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兵集火、凡船皆戰——淺析美軍“分布式殺傷”概念

“分布式殺傷”(Distributed Lethality)概念是美軍在“亞太再平衡”戰略背景下，為應對假象敵的“反介入/區域拒止”(以下簡稱A2/AD)威脅，針對自身反艦能力不足而做出的重大部署。此概念旨在通過構建艦艇小型編隊，實現海上力量由航母戰斗群式的大集群作戰部署，轉變為水面行動群式的分布式作戰部署，并使更多艦船具備中遠程火力打擊能力，達到“凡漂流者皆可戰斗”的目的，進而在提升艦船生存力和打擊力的同時，降低對手探測打擊的準確性和有效性。

（一）“分布式殺傷”的提出背景

在他國領域遠洋作戰成為美軍的常規作戰模式。在該模式下，美軍極度依靠戰場制空權、制天權、制電權以及制海權的獲取和維持。美軍“沙漠風暴”行動成功的關鍵，即在于將部隊投入戰區時，幾乎沒有受到敵軍的干涉。這一點同樣給美國的對手帶來啟示，在與美軍作戰過程中，必須第一時間瓦解其兵力部署。為達成這一任務，就需要具備強大的A2/AD能力。

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將關注重點再度聚焦于亞洲地區，從而不得不面對我軍日益提升的A2/AD能力。我軍利用各類彈道導彈、巡航導彈和潛艇部隊在西太平洋海域構建了難以逾越的阻攔網，又使得航母編隊的“安全區域”逐日減少。雖然過去幾十年間，美國占據著全球海上優勢，但來自其他國家的有力挑戰以及無法承受失去海上優勢的現實困境，逼迫著美軍思考新的對策。

（二）“分布式殺傷”的提出過程

“分布式殺傷”概念最早出現于2014年。美軍通過分析海軍戰爭學院兵棋推演結果，提出了“分布式殺傷”的最初概念，即為所有的艦船（包括非戰斗艦船）加裝中遠程打擊武器，從而達到任何艦船都能對敵方產生威脅的目的。

2015年1月，美國海軍水面部隊司令羅登發文，探討了海軍水面部隊如何應用”分布式殺傷”戰術。

2015年5月，美國成立”分布式殺傷”工作組，重點討論研究了基于”分布式殺傷”的未來作戰方式，以及現有武器條件下的打擊能力。

2016年1月18日，美國海軍對SM-6導彈實施首次實際演練，事后，導彈研發方雷聲公司發布新聞公告，表示這次測試針對的正是美國海軍提出的”分布式殺傷”概念。

2016年8月4日，環太平洋軍演中，美海軍“科羅拉多”號瀕海戰斗艦首次發射一枚超視距“魚叉”反艦導彈，該試驗不僅驗證了瀕海戰斗艦裝備反艦導彈的可能性，還是對”分布式殺傷”概念的又一次重要測試。

2017年1月，美國海軍在《水面部隊戰略》報告中，正式明確”分布式殺傷”的概念內涵，并將其上升為“重回制海權”的核心作戰理論。

（三）“分布式殺傷”的內涵意義

綜合來看，“分布式殺傷”的理論的核心內容即通過為全種類的艦船加裝進攻武器，達成“凡漂流者皆可戰斗”的目的，通過將艦船分散部署、靈活編組，達成拓展戰場空間、形成分布火力的目的，從而增大敵方偵測和打擊的成本和不確定性。

“分布式殺傷”的意義在于抵消對手的A2/AD能力。為所有艦船增加進攻性武器將極大影響對手開火前的決策，因為這些武器可向對手昭示，任何類型的美軍水面艦船在危急情況下都可以有效防御甚至發動進攻，這一點可能會改變對手對于是否發動攻擊的考量。而分散部署的軍艦，一方面會分散敵軍瞄準的重點，擾亂對手對于開火優先級的決策工作，另一方面，又會給對手進一步釋放“四面楚歌”般的威懾信號。

（一）符合海戰客觀環境

海軍機動的靈活性使得分散作戰歷來是海戰大忌。海權論奠基人馬漢就將集中海上優勢兵力給予敵人毀滅性打擊作為其戰略思想的基礎。“海上霸主”航母打擊群就是海戰集中原則的典型代表。

而“分布式殺傷”的核心在于分散編隊，其思想似乎與集中作戰相背離。但實際上，海戰中分散與集中的關系并非方枘圓鑿、格格不入，而是相互聯系、對立統一的。馬漢之后的重要海軍戰略家科貝特就認為，海戰不能簡單照搬陸軍的集中原則，海上的“集中”不同于“集結”，海軍集中要“盡可能覆蓋最廣闊的海域，同時又保持具有靈活性的相互聯系”，而“海軍一旦集結完成后，隱蔽性和靈活性就沒有了”。因而，海軍集中力量的最好方式不是緊密集結而是適度分散，“越是不拘泥于某種集中方式，越是不限定時間和地點，集中就越難以阻止。”“分布式殺傷”概念體現了從“兵力集中實現火力集中”向“兵力分散實現火力集中”的轉變。這種“化整為零、化集中為分散”的理念是集中作戰的更高級階段。

海上環境的特殊性也使得制海權的掌握更具動態性。即便實力強大的海軍也難以在廣闊海面取得完全、長期的控制權。海洋的常態不是處于某國的控制之下，而是處于非控制狀態。制海權的獲取完全是在特定時間，對特定海域的控制和利用，其范圍就是海軍所能覆蓋的殺傷區域。

既然不存在絕對的制海權，那么制海權的獲取也不意味著對手在該區域毫無自由可言。制海權的獲取也不在于消滅該區域的全部敵方艦隊，而在于盡可能壓縮對手的活動區域、限制對方的反擊速度、增大對方的行動成本。當一方能夠在某一區域做到了以上幾點，就相當于取得了該區域制海權的實在價值。

制海權的上述特性決定了將海軍分散部署于更大面積的海域，采用相互支援、分兵集火的攻擊方式，有利于控制更大面積的海域，從而使敵軍在打擊時迷失重點，無法處處顧及，成就己方艦隊整體的相對安全。同時，對于任何在該海域有所動作的敵艦來說，不僅冒著被多方向打擊的風險，更會在受到攻擊時難以判斷來襲方向，造成指揮混亂而無力反擊。

（二）符合科技進步方向

科技是核心戰斗力，可以說科技進步的方向，也就預示著未來作戰的方式。

美國在2014提出“第三次抵消”戰略，其核心在于發展“改變未來戰局”的顛覆性科技，以維持其軍事競爭的絕對優勢地位。隨后發布的”分布式殺傷”顯然是在其框架內提出的作戰概念。同時，也正是未來各項科技的發展進步，才使得”分布式殺傷”的實現成為可能。

要做到艦船的分散部署，首要條件就是艦船的小型化。曾經的巨型戰艦對于甲薄炮小的輕型艦船，可以說是毀滅般的存在。而當今科技的進步使得攻防關系呈現不對稱性，裝備防御能力的提升幅度遠不及同時期火力打擊能力的提升。如今，小型艦船與巨型戰艦可以裝備類型相同的導彈，雖然載彈量不如后者，但前者在對抗中靈活機動、直切要害、以小搏大，甚至可以占據主動。大船面對大量小船則猶如奔牛面對牛虻，雖船堅炮利、力大無窮卻是束手無策、莫可奈何。

“分布式殺傷”所要求的分散部署，在使敵執行情報、監視與偵察任務復雜化的同時，也增加了己方指揮與控制的難度。因而相比于聚集部署，“分布式殺傷”的實現更有賴于分隊間緊密的網絡連結，進而也對部隊信息通訊能力提出了更苛刻要求，不僅需要遠距離、快速度、高保密性，還要跨越介質，實現水面、水下、空中甚至太空的全域連通。量子通訊等顛覆性技術的發展正可以滿足這些要求，理論上可以無視空間距離瞬時傳播，且量子自身的不可復制性保證了量子通訊絕對的不可竊聽、無法破譯。

想要滿足”分布式殺傷”對于大面積、長時間控制海域的要求，就必須要有靈敏的態勢感知能力、全面的數據分析能力和迅捷的應對指揮能力。信息化技術和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應用對上述能力的提升大有裨益。信息化指揮作戰系統將戰場上每一處的部隊通過信息網絡融為一體，促成海、陸、空、天、電各個維度的信息共享，進而使得偵查感知能力朝著全時全域的方向發展。作為信息化高級階段的智能化技術將這些能力進一步發展，人工智能技術使機器具備自主反應能力，加之機器本身特有的強大計算和存儲功能，就擁有了分析海量信息的強大數據處理能力，進而可以挖掘出隱含在大數據中的價值，為決策提供有力支撐。

（三）符合戰爭演變趨勢

“分布式殺傷”概念的提出貼合了未來戰爭信息化、體系化、智能化的發展趨勢。

信息是現代戰爭的“燃料”，是戰斗力的“倍增器”。態勢感知、偵查敵情是獲取信息，情報認知、數據判斷是分析信息，決策制定、指揮命令是使用信息，可以說信息貫穿于作戰行動的始終。而“分布式殺傷”正是未來戰場獲取信息優勢的利器，其涵蓋面積廣闊、機動響應快速、指揮控制靈活的特點，使得信息采集高效進行的同時，極大增加對方采信息集的難度和不確定性。

在信息的“粘合”下，各類作戰空間趨于緊密，各類作戰力量趨于聯合，形成體系與體系間的對抗。“分布式殺傷”就是典型的體系作戰形式，關鍵就在于能否通過信息網絡將分散的個體聯結成體系。

“分布式殺傷”要求艦隊在地理上是分散部署的，而在實質上則通過信息網絡互連互通、形成體系。將作戰能力分散于多個可互操作的平臺上，一個平臺的傳感器可以為另一個平臺的武器瞄準提供方案，一個平臺的反潛能力可以為另一位平臺提供掩護。分隊通過共享戰場態勢、實時信息連通、同步有序行動，達成指揮控制和作戰行動的高度一致，進而實現體系整體效能的集成涌現。目前各類武器裝備的物理性能幾乎已達極限，在發展顛覆性武器的同時，通過不同思路將兵力集結成有效的體系，實現整體效能的聚合涌現，將火力集中于精確的一點，實現“面對點”、“體對點”的打擊，這才是打贏未來戰爭的必由之路，而”分布式殺傷”無疑是這條路上的有益嘗試。

智能化戰爭是目前公認的未來戰爭基本形式，同樣也是”分布式殺傷”未來發展的方向。智能化技術在軍事領域的滲透，必然導致戰爭形態、作戰方式、戰爭規則的顛覆性改變。其裝備自主化、信息云聯化、決策智能化、戰場無人化、人機協同化等新的特征，迫切呼喚著新的戰爭指導方式，“分布式殺傷”的提出正是順應了該潮流。在未來智能化作戰系統的輔助下，每一艘分散部署的艦隊都可作為信息節點、指揮節點、火力節點。而在“作戰云”技術的頂層支撐下，戰場信息和戰場態勢得以在各平臺間流暢傳輸，進而聚零為整、輔助決策，達到統一指揮、分散部署、信息共享、火力集中的目的。

指揮控制問題。海戰場電磁環境極端復雜，對于離散分布的水面艦船存在通信被阻隔的風險。為保持部隊隱蔽性，很多行動要求在電磁靜默或輻射管控條件下執行，這進一步增加了有效指控的難度。此外，分散部署的部隊相對獨立，這又難免會與部隊整體的集中指揮形成摩擦。分散式行動雖然增強了艦艇的生存能力，卻也影響了決策周期和指揮順暢度。如何在保證分布性、隱蔽性和獨立性的同時，實施及時可靠的指揮控制，完成分隊間的協調一致，對指揮、控制、通信和協同能力提出了極高要求。

艦船能力問題。在同樣大小的空間內加裝更多導彈，勢必會削弱艦船的其它能力。戰斗類艦艇遠程反艦能力的提升，主要是通過降低其防空能力來折中實現。而非戰斗類艦船加裝導彈，會分散其執行原本任務的注意力。在某些情況下，這些艦船可能會去執行低強度的戰斗任務，使得依賴它們補給和輔助的戰斗艦船受到影響。而且，對于那些缺乏額外空間和載重能力的艦船而言，加裝導彈發射單元在技術上本就有很大難度，其加裝后的效果也是難以預估。

成本和后勤補給問題。為大量非戰斗艦船加裝導彈，會導致成本的急劇增加。而在更廣區域的作戰部署，又必然增大彈藥和燃料的消耗量，對于后勤補給和資金支持是極大的考驗。戰時補給艦船的頻繁出動，使得暴露行蹤的可能性大為增加。雖然非戰斗艦船加裝了導彈，具有一定防御能力，但因為其價值的升高，反而更有可能成為敵方攻擊的目標。

防御有效性問題。“分布式殺傷”所設想的戰略性防御，是以艦隊的分散來降低被發現概率，并給予敵人四面受敵的威脅。但這也意味著當一旦某艦艇分隊被發現，就很容易成為敵方集中攻擊的目標。此時，其他部隊相距遙遠而難以及時支援，分散的編隊方式又使得指揮混亂，該分隊可能會在敵方局部火力優勢下瞬間崩潰。這樣，不僅沒有體現”分布式殺傷”的戰略性防御作用，反而適得其反，陷入被動。另外，“分布式殺傷”的威脅作用也僅限于較為弱小的對手，對于實力相當的對手，分散部署的形式反而可能會沖淡威懾力。

知己知彼才能百戰不殆，美軍“分布式殺傷”概念雖然仍存在缺陷問題和不切實際之處有待完善，但是它深入運用了海戰中分散與集中的對立統一規律，是當前美軍戰略形勢和科技背景下的必然產物，也是探索未來海軍作戰模式的必由之路。其對于海戰客觀環境的充分把握，對于科技進步方向的緊密貼近，對于戰場演變趨勢的集中體現，都值得我們進行深刻的思考研究和借鑒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