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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克教授在他那本頗具爭議的書中《A Farewell to Alms》指出，從生活水平是否提高角度衡量，人類從狩獵采集到工業革命前夕都沒有顯著的經濟進步，長期處在馬爾薩斯“貧困陷阱”中。相對于這些悲觀論斷，另一些學者則認為在前工業社會的一些時期和地區有表現出了人均收入的增長，如Goldstone認為往前可以追溯到的羅馬帝國就是一個例子。大都數考古學家基于最近的考古證據也認為古羅馬的人均收入增長是無可爭議的。盡管古代史學家對此持懷疑態度，但是他們也不否認古羅馬從公元元年開始有人口的增長，到200年西部和北部的人口增長放緩，東部大部分地區的人口增長則持續到了5或6世紀，只不過人口增長或多或少抵消了GDP的任何增長。Paul Erdkamp于2016年發表在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的論文“Economic growth in the Roman Mediterranean world: An early good-bye to Malthus?”利用對古羅馬的考古證據，從生活水平、人口數量的變化伴隨的農業結構、勞動分工專業化、城市化和市場整合的變化等角度論證揭示了：表現良好的市場與人口增長相結合，導致了非農業部門的增長和勞動效率的提高，使得古羅馬社會擺脫了馬爾薩斯陷阱，并且其興衰也不是馬爾薩斯模型指出的因素所能夠解釋的。馬爾薩斯理論指出，在前工業時期，任何總產出的增加只會暫時增加人均產出，因為更高的人均產出會導致更高的生育率，進而導致土地-人口比下降，結果是人均收入下降。在該框架下，諸如黑死病這樣大的人口沖擊即使會導致人地比上升，對生活水平提升也只有暫時效應，沒有長期效應。作者基于羅馬的考古資料表明，前工業社會走出馬爾薩斯陷阱并非不可能，古羅馬并不符合馬爾薩斯模型推斷。首先，史料表明，古羅馬長久以來保持高密度人口的東部地區，如埃及、巴勒斯坦、敘利亞，人口增長持續到了公元5-6世紀。相反，在人口密度更低、土地資源更豐富的中歐和西歐，人口和城市化水平從3世紀開始逐步下降。這說明土地-人口比并不像馬爾薩斯模型推斷那樣是主要的制約因素。另外，基于古羅馬人消費模式的變化也可以判斷其生活水平的變化。根據恩格爾法則，生活水平僅處于生存線上的人們會把絕大部分收入花在基本需求品上。然而，古羅馬即使在相對貧窮區域也可見精美瓷器和瓷磚，表現出較高的消費水準和生活水平。這些都與馬爾薩斯模型的推斷“人口增加和土地-人口比降低會拉低勞動生產力，進而導致生活水平降低”不一致。其次，馬爾薩斯模型推斷，人口的增長導致土地壓力增加，在更少的土地上使用相同的技術會導致更低的勞動生產率。但是，古羅馬的人口增長至少從三個方面促進了勞動使用效率提高和增長。第一，人口的增長致使了種植高度勞動密集型的經濟作物變得更具吸引力。作者發現古羅馬人口增長伴隨著橄欖油和葡萄酒榨汁裝置投入的增加。以西部的高盧為例，榨汁裝備的總產出能力在羅馬帝國早期不斷上升，在2世紀達到峰值。（之后不斷下降，反映了西部羅馬的衰落）動物骨骼的變化除了反映與農業投資相聯系的飼養技術外，還反映了農民對牽引力、羊毛、肉制品等的需求，這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古羅馬農業的發展。考古證據表明，意大利中部的牛骨的寬度和厚度在羅馬共和國晚期和元首制早期有一個顯著而突然的上升，這可能是對古羅馬邊遠地區日益增長的陸路運輸的反應。這種改進在古羅馬不同地區的羊和其他牲畜上也得到了體現。著名學者MacKinnon認為，這些改進與上升的經濟相聯系。而隨著上古晚期各地之間的貿易聯系減少，家畜飼養地方化，家畜體征的改良逐漸停滯甚至倒退（如圖2）。這些對高成本的大型裝置和牲畜的投資，也反映了帝國早期不斷增長的城市和新興非農部門對農產品包括原材料的大量需求。據估計，古羅馬當時富有土地主土地生產力與19世紀的法國相當。第二，人口的增長增加了副業的勞動投入，如港口、城市建設、交通等季節性的勞動，從而使得在馬爾薩斯環境下仍然可能出現充分就業勞動得到了充分利用的場面，因而使得整體的勞動效率提高。第三，人口的高增長促使了市場導向的農業剩余產出增長和季節性工人的形成，促進了人口城市化、分工的專業化生產。而交通運輸的發展，又加速了帝國龐大的市場和貿易網絡的形成。市場整合的增加，使得食品價格波動下降。這又反過來促進了城市化和專業化分工，導致了羅馬帝國繁榮。當然，羅馬帝國的繁榮在不同區域從公元3世紀開始出現了分野。上述榨汁裝置和動物骨骼變化也印證了這一轉變，而人口的轉變也是一樣。那么，這是否像馬爾薩斯理論預測那樣，由于人地比變化導致的收入的暫時增加呢？古羅馬的經驗否定了馬爾薩斯的這一推論。與東羅馬建立在人口稠密的大城市中不同，西羅馬的繁榮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帝國軍隊的駐扎及周邊的消費。當邊境戰爭和內部戰爭變得日益頻繁時，圍繞軍隊本身的貿易變得不再安全，軍隊甚至本身從消費者和保護者變成了掠奪者，與之相關的市場迅速萎縮，非農業部門不再有穩定的需求，商人工匠重新回到農村，成為固定在土地上的非充分就業勞動力。與此同時，東羅馬具有稠密人口的城市繼續吸收了大量的非農勞動力，使得農業生產力維持著較高水平，社會經濟的繁榮得以保持。另外，馬爾薩斯的“生活資料增加，人口也必然增加”的推論在古羅馬也沒有得到驗證。遺存的史料表明，古羅馬不同階層的人們為了維持自身所處的特定社會階層的生活水平，會采取通過殺嬰、棄嬰等行為主動控制家庭人口的增長。因而，經濟增長的成果不會很快地被人口增長耗散。馬爾薩斯陷阱作為解釋前工業社會發展最具影響力的理論，一直是經濟史學者重點關注的主題之一。本文結合考古和歷史資料對古羅馬是否走出了馬爾薩斯陷阱提供了新的解釋。作者利用榨汁機和家畜骨骼的考古證據，從側面反映古羅馬農業投資，進而論證當時的收入水平變化。古羅馬的繁榮建立在良好運作的市場與人口增長相結合的基礎上，西羅馬的衰落源于其很低的城市化水平與對中央政權軍事行動的依賴。當西羅馬的國家力量和軍隊都開始衰落時，經濟的衰退不可避免。而在東部的大部分地區，這種繁榮一直持續到了5-6世紀，并且馬爾薩斯人口陷阱也并不是繁榮終結的主要原因。傳統馬爾薩斯理論單純從“兩個級數”的抽象理論出發，否定前工業社會數千年的文明進步顯然不足以令人信服。本文在考古史料基礎上對古羅馬農業投資、勞動分工和市場績效的討論，對理解前工業社會能否走出馬爾薩斯陷阱無疑具有重要意義。 文章來源：Paul Erdkamp,2016, Economic growth in the Roman Mediterranean world: An early good-bye to Malthu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Volume 60, Pages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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