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疫苗之父”湯飛凡是醴陵人
2018年7月28日
在疫苗卷起的輿論浪潮中，一位瘦弱的微生物學家又被大眾翻出加以緬懷。他就是中國第一代醫學病毒專家，中國免疫學奠基人——湯飛凡。這位在湖南醴陵長大，長沙湘雅醫學院的第一批畢業生，為中國研制出了自己的狂犬疫苗、卡介苗，破解了世界性難題，發現了有“拿破侖盲軍之謎”的沙眼病衣原體，被稱為“世界衣原體之父”“中國疫苗之父”。著名的中國科學技術史權威李約瑟爵士稱贊他是20世紀人類的朋友，預防醫學領域里的一位頑強的戰士，并斷言“在中國，他將永遠不會被忘記”。然而遺憾的是他終究被遺忘了。撰文/本報記者錢燁 湘雅醫學院第一批畢業生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七月二十三日，湯飛凡出生于醴陵西鄉湯家坪，排行第三。湯家雖已家道中落但家族人口興旺，湯飛凡有四兄弟和四姐妹，弟弟湯秋凡畢業于武漢文華大學，曾在湖南好幾個縣任縣長。湯飛凡父親湯麓泉曾任醴陵縣財產保管處長，依靠父親微薄的薪酬，家族兄妹也都陸續接受教育。隨著科舉制度的廢除，湯麓泉認為舊式教育已失去入仕的出路，遂送學業頗佳的湯飛凡到省城長沙念新學。 十二歲那年，湯飛凡在淥水河畔，與家人揮手作別，隨同叔父湯漢濱來到長沙，進了城南湖南中路師范附屬學校（舊制，相當現在的中學），開始了新學之路。1912年，還沒來得及仔細審察自己的愛好，湯飛凡便從中路師范附屬學校肄業，跟隨二哥考進了湖南省立甲種工業學校工科學習。在這里，他開始閱讀醫學書籍，并結識了不少愛好醫學的朋友。 一次偶然，讓湯飛凡決心學醫。美國醫學家胡美在其回憶錄《道一風同》中有簡略記載：一次，湯飛凡參觀萍鄉煤礦，遇見顏福慶（湘雅醫學院創建人之一）和一位同伴，他們是來為礦工檢查身體的。帶來的那個閃亮的盒子引起了湯飛凡的好奇，顏福慶告訴他里面裝的是顯微鏡，用來檢查鉤蟲的。湯飛凡提出給他們幫忙，于是顏福慶教他怎樣使用顯微鏡，怎樣在標本上找鉤蟲卵。當湯飛凡在沒有幫助的情況下自己在切片上找到了鉤蟲卵時，非常高興，并決定做一名醫生。顏福慶告訴他，可以報考即將成立的湘雅醫學專門學校。 1913年秋，湘雅醫學專門學校張榜招收醫學預科生。湯飛凡棄工學醫，報考湘雅醫學專門學校。該校由湖南育群學會與美國耶魯大學雅禮協會聯合創建，教學活動全用英語。湯飛凡報考湘雅醫學專門學校，首先遇到的困難就是看不懂英文試卷，更不用說用英文答卷了。他鼓足勇氣向校方提出，請求準許他用中文答卷。學校見他學醫心切，破例批準了。考試結果，湯飛凡成績優秀，被錄取為預科生，成為湘雅醫學專門學校的首屆學生。夫人何璉在后來回憶道，湯飛凡為了盡快提高英文水平，每天苦背英文詞典，以致成了近視眼，暑假回家里錯將哥哥認成了父親，鬧出笑話。 根據中南大學檔案館的資料記載，湘雅醫學院籌建之初經費頗為困難，雖為中美合辦，但礙于時局動亂，常有欠薪、周轉困難的局面，但在學生教育上卻一直要求嚴格而謹慎。湘雅醫學院于1914年冬招收第一批預科班，1921年夏畢業（湯飛凡在列）。成績不及格而留級或退學的比例相當大，主要原因是英語授課，七年僅畢業學生四十九人。此處可見湯在英語、醫學上的用功。 研究細菌時，也愛打網球拉小提琴 大學期間，湯飛凡對顯微鏡下的微小生物發生了濃厚的興趣。每當下課后，湯總是喜歡向研究微生物的老師請教，提出自己的問題。湘雅畢業后，他沒有急于找職業謀生，而報名考入北平協和醫學院細菌學系繼續深造。他在田百祿（美籍德國人）教授指導下，專門研究細菌。田百祿對培育青年很熱心，但是他的那套四年培養計劃，卻不易為人們所接受。 開始，湯飛凡被分配在培養基室，同其他青年醫生一道做細菌學的常規工作：洗洗瓶瓶罐罐，制造培養基，了解細菌喜歡吃什么。他一絲不茍的工作作風與刻苦鉆研的精神，得到田百祿教授的賞識，很快被提升為助教。在協和醫學院三年中全面掌握了細菌學理論和實驗技術。經系里和學校推薦，湯飛凡獲得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獎學金，赴美深造。 1925年，湯飛凡與長沙何璉結為夫妻，何璉是當時湘軍團長何鍵的二小姐。何璉回憶：“父親在保定軍官學校讀書時，與湯飛凡的父親湯麓泉結為知交。湯飛凡每次從長沙回家總要到何家大屋向父親請教，科學課第一課就是父親給他補上的。”何鍵見湯飛凡很聰明，就將二女兒許配給他，湯飛凡比何璉大九歲。他們婚后僅兩個月，湯飛凡就飛到美國哈佛大學接受微生物學的專業學習。 在哈佛醫學院，湯飛凡師從細菌學大師秦瑟。這位老師以讀書多、學識淵博著稱。他啟發學生廣泛閱讀本學科和與本學科有關的科學論文，定期召開讀書會，要求人人發表見解，展開討論，然后進行重點指導。三年中，湯飛凡晝夜苦讀、博覽群書，豐富了細菌學知識，成為學友中的佼佼者。每回讀書會上，他的旁征博引和獨到見解，使老師同學都感到驚訝。一次讀書會后，秦教授當著大家的面，很幽默地對湯飛凡說：“當今世界上搞好讀書會工作的人，除了我以外，就是你了。” 1929年，學業優異的湯飛凡謝絕了導師的挽留而選擇回國。一方面收到原湘雅醫學院老校長顏福慶的聘任書，前往上海醫科大學擔任職務，為新籌建的醫學院作貢獻。二者，闊別三年，湯飛凡十分想念妻子，后來湯飛凡夫婦兩人一直生活在上海租界區。1932年，湯飛凡除了在上海醫學院執教外，又受聘到英國人辦的上海雷氏德醫學研究院任細菌系主任。四年后獲得機會到英國做短暫的細菌研究，湯帶著妻子同去，住在離實驗室五里遠的地方，每日工作到深夜然后步行回家。妻子何璉回憶稱，在英國期間，“除了研究細菌學，湯還愛打網球，也拉小提琴”。
中國首株青霉素是湯飛凡從皮鞋上分離出來的 淞滬會戰后，上海、南京相繼淪陷，礙于時局艱辛，湯飛凡攜妻兒返回長沙避難。于學術研究已無望，轉而希望為國家抗戰出份力氣。湯飛凡把目光放在事關民生疾苦的防疫事業上。 此時，原設立于北平的中央防疫處搬遷到長沙重組，湯飛凡加入了進來。迫于日軍進逼，1938年10月防疫處再次搬遷到昆明，湯飛凡及妻子亦在后撤隊伍中。 當時昆明的條件極端艱難，細菌的培育研究工作幾乎要從頭做起，為此他四處奔忙，終于在西山腳下的滇池湖畔上成立了“中央防疫處”。剛開始沒有自來水，湯飛凡設法使一臺需要天天檢修的鍋爐繼續工作，解決了器皿的消毒以及蒸餾水的供應。他還建立了馬廄等動物實驗室，不久擁有了一個細菌培養、分裝、檢定系統；創辦了自己的玻璃工廠，制造各種實驗所需的中性玻璃器皿。胃酶用完了，就從豬胃中提取。湯飛凡和他的同事們在簡陋的條件下，終于制出了大批符合國際標準的疫苗與血清，不但滿足了大西南防疫需要，還為在滇緬作戰的盟軍提供牛痘苗，預防天花引起的烈性傳染病。 抗日戰爭時期，許多將士因傷口發炎而死去，為前方提供青霉素成為防疫處最迫切的任務。然而，青霉素的具體生產工藝在當時國際上屬于軍事機密，更重要的是，不同菌種青霉素的產量相差懸殊，高產株如稀世珍寶，外人根本無法拿到。加上中央防疫處簡陋的條件，生產青霉素，無異于天方夜譚。但在湯飛凡心中，哪怕只有萬分之一的希望和可能，都要盡全力為之。 在湯飛凡的感召下，防疫處上上下下掀起了尋霉熱，全體職工及家屬從早到晚到處尋找綠毛，找到后拿去分離。一次又一次的分離，一次又一次的失敗，可是湯飛凡依然十分執著。終于有一天，同事盧錦漢發現自己的皮鞋上有一團綠毛，湯飛凡拿到實驗室，從中分離出一株能產生青霉素的菌種。這是國內首次分離出青霉素。這支從舊皮鞋上分離出來的菌種，開始用于國產青霉素的生產。后來，湯飛凡從美國、印度等地要到了其他一些菌種，加上國內的一共30株，比較的結果，還是來自舊皮鞋的那株產量最高。一只普通的舊皮鞋，穿在普通人的腳上，卻因為湯飛凡，成就了不普通的事業。
中國產的天花疫苗是滇緬作戰盟軍的救星 1942年，在滇緬戰場作戰的盟軍發現天花病例，近在昆明的中央防疫處剛剛完成牛痘苗天壇株的重新篩選并研究出了新的生產方法。盟軍得知后，派專人考察，無論是產品質量還是實驗室的技術水平，都給予了很高評價。防疫處的檢定室還被選為美軍指定臨床化驗室。經過考察，盟軍決定，不僅牛痘苗采用中國株，而且其他疫苗和血清也不再越洋運來，都改由中央防疫處供應。 由于湯飛凡對疫苗的嚴格把關，昆明生產的牛痘疫苗在盟軍中獲得信任。1945年，在滇緬邊境戰場上，盟軍又發生了“不明熱”，嚴重威脅著部隊戰斗力。美國只好求助于位于昆明的中央防疫處。湯飛凡派助手魏曦赴現場，通過調查和實驗證實其實是恙蟲病。采用了針對恙蟲的防制措施后，“不明熱”得到控制，魏曦因而獲得美軍“戰時功績榮譽勛章”。 在艱苦的抗戰期間，湯飛凡憑借自己所學，生產了中國自己的狂犬疫苗、斑疹傷寒疫苗、牛痘疫苗，挽救了無數遭受病毒感染的戰士和平民，湯飛凡也成了快速研制疫苗的代名詞，被稱為“中國疫苗之父”。 1945年1月，中央防疫處更名為中央防疫實驗處。8月，抗日戰爭勝利，衛生署決定將中央防疫處遷回北平。時至今天，全國各地一些生物制品和微生物學、免疫學的研究骨干中，不少人當年都在昆明或北平的衛生防疫處工作或學習過。湯飛凡不僅是我國微生物科學的奠基者之一，也是一個勤勤懇懇、不怕艱難困苦的創業者。他不僅研發制造第一批中國的狂犬疫苗、牛痘苗、青霉素，更在艱苦的抗戰環境中百折不撓地研究沙眼病的病原體，并用自己的眼睛做實驗，論證了沙眼衣原體才是困擾了人類數千年致盲癥的罪魁禍首。 今年是湯飛凡逝世60周年，一個甲子之后，又有多少人想起這位20世紀預防醫學領域里的戰士，一個永遠不該被忘記的人呢？但愿這世上多幾個湯飛凡。 鳴謝：醴陵市委宣傳部、中南大學檔案館
撰文/本報記者錢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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