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維爾的著作及其主要思想

《舊制度與大革命》書影

1.知識界的革命立場兩極分化

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的前言里為我們指出了當時知識界存在著兩種狀況。一邊是保守派在激烈的反對革命，他們將大革命看成是人間的恐怖幽靈，像鼓吹君主制和教皇權力的政治家德·梅斯特爾就認為“法國革命具有惡魔的特點”，保守政治思想家伯克也驚呼“法蘭西豈止喪失了舊政府，簡直喪失了一切政府……從這座被謀殺的君主制的墳墓中，卻走出來一個丑陋、龐大、超出人類全部想象力的可怕的怪獸。”[1]而與此相反，自由民主派從大革命身上發現的是上帝帶來的福利，大革命不但更新了法蘭西的容貌，還讓世界煥然一新。雖然當時兩種派別直接的立場截然相反，然而對革命的認識卻很相似：兩者都認為大革命是歷史發展的斷裂，它的價值是善惡是非的顛倒（區別只在于革命前后孰善孰惡），這種價值取向在當時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2.托克維爾：“考察逝去的、墳墓中的法國”

托克維爾一開始就極力避免受到當時社會主流政治思潮的左右，而是用研究的態度對待大革命。他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寫到“過去與現在之間并非存有不可逾越的鴻溝，舊制度從未徹底死亡過，人們反而從中繼承了大部分的感情、習慣、思想，他們甚至是依靠這一切領導了這場摧毀舊制度的大革命。他們利用舊制度的瓦礫來建造新社會的大廈……因此，若要充分理解大革命及其功績，必須暫時忘記我們今天看到的法國，而去考察那逝去的、墳墓中的法國。”

托克維爾撰寫此書，意在通過闡述歷史來揭示大革命是如何從舊制度中誕生的。所以他重新研究大革命的過去和現在，從連續的歷史中思考革命。在此之前，在大革命的研究實踐中，革命前的社會背景和真實情況往往被人忽略，鮮有問津。托克維爾認為，大革命的研究必須基于對舊制度社會的真實情況下考察。對于只在意革命本身的人來說，必須從革命以前的各個時代和階段去尋找歷史的線索，才能真正理解法國革命。

對于大革命爆發的原因，托克維爾進行了深入的思考，在探索大革命起因的過程中發現了歷史中存在的一種奇怪現象，“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并不是造成革命的主要原因，有時候生存條件的改善也催生了革命的降臨”。條件的改善往往會刺激人強大的欲望，讓人的期望值不斷提升，人們對現實的壓迫因此而更加敏感，革命便在此孕育而生。

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中，這一歷史的悖論得到了充分的闡釋。托克維爾首先考察了革命前法國社會的情況。“太陽王”路易十四曾稱霸歐洲，但在其執政晚期，看似風光無限的法國國力已經是夕陽西下。反法同盟對法國的排斥，對外戰爭消耗的巨大財富、健全財政體系的缺乏、國內的宗教矛盾和階級矛盾……法國的發展舉步維艱。但是在大革命爆發前的路易十六統治時代，托克維爾發現：與人們慣常所想象的不同，法蘭西民族這個時期似乎蘇醒了一般，經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繁榮發展起來。法國的人口在增加，經濟財富在增長，即使經歷了北美戰爭，經濟發展依然迅猛。[2]托克維爾認為，和路易十四時代做對比，革命前的法國經濟的整體情況的確有明顯的改觀。

“戰爭導致國家負債累累，但是個人財富卻不受影響，個人財富持續增長，人們變得更加勤奮，就更富有事業心了，也就更有創造性了。如果人們有關注每個時期的差異，就會確信，公共繁榮在大革命后的任一時期都沒有大革命前發展的那樣迅速。”

革命首先發生的巴黎，正處于這樣欣欣向榮的狀態之中。巴黎作為法國的首都，當時法國的中心，是法國經濟最繁榮，平均生活水平最高的地區之一，但革命恰恰首先在這里爆發。可見，革命未必源于恒久的壓迫：人民對自由發展的愿望受到阻礙時的反抗，遠比受慣了壓迫時的麻木不仁更加激烈。

同樣的道理也適用于法國農民對革命的態度。18世紀前期，農業經濟在歐洲大陸依然占主導地位。法國的農民此時已漸漸擺脫了人身依附關系，而在臨近的德意志，農奴制依然盛行，農民受到的壓迫要比法國嚴酷的多。但正是由于私有制的確立，使得“土地”真正成為了農民自己的財產，任何剝削對他們而言都會是切膚之痛。而對于德意志那邊的農奴而言，土地是“主子”的，對領主與其說是痛恨，不如說是害怕。在農奴的意識中，革命是“造反”，是萬萬不敢的。

托克維爾意識到，經濟的發展不一定會帶來社會的安定。在經濟欣欣向榮的形勢下，整個社會都處于向上的熱情之中，對壓迫自然也更加敏感，而革命就在其中醞釀、激化并爆發。他敏銳地覺察到，路易十六時期，人們的精神狀況對比以前發生了較大的變化。首先，人們對統治階級的不滿情緒日益增長。在法國，不同于經濟的繁榮發展，法國人的精神更不穩定，更惶惑不安：公眾的不滿情緒，對一切的舊規章制度的仇恨與日俱增。整個民族明顯地正走向革命。其次，人們對未來的期望值在不斷增加。對既有體制的憎恨和對新世界的向往，成為法蘭西民族革命的火種。

“人們能夠不斷的完善理論，促成先進理論的產生。剛開始人們對未來無所期望，現在人們對未來無所畏懼。人們的想象力沉浸在即將到來的聞所未聞的幸福中，使人對既得利益無動于衷，一心朝著新事物奔去。”

在撰寫《舊制度與大革命》之前的20多年，托克維爾去考察美國的民主之時，就己對自由鐘愛有加。而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則隨處可看到托克維爾對于自由的酷愛：“不少人可能會指責我在本書中表達了一種對自由的完全不合時宜的酷愛，他們要我相信，在法國再沒有人在關注什么自由。”但他并沒有因為被橫加指責或漠不關心而放棄對于自由的熱愛與追求。

通常而言，托克維爾所說的自由指政治自由，具體而言就是所有社會成員參政議政的權利，以及思想、言論、結社等自由。在這一部分，托克維爾探討了自由、平等以及民主的關系，展示了他的獨到見解。

1.自由之于平等

關于平等及平等與自由的關系問題，托克維爾在論及這一話題時說：“平等使人喜歡享受安樂而無進取心，使人產生追求享樂的觀念，但是卻沒有滿足這種享樂欲望的方法；而自由給予人們更多的空間，使人們追求財富，使每個人都在不斷努力，追求新的成功。”可以看出，在平等與自由的價值衡量之間，托克維爾更傾向于自由。在托克維爾看來，只有自由才能使人追求幸福，過度限制自由會壓制人們的追求，導致專制。同時托克維爾也認為自由也有一定的限度，過度的自由會使人利欲熏心，損害他人的利益。

托克維爾對于人們追求民主進程中對平等而非自由的極力爭取甚是擔憂，盡管他承認平等是十分重要的，但人們相較于自由顯然更熱愛平等。在他看來，平等，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能夠直觀感受到的，因為在平等的前提下，人們能夠感受到彼此是相同的，身份平等，地位平等，沒有等級的界限，沒有壓迫的存在，在人們的內心不會產生不平衡感。平等與自由并非是完全對立，在民主的社會中，平等是自由的基礎，且自由并不一定是以特權和不平等為代價的。然而，平等推向極致往往會威脅自由的根基——如何讓平等與自由共存于民主杜會之中，這也是托克維爾深思的問題。

2.自由之于民主

關于自由與民主的關系，托克維爾看來，保障自由是通向民主的必由之路。同時，民主的維持又以平等為基礎，只有將自由與平等有機地統一起來，民主才有達成與維持的可能。

自由是良好的民主社會的應有之義，在托克維爾對法國大革命和美國的民主實踐進行深入的考察之后，認為只有自由與平等和諧統一，民主原則逐漸發展，并在同民情的一并前進中和平地發展成為法律，才能實現民主國家的理想境界。就民主而言，托克維爾指出民主不能與自由相悖。

民主的本質是多數人的統治，是一種以公眾的投票做出決定的政治形式，但這種情形只是保證了形式上的平等，并不能保障實質性的平等，它很容易成為極權主義利用的對象，或者演變為多數人的暴政。托克維爾認為，民主不能以犧牲自由為代價，只有自由才能與民主社會中固有的種種弊病進行斗爭，并使社會不至于沿著斜坡滑下去。這些觀點對民主的未來發展具有很強的前瞻性與指導意義，富于理性與智慧。

與其他從理論思辨角度推演民主結局的思想家不同，托克維爾把民主的勝利看作是一個自然而然的公理，“民主”很大程度上是一種附帶著隱喻的理論前置，《論美國的民主》中的一系列論證和推演由此發源。這樣一來就不難理解為何書中很難找到托克維爾對于民主的明確定義。1835年在托克維爾寫給友人的一封信中說道：“所謂民主政治，我并不指涉共和國，而是指一種社會狀態，置身其中每個人都將或多或少地參與公共事務。”

由此可見，在托克維爾眼中，民主不僅僅是指代民主政體或民治政府的“政治民主”，同時更是一種社會狀態。盡管在政治方面它可以表現為以擴大的公民權為基礎的代議制政府形式。托克維爾考察的美國民主是一種建立于自然權利基礎上的現代民主，人民主權一開始就是美洲的絕大多數英裔殖民地所認可的基本原則”，在那里，社會是自己管理，并為自己而管理，所有的權力都歸社會所有。“人民主權”或“主權在民”，這種超脫神學-形而上學的框架，解決了政府權力的最終源于人民，民主獲得價值層面的可欲性。但是這僅能被相對抽象地理解成用于解釋政府權力來源的合法性依據，而不是實施國家權力配置的一種具體規劃。

在托克維爾那里，社會狀況層面的民主主要是指平等被廣泛接受為根本價值后而形成的民主的社會秩序。平等即身份平等，表現政治權力、教育機會、財產水平，甚至是欲望需求和習慣愛好等方面一種日益趨同化的事實。平等社會下，財產水平代替家庭出身成為新的社會等級評定標準，往日以血緣為基礎的階級差別淡化，圍繞貴族特權而展開的明爭暗斗不復存在，人們之間日產關系簡單化，享有的是民主自由的寬容社會風氣。

從嚴格意義上講，自由主義是社會主義的對立物，自由主義者重視權利，特別強調私有財產權的重要性，社會主義者則在一定程度上會堅持公有制。自由主義者要求弱化國家權力，更加注重公共權力在政治領域中的運用；但是社會主義者會希望國家擔負起自己的社會—經濟職能。他們兩者之間的重視點不一樣，自由主義重視的是自由；社會主義重視的是平等。所以，作為貴族自由主義者的托克維爾可以在《論美國的民主》中認同民主制度，但卻無法在《回憶錄》中容忍社會主義思想。

法國是近代社會主義思想的發源地之一。早在復辟王朝時期，社會主義學家圣西門、傅里葉的空想社會主義學說就已在當時造成了一定的影響。七月王朝時，伴隨著工人階級隊伍的不斷強大，工人階級的權利意識也在不斷提高。1831年、1834年的兩次里昂工人起義就足以證明。路易·勃朗的國家工場設想、布朗基的武裝密謀以實現共產主義社會的嘗試都在法國政治史上留下了歷史的痕跡。1840年蒲魯東在他的著作中《什么是財產權》公開提出了“財產權就是盜竊”的命題,成為了當時對社會不滿者的口號。

1848年革命，特別是六月事件，相對于大革命來講是一場新型革命：后者是針對政治的，前者則是針對社會的；后者主要第三等級資產階級領導的，前者由工人階級主導。

睿智博識的托克維爾比當時的許多政治家更敏銳地認識到這次革命的不同。

他看到，無論是二月革命（注：1848年推翻七月王朝、建立二共的革命，不是俄國二月革命）還是六月事件，都“不是以改變政府的體制為目的，而是以變更社會的秩序為目的。事實上，這不是場政治斗爭，它是場階級之間的戰斗，是奴隸反抗的戰斗”，[7]是社會主義思想影響的產物。

意識到這次革命的特殊性之后，在1848年1月27日，面對當政者的麻木不仁，他已在眾議院中大聲疾呼：“難道大家沒有看到他們的政治激情已經是社會性的了嗎？難道你們沒有看到這種情形正逐漸在他們的觀點和思想中擴散，他們不但要推翻現行的統治、內閣和政府，還要推翻社會，使社會今天所賴以建立的基礎發生動搖嗎？你們沒有聽到他們每天所說的一切嗎？你們沒有聽到人們正在反復論證騎在他們頭上的人已經沒有能力和資格統治他們，他們的財富分配是現今世界上最不公平的，財產所有權是建立在最不公正的基礎上的嗎？”“諸位先生，現在把我堅信不疑的事實告訴你們：我們正睡在活火山上。”

毫無疑問，托克維爾對社會主義并沒有好感，不管是從他的思想還是行動上來看。在他看來，社會主義理論的精神基于貪婪和嫉妒。他指出：“貪婪的欲望和錯誤的理論兩者結合，導致這場動亂變得如此可怕。有些人在引導蠱惑窮人去相信富人們的財富在一定程度上是偷竊的產物。他們還蠱惑窮人去相信，財產的不平等不但違反了自然，而且還同道德和社會相違背。在貧困和激情的推動下，許多窮人相信了這些宣傳。”他甚至為此隱約地表示了自己對于民主制的不滿：“正是因為民主思想在政治上鼓吹強調的平等，導致人民將平等的理念擴大到經濟領域。”當然，1848年9月12日在制憲會議的一次演講中，托克維爾還是強調了民主與社會主義的區別：“民主擴展了個人自由的范圍，但是社會主義卻對其加以限制。民主在最大程度上賦予了每一個人價值，但是社會主義卻把每一個人成為一個工具、一個數字。民主和社會主義除了‘平等’一詞完全沒有共同之處。但請注意這個區別：民主在自由之中尋求平等，而社會主義則在約束和奴役之中尋求平等。”

總體而言，托克維爾可以稱得上是世紀一位優秀的歷史學家，這種評價主要基于以下幾點理由：

首先，托克維爾擁有深邃的思想和偉大的信念。他不像同時代的研究者“情緒化”地沉浸在對大革命腥風血雨的描述上，而是將重點放在對大革命的研究和解釋上，并且在這一過程中進行了深刻的思考，進而形成自己獨特的大革命史觀。他關注人類的前途和命運，對自由寄予了無限的崇拜和希望，并且堅信民主與平等將在世界內范圍實現。

第二，托克維爾緊緊把握住了重大的時代主題。法國是這個時代革命的中心，身處法國政壇的托克維爾充分發揮了他的觀察力和歷史寫作的才能，將法國大革命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納入自己的研究范圍，并成功地通過舊制度探討了大革命的起源問題。18、19世紀是民主與平等狂飆疾進的時代，在美國的考察經歷使托克維爾加深了對這一歷史潮流的認識，進而形成了一套關于民主和平等的獨特學說。

第三，托克維爾能夠辯證地看待歷史的問題。當世人斷言大革命是歷史的斷裂之際，托克維爾卻能看到舊制度在大革命歷史中的合理延續；當資產階級自由派對民主制度毫無保留地贊美之際，托克維爾卻能發現民主有導致多數暴政的傾向，并且會進一步導致對個人自由的威脅。托克維爾在論及歷史一般原因和偶然原因的時候，也能夠辯證地看待兩者在歷史過程中分別所起到的作用。

如果要準確的把握托克維爾的民主學說思想，就必須要解讀《論美國的民主》、《舊制度與大革命》和《回憶錄》主旨所在。面對平等、自由、民主的時代命題，這位深受近代民主浪潮洗禮的諾曼貴族始終保持著一種理性的自覺，對大革命中倡導的自由平等的極度熱情和對舊制度下的優良貴族傳統都有所保留，這些品格共同成就了他溫和又不乏穿透力的民主觀點。

他始終堅信，民主運動的趨勢勢不可擋。身份平等，人人平等的理念發展是大勢所趨，是普遍并將持久下去的。人們對身份平等的訴求促進了民主的發展，就像托克維爾在序言中開門見山的指出：這是他一如既往，始終不移專注的一個思想理念。他認為民主將在全世界范圍內大面積的宣傳開來，它的來臨無可避免，勢在必行。但最可貴的是，他并不純粹的沉溺在開明民主所呈現的高尚、繁榮的社會愿景中，而是依然對此謹慎惶恐，對民主進行批判性的反思。他始終圍繞著在人類邁入民主社會的過程中維系平等與自由的平衡關系這一核心目標，居安思危，踐行著清醒而務實的理想主義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