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騎兵橫沖塞北――朱棣大破瓦剌的忽蘭忽失溫之戰

對于朱棣北伐，網絡上極多爭議。贊美者自然贊頌其堪比衛霍掃蕩匈奴，貶低者則認為朱棣用兵乏善可陳，如百度ryan_knight_12吧的知名人士可御可籮樸草娥，就認為朱棣的軍事能力僅僅與五代時的后唐末帝李從珂相當。

這些看起來不可思議的言論，并非完全找不到依據。實際上不但逆向民族主義者往往對朱棣橫加抹黑，即便是某些明史知名學者如毛佩琦、馬渭源等人，亦對朱棣北伐蒙古予以差評。

那么，這些說法有沒有道理呢？

朱棣北伐中，最精彩激烈的，無疑是第二次北伐中討伐瓦剌的忽蘭忽失溫之戰，對于此戰，毛佩琦先生的《永樂皇帝大傳》有論述如下。

【這一一仗，明軍以“五十萬眾”征討“掃境”不過“可三萬余人”的瓦刺，其勢相懸。然而明軍打得十分艱苦,雙方“殺傷相當”，如果不是“班師之令”“急下”，其勝負將不知何如。但是，明軍的班師詔卻恬然日:“兵刃才交，如摧枯朽。”李時勉所上之《平胡頌》更是張皇其詞:“師至撒里卻兒之地，虜來迎戰，追至土剌河。虜酋悉眾來拒，我師奮擊，又大敗之。狼奔豕駭，錯莫失措。棄弓捐矢，號呼奔竄。”但涉及到具體戰果，也只得含糊其詞:“遂殺其名王以下數十人，斬馘甚眾，余虜遁去。”國明軍于八月初一日還師至北京，閏九月就有“馬哈木欲掠甘肅”的消息,亦可證瓦刺的實力并未受到多少損失，也并未因此役而斂戈，這次征瓦刺與上次征韃靼同樣未能達到預期目的。

不僅如此，這兩次北征還使明朝“軍馬儲蓄十喪八九”，“內外俱疲”，損失是巨大的。】

毛佩琦先生原文旁征博引，史料甚多，似乎頗有道理。從史德而言，毛先生作為明史大家，也無可挑剔。

不過，在史料的選取辨析上，毛先生作為一個長于考據，但軍事常識有所不足的學者，在軍事史上犯錯誤，也是難免的。

中國文人自古就有貶低邊功的傳統，主張謹守邊疆，不必沾惹周邊的蠻夷荒蕪之地。漢武帝開拓四方，太史公頗有微詞。等到唐朝的大擴張以藩鎮割據告終，自宋開始，這種將邊功視為黷武主義的錯誤思想在士大夫當中就越發劇烈。古代士大夫既不可能像當代人一樣認識到經略邊遠在新時代的疆域歸屬意義，也往往認識不到進攻作戰的國防意義，就體現出很大的歷史局限性。

五十萬眾出塞，實不可能。朱棣北伐，遠及現在的蒙古國中部甚至俄羅斯境內，遙渡大漠，補給線極長。若以50萬戰兵作戰，所需后勤人員至少200萬以上不可。因此所謂50萬大軍，實際上是計算了輔兵、轉運民夫之后的兵力總和，作戰人員，不過十萬左右。

而即便是這十萬人，亦幾乎不可能投送到同一個戰場。

蒙古草原廣袤無邊，道路難尋。蒙古人也不是傻子，如果沒有把握，絕不會選擇與明軍進行主力決戰。

欲要捕捉到敵軍，明軍兵分數路在草原上進行地毯式搜索是不可避免的。而能夠與敵軍真正接戰的，無疑只是遇敵的一路，人數不過數萬而已，較蒙古軍，并無太大優勢。

朱棣第一次北伐蒙古，對東蒙古的韃靼部造成了巨大打擊。西蒙古的瓦剌人借機崛起，綽羅斯·馬哈木統一瓦剌三部，更是攻殺了韃靼大汗，名義上的北元皇帝本雅失里，立本雅失里的兒子答里巴為傀儡大汗，自立為太師，掌握實權，氣焰囂張，頗有一統蒙古之勢。

馬哈木試圖借明朝的力量，消滅太師阿魯臺手中的瓦剌殘部。而阿魯臺亦希望借助明朝力量收復失地。朱棣經過權衡之后，認識到瓦剌勢強，為了維持草原上的均勢，應當打擊瓦剌為宜。

瓦剌本部戰兵不過三萬余人，但戰力不可低估。由于遠在明帝國西北，瓦剌得以避開明帝國的鐵器武器貿易封鎖，向中亞購買大量鐵器，組建了一支數量龐大的重裝騎兵隊。中亞戰神帖木兒進行的突厥化軍事改革，對于瓦剌人也頗有影響，此時的瓦剌軍隊，在編制、體系上，戰斗力已經高于了成吉思汗時代的蒙古軍。

按照近些年的研究，在元朝滅亡之后，草原上的蒙古人受到帖木兒帝國的影響，實際上戰力在很一段時間有所上升，受內亞影響發展出了重騎兵傳統（在元代，蒙古人習慣于使用其他民族的仆從重騎兵，結果本民族戰力疲弱，重騎兵稀少）。

瓦剌重騎兵受到帖木兒帝國影響，有很強的突厥風格，著全身札甲，配合鎖子甲及部分布面鐵甲，甚至還有一些板甲加強部件，如板札式腿甲、護臂甲和脛甲，其戰馬也披金屬鎧甲，裝備遠比過去的蒙古重騎兵精良。

土木堡之變后的北京保衛戰中，瓦剌軍夜宿營的時候用精銳重騎兵將其他瓦剌軍圍在當中，作為“鐵騎屏障”，每騎隨一犬，有警則以犬吠為號。

后來俺答汗時代，韃靼人也產生了重騎兵體系，《北虜始末記》王世貞記載：“俺答有四萬騎，其精兵萬余騎……其精兵戴鐵浮屠，馬具鎧，長刀大簇，望之若冰雪然。咸一當百者，然不輕易與我戰，即余騎足扼我矣。”

俺答汗去世后，由于明軍加強了對于蒙古的貿易封鎖，而中亞方向因為絲綢之路的衰退無法再提供足夠的鐵器與新技術，蒙古亦因為再次陷入分裂而財力疲弱，重騎兵體系才逐步消亡，在女真騎兵面前不堪一擊。

與此同時，朱元璋和朱棣都頗為重視重騎兵的建設。如明開國大將沐英擊破雄強西南的麓川王國，就頗倚人馬具裝的具裝重騎兵之功。朱棣第二次北伐中的忽蘭忽失溫之戰，堪稱明蒙戰爭史上罕見的重騎兵對決。

公元1413年（永樂十一年）明成祖封阿魯臺為特進光祿大夫、太師和寧王。同年馬哈木率兵臚朐河（明成祖征阿魯臺時命名為飲馬河），聲言襲擊阿魯臺，實際上是想入侵明朝邊境。

公元1414年（永樂十二年）二月，明成祖親率十萬大軍親征漠北，號稱五十萬，征討馬哈木。命安遠侯柳升領大營，武安侯鄭亨領中軍，寧陽侯陳懋領左哨，豐城侯李彬領右哨，成山侯王通領左掖，都督潭青領右掖，都督列江朱榮為前鋒。

六月初大軍到達雙泉海，既撒里怯之地。這里相傳是當年元太祖的發祥地，曾建造薩里哈老徒行宮，約當今克魯倫河上游右岸喀老臺湖附近，前鋒在此與馬哈木軍遭遇。

由于路途遙遠，明軍頗有掉隊或者偏師未曾趕到的，兵力上比起馬哈木傾國而來的三萬多鐵騎，并沒有太大優勢。

而且，此地已經位于蒙古草原深處，在現今的蒙古共和國首都烏蘭巴托附近。明軍已經行軍兩個多月，在發現瓦剌主力蹤跡后，倍道而行，體力消耗更劇，戰斗力的嚴重消減也是必須考慮的。

漢代有一漢當五胡的說法，名將衛青在河套作戰，能夠以極小的傷亡殲敵上萬，逼降數萬匈奴大軍。然而遠征漠北時，由于漢軍體力的消耗，僅僅能“殺傷相當”，足見吃苦耐勞的游牧民族在草原主場的優勢，會隨著農耕軍隊補給線的變長而越發強大。

值得一提的是，后來著名的昭莫多之戰，康熙三路出塞，自己所帶領的主力部隊不但沒能和噶爾丹接戰，反而因為補給線太長而一度斷糧，全軍饑餓數日。

（【其實這時清軍還面臨著另外一些困難。士兵們攜帶的80天的糧食大部分已吃光，不要說繼續前進，就是撤退也很危險了。康熙帝北征噶爾丹時，曾經命令副都統、紹興人吳留村轉餉，吳留村“素知塞外山川，因命運卒走捷徑，先達軍中。時御營已絕糧數日，上大喜， 謂理密親王日: 吾父子有濟矣。’”】

摘自——李秀梅《清朝與準噶爾百年角逐的高層較量》）

在發現瓦剌軍前鋒時，朱棣馬上做出判斷“虜必大至”“朕固知虜不遠矣”。很快，明軍在忽蘭忽失溫發現蒙古主力。馬哈木挾持傀儡大汗答里巴，率軍三萬余，屯于山上，每人帶從馬三四匹，僅僅是戰馬就有十數萬。

這是馬哈木誘敵深入，精心選擇的戰場。瓦剌軍居高臨下，分三路沖鋒，如同滔滔鋼鐵洪流，無法阻遏。朱棣深知明軍重騎兵數量較少，又處于地理劣勢，無法抵抗瓦剌重騎兵強大的第一波沖鋒，于是命安遠侯柳升以神機營迎戰。

當敵軍進入射程之內，神機營的槍炮齊鳴，敵戰馬中彈紛紛倒地，不得不撤回山頂。朱棣縱鐵騎兩路包抄，試圖發揮出兵力優勢，但瓦剌軍占據制高點，極為兇猛，明軍損失亦不輕，蒙古籍軍官滿都力戰而死，鄭亨中箭后撤。

朱棣見戰局陷入白熱化，親率數千直屬精銳重騎兵，直撲瓦剌軍中宮。

這支部隊是明軍的王牌部隊，分為重裝槍騎兵與重裝弓騎兵，遠程近戰都有極強殺傷力，戰馬也是精挑細選，多為體格堪比中亞馬的河曲馬（瓦剌軍中多有中亞馬，負重能力遠勝蒙古馬）。

瓦剌軍遭到朱棣親率明軍銳氣正盛的預備隊打擊，終于無力支撐，柳升復以神機營槍炮射擊馬哈木左右兩路，敵軍全線潰退。此役明軍大獲全勝，這是中國古代戰爭史上采取槍炮兵同步騎兵協同作戰的首次戰例。

朱棣選擇窮寇勿追，一直擔心太過深入，明軍體力繼續消耗，將可能遭受擅長草原作戰的蒙古軍困獸之斗。二是不想對瓦剌造成太大打擊，維持草原均勢的考量。而毛佩琦認為朱棣損失比蒙古軍更大，才不敢追擊，那就大謬了。

固然，重騎兵對沖，瓦剌軍騎兵數量占優，居高臨下。明軍傷亡不會輕。然而明軍戰死的將領僅有蒙古籍軍官滿都，而瓦剌被“殺其王子十數人”“殺其名王以下數十人”。

殺傷相當，屬于顯示明軍傷亡也不小的修飾夸張手法。不過實際上，瓦剌軍的損失應該是要大得多。

明軍的斬首，有“千余級”“數千級”兩種說法，斬首數往往低于殲敵數甚多，然而瓦剌損失上萬是無疑的。為何？因為瓦剌的衰弱極為明顯。

之前馬哈木能夠憑借新興的瓦剌，壓制韃靼阿魯臺，挾持大汗。僅僅是忽蘭忽失溫之戰后兩年，馬哈木就在與阿魯臺的大戰中慘敗，重傷身亡。當然，馬哈木的兒子脫歡和孫子也先極為出色，在逆境當中重新振興瓦剌，統一蒙古，這又不是朱棣所能預料的了。

朱棣在忽蘭忽失溫之戰中，臨場戰術發揮出色，這是無疑問的。然而進入敵人預設的陣地作戰，無法以奇謀破之，只能對沖拼消耗，可謂長于正兵，而短于謀略。其用兵手腕，可以說接近蒙古天驕成吉思汗，但是比起劉秀、劉裕、李世民，以及乃父朱元璋這樣的軍神級人物，還是有很大差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