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石記功：終結北匈奴帝國的燕然山之戰

作為漢匈歷史上的重要一戰，燕然山之戰沒有得到應有的注意力，但是確實是值得我們仔細分析和梳理。發掘這一歷史事件的重要性。

一.匈奴的死灰復燃

匈奴在西漢宣帝時，呼韓邪單于就已降服，成為西漢防御邊陲的屬國。但王莽篡漢，與邊陲各族 失和，匈奴乘機獨立，并利用赤眉、綠林起義及以后軍閥混戰之機，其實力得到恢復和發展，盡占漢初 匈奴北方故地，并不斷侵襲漢的邊境。更始帝為籠絡匈奴，于24年冬，以漢政府名義，派侯颯、陳遵出使匈奴，授予匈奴單于漢制印綬，表示愿與匈奴恢復舊的關系。匈奴單于輿非常狂妄地宣布：因為我幫助漢朝平定王莽之亂，讓邊境地區人心思漢，所以漢就應當尊重匈奴為宗主國，成為匈奴的屬國。因為匈奴非常堅持己見，所以更始帝劉玄的使者與匈奴的談判，就不歡而散。匈奴對漢邊境的侵擾仍然不斷。

劉秀建立東漢政權后，匈奴仍不斷侵擾邊境，尤為嚴重的是，割據北方的盧芳，公元25年，據安定（今甘肅鎮原縣）投降匈奴。第二年，占據漁陽的彭寵也獨立稱燕王，并與匈奴相勾結。這是匈奴涉足內陸政治的更進一步。公元29年，彭寵被其家奴殺害后，匈奴與盧芳的勾結更加緊密，把盧芳送回漢地稱王，都九原縣 （今內蒙古包頭市西北），據有五原、朔方、云中、定襄、雁門五郡，成為匈奴的傀儡政權，但在盧芳立腳未穩之時，東漢派大軍發動進攻，盧芳被迫退回匈奴。后盧芳曾一度降漢，被封為代王，因其內懷憂懼，不久又叛，盧芳留居匈奴十余年，最后和李陵一樣，在漢匈之間搖擺之后，病死于匈奴。其余眾遂瓦解，或歸降于東漢，解除了東漢的心頭之患。

盧芳雖亡，東漢因建國不久，國內尚未統一，對匈奴也采取退讓政策，并不斷派使者去匈奴“賂遺金幣，以通舊好”，但匈奴單于態度傲慢，其國勢轉盛，“鈔暴日增”，漢政府無力對抗，遂將幽、并二 郡居民遷入居庸關、常山關以東。匈奴仍進一步逼迫，其勢力曾達到上黨（今山西長治市 ）、扶風（今陜西興平市）、天水（今甘肅通渭縣）、上谷（今河北懷來縣）、中山（今河北定州市）等廣大區域，“殺略抄掠甚眾，北邊無復寧歲”。東漢政府對邊區人民所遭受的苦難也無力救護，只有一再忍讓。

正當匈奴兇殘暴虐不可一世之時，其內部再次出現了單于的權位之爭。當匈奴單于輿在位之時，就封其侄比為右薁鞬日逐王，管理南邊八部及烏桓族事務，有眾四五萬人，但這個叫比的匈奴王自恃為呼韓邪之孫、烏珠留若鞮單于之子，對單于輿并不服氣，很少參與單于庭會議。單于輿對比也并不信任，派遣左、右兩骨都侯監察比所領部兵。

2.南北分裂與歸順

公元46年，單于輿死，日逐王比認為應繼位為單于，結果輿之子左賢王烏達鞮侯立為單于，不久新單于又死，其弟左賢王蒲奴又立為單于。比非常氣憤，就下決心爭奪單于 寶座。正當此時，匈奴地區出現了自然災害，“連年旱蝗，赤地數千里，草木盡枯，人畜饑疫，死耗太半”。匈奴蒲奴單于怕漢軍在此危機之時進攻匈奴，于是就主動提出要與漢和親，恢復舊的關系。 但日逐王比則搶先一步，密派使者向漢獻出匈奴地圖，并請求內附。原被單于派來監視日逐王比的兩位骨都侯，就向單于匯報了比獻地圖、內附的活動，并建議除掉日逐王比。比的弟弟獲此消息后，立即通報給比。比遂決定公開與蒲奴單于決裂。

公元48年春，八部大人共推日逐王比為呼韓邪單于，并派使臣向東漢表示：“愿永為蕃蔽，捍御北虜。”光武帝劉秀接受了呼韓邪單于的降附。匈奴從此分為南北兩部。 南匈奴附漢后，為表示對漢的忠誠，于49年，發兵萬余擊北匈奴，生擒北單于弟薁鞬左賢王，俘獲了“其眾合萬余人，馬七千匹，牛羊萬頭”。北匈奴受到沉重打擊，“卻地千里”。另有北匈奴三萬余人，在薁鞬骨都侯和右骨都侯率領下歸附南匈奴。南匈奴勝利后，遣使者至京師洛陽表示忠心：“奉藩稱臣，獻國珍寶，求使者監護，遣侍子，修舊約。” 漢政府遂派中郎將段郴監護南匈奴，并幫助南匈奴在五原設庭帳管理所統轄的部眾，不久又把其部眾安置在北地（今寧夏吳忠市）、五原、云中、定襄、雁門、西河等邊緣諸郡，這有利于民族融合及經濟、文化交流。南匈奴也按舊制遣子入侍，每三年一朝覲。東漢政府對南匈奴的禮儀非常高，相當于諸侯王，并經常賞賜給南匈奴金帛珠寶及糧食牛羊等物，冬天由漢軍保護風雪中脆弱的匈奴部落。據統計，此項費用每年達“一億九十余萬”，以換取南匈奴的安邊守塞作用。因此，東漢中期以前，南匈奴與漢政府保持了穩定的臣屬關系，這對漢、匈雙方都是有利的。

匈奴自分裂為南、北兩部之后，南匈奴依托東漢為后盾，曾多次出擊北匈奴，迫使北匈奴退居漠 北。北匈奴實力削弱，經濟萎縮，故也想與漢建立“和親”、“互市”關系，并多次派使者表達這種愿望。 但東漢政府有兩種顧慮：一怕接納北匈奴，會引起南匈奴的猜忌；二怕接納北匈奴后，南、北匈奴合好， 共同抗漢。考慮的結果，還是堅持“以夷制夷”政策為上，不讓兩匈奴有正面接觸機會。故對北匈奴提出的“互市”，則明確表示同意；對“和親”，則表示冷淡。盡管如此，當南匈奴發現漢政府與北匈奴的關系緩和之后，還是引起不滿，南匈奴貴族須卜骨都侯等就聯合北匈奴共同反漢。漢政府在發現此動態后，就決定在五原郡曼柏縣（今內蒙古準格爾與美稷縣一帶）設度遼營，并派騎都尉秦彭率兵駐屯美稷 （今內蒙古準格爾旗），以阻止南、北匈奴的聯系，挫敗了這次叛亂陰謀。但叛亂的匈奴貴族仍不甘心， 繼續進攻河西諸郡。燒殺掠奪使河西城門晝閉，北匈奴又脅迫西域諸國共同反漢，入侵至云中、云陽 （今陜西淳化縣），對漢形成極大威脅。東漢如不把匈奴趕出北、西邊境，將永無寧日。

由于北匈奴不斷侵襲北部邊境，公元72年，謁者仆射耿秉就多次請擊北匈奴，明帝接受了耿秉建議，派“明識邊事”的顯親侯竇固和耿秉等率兵出屯涼州，為征討北匈奴作準備。第二年二 月，明帝派太仆祭肜與度遼將軍吳棠率河東、西河羌、胡及南單于兵一萬一千騎出高闕塞（今內蒙古烏 拉特中旗）；竇固、耿忠率酒泉、敦煌、張掖甲卒及盧水胡、羌一萬二千騎出酒泉塞；耿秉、秦彭率武威、 隴西、天水募士及羌、胡萬騎出居延塞；騎都尉來苗、護烏桓校尉文穆將太原、雁門、代郡、上谷、漁陽、 右北平、定襄等郡兵及烏桓、鮮卑萬一千騎兵出平城塞（今山西大同市），兵分四路北伐匈奴。竇固、耿忠軍至天山，擊呼衍王，斬首千余級，追至蒲類海（今新疆巴里坤湖），取伊吾廬（今新疆哈密市），置宜禾都尉，留吏士屯田而還。其他三路大軍因北匈奴聞訊遠遁，均無斬獲。竇固在征伐北匈奴過程中， 派班超等三十六人去經營西域。

3.保衛疏勒城

公元73年，北匈奴曾入侵云中，被云中太守廉范用突襲戰術戰敗。此后北匈奴不敢侵擾云中。 74年十二月，竇固、耿秉、劉張率一萬四千騎兵出敦煌昆侖塞擊西域，大敗白山虜于蒲類海，然后進擊車師。車師前、后王相繼投降。竇固以陳睦為西域都護，司馬耿恭為戊校尉，謁者 關寵為己校尉，在金蒲城、柳中各留數百人屯田而還。

耿恭臨危不懼，站在城頭對匈奴大軍喊道：“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耿恭提前讓部下在箭頭上涂了毒藥，一被射中，劇痛無比，繼而傷口潰爛，到了夜晚，傷口愈發疼痛，整個軍營都是哀嚎聲，此時數百人的守軍居然膽敢趁著暴風雨來劫營！他們在毫無防備的情況下，被耿恭組織的敢死隊一個沖鋒蹂躪了一番，“殺傷甚眾”。匈奴頭領撐不住了，“震怖”，哀嘆道：“漢兵神，真可畏也！”潰敗而去。

雖然此役大勝，但耿恭知道，匈奴人遲早還會回來，金蒲城無法固守。他旋即把部隊帶到疏勒城（位于今天新疆奇臺縣），當年是漢軍修建的一個要塞，依山傍水，地勢險要，宜于久守。果然，匈奴人又來了，幾萬人被幾百人擊潰，匈奴人咽不下這口惡氣，非得把疏勒城踏平不可！

第二年春二月，北匈奴為報復車師之敗，爭奪金蒲、柳中屯田區，發二萬騎兵攻車師。著名的車師和疏勒城之戰爆發。這段悲壯的歷史實在是令人感慨，耿恭以“單兵守孤城，當匈奴數萬之眾，連月逾年，心力困盡，鑿山為井，煮弩為糧，前后殺傷丑虜數百千計，卒全忠勇，不為大漢恥”。耿恭的忠勇，令人敬佩，而那些不顧耿恭被困之危， 主張班師回朝者，應永遠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具體的詳情參見本人的拙作：36騎平西域：班定遠制霸絕域傳奇

77年三月，東漢鞭長莫及，運輸困難，所以撤銷了伊吾廬屯兵，北匈奴復遣兵守其地，這實際上是放棄了西域，這又是東漢政府在戰略上的一大失策。東漢政府放棄西域，專注內政，也有休養生息之意，使政權得以穩固，這也給北匈奴一個發展實力的機會，但北匈奴并未掌握好這一時機，其內部不斷分裂。83年六月，北匈奴三木樓訾大 人稽留斯等率三萬人至五原降漢。公元85年春，北匈奴大人車利涿兵等逃亡入塞，投降者七十三批。北匈奴內部經過多次叛逃，實力已大大削弱。史稱：“時北虜衰耗，黨眾離叛，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后，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復自立，乃遠引而去。”

4.石勒燕然

公元87年九月，北匈奴大亂，屈蘭儲等五十八部二十八萬人至云中、五原、朔方、北地等郡降漢，北匈奴的實力更加削弱。當時東漢執 政大臣外戚竇憲，就想乘北匈奴衰弱之機，出征北匈奴以立功。此時南匈奴單于也上言：“宜及北虜分爭，出兵討伐，破北成南，并為一國，令漢家長無北念。”南匈奴單于上言的目的是想借東漢的實力以統一匈奴，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朝中大臣對竇憲和南匈奴單于的意見，均表示反對，認為“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遠涉，損費國用，徼功萬里，非社稷之計” 。竇太后不接受群臣意見，決定讓竇憲率軍北伐匈奴。

89年六月，東漢朝廷兵分三路，向北進發，與北匈奴展開最后的決戰。為龍與狼的決斗畫上一個休止符。

按照屯屠何單于對漢朝提出的方案，北伐的軍隊，由如下三部分兵馬組成。其主體部分，是南匈奴的軍隊。這些內降的南匈奴人，是被安置在西河、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門、代郡諸地，或謂之塞內緣邊八郡，即今內蒙古河套地區和山西北部地區，分布相對比較集中，很容易集結。因其地處北邊，就在漢廷北征軍后來出發的地方，也隨時可以向漠北進發。

屯屠何講的第二部分兵力，是駐扎在“西河、云中、五原、朔方、上郡”各邊郡的邊防兵，他提出朝廷可詔令這些邊郡的太守與其“并力而北”，實際上應是指令這些太守帶領當地邊防部隊一同出征。這些鄰邊之郡，其地理位置，與上述南匈奴所在的地點多有重合，大體處于同一區域，同樣便于隨時出征。

另外一支軍隊，是將領度遼將軍的度遼營 ，通常是駐守五原曼柏，實際配屬度遼營的軍士，會散處于朔方、五原等郡的“邊縣”，其軍兵的駐防地點，會與南匈奴的居地，大體重合。這樣看起來，度遼營中的軍兵若是集結起來向北匈奴進發，同樣也很便利。除此之外，漢軍中還有執金吾這樣的儀仗兵部隊。

對于匈奴人而言，九月份正是匈奴人大會龍城的時間，各個部落均集中在邊防線上，很容易征發集結，所以屯屠何單于在章和二年七月提出這一計劃時，以為各路兵馬。

而南匈奴士兵的安置方式是：西面和東面這兩側的軍隊，雖然各自都有萬名南匈奴軍兵，但卻分別都由漢將統領，在他們手下還各自配置有八千名漢廷重兵和八千名來自湟水谷地的“義從羌胡”；只有中間一支的一萬名南匈奴軍兵，由南匈奴單于屯屠何統領，沒有朝廷的將領和士兵同行。像這樣把南匈奴單于統領的匈奴軍隊裹挾在中間，也可以對其“破北成南，并為一國”的意圖有所牽制，防止屯屠何乘機生變。

這三路軍隊，一路由主帥車騎將軍竇憲和副帥征西將軍、執金吾耿秉以及南匈奴左谷蠡王師子統領，兵出“朔方雞鹿塞”。其余兩路，一路由南匈奴單于屯屠何統領，乃“出滿夷谷”；另一路由漢度遼將軍鄧鴻和南匈奴左賢王安國統領，系“出稒陽塞”。

這三路兵馬中，主帥竇憲、副帥耿秉和南匈奴左谷蠡王師子這一路，是從朔方郡狼山上的雞鹿塞出發。南匈奴單于屯屠何這一路兵馬出發的“滿夷谷”關口出發的；度遼將軍鄧鴻及緣邊義從羌胡八千騎的出發地點在稒陽塞，設在漢五原郡的屬縣稒陽。作為溝通邊塞內外的重要道路，其交通地位在西漢時期就很突出。

竇憲出發前把這三路大軍進軍的目標定為涿邪山，而漢朝和北匈奴的軍隊后來也確實是在那附近發生接觸，展開戰鬪，其間的緣由，也有跡可循。其中一項比較明顯的原因，是因為涿邪山是北匈奴人的一個重要基地，北匈奴人很有可能據守這個地方。

在之前的戰斗中，比如祭肜率軍征討北匈奴時，即“攻皋林溫禺犢王于涿邪山。虜聞漢兵來，悉度漠去”，而逮祭肜退兵之后，“皋林溫禺犢王復將眾還居涿邪山。再往前，在漢武帝天漢二年，也曾“使因杅將軍（公孫敖）出西河，與強弩都尉（路博德）會涿邪山”，盡管其結果與后來的祭肜同樣“亡所得。但公孫敖等既然期望“有所得”，就說明涿邪山是匈奴人比較穩定而且重要的一個居住地點，不到萬不得已是不會輕易放棄的。

就一般畜牧條件而言，北方游牧民族所謂“逐水草而居”，并不一定只是在平坦的草場上來回游蕩，實際上在其選定季節性牧場的時候，還會充分利用各種起伏地貌所造成的有利條件。在蒙古高原上，由于山丘眾多，地多起伏，夏季牧場一般是選擇涼爽的山坡臺梁，而竇憲北上的時間正值盛夏，所以北匈奴單于駐牧于涿邪山，是學習了匈奴人的習性所致。

另一方面，在不得不面對漢軍的進攻而與之對決時，匈奴方面為什么不把戰場選擇在其他地方，比如向前推進，在涿邪山前平坦一些的草地上展開戰斗，而非要會戰涿邪山呢？這與漢、匈雙方各自的軍事優勢有關。晁錯做過很好的論述：相比之下，漢軍適合正面猛沖猛打，但是匈奴的軍隊更擅長山地作戰，這種山地，是指蒙古高原和內陸北方那些比較平緩的山坡，而不是陡峭的山峰；特別是匈奴的“弓馬”應較漢朝優良，具備一定優勢，所以在涿邪山的山坡上與漢軍決戰，對北匈奴是比較有利的，因此他們才會在涿邪山上等待漢軍的到來。

鄧鴻這一路兵馬，很可能是通過翁金河谷穿越大漠的。漢軍抵達會涿邪山后，并沒有發生大的戰斗。原因，只能是北匈奴方面根據自己掌握的情報，預先做了調整，轉移到對其更為有利的地點，與漢軍展開決戰。

根據情報，北匈奴單于是把駐地轉移到了涿邪山東側浚稽山中的一座山峰稽落山上。其實涿邪山和浚稽山都是今阿爾泰山山脈的一部分，浚稽山在這條山脈的最東段，涿邪山這一段比它更靠西一些。

戰事隨著敵情的變化而變化。面對北匈奴的實際情況，竇憲及時調整部屬，“分遣副校尉閻盤、司馬耿夔、耿譚將左谷蠡王師子、右呼衍王須訾等，精騎萬余，與北單于戰于稽落山”。結果，是大獲全勝，北匈奴單于和剩存的部眾潰敗奔逃。

審看東漢一方在稽落山之戰中投入的兵力，除了南匈奴右呼衍王須訾所屬不詳外，副校尉閻盤、司馬耿夔、耿譚這幾位將官和左谷蠡王師子都屬竇憲直接統領的這一路兵馬，因而參與稽落山戰役的漢方軍兵，都是竇憲親率的隊伍。這顯示出竇憲親率的這一路軍兵是最先抵達涿邪山下的。因為竇憲兵出雞鹿塞，在三路大軍中偏西，最靠近涿邪山，當然會早到一些。

所以和之前的漠北之戰中一樣，只有一路漢軍與匈奴人接戰，這是由于道路險阻，天高地遠，行動調度不便所致，漠北之戰中漢軍李廣部就是因為在大漠中迷路而沒有及時參戰的。那么，竇憲在其他兩路軍隊還沒有匯合的情況下，就及時指示手下，向稽落山發起進攻，這倒是很好地顯示出他處事的果斷，這也符合他性格急躁的特征。稽落山之戰后，漢軍乘勝追擊逃竄的各部匈奴。漢軍從東南方向來，特別是鄧鴻那一路兵馬，理應來自稽落山的東面。在這種情況下，北匈奴的敗軍只能逃亡北方或是西方。實際的情況，是漢軍在涿邪山北側的邦察干湖，“斬名王已下萬三千級，獲生口馬牛羊橐駝百余萬頭”，算是基本消滅了北匈奴的有生力量。

除此之外，漢軍還摧毀了一路上犁庭掃穴，“躡冒頓之逗略，焚老上之龍庭”，掃蕩了之前匈奴王庭的殘余力量。在閏七月上、中旬間，漢軍對北匈奴在鄂爾渾河流域的主要據點和中心區域，已經碾過了一遍。在對北匈奴最重要的鄂爾渾河流域又繼續做了一番更為徹底的“掃蕩”之后，竇憲便輕輕松松地順著翁金河谷南歸皇漢，最后由鄧鴻和南匈奴單于屯屠何出發的五原郡回到塞內。途中，在經過漠北地區最后一個停留地點燕然山時，面對山上的巍巍巖石，封天禪地，搞了一個很隆重的慶功典禮，并指令班固撰寫一篇銘文，鑿刻于山崖，昭示這一所謂“功績”，使之垂耀萬世。這似乎應該是在這一年八月下旬前后的事情。而這個石壁上的文書，很可能是班固親手所書寫的。

2017年夏天，石勒燕然的石刻在蒙古杭愛山地區被發現，描述了漢軍大舉北伐的盛況：大漢永元元年秋七月，國舅、車騎將軍竇憲，恭敬天子、輔佐王室，處理國政，光明磊落。就和執金吾耿秉，述職巡視，出兵朔方。軍校們像雄鷹般威武，將士們似龍虎般勇猛，這就是天子的王師。六軍齊發，及南單于、東烏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長等人，猛騎三萬。戰車疾馳，兵車四奔，輜重滿路，一萬三千多輛。統以八陣，得到神威輔助，鐵甲耀日，紅旗蔽空。登高闕，下雞鹿，經荒野，過沙漠，斬殺“溫禺鞮王”，用其血涂鼓行祭；用“尸逐骨都侯”的血來涂刀劍之刃。然后四方將校橫行，流星閃電，萬里寂靜，野無遺寇。于是統一區宇，舉旗凱旋，查考害傳圖籍，遍觀當地山河。終于越過涿邪山，跨過安侯河，登燕然山。踐踏冒頓的部落，焚燒老上的龍庭。上以泄高帝、文帝的宿憤，光耀祖宗的神靈；下以穩固后代，拓寬疆域，振揚大漢的聲威。此所渭一次勞神而長期安逸，暫時費事而永久安寧。于是封山刻石，銘記至德。銘辭曰：威武王師，征伐四方；剿減兇殘，統一海外；萬里迢迢，天涯海角；封祭神山，建造豐碑；廣揚帝事，振奮萬代。

竇憲由于立此大功，由車騎將軍提升為大將軍，位在三公上，權勢更重。竇憲看到北匈奴實力更弱，就決定出兵消滅北匈奴。91年二月，派左校尉耿夔、司馬任 尚率軍出居延塞，圍北單于于阿爾泰山，大敗北匈奴軍，“獲其母閼氏，名王已下五千余級， 北單于逃走，不知所在。漢軍出塞五千余里而還，自漢出師所未嘗至也”。竇憲此次遠征，徹底解決了北匈奴對漢和西域的侵擾。文中所謂“北單于逃走，不知所在”，末代的單于甚至沒有在史書中留下姓名。

留下的北匈奴人，一部分人有的后來與鮮卑人相融合，有的歸附于南匈奴，有的獨立發展。如北單于的弟弟右谷蠡王於除鞬就自立為單于，率眾千人止于蒲類海，并遣使與竇憲聯系，要求承認他的單于地位。竇憲竟然承認了於除鞬為單于，并派中郎將予以領護，如對南匈奴故事。安帝讓公卿討論此事，多數大臣因懼怕竇憲權勢而表示贊同，唯有袁安、任隗堅決反對。袁安還單獨向和帝上書，說明立於除鞬之害，并在廷議時，當面與竇憲爭論，反對 立於除鞬為單于。但和帝不聽袁安的忠言，而接受了竇憲立於除鞬為單于的決定。其實昏庸的和帝完全是自找麻煩。本來北匈奴已被趕走，南匈奴早已降服，自西漢初年以來，對漢具有嚴重威脅的大敵已基本解決，何必再立一個北匈奴單于與南匈奴對立呢？

5.后來歷史的伏筆

果然在立於除鞬為單于之后，匈奴之間就出現了動亂。首先於除鞬被立為單于后，心里并不踏實，認為漢朝對他并沒真 正接納，特別是其后臺外戚竇憲在公元92年被宦官迫令自殺后，第二年於除鞬便公然反叛，率 眾北歸。和帝派將兵長史王輔率千余兵追討，斬之，破滅其眾，但竇憲所造成的后患并未結束。公元94年，已降服的北匈奴人，乘南匈奴單于新立之機，發動叛變，夜襲左賢王師子。此次叛變雖 被漢軍所鎮壓，但驚動北匈奴降眾十五部，二十余萬人叛變，并立薁日逐王逢侯為單于，再次入侵邊疆，燒殺擄掠。

漢派度遼將軍朱徽率四萬精兵鎮壓，前后斬首一萬七千余級，逢侯遂率軍出塞，漢軍不 敢追擊而還。南匈奴看到漢政權日趨腐朽，也不斷發動叛變。96年五月，109年九月，110年三月，140年二月，142年八月，公元158年十二月，前后六十年間，共發生南匈奴叛變六次。特別是延熹元年的叛變，是“南單于諸部并畔，遂與烏桓、鮮卑寇緣邊九郡”，形勢顯得非常嚴重。但這些大小不同的叛變，有的被武力鎮壓，有的以暗殺手段刺殺其叛亂領袖，使之群龍無首而潰散，有的用招撫手段予以安置，最后都被平定下去，未釀成大患。但是匈奴人繞過長城邊塞，滲透漢朝邊疆已經成為了定局，成了后來五胡亂華的根源之一。

東漢末年少帝時，為解決宦官專權亂政問題，大將軍何進力主召并州牧董卓進京。董卓的部下，羌、胡（匈奴）兵是主力之一，也隨之進入洛陽，后又遷回長安。董卓在長安被王允、呂布所殺，隨后 就引起軍閥混戰，董卓的羌、胡兵失去節制，和其他羌、胡兵結合在一起，在中原燒殺掠奪，無所不為。 蔡文姬在《悲憤詩》中說：“平土人脆弱，來兵皆胡羌。獵野圍城邑，所向悉破亡，斬截無孑遺，尸骸相牚 拒，馬邊懸男頭，馬后載婦女。”詩中描寫了羌胡亂華的真實情況，蔡文姬也就在此時被匈奴掠至塞北。

6.總結與反思

整個東漢在對外擴張方面體現的畏首畏尾，因為東漢是豪強地主劉秀聯合其他豪強地主的聯合政權，和西漢的集權式體系非常不同，所以這樣的政府是若中央而強地方，不利于漢軍集中國力對四夷展開行動。所以東漢的對外作戰也是有明顯的外戚干預色彩的。正是外戚和作為外戚對立面的宦官擾亂了漢朝的統治秩序，最后才引發了漢末的動亂。所以說歷史在輝煌的同時，也為后來的歷史進程埋下了伏筆。

而從體質人類學來看，古代匈奴貴族的Y染色體以R1a,C3，Q 系列為主，在長相上屬于有高加索特征的北亞人類，但多數匈奴人的Y染色體還是C3，O3等，說明多數匈奴人的長相還是長頭顱，鼻梁高，混有少量印歐血統的北亞黃種人。具體來說，北匈奴是古西伯利亞類型，南匈奴屬古華北類型，略晚時期隨著對西域和丁零這種安多諾沃人種文化的征服，增加了歐羅巴成分，與后來肆虐西歐的黃色人種匈人是兩碼事，在科學面前，匈奴西遷肆虐西域的神話早就不成立了。