，故宇之謂可乘虛而襲。泓至浦陽江，而郡丞張思祖遣浹口戍主楊休武拒戰，大破之。[37]
富陽人唐宇之作亂于富陽一帶，他所派遣的偽會稽太守孫泓企圖取會稽郡城，在浦陽江為楊休武所敗。楊休武的官職是“浹口戍主”，如果這個“浹口戍”在寧波三江口或是鎮海口，那么，等楊休武接獲會稽郡丞張思祖的命令再提兵起程趕赴浦陽江回防，一定來不及。所以，這個“浹口戍”必定在浦陽江一帶，與寧波三江口或鎮海口無關。 南朝時，“浹口”再一次在史籍中出現。陳天嘉四年（563），陳文帝在剪除了閩人陳寶應的盟友留異、周迪兩股勢力后，派都督章昭達由陸路、益州刺史領信義太守余孝頃由海道，兩路夾攻陳寶應，時尚書陸瓊（伯玉）作“下符討陳寶應”檄文，中有“蝥賊相扇，葉契連蹤，乃復逾超瀛溟，寇擾浹口，侵軼嶺嶠，掩襲述城，縛掠吏民，焚燒官寺，此而可縱，孰不可容”等語。
是時東境饑饉，會稽尤甚，死者十七八，平民男女并皆自賣，而晉安獨豐沃。寶應自海道寇臨海、永嘉及會稽、余姚、諸暨，又載米粟與之貿易，多致玉帛子女，其有能致舟乘者，亦并奔歸之。由是大致貲產，士眾強盛。
據此，陳寶應的割據范圍的確曾及浙東，但卻時在陳文帝討伐前之十三年，所謂“是時”即梁大寶元年（550）。但由上引文看，與其說是作亂，毋寧說的是籠絡，如果“寇擾浹口”指的是這事兒，恐怕挨不上。于是檄文聲討的可能是陳寶應的盟友留異與周迪，但周迪勢力在江西；剩下的只可能是留異，而留異似乎活動于東陽、錢唐一帶[38]。如此，則“寇擾浹口，侵軼嶺嶠，掩襲述城”可能歷數的是這個同盟的合罪。“嶺嶠”、“述城”兩地名至今似乎依然無考，因此，“浹口”是否一定指今天的寧波、鎮海一帶便也難以肯定。退一步說，即使“浹口”泛指浙東，那也應該是句章縣東的三江口，而不可能是當時荒無人煙、無民可擾的鎮海口。 如今所見文獻最早提及“浹口”者，是三國時的韋昭。唐杜佑撰《通典》時，曾引用了韋昭的說法：
鄮。漢句章縣，故城在今縣西。鄞縣，故城在今縣東南。越王句踐平吳，徙夫差于甬東，韋昭曰：“即句章東浹口外洲”。鄞音銀，亦漢鄮縣地。[39]
杜佑（735-812）所撰的《通典》，成書于唐貞元十七年（801），他對“甬東”之釋，可能采自三國時韋昭（204-273）的《吳書》，但今存《三國志·吳書》中未能檢得“甬東”一詞。韋昭認為“甬東”是一個“洲”（洲，通州。水中可居者曰州），處于“句章東浹口外”，一般解其意為指今舟山島。后漢三國時句章在城山渡，更東邊是時在寶幢的鄮縣，按空間距離說，古鄮縣離今舟山更近，韋昭為什么不說“鄮縣海外”呢？推想是因為古鄮城抵海當時未必有路，而且還可能有大片灘涂阻行；以交通條件說，指出可達水路，則更為明確：“句章”在姚江邊，乘舟沿江向“東”到“浹口”后，往“外”而不是向古鄞縣方向的“里”，即可達“甬東”。所以，將韋昭的“浹口”理解為三江口，也是說得通的。考慮到當時的語境（鎮海口尚未得到經濟開發），這一解釋更合乎情理。 目前尚未檢得北宋之前將“浹口”與唐元和年間所設的望海鎮、后梁開平三年（909）所設的望海縣（或又有靜海鎮）聯系在一起的文獻。現今所見將浹口徑自解為今鎮海口的，是南宋乾道《四明圖經》卷四：“定海縣，蓋海壖之地，本會稽郡鄞縣之靜海鎮。晉安帝時，孫恩寇上虞，劉裕出戍句章，賊退還浹口，即此地也”。但既然“浹口”的地名至少從東晉時就已經存在、并且是指今鎮海口的話，那么當唐五代在今鎮海設立軍政機構時，為什么沒人直接說“于浹口置鎮”之類呢？
明州設立之后，以鄮縣令和潤州移民為先鋒的開發者們，在朝廷與刺史的支持下，三江高地的開發步伐大大加快，州學（738）、開元道觀（738）、開元寺（740）、太平興慶寺（740）、天慶觀（743）等相繼興建。這些土木之工的完竣與投用，加上此前香火不斷四十多年的靈應廟，實際上反映了三江高地已經集聚了相當數量居民的事實，說明此地已經初具城市的景象。 看來開發者們自始便意識到，三江高地西翼并不適合于農業墾殖，但將之作為城市來建設，則無疑是一塊風水寶地。 鄮縣令陸南金因此而于天寶三載（744）首次將治理水利的目光，投向大江以東的“西湖”（后名萬金湖，即今東錢湖）。 天寶十一載（752），三江口碼頭又迎來了日本遣唐使，4艘約400人至。這一次，明州刺史直接就把使者們詣長安、謁唐皇的涉外手續給辦妥了[40]。 至此，明州郭下鄮縣，城市的行政、教化、經濟和社會生活的組織功能大為完備。
寶應元年（762）發生袁晁之亂，曾進占明州。或許是時，明州署曾被毀。于是，明州署大概在大歷六年（771），東遷到了今中山西路北側的布政巷附近（下稱布政巷址）。 之所以猜想如此，是因為： （一）《元和郡縣圖志》說：“句章古城在州西一里”[41]。而布政巷址西距接官亭址約530余米，正合唐大里1里。自東晉隆安五年（401）以來，句章、大句章、鄞州、大鄮縣和明州歷代官署，一直都在接官亭址不曾變動，即所謂“仍移理句章城”。但到了元和志，卻出現了“句章古城在州西一里”一語。是志編撰成書于元和八年（813），故可推斷明州署在738-813年間的確東遷了1里。
（二）所以猜測明州遷署于771年，是因為該年廢翁山縣。南宋乾道《四明圖經》說“海寇袁晁作亂于翁山，而鄮久弗能復，乃移治鄞”[42]，這是寧波地方史上“大歷移治”說法的來源。但細究起來，此語多有抵牾，至少袁晁之亂于次年即被敉平，“久弗能復”并非確論[43]；另外，敉平袁晁之亂的責任主體當為明州，而非鄮縣。從后來翁山縣域歸鄮縣管轄這一事實看，貼切的說法應該是“州復翁山，乃移治鄮” （三）明州遷署在亂后9年，似乎于理不通。但其實，當年興建官署，如果不是朝廷撥款，恐怕的確頗費時日。比如，南宋建炎四年（1130）金兵毀明州城，鄞縣官署于9年后的紹興九年（1039）才在舊址完成重建；元至大二年（1309）倭商焚官署與民宅，鄞縣直到1325年才重建廨舍[45]。因此，如果乾道圖經將撤翁山縣和明州移治兩事混同而說，那么事過9年，明州官署才易地重建，也是合乎情理的。
大歷十二年（777）在原鄮縣署附近建純孝廟[46]（即后來的純德廟，又稱董孝子廟），它與早先的鮑郎廟一起，構成了寧波地方文化認同中的兩大觀念，即民應如董黯，官當為鮑蓋。 在整個唐朝時期，三江高地有城的歷史86年（821-907），有郭（羅城）的時間不到十年（898-907）[47]。以坊市制為特征的唐代城市管理制度，在有城無郭的狀態下，恐怕沒有推行的條件，現存歷代方志中出現的純孝坊、千歲坊、開明坊、富榮坊、行春坊、迎鳳坊等里坊，乃至市心橋之官市，大概是宋代時才出現的[48]。因此，寧波城市在發軔之初，就出現了廟社，意味著三江高地居民的社會生活方式，越過官方管制（坊市制）階段，而由鄉村宗法治理模式直接躍進到城市公共治理模式，廟社在奠定社區居民自治管理的基礎——地方文化認同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必須指出，“廟社”之“廟”，非指儒釋道之孔廟、佛寺和道觀等廟宇建筑。民國《鄞縣通志》上說：“今之廟，即古之社也。古者，人民聚落所在必奉一神以為社，凡期會要約，必于社申信誓焉。故村社之多寡，即可覘其時民戶之疏密，……神廟多處，其民居亦盛，村落凋亡地，其神廟亦多廢圮，于此亦可考見地方今昔興衰之故。蓋神社雖亦屬迷信之一，而其起源則與僧寺、道院絕殊，不可不表而出之也”，誠為的論。 元和九年（814），鄮令建縣學和孔廟在縣署之東[49]，它與州學一起，為鄮縣乃至明州的平民鋪設了由科舉而晉身的道路。 廟社、寺觀、儒學，一座中國城市應有的精神象征設施，已于公元9世紀初，在三江高地完成了基本建設。
鄮縣署于738年進駐三江高地以來，“相土嘗水”，不斷探索“因地制宜”的規劃思路，根據這里的“處平易之都，據四達之地”[50]的區位優勢，最終確立了將三江高地西翼建設為明州新城的開發方針，經七八十年的持續努力，一座富有活力的嶄新城市已經出現在寧紹平原。當此之時，上官們坐不住了，再也不愿局促于新鄮縣城西邊的“卑隘”之地。 長慶元年（821）三月，浙東觀察使薜戎奏請朝廷時說，“明州北臨鄞江，城池卑隘，今請移明州于鄮縣置，其舊城近南高處置縣”，朝廷批準了這一要求（“從之”）[51]。南宋方志則記為“移明州于鄮縣置”，“易縣治為州治，撤舊城筑新城”[52]。此乃寧波地方史上“州縣治所互易”之說的緣由。 這里的“舊城”，究竟是指州舊署（布政巷址），還是指鄮縣騰讓的舊署（開明街址），實際上是不清楚的[53]。如是指前者，則有互易之說。但如是指后者，意味著明州署遷入鄮縣署，而鄮縣可在騰讓的開明街址“近南高處”另覓場地“置縣”；如此，則實為州縣治所同遷，而非州縣治所互易。 鄮縣或鄞縣作為附郭縣，歷來有為上司騰讓官署的傳統，如果不算上738年新鄮縣讓出了原大鄮縣的官署（接官亭址）予明州，那么唐長慶州縣治所互易就是開天頭一遭。之后，元至大二年（1309），鄞縣將才重建一新四年的開明橋北縣署讓給了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司分司；元末，方國珍據郡治為行省，至正二十二年（1352）命鄞縣宋禮由子城西移治于行春坊（今第一醫院附近）；1950年，鄞縣將縣前街的縣府讓給了寧波市府[54]。 這里還必須對薜戎奏折中的“鄞江”與“城池卑隘”的意義作一厘清。 作于太和九年十一月八日（835年12月1日）的《唐故鹽鐵轉運江淮留后勾檢官文林郎試太常寺協律郎騎都尉解君墓志銘并序》一文中，有“殷公作鄞江守”“余承命鄞川守”“不料殷公薨于鄞川”等語[55]。 陳正言作此文時，距鄞縣被撤并（589）已246年，距鄮縣更名為鄞縣（909）尚有74年，也就是說唐時的明州轄下，沒有“鄞縣”，從而不可能如后世那樣因縣名江，如“奉化江”、“慈溪江”；而且，也不可能以古鄞縣（署址在奉化白杜）來命名奉化江，因為古鄞縣只在奉化江的流域內，卻并不傍江，在后梁開平三平（909）前，奉化江的任何干流、主流和支流被稱為“鄞江”是不可能的。 實際上，唐代時“鄞江”之“鄞”，恰恰指的是本朝（唐）初年曾置的鄞州，而現在的奉化江、余姚江和甬江這三江正處在唐初鄞州的境內，因此，唐代時的鄞江、鄞川，正是如今寧波三江的總稱。 如此，浙東觀察史薜戎奏請遷移州城時所說的“明州北臨鄞江，城池卑隘”云云，就非常易于理解了：文中的“鄞江”是唐時的概念，指包括今姚江在內的三江，不可以宋時“鄞江”的稱呼來附會。處于布政巷址的州署，北偏東距今姚江西南岸僅1.6公里（約在北斗河東北，后建北郭堰方阻姚江之水），而唐時姚江未建江堤，咸潮南侵而距州署更近，此即所謂“明州北臨鄞江”之意；又，州署所在之處，為鄞西水網地帶，猶如前述，其地面高程低于三江高地西翼，故曰“城池卑隘”。 據《寶刻叢編》：“唐移州城記，唐韓杼材撰，韓泉正書并篆，長慶二年歲次壬寅立”[56]。照此看，韓杼材（字利用）所撰“移州城記”（寧波歷代方志均稱之為“移城記”），還曾刻碑，碑石于南宋編纂寶慶志時還在，并著錄為“移城記，唐推官韓杍材撰，在簽廳”[57]。但歷代方志似未錄“移城記”全文，只見有“功大而民不知役，費廣而用不厲民”[58]之語，可見造州城之費來自朝廷撥款，而非就地征役課賦。移城碑立于長慶二年（822），說明州城建設工期起碼有一年。在這過程中，明州署當在開明街北的原鄮縣署過渡；至于鄮縣，暫且到布政巷址的原州署辦公，從而形成“州縣治互易”的現象。作為安慰與交換，觀察使和刺史在鳩占鵲巢同時，奏準鄮縣可以在“州舊城近南高處”新建官衙。但鄮縣也不愿意再回到“地形卑隘”的“州舊城”，最終還是回到了開明橋北，或許趁機翻新了縣署公宇[59]。 刺史韓察所建之城，周長420丈，南建譙樓（即今鼓樓，又稱海曙樓），北置州衙，民居城外。嚴格說來，此城當稱為州城。僅當乾寧五年（898）黃晟建了羅城之后，才可以稱為子城。
州城完竣、縣署新葺之后，明州與鄮縣同處三江高地西翼。緊接著，這塊神奇土地上的官民，開始了她演繹個性的戲份：靈橋、它山堰、國際港口。 （一）靈橋
四明，澤國也，大湖漫其西南，大江帶其東北”。[60]
奉化江自南來限其東，慈溪江自西來限其北，西與南皆它山之水環之。[61]
這說的，就是三江高地西翼、后鄞縣城廂的地理格局。 據南宋乾道《四明圖經》載，明州刺史殷彪初架浮橋時，選址在后來的東渡門外，即今江廈橋兩堍。
鄞江跨江浮橋，在縣東南二里。舊曰靈現橋，亦曰靈建橋。唐長慶三年（823）刺史應彪建。太和三年刺史李文孺重建。初建橋于東渡門三江口，江闊水駛不克成，乃徙今建橋之地。經始橋基，云中微有形，彎環如虹，眾以為異，因建橋于其下。[62]
這是中國潮汐江上第一座浮橋。未幾，因此處江面過于寬闊，又太靠近三江口，水文復雜，且管控浮橋經驗不足，乃移設于今址。 過河跨江，簡便易行且成本低廉的交通方式，無疑是船渡，一勞永逸之法則是建造固定橋。而浮橋，無論是方便舒適程度、投資額，都介于船渡與固定橋之間，但橋梁的日常維持所需，則遠超乎津渡與固定橋，尤其是像靈橋這種處于潮汐江上的浮橋，事功與耗費，更甚于普通季節河的浮橋。因此，浮橋之設，大多是一種短期的、臨時的和過渡性的交通措施，時過境遷之后，浮橋便被拆除；過河需求足夠強勁，浮橋自然會升級到固定橋。 靈橋雖不是中國最早出現的浮橋，卻是中國第一座建于潮汐江上的浮橋，而且存續時間最長[63]，竟然化了1113年才完成向固定橋的過渡。其所以如此，技術上的原因是決定性的，也就是說20世紀前的工程技術，無法克服在水流湍急的潮汐江上的造橋困難。 需要長期而持久的人力物力投入以維持其正常運營的浮橋，在唐代中晚期就出現在幾乎無法建造固定橋的奉化江上，反映了當時過江交通的需求已經相當旺盛，哪怕沿江再設渡口、再加渡船也滿足不了，故而愿意擔不匪之貲以興建與養護一座過江浮橋。 還須予以注意的是，殷彪興建了浮橋后，還錄得大和三年（829）刺史李文孺曾經修橋一次，另可推斷七年（833）刺史于季友也修橋一次。這說明，靈橋，并非為某種臨時之事而建，更不是某位刺史好大喜功、心血來潮的結果，而實在是當年城市經濟似乎已然發達到必須向東拓展空間的地步。 三江高地才開發了85年（738-823）就覺得空間逼仄了？即便如此，為什么必須東擴？ 向西是不行的，何況從句章遷治（401）以來，歷朝縣署包括明州經營了420年（401-820），三江高地以西的卑隘之地（即后來的鄞西），頂多因水利工程的成功而改造成為了農田，但在城市建設上依然乏善可陳。 向北，同樣需要架設浮橋，但收益前景不如江東，是不難判斷的，因為江北是姚江與甬江圍合而成的半島形陸地，發展余量不大不說，其田地受兩江之咸潮夾擊，治理難度更大，況且當年其中還有已經退化為沼澤的雁湖。 向南，則近有月湖、日湖阻隔，遠有小江湖、奉化江限界，情形比鄞西好不到哪兒去。 江東，是三江口高地的東翼，它因此比鄞西少受咸潮困擾，又可引東錢湖之水灌溉，土壤肥沃，所謂“兒子要親生，地要買東鄉”之諺，說的就是這個意思。推想在明州設置以來在潤州移民的開發（738）下，以及受惠于陸南金治西湖的水利工程（744），此地的農業得到了迅速的發展。 既如此，那鄮縣和明州又為什么不再沿著自接官亭（東晉句章）-布政巷（長慶前明州）-鼓樓（長慶后明州）-開明街北（開元鄮縣）這條城市發展時空軸，繼續東進呢？ 浮橋初設時的橋址，即今江廈橋址，正處于這條城市發展時空軸上的一個關鍵性節點。這個節點，最早是由船渡來打通的，而壯心老驥的刺史殷彪[64]也的確想用浮梁來鏈接，以繼續這座新興城市的東進步伐。 在此，必須指出這條城市發展時空軸的神奇之處，——2014年遷入東部新城的寧波市政府新址，就在這條從東晉射出的直線上！更神奇的是，被疑為古鄮縣治所在地的寶幢同谷口[65]（今為寶同村），居然是這條直線的東端點！而大唐從621年的鄞州署開始，就沿著這條城市發展時空軸登臨三江高地的，才85年功夫就挺進到了三江口，殷彪之所以將中國潮汐江第一條浮橋架設在這條直線上，或許意味著先哲們胸中早已有了一張宏偉的藍圖，——向東，與最古老的貿邑匯合！越嶺，呼喚未來的大港問世（見圖五）！
可惜，浮橋難以在寬闊洶涌的三江口（A）立足，殷彪只得按捺住雄心，在神霓靈虹的喻示下，將浮橋移設于南退近一里的江濱（B）[66]，浮橋因名靈現橋，又名靈建橋，簡稱靈橋。 但靈橋易址，對明州城市規劃理念的改變，卻是相當深刻的。三江口造橋失敗，止住了盛唐明州東擴的進程，而易址于靈橋門外，浮橋則成為維系城廂與江東之間人流、物流的溝通設施，它的前提是城廂與江東的區域分工，江東是保障城廂居民生活的農副產品物資供應基地。這種理念貫徹千年的結果，可以從1883年的《寧波府城圖》上看出來，——盡管靈橋架設已經1060年，但江東的城區建成面積依然小得可憐，并且是以百丈路為主干向南北兩側生發（見圖六）；到了上世紀60年代，從航拍地圖上看，情形并無根本性的改觀（參見圖二）。也就是說，今址靈橋，并非是城市面積擴張的舉措，而是保持城市內在繁榮的手段。
大唐明州東擴不能的另一大重要原因恐怕在于水，特別是飲用水。太白山之水不如鄞西山區豐沛，而引東錢湖作為城市飲用水，尤其在唐代，困難不是一般的大，而且江東沒有像城廂那樣有日月二湖，即使宋元明清通了數條塘河，但江東地方有源無蓄，還是難以保障飲用水的穩定供應。 江東的飲用水問題，已經讓當年的官民意識到它對城市人口容量有著顯著的制約作用。這其實也是古鄮縣（原處于寶幢）在隋開皇九年（589）被撤并后再不能復治鄮山之東的最主要原因。在當年的經濟技術條件下，三江高地的東翼，只能作明州城的谷倉菜圃，卻不能如西翼那樣當作城市用地來開發。 三江高地東西翼之間的地域分工格局在公元9世紀初即已形成，并持續了1100多年，這是靈橋之所以成為中國存續時間最長的浮橋的原因所在。 （二）它山堰 靈橋問世之后，三江西翼高地的城市功能更加完善，州城周邊遂集聚了大量的人口，十年不到，居民的飲水成為一個必須解決的大問題。于是，鄮縣令王元暐在太和七年（833）興建的它山堰，也像靈橋那樣，澤被桑梓千百年。 它山堰，其實是一項具有阻咸、蓄淡、灌溉、泄洪及引流入城等功能的綜合性水利樞紐工程，堰址位于樟溪入鄞江水口的它山傍，其上游匯水山區面積達348平方公里。筑堰之前，“溪通大江，潮汐上下，清甘之流釃泄出海，瀉鹵之水沖接入溪。來則溝澮皆盈，去則河港俱涸，田不可稼，人渴于飲”[67]。堰成之后，澇則七分水入于江，三分入河，以泄暴流；旱則七分水入河，三分入江，以灌以飲。王元暐更在下游江河交接處設烏金、積瀆、行春三碶，澇時開閘泄洪，旱時頂潮納淡。 樟溪之水經它山堰引導，由南塘河入日月兩湖，再經支渠網絡全城，供居民飲滌之用，又出西門，與廣德湖匯流，合溉鄞西七鄉。 王元暐的它山堰，堰頂高程2.40米，堰下水面高程1.10米（見圖四），可見它山堰將入河之水的水位最大提升約1.30米。這一高差，可使得三江高地的地表河渠水位提高得恰如其分，達到了先哲所設想的“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溝防省”之治水境界。這是王元暐“歷覽山川，相地高下”的結果。它山堰這一高程設計，以及下游配套三碶的建設，保證了南塘河及城中河渠湖泊水位的穩定，無論亢旱淫雨，“此水歲可恃以為常”，而全天候水位的恒定，是傳統城市飲用水工程的圭臬。 （三）國際港口 州治遷到鼓樓之前，日本遣唐使舶抵明州三江口共三次，前兩次已如前述。第三次是貞元二十年（804），日本第十八次遣唐使第二船抵達明州，朝廷準許27人入京進貢，副使石川道益等留住明州（其間石川身死）。二十一年（805）二月六日，唐皇下詔賜給在明州留住人員每人絹5匹，日本使舶自明州港歸國[68]。 日本承和五年（838。即唐開成三年），是日本遣唐使第19次，也是最后一次。此后的839-907年間，錄得唐日間商船往來37次，其中唐赴日24次，又其中記有出發港的10次，又其中出發港為明州的6次；另有一次是日赴唐，明確記載到達港為明州。日方記載的明州海商最早一次到日本，是會昌二年（842）李鄰德由明州赴日，最后是咸通六年（865）李延孝從望海鎮（即今鎮海）東渡[69]。期間的大中元年六月二十二日（即公元847年8月6日），明州海商兼造船家張支信從望海鎮出發，僅三個晝夜便抵達日本值嘉島那留浦[70]，創造了唐代渡日的最快記錄，之后的宋元明清各朝似乎也無超乎其右者。 這就是說，在明州設立之后的752-865年間，唐日間的交往至少有10次是以三江口為到達港與始發港的，其中對日人的接待、安排晉京、留住人員的生活以及伴隨著的交易，都是對明州城的行政、社會和經濟能力的考驗和歷練。日本停派遣唐使后，明州赴日者都是民間的海商，特別是842-865年間，著錄于史的次數大大超過官辦的朝貢（7:3），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明州綜合經濟實力已經達到了相當的水準。 1997年初，公園路唐宋子城遺址考古發掘中，在唐代文化層出土了9片波斯陶[71]。這不但讓南宋開慶年間便已著錄于方志的“波斯團”[72]、清光緒年間依舊名為“波斯巷”的街坊其產生年代大大上推，而且為明州就是公元9世紀時大唐四大貿易港之一的Djanfou或Khānjū，提供了極其重要而有力的證據[73]。 可見，明州問世百多年，就已經成為當年的東西洋國際港口城市。
三江高地的城市化進程，始于大唐開元盛世的公元738年，告成于乾寧五年（898）的羅城，中經明州官署東遷高地興筑州城后，高地西翼的開發大大加快，靈橋（823）、它山堰（833）和民間海商渡日（842），在短短二十年間便已為這座城市安排了千年以來的史劇角色。 從此，明州的偉大傳奇，史不絕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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