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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秦朔朋友圈 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聯系我們 1946年初，張愛玲席卷行囊，從上海坐船到浙東，千里尋夫。 她思夫心切，船還未靠岸就站在船頭遙望，覺得這座城“就像含有寶珠在放光”。 20天后，這位風華絕代的才女卻以獨來獨回的方式，對著甌江的滔滔黃浪，涕泣離開。 這座城市，就是溫州。 /01/ 溫州城的尷尬 溫州城是坐南面北的一個城市，沿甌江南岸而建，往東就是浩瀚東海。 北宋時，甌地因造船業興起而頗為繁華，被喚作“小杭州”。至明、清時，溫州因國家的海禁政策而凋敝冷落。 1949年之后，沉悶了數百年的溫州并沒有迎來新生，“50年代是前線，60年代是火線，70年代是資本主義黑線”，這句曾流行一時的順口溜說出了溫州城的尷尬和溫州人的郁悶。 丨溫州 溫州三面環山，偏居浙東南一偶，處于離臺前哨位置。長期以來，國家除了軍事戰略角度考慮外，經濟建設投資基本不予考慮。 直至1989年，溫州仍是沿海14個開放城市中唯一一個既不通鐵路，也沒有機場的城市，乘船成了主要出行方式。 溫州人因此無奈感嘆說，“溫州，溫州，只有水（方言諧音同“死”）路一條”。 丨溫州水路 /02/ 溫州人嘗到金錢血腥味 但也因為水路，走私狂潮泛濫，席卷了幾乎整個溫州，覆蓋了此后溫州商品經濟最為繁榮的鄉鎮，如柳市、金鄉、鰲江等地。 一艘一艘走私漁船把境外的服裝、小家電、小五金等偷運進來，在偏僻的小碼頭形成走私交易市場。當時，溫州全市有大小走私市場17個。 名表、計算機、滌綸布、收錄機、電視機……這些走私貨便成為了“文革”后第一代稍成規模的商品集貿市場的重要來源之一，那些背著這些商品四處兜售的溫州人成了改革初期的第一代商人。 丨溫州商人 不管是否認同，走私活動推動了當年東南沿海鄉土經濟的萌芽，全民參與讓商品意識極度擴展，也讓很多人完成了灰色的原始積累，溫州人第一次聞到了金錢的血腥。 丨“八大王”之一胡金林接待國家領導人 1982年，國務院兩次發文要求打擊“投機倒把”、“擾亂經濟秩序”行為，溫州柳市的“八大王”被列為重大經濟犯罪分子、全國重點打擊對象，私營個體戶風聲鶴唳、雞飛狗跳。 經濟整肅讓地方的民營經濟噤若寒蟬，但歷史從來浩蕩向前。 |《溫州一家人》截圖 /03/ 溫州人的驚世創舉 1981年6月18日，溫州南部鰲江流域的平陽縣，一分為二成平陽和蒼南兩縣。 新設立的蒼南縣，除了幾家小酒廠外沒有一家像樣的工廠，國有商業除人員、財物一分為二外，其余固定資產全部留在平陽縣，一切要從零開始。 1983年10月，蒼南設立龍港鎮的第二年，宣布在龍港實行“戶籍改革”、土地“有償使用”、大力發展“個私經濟”等改革，提出了“地不分南北、人不分東西”，最吸引人的口號是“歡迎農民進城開店辦廠”。凡在龍港鎮購地建房、經商辦企業的農民都可以自理口糧遷戶口進城，這是當時全國第一個實行戶籍制度改革的大膽創舉。 丨1984年，陳定模和同事們研究龍港新城的建設 面對花錢買地造房的機會，去龍港信用社交錢的農民把柜臺都擠垮了，一捆捆的鈔票堆成了山。 憑借一張規劃圖紙和兩張皮（地皮和嘴皮），龍港唱的“空城計”竟然集資了1.2億元。 “漁村”農民自費造城的驚世創舉，硬生生地造就了“中國第一座農民城”。 丨如今的龍港 溫州，是一個鐵路、機場、大橋、道路、大學甚至體育館都要地方民間籌錢的城市。可以說，當年除了勇氣和眼力外，溫州人幾乎一無所有。 1990年溫州要造機場，中央不批準，急切想“飛起來”的溫州老板先斬后奏，掏出占總投資額80%的9000萬元，建造中國第一個以民間集資為主的機場。 有了機場就要有航線，航空公司不開，一個叫王均瑤的農民購銷員走進民航局，“膽大包天”開出國內第一條私人包機航線。 | 1991年，王均瑤成立全國第一家私人包機公司 1994年，建城市體育館資金出現缺口，溫州市政府以投資5萬元即可獲得前排“貴賓席”座位終身享有權的思路，一下就從民間“借”到了上千萬元。 1998年，在溫州籍學者南懷瑾先生籌資下，中國第一條由香港、地方和鐵道部三方合資興建，全長251公里貫穿浙西南山區的“金溫鐵路”開通。 溫州民間力量，在國家投資嚴重匱乏、國有經濟脆弱無力的情況下，足以用“蔚為壯觀”這樣的字眼來形容。這種“民辦、民營、民有、民享”的做法都沒有預謀、沒有策劃，完全是現實境況造成了變革的自發壓力。 你可以在溫州的每一個角落，都能嗅到這股奇異的能量氣息。在浙江乃至新中國的改革史上，溫州向我們展示了太多的“第一”，太多的“奇跡”： 中國第一份私人工商執照； 中國第一個探索“掛戶經營”； 中國第一批股份制合作企業； 中國第一個私人錢莊； 中國第一個實行金融浮動利率改革； 中國第一個制定私營企業條例； 中國第一個實行全社會養老保險； 中國第一個跨國農業公司； 中國第一家無區域限制的民營財團； 中國第一起農民告縣長案； 中國第一個成立個體私營聯合黨委； …… “敢為天下先”的溫州人創造了這些溫州“奇跡”。 這里還必須贊賞溫州乃至浙江省主管一方的政府官員，他們較早意識到千百萬民眾脫貧致富的樸素愿望，而政府可供運作的資源有限，因此允許打破常規、放手探索、“無為而治”承擔一點風險，讓民眾為擺脫窘況“八仙過海，各顯神通”，這是實事求是的執政選擇，對當政者來說也是巨大的考驗。 |《溫州一家人》截圖 /04/ 溫州炒房團的崛起 時至今日，溫州人的“狡黠”依然令人困惑，我們已經很難對溫州人的財富積累過程做出二分對錯的論斷。他們就像是一群被貧困逼迫下搶先登上險灘的群蟻，眼前既沒有路，也沒有路標。 但他們從貧困的起點出發，帶著生生不息追逐財富的渴望，進入了21世紀。 誰都沒有料到，擅于做來料加工、小家電、打火機、服裝、制鞋的溫州人，竟然會靠炒房狠狠地掘了一桶金。
丨溫州炒房團 成千上萬的溫州鄉親扛著現金，組成炒房團浩浩蕩蕩地從溫州出發，呼嘯著席卷了杭州、上海、北京甚至香港的樓盤銷售處。 忽然間，溫州人“買房如買菜”的傳聞不斷在坊間流傳： 上海陸家嘴102套住宅3天之內被溫州人一搶而空； 溫州神秘女子用900萬“私房錢”買下上海某頂級小區三套別墅； 溫州某炒家購房無數，腰上掛滿了幾十把鑰匙，而房子具體在哪都沒見過…… “溫州炒房團”作為一個新生經濟學名詞，成為中國房地產資本時代到來的象征，所過之處，寸房不存。
/05/ 名噪一時的溫州模式 當炒房團還未偃旗息鼓的時候，“炒煤團”再次將溫州推到風口浪尖。一個在當時盛傳的說法是，溫州資本一度掌控了山西60%的小煤礦，年產煤炭8000萬噸，占山西省煤炭總產量的1/5、全國的1/20，足以影響全國煤價的漲跌。 除了山西，溫州人又大規模轉向新疆，炒棉花、炒油井；到貴州炒礦產，到寧德、鎮江炒出租車經營權…… 溫州，上世紀80年代是“妖”，90年代成了“神”，進入21世紀又變成了“魔”，讓中國如此神魂顛倒。
丨溫州 在瘋狂的資本投資熱潮下，溫州人錯過了最好的轉型機會，服裝、皮鞋、箱包和打火機依然是溫州制造的重點，沿海其他城市創造的經濟增長“奇跡”在溫州沒有出現，名噪一時的“溫州模式”遇到了盛名之下其實難副的尷尬。 沒有人永遠能夠始終保持百米沖刺，溫州當然也會遭遇新的挑戰和階段性困局，但只要春風乍起，便又是一片燦爛。 這片資源稀缺的土地提出了把“溫州人經濟”轉化為溫州經濟的戰略設想。起始于2003年，每五年舉辦一次的世界溫州人大會，意在加強與海內外溫州人的聯誼交流外，動員在外溫商回鄉創業、回歸實體、回遷總部。
| 甌江口 與此同時，為了緩解可用土地極少的局面，溫州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填海規模最大的城市，高于深圳。 尤其是2011年國家批準的“甌飛工程”，造地面積達49萬畝，相當于320平方公里，是溫州建成區面積的1.64倍。 這個國內最大的單體填海工程，使溫州的城市框架從“甌江時代”跨向了“東海時代”。
丨溫州 換言之，今天的溫州最值得思考的已不是如何繼續富起來或富下去的問題，而是如何為未來留下成長和可塑的空間。 改變，絕非一朝一夕之事。但對溫州來說，在前所未有的大變革時代，一切“奇跡”皆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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